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詹姆斯·马林是美国西部史学的早期代表性人物，他的史学研究成果丰硕、特点鲜明，其中对生态学的关注及整体史的研究最值得重视。具体而言，他率先将生态学的视角引入西部史学研究之中，不仅从新的角度解释了大平原的历史，修正了传统西部史学理论，而且对西部史成为环境史的学科前哨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他强调整体史研究，这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研究方法的革新，对促进环境史的发展居功甚伟。
在美国西部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詹姆斯·马林（James C. Malin）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性学者。他的西部史研究成果丰硕，特点鲜明，这不仅在于他首先将生态学的视角引入西部史的研究当中，还体现为他在学术生涯中一直强调整体史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研究方法的革新。国外对马林的研究较为丰富，涉及马林的生平、研究领域和史学思想等多个方面，多数学者都认可马林对西部史研究的贡献，但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不乏争议。国内对马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国荣的《美国环境史学研究》一书的第5章，高国荣肯定了马林对西部史研究的推进及其对环境史学诞生的启蒙作用，同时指出马林史学思想的局限与不足。不过，他并未对马林史学观念进行系统的梳理；此外，对其思想局限性的分析还需进一步讨论。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考察马林史学研究中的生态史观和整体史观，探究其史学观念如何推动了美国西部史的发展，并揭示马林史学思想背后的价值观，以弥补目前国内马林史学研究的不足，进而推动对美国西部史发展脉络以及环境史学术渊源的理解。
一、马林的史学著述及其所受的影响
詹姆斯·马林于1893年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1921年在堪萨斯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印第安人政策与西进扩张》。他自1921年始，执教堪萨斯大学历史系，直到1963年才退休。
马林是一位兴趣广泛、著作颇丰的学者，在长期富有创造性的职业生涯中，一共出版了18本书，发表了80多篇文章。马林的研究领域十分广阔，主要集中在对北美草原及白人定居者环境适应历史的研究，代表作包括《北美草原历史绪论》、《堪萨斯冬小麦黄金种植区：适应半湿润地理环境的研究》、《草原历史研究：科学与技术背景下的自然资源利用》等。他在该方面的成果之丰远超前辈与同侪，极大地拓宽了美国西部史的边界，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部史研究的“环境”转向。马林对美国西部史学的卓越贡献有目共睹，西部史学会在1972年举办了主题为“詹姆斯·马林的历史编撰学”的年会，并在1973年出版了一套纪念文集《纪念詹姆斯·马林——关于美国历史的若干随笔》。
美国西部史学是随着美国西部的开发及其地位的变化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倾向。马林之前的西部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弗雷德里克·杰克森·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和沃尔特·韦布（Walter Webb），二人的史学作品与思想不仅为西部史学的诞生与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为后来马林的西部史研究打下了基础。特纳是美国西部史学的开山鼻祖，正是他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宣读的著名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开启了美国史研究的新时代。但与其说特纳是西部史的创始人，不如说是西进运动史学的创始人。对特纳而言，“西部”是一个向西推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西移的“边疆”，而非一个具体的地理地区。他所谓的“边疆”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有时等同于西部，有时指代一条由大西洋沿岸逐渐向太平洋沿岸不断推移的线，有时则代表美国西进运动中所形成的时代精神。特纳概念中的西部，从来都是一种向西持续运动的状态。特纳重视西部地理环境的作用，认为西部的地理环境塑造了美国的民主制度，而西部自然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区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因此特纳学说具有明显的地理决定论倾向。真正促成西进运动史向西部史转变的，是沃尔特·韦布。韦布是继特纳之后最有名的西部史学家，他于1931年发表了代表作《大平原》。该书共有11章，大致可以分为4部分，分别是大平原的自然条件和土著印第安人、西班牙和美国对大平原的早期探索、对大平原的征服以及大平原地区的文化。该书讲述了西进移民如何适应西部环境、不断向西拓殖的经历。韦布在书中介绍了大平原的自然环境，强调其对文化的影响，把地理环境视作影响历史的最主要力量。《大平原》一书的重要价值在于它突破了特纳假说中旧有的时空范围和研究框架，将西部视作一个固定的、具体的、有着特殊生态的地区，而非一条不断向西推进的边疆线，强调确定的地理位置，即西经98度以西除美国西太平洋沿岸的大部分地区。《大平原》的发表标志着西部史学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西部本身和西部诸州的发展逐渐成为西部史关注的对象，由此直接影响了马林的相关研究。
