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班牙内战与中国抗战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爆发的局部战争。在共产国际的视野下，二者性质相同且都被予以相当的关注。一段时间内，中国与西班牙也因相似的境遇将彼此视为患难友邦，由此开展了横跨大陆两端的东西互动。独自抗战已久的中国将西班牙视为参照，以期获得抗战的经验、争取同等的国际援助。伴随着西班牙战局的变化与实际抗战工作的开展，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他国经验如何应用于本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逐渐明确自主地探索中国抗战的道路。西班牙内战失败后，欧洲战场上国际纵队的部分人员与物资转移到中国，以国际援助的形式支持中国抗战。西班牙内战所提供的经验教训也融入国内对抗战道路的探索与反思之中。
关键词：西班牙内战 人民阵线 国际纵队 第五纵队 保卫马德里
抗战时期的中国在探索如何加强内部整合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外界局势的变动。此种关注一方面紧跟英法美等大国的动向，以期争取外援；另一方面也积极关注埃塞俄比亚、土耳其等弱国同伴的经历，据此讨论与判断中国自身的处境及走向。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因先后卷入德意英法苏等国而演变成一场“不是内战的内战”，被学界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于时，独自抗战已久的国人热切渴望从西班牙吸取经验，积极争取获得与之等同的国际援助。因此，在抗战初期，西班牙频繁出现在中国的言论话语中。对同伴的观察实为对己方命运的思考，而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尤为强烈。目前，学界对于中国抗战与西班牙内战间的互动关注较少。本文拟从中国共产党对西班牙内战的观察与反思入手，考察国人依托这一“他山之石”所开展的对中国抗战道路的探索。
一、一个战争，两个战场：西班牙内战与中国抗战的东西互动
1930年，西班牙结束了近十年的独裁统治，于次年成立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此时的西班牙财政混乱、工业落后，国内不同党派间矛盾日益深化，左右翼两极对立。1936年2月，由西班牙共和党、共产党等左翼政党组成的“人民阵线”在大选中的胜利引起了右翼势力的广泛反弹。同年7月，以弗朗哥为首的右翼集团在西属摩洛哥发动军事叛变，并向德意法西斯申请军事援助，由此开启了长达三年的西班牙内战。
1936年8月苏联与英法德意等国签订“不干涉协议”，规定英法德意苏等27个签约国禁止向西班牙输出武器及军用物资等；但在德意等国率先毁约援助西班牙右翼军事集团后，为遏制法西斯势力的扩张，苏联最终决定援助政府军。同年10月，苏联和共产国际开始以协调粮食供应、帮助国际宣传及通过法国“人民阵线”向其走私军火等多种方式为西班牙政府提供帮助。当月，共产国际还招募了世界反法西斯志愿者组成“国际纵队”援助政府军，极大地提升了西班牙战争的国际影响力。12月，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法共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马塞尔·加香，建议他们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会见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主席德·布鲁克，提议应与第二国际建立“协调委员会”，协调两个国际共同行动援助西班牙。
在共产国际的视野下，彼时世界正逐渐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要么是资本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苏维埃国家，要么是法西斯专政”。其中，西班牙内战与中国抗战均旨在遏制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的扩张，实为一场战争。1937年10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做了说明：“各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反对德意干涉西班牙的斗争，就是各国人民保卫和平的斗争，是反对本国法西斯的自卫战。因此各国群众应该尽一切力量”摧毁法西斯在中国与西班牙的进攻。为方便更好地援助中国抗战，共产国际主张于欧美各国成立援华委员会，通过募捐、救济难民、派遣志愿者等方式支援中国。在纪念十月革命20周年的宣言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更是明确指出，正是这两国战争的结局决定了人类是否将会被法西斯推入“一场新的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帮助这两个国家，就是“保卫其他国家人民免遭法西斯的侵袭”，就是“保卫自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呼吁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共同保卫西班牙和中国。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应当积极“参照西班牙和法国的经验”，通过统一战线团结国内各派一致对外。
