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日本史教学和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自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们的导师吴廷璆、周一良、邹有恒等先生，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为建立中国的日本史学，辛勤耕耘，经过诸多曲折、磨难，最终为今日日本史研究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吴、周、邹等奠基者的功绩，主要有三：一是培养了一批不仅具有日本史教学能力，同时也具有科学研究能力的人才。在他们的学生中，既有专攻日本史的研究生，也有毕业后从事日本史教学、研究的大学本科生。这些学生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事业复兴的主力；二是用辩证唯物史观，整理、传授了日本历史的基础史事，如周一良先生的《亚洲各国古代史》和《世界通史》中的日本部分，均精炼而系统地叙述了自古至近代的日本历史中的主要史事。这使得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的日本史学界的复兴，一开始就能站在较高的水平线上；三是对日本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提出了独特的、有创见的史观，如邪马台学说，大化革新学说、明治维新学说等等。
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中日两国恢复了国交，以此为契机，中国的日本研究开始有了转机。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终于迎来了中国的日本研究的新时期，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呈现出勃勃生机。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研究日本历史的论文和著作，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是超越中国各历史时期的。据李玉先生的统计，1949年～1996年间，日本史著作共有203种，其1979年～1996年间162种；日本史研究论文1956篇，其1979年～1996年间1849篇；译著193种，其1979年～1996年间132种。所占比率分别80％、94．6％、68．4％。（李玉：《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一一以日本史研究论著数量统计为中心》，载李玉等主编：《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42～43页）
三十多年前，当我们开始复兴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事业的时候，我们的日本史研究水平，曾被当时来华讲学的几位日本学者多次贬之为“小学水平”。平心而论，由于“文革”的影响，我们的研究与日本学术界相比，确实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但即使如此，我们的研究水平也决不是“小学水平”。这种蔑视性的言论，深深刺痛了我国学者们的心，一股振兴中国日本史的决心骤然在我们的心头涌起。三十多年来，就是这种决心推动着我们不断地在学问的海洋中遨游、拼搏。
三十多来年的路程虽然曲折、艰辛，但是为摆脱被蔑视、被污辱的阴影，建立中国的日本史学，尽快地追上日本学者研究水平的强烈愿望，一直鞭策着我们克服艰难，永往直前。
回顾1980年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至今的三十多来年的日本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980～1990年为第一阶段；1991～2001年为第二阶段；2002～2014年为第三阶段。三个阶段反映出不同的特色，展示了不同的研究景象和成果。不同的阶段，研究者的主体不同，反映出研究者群体的不同特征，以及研究思维、选题、方法等方面的差异。
一、中国日本史学会的成立及主要活动
中国日本史学会的成立，经过了细密的筹备过程。最早的推动者，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的刘思慕先生和南开大学的吴廷璆先生。在他们的推动下，1979年4月，在召开世界史研究规划座谈会期间，吴廷璆、万峰、邹有恒、沈仁安、王金林等人就建立日本史研究会之事进行了磋商，并达成了共识。然后，以世界史所万峰先生为首，着手起草学会章程草案。1979年7月4日，日本史学会的筹备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天津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辽宁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都派了代表出席。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与会代表各自介绍本单位基本情况和今后规划；第二项议程，对成立全国性日本史学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进行讨论，各单位代表一致认为成立全国性日本史学会是必要的，并期望能够早日成立；第三项议程是对学会章程草案进行讨论。最后，筹备会议还就日本史学会成立大会的地点，达成原则性的意见，即希望在天津召开，并根据当时的各种情况和条件，希望天津社会科学院能够承办学会成立大会。