韦布的研究对马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韦布开始关注西部地区内部本身的社会演化，一改过去边疆学派对西部抽象、宏观式的描述，展现出一种近距离的区域研究模式，西部由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变成了一个地理实体。这样，韦布对大平原做出的静态考察与个案研究，是一种将西部史推进到地区史的努力，为后来马林的西部史研究奠定了基础。马林的西部史同样是区域史研究，他专注于北美草原这一固定区域，并试图挖掘大平原定居者环境适应的历史。其次，韦布的“干旱地带说”强调西部地区环境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为后来包括马林在内的史学家考察西部其他地区的特殊性发展提供了新思路。马林强调北美草原与堪萨斯州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并强调人类认识这种特殊性的必要。
总之，特纳和韦布的努力为马林后来的西部史研究打下了基础，他们都强调西部的重要性，都重视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但是，与马林相比，特纳和韦布都较多强调了自然对人的单向制约作用，较少意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进一步把握马林的西部史研究特色及其对环境史之意义的基点。
二、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生态学理论的尝试
在历史研究中尝试引入生态学理论，以生态学思想理解人类社会的演化，是马林西部史研究的一大特色。对此，需要结合生态学本身进行讨论。
生态学是一门研究生命有机体之间及其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生态学”一词最早由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赫克尔（Ernst HeinrichHaeckel）于1866年提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生态学家弗雷德里克·克莱门茨（FrederickClements）提出了“生态演替—顶级模式”理论。克莱门茨是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的教授，他因为建立“动态”生态学而引人注目。通过对美国西部内布拉斯加大草原的调查，克莱门茨认为，自然的群落通过时间不断改变、发展，最终达到一个顶级阶段。这一理论不仅对生态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涉及拓荒者和北美草原方面的讨论也有重大意义。
北美大草原不仅是克莱门茨最了解的生物群落区，同样也是马林将生态学理论与其历史知识结合在一起的地方。不同的是，克莱门茨是作为生态学家去思考大平原拓荒者的问题。他在193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确用植物变迁与中西部边疆的殖民类型进行比较，然而其落脚点在自然，而非人类社会。相比之下，马林的关怀始终在于人类历史，生态学思想是他用于理解人类社会演化的工具之一。进而言之，通过研究人类社会在大平原特殊环境下的演化历程，马林对克莱门茨的自然演替学说提出了质疑。
马林的生态学研究的意义在于，首先，他挑战了克莱门茨的“演替—顶级”学说。该学说坚信，在白人到达之前，北美大平原处于一种稳定平衡的状态，野生动物、火灾、印第安人对大自然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白人是大平原顶级群落的破坏者。马林则从植物、动物、土壤、气候等方面系统考察了北美草原的特性，认为这个地区从整体上讲一直处于持续的混乱与变化当中，只有极小部分地区是相对稳定的。他写道：“变化是最重要的事实，无论是人类的行为还是自然的行为，都是不可预测的。建立‘稳定状态’的趋势，一定会因不可预测事件的干预而中断。”因此，他并不赞同克莱门茨的观点，认为根本没有所谓的“稳定的生态系统”存在，“成熟的生物群落”仅仅是一个神话。在《草原上的土壤、动物和植物关系的历史学再思考》一文中，他认为：“关于这个国家自然状态的传统看法应该被抛弃了——即存在神话般的理想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自然的力量，无论是生物的还是物质的，应该以一种虚拟的平衡状态存在，却不受人类的干扰。”他认为，克莱门茨的顶级群落论忽视了影响大草原上生态系统变化的众多因素，如“气候的变化、频繁发生的火灾、长时间段的干旱，以及野牛群对土壤的破坏”。