彼时中国面临的局势与西班牙类似，不论是国内民众以弱抗强的战争态势，还是动员民众团结各派积极参战的应对举措，无不吸引国内多方对西班牙的视线。不少人将之视为中国抗战的参照，一方面希望从这块“他山之石”中汲取弱势国家抵御法西斯侵略的经验；另一方面则通过对西班牙战事的观察了解西欧各国的态度，据此判断中国抗战局势。作为患难与共的同伴，中共与西班牙共和政府在这一阶段频繁互动。中国共产党曾多次致电问候西班牙政府与人民。1937年5月，毛泽东在给西班牙人民的信中称赞了西班牙的英勇斗争，并称“这个战争不只是为了西班牙民族的生命，也为了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而战。”同年秋，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向支援西班牙国际纵队中的中国战士赠送锦旗，旗面镶嵌着“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的中英文字。次年1月，《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西班牙人民的每一场胜利都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加强”与“巩固”，正如中国的“每个胜利都巩固着马德里的保卫一样”。社论认可了两国共同的作战性质，将中国抗战与西班牙内战视为反法西斯斗争的东西局部战场。1938年7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正值西班牙内战两周年之际，同为战事最吃紧之时，中共中央特地致电鼓励西班牙人民与法西斯势力作斗争，隔洋携手并肩战斗，在欧亚两洲的大陆上建设两个新的独立自由幸福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两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有着同样的世界意义。
抗战前期，中国作战军火短缺，1937年8月21日，法国总理肖唐曾向顾维钧提议仿照西班牙运输军火的方式，通过组织中立国的外国公司帮助采购、运输军火。9月，“苏联对外政策的权威”费希尔在拜访顾维钧时，建议中国可以从西班牙购买军火，后者有资金和举债能力，如此双方可以达成共赢。此外，宣传影响方面，西班牙内战与中国抗战同为局部地区的战事，西班牙却得以席卷世界引发广泛关注，这令国人艳羡不已。时人认为，这与西班牙独到的宣传方式不无关系。吴玉章在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大会上谈及此点，西班牙的国际宣传机关在巴黎很有影响力，他们的某张宣传画报上一个小孩在大火和鲜血中哭泣：“I died young！（我死得太年轻了！）”，小孩头上是敌机的轰炸，见者无不动容。
为了更直接地了解西班牙的战况，加深两国联系，1937年10月由抗日救国组织、爱国华侨组成的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了“赴西班牙参观团”，开展了一场横跨欧亚大陆的人员交流。参观团由西安事变后出洋的杨虎城担任团长，共产党员陈柱天任副团长。杨虎城在马德里向英美播音时表示，此次参观一方面是考察西班牙人民战线的后方和前线，向“同病相怜”的西班牙人民学习抗战经验；另一方面是为促使两国的合作更进一步，早日实现“最后的胜利”。团内成员除杨虎城随行人员外，还包括四位留德华侨抗联代表、两位全欧抗联代表和一位里昂中法大学的华侨抗联代表。参观团从法国图卢兹出发，依次前往西班牙瓦伦西、马德里、巴萨罗纳，访问城市中各民众团体与前线的战士。在西班牙期间，参观团考察了红色救济会、青年军事预备训练会，并以通讯形式将经验传达回国。例如，西班牙红色救济会设立了总务、组织、宣传、管理、援助五个委员会，各司其职、自成系统，在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西班牙青年军事预备训练则从军事、体育、文化、救护四方面对青年开展培训，为共和军提供源源不断的有生力量。《救国时报》多次刊登了参观团员发出的通讯，记录成员的所思所感。杨虎城在总结西班牙的成功经验时指出，“人民战线的巩固”“民众的革命化”“政治工作的加紧”和“军队的效命”是西班牙共和军成功的关键。参观团副团长陈柱天于同年回国参战，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密训练班支部书记、世界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理事、中国学联代理宣传部长等职。他在此后将西班牙的经验如民众动员、团结统一等特点介绍给国人，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抗战。中国抗战既指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抵抗与动员，同样也应包括在各国奔波联络以支持国内抗战的行动。