天津社会科学院深孚众望，承办了中国日本史学会的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讨论会。1980年7月10～18日，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全国日本史学术讨论会，在天津隆重召开。这是一次中国日本史学界的盛会。90多名参会者来自全国54个大学、科研、新闻、出版单位。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日本史学会（原称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了23名理事，并由理事会选举吴廷璆先生为会长，邹有恒、周一良、吴杰、田琛四位先生为副会长，万峰为秘书长，任命王金林、任鸿章为副秘书长。大会一致同意学会会址设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在大会期间召开的理事会上，确立了学会的六项研究、工作重点，即：（1）日本古代史研究；（2）日本近代史研究；（3）日本现代史研究；（4）日本战后史研究；（5）中日关系史研究；（6）组织编写日本历史辞典。
学会成立大会期间，举行了新中国的首次全国性日本史学术讨论会。大会共收到50篇论文。根据论文的不同内容，讨论会设4个专题组分别举行，即古代史组、近代史一组、近代史二组、战后史組。古代史组讨论了邪马台国问题和日本封建社会分期问题；近代史一组主要讨论了明治维新的性质、断限，以及对西乡隆盛等人物的评价问题；近代史二组主要讨论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对锁国政策的评价、日本民族活力在实现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幸德秋水的评价、“田中奏折”的真伪、“九一八事变”策划者等；战后组主要对战后改革的原因、过程、性质及评价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在与会者的共同努力下，成立大会及学术讨论会圆滿成功。此后，中国日本史学会成为全国日本史教学、研究者沟通信息，交流学术成果，进行共同研究和协作的民间学术团体。
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后，立即开展了各种学术活动和组织、推动日本史资料搜集、学术著作的编写、出版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日本史研究。以下按三阶段叙述，且以第一阶段为重点。第一阶段为1980-1990，是学会最活跃、作用最显著的时期,主要做了以下五件事。
一是促使面向日本史教学、研究的基础性著作的编纂和出版。
为适应八十年代初期日本史教学和研究的需要，日本史学会为此主持了多项工作，如主持编印了《日本史图书资料索引》等，便于学者充分利用国内的现藏书籍和资料；还举行了日本史教学经验研讨会等。与此同时，一些学会主要领导、成员开始撰著基础性日本通史和断代史、专题史等著作。1981年以后，相继出版了多种日本史著作。按分类、出版年代先后排列，这些日本史著作主要有如下数种：
通史类：《日本通史》（赵建民、刘予苇主编，1989）、《日本史》（吴廷璆主编，1994）。
断代史类：《日本近代史》（万峰，1981）、《简明日本古代史》（王金林，1984）
《简明日本近代史》（吕万和、1984）
专门史：《日本经济发展的35年（1945—1980）》（刘予苇 ，1982）、《邪马台国》（汪向荣，1982）、《日本产业革命史》（刘天纯，1984）、《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万峰、1984）、《日本历史人物传（古代中世篇）》（伊文成、王金林等，1984）、《日本大化革新》（禹硕基，1985）、《明治维新史》（伊文成、马家骏等，1987）、《日本历史人物传（近现代篇）》（伊文成、汤重南等，1987）等等。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吴廷璆先生主编的《日本史》，这部百万余字的大著，虽然出版于1994年，但它蕴酿于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书稿初成于七十年代末，然后经过十余年的修改、校核，于九十年出版。也就是说，在“文革”尚未结束前，本书就开始编纂了。参加此书编纂的是南开大学和辽宁大学两校十余名日本史学者。从开始蕴酿到最后出版，延续时间长达二十余年，可以说它凝聚着当时两代人的心血，反映了当时中国日本史学界的总体水平。它的出版具有标志性意义，即标志着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登上一个新台阶。