除自然因素之外，马林认为马和印第安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样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他强调印第安人的“马文化”最晚从18世纪开始就已经对大草原的生态产生了影响：“对于该地区所有的生物体来说，马背上的印第安人毫无疑问是一个主要的骚动因素。马匹的机动性改变了印第安人的狩猎文化，尤其是狩猎野牛的方式，成千上万的野牛因此被屠杀。不仅是野牛，马背上的狩猎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大平原上所有的动物数量。从长时间段来看，大平原整个生态的平衡显然受到了马匹到来的影响”。在马林看来，当白人最初来到这片大草原时，他们发现的其实是一个不平衡的、混乱无序的世界，他写道：“事实上，在整个更新世和近代时期，大平原的土壤和植被都处于一个混乱的状态。这种混乱的状态是自然力的结果，受到生物的和非生物因素的影响，在人类来到之前就已经形成了。”
其次，马林的生态学研究突出了人的作用。马林指出，大平原总体存在着干旱、少雨、少树等特点，他认为自然条件虽然为人的行为设置了一些障碍，但人在自然面前还是有相当大的选择自由，并强调人对自然的调整：“人类成功拓殖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前提，是必须使自己的文明方式同当地环境所适应，而不是去破坏当地的环境平衡”。据此，他发展出美国西部拓殖史的环境适应论，认为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马林的环境适应论强调白人定居者对当地生态的主动调整，而非简单的改造或者征服。他力图去书写一部从1850年到1900年间大平原农业变革史，考察创造性的人类对大平原环境的适应。马林对于大平原环境适应的研究是从韦恩镇开始的。通过记录1886年到1893年间韦恩镇农牧业的发展情况与遇到的难题，他梳理出大平原居民拓荒的艰辛历程。他认为，韦恩镇居民对于大平原的适应，是一个普通大众自己探索的过程，既有最初的失败尝试——如植树计划的失败、错误的耕种方式、玉米产量少、存活率低等难题，又有不断改进的努力——如小镇俱乐部的建立与农民之间的相互沟通协作、创造性地改进农作工具、寻找适合大平原环境的小麦品种等，并且取得了成功。马林对韦恩镇的研究，围绕大平原地区自然条件与东部不同这一点展开论述，无论是干旱的气候还是多草的土地，他都力图突出自然因素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制约。但马林并没有因此陷入简单的地理决定论思维，他更强调人类对环境的主动适应，他认为：“农民们完全有能力在大平原的环境下养活自己。农夫们充分学会了如何去适应大平原，使得自己能够在这里生存下去。”
在研究堪萨斯冬小麦黄金种植区时，马林选取堪萨斯州的莱利、加里、迪金森、萨利纳等四个县作为考察对象，讲述了那里的定居者放弃种植玉米，选择冬小麦作为主要的农作物，并通过改进农作工具去适应大平原半湿润环境的历程。马林认为，大自然拥有无穷无尽的资源，每个地区都有足够的资源供人类使用，大平原也不例外。但使用这些资源必须建立在对其自然条件充分认识的基础之上，他指出：“大平原上的堪萨斯没有繁茂的森林与充足的降水，但是堪萨斯的幸运却在于它的降水稀少。让我们承认这一事实，转而去关注那些我们拥有的独特优势，那就是我们干旱的气候适宜种植冬小麦。同样，这片一望无际的草原为我们提供了天然的牧场。如果我们不能种植玉米，我们就去种植小麦。”
马林极力反对一些人认为大平原环境恶劣、资源短缺的观点。他指出，大平原独特的地理条件虽然不同于拓荒者早已习惯的旧东部，但它拥有的一切已经足够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马林力图破除早期西部史学家片面、狭隘的地理决定论思维，认为自然环境虽然为人类的行为设置了一些障碍，但人类完全有能力在适应自然的基础上去生产与发展。只要人类充分利用自身无尽的勤劳和智慧，就会永无止境地创造出新的资源和机会，“惰性的、未被开发的地球财产只有当人类充分发挥其智慧和技术时，才能成为有用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否够用、是否有限制取决于这个地区人类的想法，而非地球本身。”
马林赞美普通农夫，强调普通人在这场拓荒运动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们发明了众多适合大平原环境的农作机械，找到了适合大平原环境的耕种技术：“大平原就是这样一个实例，普通大众赢得了一切。在新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上，普通大众显然做的更多，他们从事了最有创造性的工作。大平原上这个壮举并不是偶然的个案，它代表着普通人发明的冲动，尤其体现在农作机器以及如何去适应小麦种植文化中。”在马林看来，白人在大平原生态系统中所扮演的，更多的是建设者的角色。他极力赞美拓荒者与白人农夫，认为他们的耕作丝毫不会破坏大平原生态的平衡，是一种“文明化”的过程。他写道：“通过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大平原的自然状态，可以得出重要结论，那就是从来都没有未被破坏的土地。农夫用犁耕作大平原的行为完全是一种文明化的过程，比大自然自己的耕作更为彻底。”
同早期西部史家特纳和韦布相比，马林已经做出了历史研究引入生态学理论的尝试。他挑战了克莱门茨的“演替—顶级”说，否认“稳定的生态系统”的存在，强调自然是历史变化的结果。并且，马林削弱了早期西部史学家地理决定论的倾向，他强调人的作用，认为人类聪慧的大脑与先进的技术，而非自然环境，决定着拓殖的成功。马林力图突出区域研究的复杂性，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