与此同时，西班牙政府也对来自中共的问候与鼓舞给予积极回应。1936年9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青年和平大会上，西班牙代表团发言鼓励中国“斗争到底”直到消灭国内的“帝国主义强盗”，并敬 祝两国人民尽快能以“自由人士的资格来兄弟般地拥抱”。1938年4月15日，弗朗哥军强势进攻，直抵地中海，将共和政府统治的区域切断，西班牙共和政府由此陷入巨大的危机。23日，西班牙贝尔加曼、毕加索等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宣言书，表示西班牙与中华民族有密切的“联带关系”，呼吁世界各民主国家对两国伸出援手。同年10月在收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后，西班牙共产党回电致信中国共产党称：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压迫者的斗争就是“我们自己的斗争”，就是“帮助着我们”。
整体而言，在共产国际的视野下，西班牙内战与中国抗战同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共同目标是遏制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的扩张，实为“一个战争、两个战场”。在此视野之下，中国不再孤立 无援、独自抗战，抗战自始便有着世界意义。在此基础上，西班牙与中国开展了直接的交往，而西班牙政府革命与斗争的经验也成为了中国探索抗战道路的“他山之石”。
二、他山之石，何以攻玉：西班牙经验与中国抗战实践的对接
在共产国际的理解框架中，中国抗战和西班牙内战有着相同的性质及意义，两个战场的经验自然应当共享。然而，中国国内对西班牙内战的性质及如何对待西班牙经验却存在分歧。如何对待他国经验并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思考的问题。
1936年2月，由西班牙共产党联合各左翼政党所组成的“人民阵线”派在大选获胜后，中国共产党大为振奋。同月《救国时报》随即呼吁国内各党派如西班牙一般开诚布公地建立抗日救国民族统一战线，必能“驱逐日寇”“收回失地”，保卫“我国主权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5月，吴玉章发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文指出，“西班牙的经验”证明“只有人民统一战线才能救中国”，他称西班牙各党派间关系原本并不和睦，后因采纳西班牙共产党的主张而“摈弃成见”组成“人民阵线”；中国共产党也与西共一般“真心实意要抗日要救国”，抗日救国的中国人民与各党派也应当如西班牙一般联合形成统一战线。战事爆发后，“人民阵线”被认作保障西班牙政府军胜利的希望。显然，西班牙“人民阵线”大选胜利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主张的恰当印证。“人民阵线”的方案通过联合各党派，团结一致对抗法西斯，成为战时中国急切期望达成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将西班牙“人民阵线”视为党派合作的成功案例，以此宣传政党联合、推行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西班牙战事爆发后，首都马德里一直是弗朗哥军主要的进攻目标。政府军方面通过推行广泛的政治动员，获得了群众的帮助，多次在右翼军事集团的强势进攻下守卫首都马德里。西班牙共和政府以弱胜强、持久作战的经验也鼓舞了战事初期艰难抵抗的国民，提醒国人加强民众动员。1937年4月24日《解放》创刊号发表了对西班牙战局的分析，将人民阵线军队的胜利归功于：一方面政府赋予民众自由权利，民众因此能自觉与政府合作；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政治工作稳固了队伍的士气，使其一致对外、抵抗法西斯。这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抗战战局的理解。朱德特别指出，中国应该从“政治方面”去领悟西班牙的宝贵经验与教训，西班牙政府军的胜利主要归功于“政党的正确领导和广泛的动员群众”。总之，在中共看来，正是因为政府充分地发挥了群众的力量，才能以弱胜强击退军事经验丰富的弗朗哥军。因此，马德里保卫战的胜利实际是人民的胜利。中国更应充分汲取西班牙的经验，“信赖民众”“动员民众”并“武装民众”。