现在的年轻学者中，有人不了解上代人奋斗的背景，不了解上一代人完成这一巨著的艰辛，却妄言自己的日本通史要从批判此书来确立自己的日本史观。应该承认此书尚有不够完善和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也提倡学术上的批评和争论，而且长江后浪推前浪，超越是一定的。但是企图通过批判《日本史》，确立自己日本史“权威”的形象，似乎就近于妄语了。独立史观的确立，是通过严谨、艰辛的深入研究之后，用自己的成果建立的，而不能靠断章取义的肤浅性批判。况且，自己书中的问题、错讹和值得商榷之处数不胜数,与吴著根本不能相比！
上述八十年代出版的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在当时对中国的日本史教学、研究，以及传布日本史知识，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是编纂出版《日本史辞典》。
由中国学者自已编纂一部《日本史辞典》，是中国日本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确定的任务。王金林作为学会主持常务的副秘书长、秘书长，从1983年起就投入了此项工作，成立了“日本史辞典工作组”。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的张健等研究人员参加了具体工作。从选辞条、征集撰稿人、分配辞条、召开撰稿人会议、样条审查、辞条归总等大量繁杂的事务，都是工作小组完成的。参加辞典编纂的人员有79人，几乎囊括了当时站在第一线的全国日本史学者。为组织这本辞典的编写，学会召开了北碚、北戴河等多次工作会议。这部辞典由吴杰副会长任主编、王金林、沈仁安、吕万和、张玉祥任副主编，1992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100多万字的中型辞书。这部辞典，吴杰先生和四位副主编在作者交稿后，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由他们精心审改、编辑而成。这部辞典，是一部在我国日本史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编写出来的，它吸取了我国四十多年来的日本史研究成果。对于推进我国日本史教学、研究以及社会各界对日本史的了解十分有益。至今依然是日本史研究者的案头必备工具书。
总之，《日本史辞典》的编纂，是我国日本史学界同仁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是组织我国学者撰著《东亚中的日本历史》并在日出版发行。
这件事的意义，在于让日本的史学家和读者看到了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事业的迅速恢复和所达到的水平。这套书出版前后，引起了日本史学界的极大关注。
1984年五、六月间，王金林先生受日本别府大学邀请，参加该校的史学科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在会上作了《关于邪马台国的若干问题》的学术报告，提出了北部九州的邪马台国与畿内地区的“前大和国”并存说，引起了媒体和学界的关注。六兴出版社据此约王先生写一本以邪马台国为中心的专著。1986年初，王先生的《古代的日本一以邪马台国为中心》一书出版，日本学界对此书有较好的评价。有鉴于此，六兴出版社萌生了由中国学者撰著一套日本历史丛书的想法，1986年11月，六兴出版编辑部长福田启三受天津社会科学院之邀访问中国。期间，他与天津社会科学院方达成如下协议：一是在天津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中国学者撰写一套多卷本的日本历史；二是相关具体的操作委托王金林执行。这样，王金林以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副所长和中国日本史学会秘书长的双重身份，进入具体操作。其间，召开了多次会议，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并在日本出版发行。
这套丛书共十三卷。各卷名及作者如下：第1卷《倭国と東あじあ》（沈仁安）；第2卷《奈良文化と唐文化》（王金林）；第3卷《織豊政权と東あじあ》（张玉祥）；第4卷《近世日本と日中贸易》（任鸿章）；第5卷《日中儒学の比較》（王家骅）；第6卷《明治维新と中国》（吕万和）；第7卷《明治の经济発展と中国》（周启乾）；第8卷 《日中近代化の比较》（马家骏、汤重南）；第9卷《孫文の革命運动と日本》（俞辛焞）；第10卷《日本ふあしじむの興亡》（万峰）；第11卷《日本の大陸政策と中国東北》（易显石）；第12卷 《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武安隆、熊达云）；第13卷《天皇と中国皇帝》（沈才彬）。