三、整体史研究与跨学科方法的运用
除了生态学的运用以外，马林西部史学的另一大特点是整体史研究。马林的整体史研究意在综合考察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他写道：“对于历史的解释应该基于对多种因素相互复杂作用的认识之上，而每一个因素都是一个独立的变量。”他试图超越单纯的区域史研究，而强调各因素间的互动。马林试图建立的整体史并非对某种宏大叙事的追寻，而是对一个确定自然环境中各个因素互动的复杂性呈现。马林的整体史研究将对历史的考察建立在立体的、长时段的维度上，甚至包括去追溯该地区的史前史。马林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重建过去和现在的，作为全部自然史一部分的人类史”。他提出了生态史（ecologicalhistory）这一概念，尝试用生态学分析的方法突出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相依性，反对单一决定论的思维。马林强调搜集所有相关学科的知识，从而增加对人类活动历史研究的新视野：“对于研究一个地区所需的材料基础是复杂的，包括且不限于以下几方面：岩石、地形地貌、气候条件、植被分布、土壤、农业发展情况、贸易、舆论氛围等。”按照马林整体史的观念，人不仅是社会的人，也是自然的人，历史要成为自然、社会与个人合为一体的“整体史”。
马林这种整体史观与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的思想有相似之处。布洛赫曾指出：“惟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研究不能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在他的代表作《法国农村史》中，布洛赫实践了他对于总体史的思考。首先，在研究的时段上，《法国农村史》跨越了从古代到近代早期的时间段，并重在重构13—18世纪法国农村变化的过程。长时段的研究意味着更多侧重于社会整体与发展趋势，而不是个别事件。其次，他的研究没有局限于传统的社会经济领域，而是试图去掌握法国乡村史的全部内容，他认为，地区史研究要把当地的知识和经验同历史的视角结合在一起。最后，从研究对象上来讲，布洛赫一直关注普通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他的视角是向下的。
在布洛赫看来，任何时代的社会都是一个整体。任何社会现象，不仅关乎历史渊源，还有当时各种环境因素的作用。同布洛赫一样，马林同样提倡历史研究的“整体性”与“综合性”，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个体人类的活动都被纳入他的考察范围中。不过，马林的研究同布洛赫仍有不同之处。布洛赫以及年鉴学派强调地理自然条件的稳定性：自然条件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因素，在很长的时段内都几乎没有变化或很少变化，只是人类活动的背景。而马林看待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深受生态学的影响，他认为自然从来都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并突出人对自然的改造影响，强调人与自然的不可分离。
马林的整体史研究必然涉及到跨学科方法的运用。他把自己沉浸到北美草原广阔的地域中，把大自然作为取之不尽的文献资源，在他看来，这些“天然的文献”同草原的生态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把北美草原定义为一个独特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并主张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对其进行长时段的研究。在《北美草原历史绪论》一书的前言中，他提到：“研究该地区（笔者注：北美草原）使用到的方法有生态学、农学、土壤学和地质学，这些科学的方法为历史学家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和工具，而到目前为止这些学科却很少被关注到。”马林指出，该书的主旨之一，就是总结对历史学意义重大却又是边缘学科的文献，并把这些多学科的知识运用于解释一些难题上，“该书包括一些新的方法论、不同于以往的观点和综合性的材料，这些都对历史研究的范围产生了影响”。
正是在这样一种研究思想下，一些非传统意义上的史学材料被马林综合运用到北美草原研究当中。这不仅包括植物、动物、土壤、气候，甚至还考虑火、微生物、岩石等因素的影响，所有的这些材料也同样涉及地理学、生态学、气象学、微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从《北美草原历史绪论》第1章的开始，马林就梳理了与人地关系研究相关的生态学、气候学、地质学、地理学、土壤学、植物学的发展情况。他试图借助自然科学的力量去叙述一个地区的整体性与独特性，并由此扩大了历史学科的根基。