在部分国人将之视为“他山之石”，渴望从中汲取经验的同时，国内也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内战爆发当月，《中央日报》即将之称为“赤白两党、互相残杀”，认为其恰恰证明了外力干涉内战的危害。“外力”自然意在隐射苏联。在国民党看来，这一战事已致本国政权分裂，而目前中国需要的不是“分裂”而是进一步的“统一”，因此，西班牙内战恰是教训而非经验。陶希圣是这种观点的拥趸，他于同年8月发表的《论再分化与团结》一文中强调：“中国没有模仿西班牙国内政情的环境和机会，更不希望借外力在国界以内打内战。”陈公博持相似观点，他认为“人民阵线”实为“第三国际的战略”，旨在“联合民主左翼和社会党”以维持政权；而中国政权是“整个的”，根本不用提倡这些“无中生有的东西”。于时，蒋介石也在日记中力戒勿使中国自相残杀，成为“第二之西班牙”。这类观点都将西班牙战事的性质定为“国家内乱”，毫无学习之必要，相反却警示国人要警惕国内可能的分裂，作为教训是这场战事的价值所在。
这些对西班牙内战的质疑在西安事变之后进一步明确为反共。国民党部分人士明确表示共产党和“人民阵线”是导致内战的根源。1937年1月，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指出，“人民阵线”实际是“第三国际的赤色帝国主义者变更战略的一种术语”而非“无上救国的理论”，西班牙目前的混乱局势“便是此种理论作祟的恶果”，若大肆宣传或导致中国成为“西班牙第二”。同月，汪精卫在中央广播电台广播演讲时宣称，西班牙还未“实行共产”便已经发生大乱，可见“共产”与“亡国”是划上等号的。国共两 党对中国抗战的不同态度以对西班牙内战的褒贬表现出来。原本便有的分歧酝酿造成1937年北平学生运动的互殴事件，进一步加深了北平文化界的裂痕。5月4日北平学界纪念五四运动18周年，会场上旧学联高唱《保卫马德里》，激发新旧两派学联的矛盾。新学联同学指那些“‘保卫马德里’的卫士，那般认贼作父把苏联当祖国的狂呼‘欢迎祖国’者流”丧失了灵魂，出卖了中华民族，是汉奸，是走狗。事件发生后，陶希圣多次发文表态，指责“人民阵线派”或“西班牙主义残余”试图分裂中国、挑拨内战，那些“人民阵线”的呼声不过是“一些残馀破落的党派”妄图联合起来“反对国民党”，实际上对“救国”无济于事。实际将矛头对准了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国共产党推广“统一战线”“联合战线”之类的主张是妄图挑起内战，使中国陷入内乱。
西安事变后，随着国内主要矛盾变化，国内对“民族”与“人民”二词表述区隔明确，中国共产党也进一步明确调整统战政策，坚定维护团结一致对外。1937年3月，毛泽东在与史沫特莱谈话时指出，中国与西班牙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同，西班牙的战事是“内战”，而中国抗战是对外的，“国内则必须和平”；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统一战线与“人民阵线”不能混为一谈，“民族阵线”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和一切政党，只开除汉奸在外”，而西班牙的“人民阵线”仅仅是左翼的联盟，就范围而言不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大。朱德也指出，虽然西安事变后许多人相信西班牙内战会重现于中国，但正是因为中共主张抗日统一战线，坚持一致对外，才阻止了内战发生。总之，与国民党反对之声相反，中共方面认为，正是统一战线促成了对日作战、一致对外，那些指控“人民阵线”之声实际是日本帝国主义抛出来的“烟雾”，目的在于阻碍“统一”，使中国陷入“永久的内战”。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中共相关文件中“人民阵线”这一表述逐渐被“民族战线”“统一战线”取代。在国内，更为明确强调民族抗战，实际表现了中共开始对西班牙经验作审慎思考。
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人民阵线”这一表述有所调整，西班牙仍作为同伴成为这一时期探讨中国持久抗战的参照。1938年初国内抗战局势一度异常艰难，国土渐次沦陷，士气受挫；以弱抗强是否是螳臂挡车，持久作战最终能否实现，国人对此并无把握。1月，西班牙共和军通过主动出击重新占领特鲁埃尔的消息让中共大为振奋。西班牙共和政府长期居于不利形势，此时重占特鲁埃尔是继1936年底马德里保卫战后一场极度困难且振奋人心的胜利，被部分国人视为“持久抗战”方案的有力支撑。1月14日《新华日报》刊发社论《西班牙人民的胜利》，鼓舞国内民众参照西班牙的经验，不要过分忧虑于抗战初期的军事失利与“暂时的部分的领土丧失”，只要坚持抗战，创立统一的现代武装的军队，巩固内部的团结就能胜利反攻并完全驱逐日寇。通过剖析西班牙在特鲁埃尔的胜利，不少国人开始强调在持久作战中持续发展的重要性。1月22日，任弼时发表《怎样渡过抗战的艰难时期》指出，西班牙政府初期的境遇比中国更加艰难，但他们的部分领导人“坚决主张抵抗”，发动全国人民的力量，“不到一年建立起五十万近代化装备的军队和足供军队需要的军事工业”，保卫了“大块领土之完整”；西班牙政府军可以在战事中得到发展，物质条件优于西班牙的中国也应该在长期斗争中增强“自卫力量”。周恩来也持同样观点，中国抗战的准备工作只能在长期抗战中来完成，中国要想在抗战中取得胜利就需学习西班牙共和军的经验，在长期的抗战中发展军事力量、提高工业水平，以此发挥主场作战的优势。