这套丛书出版前后，引起了日本史学界的极大关注。日本著名史学家家永三郎、远山茂树、门胁祯二、西岛定生等都著文推荐。例如家永三郎说：“中国人怎样看日本的历史，许多日本人几乎是不知的。通过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者的这套丛书，就可知晓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历史像，这无疑对于仅以日本人的眼光看日本历史的我们会给予极大的启发”。远山茂树在推荐文中说：“最近十年间，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发展惊人，出现了两国间活泼的学术交流成果。丛书的研究者中也有我的友人，深受感动的是他们谦虚地学习日本学界（研究）成果的真挚态度和站在历史大潮流前列坚持尖锐且率直的批评。”各卷相继出版后，同一专业领域的学者纷纷著文评介，日本历史学会还出版了评论专刊。以王金林的《奈良文化と唐文化》为例，写书评的学者有铃木靖民、鬼头清明、西岛定生、田村圆澄、关和彦等。1990年王金林访日时，日本古代史学界，在东京、京都,分别举行了《奈良文化と唐文化》的学术座谈会，著名学者门胁祯二、山尾幸久、西山良平、铃木靖民、鬼头清明、佐藤宗谆、吉村武彦、石上英一、池田温、吉田孝、石井正敏等数十位先生参加。由点及面，可以说，这套丛书在日本引起了轰动。
六兴出版社也因出版这套丛书，获得了日本出版界的最高荣誉奨。这套丛书从策划到出版完毕，共历时五年。
四是举办了“中日大化改新国际学术研讨会”。
这次学术研讨会以中国日本史学会、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作为发起单位。讨论会的筹备，大致与十三卷丛书并行进行的，大约经过两年的准备。最早的筹备工作是由铃木靖民和王金林二人间进行协商的，我们二人都认为在大化改新问题上，中日学者间完全有对话的基础。我们商定日方由他联系日本学者，中方由王金林负责筹备。在得到经费援助后，中日双方即进入实施阶段，中方由北京大学的李玉教授和王先生组成了会务组。
最终确定的参加会议的名单，日方由七人组成，代表团团长门胁祯二，副团长原秀三郎，秘书长铃木靖民，团员佐藤宗淳、鬼头清明、吉村武彦，随员六兴出版社的福田启三；中方成员则是由当时活跃在教学、研究第一线，并对大化改新有所研究的老、中、青三代人，共三十人。周一良先生自始至终莅临会议。
1988年8月2-4日，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顺利举行。在开幕式上，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万峰、北大日研中心主任王学珍、日本学驻华使馆文化参赞大和滋雄、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周一良、京都府立大学校长门胁祯二相继发了言。
研讨会共设置了八个大题25个子题。八个大题是：（一）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大化改新观；(二)七世纪前期日本社会的矛盾；(三)东亚世界的情势与日本；（四）大化改革的施策；（五）律令制一一以班田制为中心；（六）改新后日本社会的阶级变化；（七）改新后日本社会的性质；（八）今后的课题。
会议是以双方平等的原则进行的，每个题均设二位主题报告者，中、日双方各出一名。主题报告完毕，即进入讨论。讨论是十分热烈的。因为日方多名学者是持大化改新否定论者，而我方大多是大化改新肯定论者，两相争辩，其情景可想而知。争论虽然热烈，但彼此歉虚而融洽。我国学者不卑不亢，以史实为依据，充分发表独自的观点和主张，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强烈关注。通过三天的交流，中国学者对大化改新研究的深入，让日本学者感到惊讶。门胁祯二先生说：“中国代表团各位先生的报告非常丰富，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了解了中国方面关于阶级问题和社会性质、政治史、外交、思想等等，以及其它一些个别问题上的研究动向和观点。我们还充分理解了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的必要性以及它所发挥的重大作用。”研讨会改变了日本学者对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的看法。研讨会后，在北京国际饭店，日本学者佐藤宗谆先生说：他是带着好奇心来参加研讨会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大化改新？怎样研究日本史？对于能否开好这次研讨会，没有信心。可是通过三天的研讨会，他明白了中国人为什么对大化改新感兴趣，以及他们的研究水平。对于这次研讨会的成功，十分高兴。日本学者鬼头清明先生的思想变化，更具典型性。会后，他说过如下一段话：“我来中国之前，一直对能否开好这次研讨会抱怀疑态度。在日本学者看来，搞日本史，特别是古代史，只有我们日本人最有发言权，作为外国人的中国学者，能够和日本学者进行对谈吗？心里总是不放心。后来听说组织这次活动的日方代表是我的好朋友（指铃木靖民先生），所以我想：他参与组织的活动大概不会有问题，所以来了。经过三天的研讨，我的疑惧消除了，而且从中日学者的报告中，受到了很多启发。中日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大化改新进行探究，是很有启发性的。希望这样的研讨会能继续召开。”鬼头先生回到日本后，撰写文章向日本学界介绍了会议的成果。