马林的跨学科方法运用不仅涉及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同样也受到了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体现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与计量史学方面。在研究堪萨斯农场人口情况时，他打破传统人口史研究只关注上层精英，以及只使用联邦调查数据的方法和概念，转而深入到堪萨斯州的普通农场，追踪个体农场经营者的迁徙。在他看来，“深入到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中同科学知识的运用一样重要”。此外，马林采用计量史学的方法，翻阅一个个统计数据，这不仅包括联邦和堪萨斯州的官方数据，还包括他亲自走访个体农场时所获取的数据，例如：从连续若干年的社区普查数据中，整理出的农场经营者的总人数，农场经营者的持续性比例，历史上不同时期世代承袭的农场经营者所占总人口的比例等等。这些多样性的数据与创造性的方法，使得马林能够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抽象成一个个图表，进而去考察堪萨斯早期开拓者的移民去向，去衡量土地和农场大小的变化，去描述农场经营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马林力求突出人口史研究的复杂性与整体性，他认为：“为了确定边疆地区人口变化中的连续性与差异性，包括时间、地理环境、社会背景下技术的发展等因素都需要被纳入考虑的范围中”。
总之，整体史观的视野促使马林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大平原。在他看来，大平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态系统，要考虑包括动物活动、植物群落、当地文化、人口迁徙等在内多因素对大平原产生的影响。因此，马林提倡一种更广阔的、更有深度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将大平原的过往视作整体地理区域的历史来理解。在马林看来，这片土地固然能影响人，但人也能够影响这片土地，自然环境、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社会制度往往相互影响。因此，大平原地区的历史与生态，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系统。
四、马林西部史研究的不足与局限
马林的西部史研究特点鲜明，其采用生态史观和整体史观对大平原的思考，意在突出区域研究的复杂性，强调人与自然的互动，这无疑推进了西部史学的发展。但是，他仍然受制于时代整体对机器的崇拜，也被其自身对生态系统与人类发明之间关系的认识所限制。在他的史学研究中，存在着痴迷“白人进步论”，以及沉醉于“技术决定论”的局限，缺乏一种更深层次的对人类中心历史观的批判意识。
首先，马林始终没有意识到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破坏者角色的存在。同特纳西进运动是白人发现“自由土地”和“征服野蛮”的观点一样，马林同样歌颂白人农夫征服大平原的行为，这无疑是对白人拓荒神话的另类延续。他强调勇敢的农夫同大平原干旱与恶劣的自然条件做斗争，认为白人农夫无论如何都是没有过错的。在马林看来，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平原的尘暴，完全是一场自然灾难，与人类的过度开发毫无关系。这一点体现在他对电影《破坏大平原的犁》（The Plow That Broke the Plains）的批评之上。《破坏大平原的犁》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拍摄的一部纪录片，片中把尘暴的发生归咎于开垦大平原的技术。马林认为，这部电影是十分荒谬的，大平原上的尘暴早已有之，并不是30年代的专利：“大平原地区的大部分表层土，主要是由来自于山上的土壤物质沉积于裸岩之上形成的。实际上这些风成土是在20世纪30年代尘暴发生之前很早形成的，在白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马林从堪萨斯原住民遗址的角度出发，试图为白人拓荒者辩护。他写道：“考古学家通过观察堪萨斯的个别村落遗址，发现土著人曾长期定居于此。但在这其中有一个文明间断的时间，被废弃的遗址被几英寸厚的风沙所覆盖。因此，发生在大草原地区的尘暴，被证实在欧洲人出现在这里之前就已经有了。大平原养育了这里的土著人，但同样给了他们尘暴的困扰。”马林认为，《破坏大平原的犁》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同电影自身的编排有很大关系：“这部电影所描述的历史是站不住脚的。由照片所呈现出的视觉效果，并不能真实地体现出历史的变化”，他指出从草原退化为人造沙漠之间的历史效果，仅仅是因为电影的人为设计和制片人的自身目的：“如果把照片的顺序颠倒一下放映，那么相同的照片就会呈现出50年间从沙漠变成草原的景象，所以这仅仅是影片编排的问题”。
唐纳德·沃斯特对马林的这一结论进行过批判。沃斯特认为，马林把尘暴的产生完全归咎于大自然而非人为的观点是不妥的，因为马林无法证明早期尘暴在强度和广度上能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他对尘暴解释的缺陷一定程度上源于其自身的狭隘。马林对尘暴的认识不仅错误，且浮于表面。在《尘暴》一书中，沃斯特揭示出尘暴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罪恶导致了这场灾难。在这种文化模式下，大自然被当作了一种无穷尽的资源被肆无忌惮地利用。一味追逐利益的生产体系与大平原脆弱的环境相抵触，具有强大破坏力的资本主义经济，才是引发尘暴和威胁生态系统的真正根源。