1938年6月，武汉危机再次唤起民众对两国相似经历的记忆，如何全力以赴拱卫关键城市引发国内共鸣。武汉地处中部腹地，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交通中心，作为拱卫西南后方的大门，连接北方战场与东南各省，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精神被频频提及并以此鼓舞国人士气。7月上旬，一首《保卫大武汉》横空出世，呼吁“我们要坚决地保卫着她（武汉），像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一部分人主张中国参考西班牙政府在保卫马德里时发动15万妇女参战的经验，动员武汉卫戍区的青年妇女参与保卫武汉。一些文化人呼吁通过西班牙军民保卫马德里的精神激励武汉的军队，坚定他们“保卫大武汉的决心和勇气”。在延安，街道各处红布横幅上写着马德里保卫战中的通用口号“No Pasaran！（不许通过！）”，“保卫马德里”和“保卫大武汉”相印相贺。总之，当时整个文化界对武汉保卫战报以极大的热情，认为应如西班牙保卫马德里一样发动群众、坚守武汉。
在文化界高呼“保卫大武汉”时，中国共产党内部已就如何在中国实现持久作战展开讨论，其中，是否应该全力以赴保卫武汉成为争论的焦点。1938年6月，王明、博古等人联名发表文章《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认为“武汉是我国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武汉的得失不仅对第三期抗战有极大影响，而且对整个内政、外交都有相当影响”，因此主张发扬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精神，不畏牺牲、坚守武汉。毛泽东则主张，未来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他指出，尽管保卫武汉是当前的紧急任务，但是战事的开展与结果“不决定于主观的愿望，而决定于具体的条件”，中国的马德里在什么地方，有几个，要“看什么地方具备马德里的条件”。
围绕保卫武汉问题上的分歧，实际是党内在如何将国际经验运用于中国抗战的不同见解。王明与共产国际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毛泽东则主张不应照搬西班牙的经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坚持实事求是根据中国情况探索抗战。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对“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间关系的思考与权衡贯穿于整个抗战。需要注意的是，在如何看待外援这一问题上，其核心不在要“独立自主”还是要“争取外援”，而是在不同具体情境下，对时局的预判以及其时工作重心的选择。“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并不矛盾，关键在于不同阶段二者具体权重的变化。
1938年3月，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中指出，抗战固然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但也要运用“有利的国际条件”，“争取一切可能和必要的外援”。尽管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对外发言中也强调国际援助的重要意义，但在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内部讲话上，他强调，“中国抗战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8月，他更明确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还不容许有超过其现时程度的援助，“我们对国际援助暂时决不应作过大希望。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其希望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错误的。十五个月经验证明：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实际这一时期，由于战时特殊情况与蒋介石的反对，苏联所设想的三种公开援助中国共产党的途径均未实现，仅能通过秘密途径给予数量极少的支持。据相关统计，中共军队从苏联处得到的武器援助只有120挺机关枪和6门反坦克小炮。由是有“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的说法。