在研讨会的闭幕式上，日本代表团团长门胁祯二先生和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周一良先生相继致闭幕词。他们对研讨会的成功表示祝贺，并对研讨会取得成功的原因作了总结。门胁祯二说：“我们这次学术讨论会的目的以及各个课题，都是经过会议主持人中国方面的王金林先生和日本方面的铃木靖民先生，共同商议达到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后提出来的”。周一良先生说：“听了三天的会，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这次大会是非常成功的一次大会，我考虑是这样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想就是在大会之前…已经作了非常充分、非常仔细的准备工作，…第二点就是我们中日双方代表团的成员本身。日本方面来的学者，都是今天在日本古代史学界上非常活跃着的学者、专家们。…特别值得高兴的是，中国方面的代去团是老、中、青三结合的。我想这两点是我们这次大会非常成功的最根本原因。”
大化改新学术研讨会的成功，是我国日本史学界的又一次集体亮相。以此为契机，中日学者直接对话的学术会议，日趋增多。
五是组织学会年会、专题学术讨论会并出版论文集。
学会成立后的1980—2014年，共召开7次年会暨学术讨论会、8次国际学术会议、40余次专题学术讨论会。其中有如“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 “日本人与国际化 ”、“中日交流史上的友好使者”、“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展”、“战后日本五十年”、“传统文化与中日经济发展”、“日本与东北亚：历史、现状与未来”、“文明视角下的中日关系”、“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等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举行了“邪马台国”、“日本历史人物评价”、“日本封建社会分期”、“日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日近代化比较”、“战后日本及东亚经济发展”、“新世纪对日研究”、“黄遵宪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日本殖民地教育”、“日本右翼教科书批判”、“日本德国对历史认识的比较”、“挑战与应对—东亚局势对中国以及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高端论坛、“中国日本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日本史学会2012年会”等40余次专题学术讨论会。会后，学会还组织编辑出版了两本以学会名义及三本以会员任主编名义的日本史论文集。此外，值得提及的是，1989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赵建民、刘予苇主编，王金林等7人编著的《日本通史》，这是我国大陆内地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日本通史，后来对岸的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从1991年一版至2000年四版不断再版这部通史。也是两岸在日本史方面交流的体现。
以上诸项学术活动及成果，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日本史学界诸多活动的一部分。着重概述了八十年代的几项活动。活跃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史研究舞台的各位学者，在他们的一生中，学术生涯大多十分坎坷，旺盛的学术靑春长期被压抑或空耗，当“文革”结束，科学春天来临时，他们已青春不在。但是心灵的春天尚在，爱国心、事业心尚在。他们凭着一腔热情，发掘久已搜集、积累的日本史知识和资料，全身心地投入复兴日本史事业，在十年间创造出骄人的成绩，赢得了日本的史学家们的称赞。八十年代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成果的取得，除了每个参与者个人的勤奋、刻苦、钻研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彼此间的谦虚、融洽、团结和协作。
进入90年代后，由于我国各研究日本的机构各项条件的改善和研究力量的迅速提升，在学界空前活跃。而学会的组织活动及作用则相对减少、减弱。故第二、三阶段主要概述由各教学、研究机构组织而不是以学会名义组织，但也都是学会会员们所进行的日本史研究状况。
二、中国日本史研究的突飞猛进（1990—2000）
（一）我国日本史研究机构和有关刊物
我国日本研究机构和团体大致可分为四类：①高等院校所设立的各种研究院、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室或系、教研室等；②中国社会科学院或地方社会科学院所设立的各有关研究所及主管的有关学会等；③中央、地方政府设立的各种研究院、所、研究中心等；④跨院系的民间学术团体等。以上各种日本研究的机构和团体大都具有综合研究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