马林史学思想的另一局限表现在他过于迷信机器，认为先进的技术可以战胜人类的一切难题。针对特纳提出的“关闭的边疆”，马林认为这种理论是一种对美国历史悲观主义的体现。依据美国第10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特纳认为，所有适于耕种的大片开放土地都已经被分配，以至于再没有新的可被利用的土地，美国的边疆在1890年代关闭。马林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写道：“农业史专家必须认识到新土地永远都会存在，农业和交通运输技术的每一个新阶段，都为开发额外的土地提供了条件。”在马林看来，地球拥有丰富的资源，人类开发利用资源的能力也永不止步，他对人类的未来也充满了信心。他写道：“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区，根本不存在资源耗尽的问题，任何想尝试证明这种耗尽会发生的可能都是徒劳的。历史的经验指出，当人类拥有开发利用的技术能力时，新的资源就又会出现。总而言之，这样一个概念使得特纳的‘关闭的边疆’学说变得没有意义。”
可以看出，马林对特纳的批评站在了“技术决定论”的角度，这一观点虽然看到了技术的突破对生产力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但却高估了技术的效用。在马林看来，技术的创新和使用无论对大平原，还是人类社会来说都是必需的，并且技术的使用不会对大平原的环境造成伤害，这一点显然是错误的。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平原的尘暴，就是一场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下的灾难，技术则充当了这场灾难中破坏者的角色。正是机器与新技术的大规模使用破坏了大平原的植被与生态平衡，导致了这一悲剧的产生。显然，马林对于技术过于迷信，这让他无法正确认识到技术的两重性。正如沃斯特所言：“马林用另一套锁链——即那些技术决定论的锁链——把自己捆绑住了，处于一种他正在从自然力量的控制下赢得自由的幻觉之中。马林过分地依赖机器反而使他不能从自然中得到解脱。”
可见，马林虽然看到了人与自然之间互动的关系，却只强调白人对大平原建设性的作用，完全忽视白人拓荒过程对大平原环境的破坏。他坚信人类技术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无穷性，而没有看到大平原经历的创伤与付出的生态代价，以致他并没有继续深入挖掘资本主义文化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
五、结语
马林的美国西部史研究因其鲜明的特点，被后来的许多史学家所讨论，其史学思想在很多领域都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其中对环境史的影响尤为值得关注。
环境史是一门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的学科，着重探讨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它的诞生与西部史紧密相关，马林在这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率先将生态学的视角引入西部史学研究，试图将美国西部大平原拓荒者的历史放入生态系统的演化中加以考察。他的史学研究重视自然因素的作用，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依性，这为环境史学重新书写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自然与社会相关联的历史叙述模式打下坚实基础。其次，马林在研究西部史时强调整体史研究，力图呈现自然环境中各个因素互动的复杂性，并注意对其他自然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借鉴，如地理学、农学、气象学和人口学等。这种整体史的概念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环境史的诞生提供了养分，环境史家同样注重借助多学科工具来展现自然环境内各方的共同演绎，所以马林在一定意义上讲又是“环境史的先驱”。另一方面，马林史学中存在的不足与局限成为了后来环境史突破与创新的方向。其一，环境史家质疑马林史学思想中的“白人进步主义”价值观，尤其是马林把人类完全看作是大平原的建设者这一观点。相比之下，环境史家则强调大自然的脆弱性，揭示出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破坏者的另一面，批判人类的贪婪与无知。在此基础上，环境史学宣扬自然与人类平等的价值观，同特纳、韦布和马林三者的传统西部史学决裂。其二，环境史家反对马林的“技术决定论”，强调资本主义文化的罪恶与科学技术的两面性，摒弃马林把科学与技术奉为万能良药的思维局限，转而揭露出西部扩张中存在的消极与阴暗，强调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并主张对其施以保护。环境史学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书写理念，无疑为大众还原了一个更加真实的美国西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