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对国际经验特别是于时对西班牙的态度也更为审慎。“他山之石”终究地处外界，只有在相当程度上完成内化，在充分认知中国实际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在这一基础上，随着西班牙与中国国内战事的发展，中国独立探索自己的抗战道路早已展开。
三、西班牙战败后的国内反思与两个战场的隐秘接续
自1938年2月西班牙重要城市特鲁埃尔被弗朗哥再次夺取后，尽管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仍持续抵抗，但战争的天平逐渐倾向弗朗哥方。1939年3月马德里沦陷，同年4月1日，西班牙内战最终以右翼军事集团的胜利告终。战争尽管结束，但对中国的影响并未因此告终。西班牙战事也从“他山之石”变为“前车之鉴”，迫使国人更进一步独立自主探索抗战的道路。西班牙内战也在一定程度上化作特定的经验与话语，在中国敲响了警钟。
西班牙内战政府军的失败引发国人对本国抗战前途的思考，由此展开了对西班牙内战的持续热议。无论是西班牙战败的原因、教训，还是以此牵引出的对中国抗战命运的担忧，都成为1939年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部分人认为西班牙内战政府军失败正是由于英法和内部叛徒的出卖。1939年初，西班牙战局未定时，已有文章开始分析共和政府战事不利的原因。如《侵略者支持下的西班牙战局》一文便明确指出，英法不干涉政策下的封锁办法剥夺了共和政府接受外援的合法权利，英法应对西班牙共和政府当今的不利局势负绝大部分的责任。4月6日，刊登于《译报周刊》的《英法和西班牙国贼出卖了西班牙》一文谴责了英法的不干涉政策和西班牙的妥协动摇分子、国贼，认为西班牙的教训说明了“妥协即灭亡”。7月，乔冠华在纪念西班牙战争三周年的文章中指出，“是英法绞死了共和西班牙”，是“第五纵队毁灭了西班牙”，“弗朗哥并没有打进马德里，而是叛徒喀沙杜打了出来”。法西斯并没有打进了马德里，而是打进了伦敦和巴黎，英法出卖的不仅出卖了西班牙，还出卖了自己，出卖了民主。
对英法的谴责进而发展为对抗战命运的担忧。部分人认为英法也会如出卖西班牙一般出卖中国，中国将成为“西班牙第二”，因而对抗战前景愈发悲观。另一种声音却称“中国不是西班牙”。邵坦于《不必因西班牙抗战失败而悲观》中指出，中国绝不会成为第二个西班牙，两国战争的性质是不同的。西班牙内战虽然在外表上是内战的形式，但实为对抗国内法西斯反动势力联合国外法西斯之侵略的革命，而中国抗战不论是形式还是实质均为反对外来侵略者的战争，二者有着本质的差别。杨松在《论最近欧洲的局势与我国民族抗战》中谈到，中国地大物博，所能调动的力量远胜西班牙，且面对的敌人仅是日本帝国主义，比西班牙局势简单，因此中国的优势明显大于西班牙，所谓“西班牙第二”之类的悲伤亡国论实际毫无依据。赵惠之持相似观点，他认为，中国有能力进行持久战，国内各党派也已经“牺牲成见，共赴国难，一致对外”，又有友邦苏联的援助，加之英美法三国也不会轻易牺牲在华的巨大利益，因此中国仍有胜利的希望。总之，尽管西班牙内战最终失败，但中国抗战的前景或未可知，大可不必悲观。
在认清中国与西班牙区别的基础上，国人也相当重视西班牙的经验教训，以免重蹈其覆辙。叶非木在《接受西班牙事变的教训》一文中指出，西班牙战争“真正的教训”在于提醒中国：“反侵略反法西斯战争绝不能中途妥协，妥协便是完全屈服”；“坚持统一战线”是争取胜利的唯一保证；“应有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刊登于《新世纪》的《西班牙与中国》一文持相似观点。作者认为，西班牙之失败主要在于错信英法，将一国的命运托付给他人；中国必须吸取西班牙的教训，自食其力、独立自主地抗战。而在《从西班牙反革命政变中应得的教训》中，作者重点强调了动摇分子对抗战的危害，指出必须对队伍中的动摇分子严加防范，同时团结一切忠于抗战的力量。
除上述认为英法、叛徒应为西班牙的败局负主要责任的观点外，还有部分观点将共和政府的失败归因于共产主义和苏联。例如丁一夫在《西班牙内战及其国际意义》中表示，此时清醒过来的西班牙人必然有两种感受：其一，外来的主义是不能随意玩弄的；其二，政治社会的改革没有原先所想的那么简单容易。丁一夫还分析了西班牙所面对的国际环境，指出英法的袖手旁观主要是出于对苏联、对“主义”的忌惮。实际将矛头指向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此类观点强调，中国御外侮而统一，而西班牙因内乱招致外力，二者一为抗战、一为内战，性质根本不同。刊登于《青年大众》的《英法承认西叛军与对远东的影响》一文甚至明确提出，英法对远东和对西班牙的政策是有差别的，西班牙因“赤化”而为诸多资本主义国家不满，进而导致了他国对不干涉政策的纵容，而中国抗战完全是民族的而不是社会的，只有在抗战失败的情况下才有“赤化”的危险，因而英法等国必然站在支持中国抗战的立场上。
不难看出，上述对西班牙的分析涉及两种叙事逻辑。在国民党等反共立场者看来，西班牙共和政府的“赤化”让英法等国无法下定决心帮助西班牙，而苏联的力量又不能完全抵达西欧，进而导致了共和政府最终的失败。因此，中国避免“赤化”，坚持统一，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实际话锋始终指向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与前文所述认为“共产”等于“亡国”者并无本质差别。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逻辑中，西班牙共和政府败因有二，一是英法袖手旁观，二是内部叛徒卖国。这一认识与苏联基本取得一致。中共借西班牙战局认清了英法等国的态度与立场，不再对其怀揣希望。中共意识到，将本国命运托付给他人实不可取，中国必须独立自主地进行抗战，且必须警惕内部妥协分子，坚持抗战到底。
西班牙战事尘埃落定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面临新一轮的挑战。国民党反共情绪再次高涨，第二次国共合作濒临破裂。中共不仅要抵抗日寇的侵略，同时还需警惕国民政府的投降倾向。1939年4月，毛泽东在抗大检讨工作总结晚会上反复强调，抗战要胜利就必须坚持“抗战到底”“革命到底”，中共一方面要学习“真正抗战到底的西班牙共产党”，另一方面也要吸取西班牙的教训。毛泽东指出，尽管西班牙共产党“抗战最英勇坚决，没有投降的”，却因为个别叛徒出卖而至失败，中国共产党也必须警惕革命队伍中的“个把坏蛋”，绝不能动摇“抗战到底”的决心。此处所谓的“个把坏蛋”后来发展为固定表述“第五纵队”。这一词汇源自1936年右翼军事集团围攻马德里时，将领摩拉扬言自己的四支纵队正在包围马德里，另有一支第五纵队已在城内策应。“第五纵队”由此在国际上广为流传，意指叛徒、内奸和混在内部的敌人。
“第五纵队”成为西班牙的前车之鉴，国人亦当注意抗战队伍中的害群之马。该词后来成为固定话语，在中国被广泛使用。两次反共高潮之时，中国共产党方面在大量文件中怒斥国民党方面为“日军的第五纵队”。至1943年7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明确将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与挑起内战、破坏抗日团结的行为定义为“第五纵队”行为。一切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妨碍“抗战到底”的都是“第五纵队”。而国民党同样使用苏俄在华的“第五纵队”来指责中共，并呼吁国人除了要警惕汪伪等“白色汉奸”外，还要警惕“赤色汉奸”。蒋介石多次以“第五纵队”之名指责中共，例如：“共匪广播宣传不仅诋毁政府、造谣惑众，而且捏造事实之宣传，即间接通报于敌寇……已成为敌寇变相之第五纵队矣。”西班牙战事结束后，这一历史所带有的特殊记忆以特定表述与概念沉淀为中国抗战的话语。
另外，对西班牙战事结果的讨论，亦是就中国抗战道路的分析与研判。国际援助到底在中国抗战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独立自主能否支持抗战的胜利？进一步而言，何种独立自主才能支撑中国的抗战？这是困扰当时所有国人的核心问题。
中共对“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权衡已于1938年末达成共识。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就明确指出：“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其希望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错误的。”显然中共已意识到，国际援助虽然要尽可能争取，但是不应对此抱有过大希望。至1939年，西班牙战局已定。同年8月，出于对英法的不满，苏联与德意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同时减少了对中共的援助，中共实际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状态。中共以“不独立自主”“依靠外援”批评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实际也体现了中共对“外援”与“国际经验”的清醒认识，即应以坚持自力更生、积极抗战为主，同时不放弃可能争取的外援。二者之间存在明显主次关系。这一立场此后长期指导中国抗战。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共进一步明确了对待外援的态度，即只有依靠自身才能驱逐日寇，只有积极抗战才足以争取外援。归根结底，外部的援助是依靠内部的强大争取到的。只有充分深入中国实践，扎根本土实际，才能在具体抗战工作中不断壮大中国实力，真正把握住抗战胜利的希望。正如毛泽东所谈到的“要得到兄弟党的帮助，首先就要帮助兄弟党的进步、发展、壮大，而不是一味要求兄弟党单方面做出牺牲。丢失自己的利益而去帮助别人，这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帮助。因为既没有真正的帮助朋友，反而削弱了自己。”
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积极探索抗战的中国道路，另一方面有节制地以现实主义态度抵制“武装保卫苏联”的政策，在此种张力之下坚持了中国的持久作战。由此，当西班牙内战由于失败使得此前大量外来援助已无用武之地之时，早先对外援的期盼也在西班牙战事步入尾声之际得到了回应。相当一部分国际纵队的人员与物资先后以隐蔽的方式来到中国，支持中国抗战。这些援华战士可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是在西班牙战中便离开前线，后因各种原因前往东方战场抗战的战士，代表人物为白求恩。1937年7月，白求恩在举行于美国洛杉矶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宴会上受陶行知感召，决定支援中国抗战，并于次年3月带领美加援华医疗队来华支持抗战。在华期间，白求恩曾就自己在西班牙战场的经验与毛泽东展开交流，讨论了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战的问题，并建议中国共产党建立八路军战地医疗队。第二类援华战士于国际纵队正式撤出西班牙后来到中国，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西班牙医生”。这20多位于1938年9月随大部队撤离的医生曾被关在法国拘留营，来华后经贵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调遣后被派往国民党统治的几个省份工作。面对艰难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这些“西班牙医生”就地取材，修建病房、手术室，改变军中的饮水习惯、修建厕所、制作灭虱工具预防流行病，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军中的卫生状况，在中国抗战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除了这些“西班牙医生”外，中共还迎回了不少昔日援西的中国国际纵队战士，其中，谢唯进最具代表性。谢唯进原本在巴黎的中国人民阵线担任执行委员，后受该组织派遣前往西班牙。他在国际纵队中化名“林济时”，一边参战一边报道战事，并将报刊送出西班牙，为中国获取经验教训。1940年，谢唯进携妻儿回国，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从事对敌工作和对外联络工作。除了谢唯进外，还有张瑞书、刘景田等中国国际义勇军战士在退出西班牙战场之后回国支持抗战。大量来自西班牙与共产国际的援助物资通过保盟进入中国，极大地支援了抗战。可以说，抗战之后的相当一部分的国际援助实际都有这个源头和背景。西班牙内战失败后，仍以隐秘的形式接续中国战场。
四、结语：国际经验与民族抗战
本文无意过分强调西班牙内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略，这样的影响相对根据中国实际展开的探索与实践实际是相当有限的。也有时人回忆：我们当时对“西班牙内战”完全是糊里糊涂的，没有太注意这回事，倒是海明威写的《蝴蝶与坦克》引起了文人对西班牙内战的一些注意。但是，无论意识到与否，战时中国对外部的变动是如此敏感，以致任何透露一丝生机的变动都会引发政治家持续关注。
近代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有学者以“世界内在于中国”形容近代中国的境况。正是通过对世界各个“他者”的援引，我们重整对自我的认识和承认。很长一段时间，国人对局势的判断借由对“他者”的观察展开，这些“他山之石”或可富强如美国、苏联、英国，也可能弱小如埃塞俄比亚、土耳其、西班牙等。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外援不利，无奈环顾四下，只能独自抵抗。这一时期任何国际社会的关注，无论是外交裁决还是物资援助，中国都翘首期盼。对“他者”的观察成为国人探寻中国问题的途径之一，或支持、或援引、或启发着对抗战道路的思索。无论是对个体自我的认知还是文化、发展道路的判断，都离不开“他者”这一参照物。西班牙内战由于与中国抗战同期发生且在性质上具有相似性，作为“他山之石”备受瞩目，各种进展都作为中国抗战的一种镜像投射在国内的言论场。国人将之视为中国抗战局势的参照，渴望从西班牙内战的经历中获取经验或教训。但是，他者的经验基于自我的实际、依托内在的作为，才有可能成为助力。中国对西班牙这一“他山之石”的理解也随着对本国情况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变化，从初期密切关注、频繁互动，到反思两国异同，再至武汉危机时，逐步权衡他国经验运用于本土实际的限度。1939年初，西班牙内战结束，中国亦已逐步趟出一条独立摸索自我前进的道路。“中国革命终究由熟悉中国实际的中国人解决”，这恰恰是同一时期，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