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边疆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理解中国统一疆域的形成与巩固、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演进与当代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同时也为捍卫边疆安全和促进边疆发展，提供重要的学术参考。因此，在纷繁复杂的外部形势下，更好地把握边疆研究的学科定位、坚守中国立场、回应时代之问，理应成为边疆研究的立论基点。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治边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中国广阔的疆土孕育了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也为中国数千年来绵延不断的文明传承奠定了深厚的地理根基。基于人文历史演迁、国家治理状况和地域空间分布，我们的先辈形成了对于内部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认识，将其内化为独特的边地治理传统与实践取向。

　　边疆作为疆界之内较为独特的地域单元，沿承着不同于域内腹地的风俗与文化，经由历史的沉淀，丰富着我们对于国家治理复杂性与多样性的认知。司马迁曾言：“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里强调的正是边疆议题的重要性。长时段观之，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实践经历了复杂的演进。早在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就在边地设立治边机构，进行有效管辖，诸如西汉时期在今山西、陕西北部设立匈奴五属国，在西北设立西域都护府等。此后千百年，经由隋、唐的统一治理，以及之后辽、金诸朝对北部边疆的系统整合，至元明清时期，中国的疆域版图日臻稳定，对各边疆区域的治理也随之有了新的探索与发展。以清代为例，其借助理藩院对以诸藩部为主的边疆地区进行管理和一定程度的开发，使中国古代王朝的边疆治理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对此，王树枏在《清史稿·地理志》中曾指出：“自兹以来，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于皇铄哉！汉、唐以来未之有也。”

　　古代中国的边疆治理实践历经数千年变迁，有效拓展了边疆治理范畴，形成诸多边疆治理思想，逐步构筑起“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边疆治理格局。这些重要的历史经验与实践遗产，构成了具有历史延展性与逻辑自洽性的传统治理资源，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了历史智慧。同时不应忽视的是，对于古代治边经验，需要我们从正反两方面进行系统梳理，方能更为全面地总结得失。对于源自秦汉、盛于唐宋的羁縻政策，对于从北周及隋朝发展而来的节度使制度，以及其他朝代产生负面影响的治边举措，我们要结合历史社会背景，客观分析其问题根源及损益，以资鉴戒。特别是清代，传统的边疆治理经验遭遇新的挑战，时人在应对不断升级的帝国主义侵略时困弊乏力。其中最为鲜明的例子，就是因清廷在东北地区长期施行封禁政策，致使当地尤其是黑龙江以北地区的社会组织结构与边防状况无法适应外部挑战，即便17世纪中后期的雅克萨之战暂时稳定了东北边疆局势，延缓了沙俄的侵略步伐，但因在19世纪中后期的乱局中不能有效应对更为猛烈的侵袭，清朝被迫吞下领土沦丧的苦果。

　　近代危机激发边政研究兴起 

　　进入近代，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边疆危机，边疆安全问题的紧迫性日益凸显。救亡图存，成为近代边疆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中国由传统王朝向近代国家转变的同时，边疆概念随之出现新变化，政治边界开始成为确定疆域版图的关键要素，国内知识界对于边疆的认知也经历了一个从王朝边地到国家边疆的巨大转变。以对西北边疆的认知为例，19世纪中期起，传统的“西域”概念逐渐被地域性更为明确的“西北边疆”及“中亚”概念取代。这里所体现的，正是从古代边疆到近代边疆的认知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高潮相继形成。以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的西北边疆史地学为代表的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激起了学者们系统研究近代边疆危机并寻求破解之道的动力。例如，龚自珍、魏源等人希望通过对当时边疆形势的分析，形成更具现实针对性的治边策略。龚自珍的《东南罢番舶议》和《西域置行省议》，鲜明体现出其对东南和西北边疆问题的深刻思考。

　　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蚕食进逼的危急形势下，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边政学研究得到极大发展，推动形成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二次高潮。经由政府引导、学者倡导，对于保家卫国、捍卫边疆的共识在这一时期更加巩固，进一步强化了广大民众的国家认同。正如边政研究主将顾颉刚在其初撰于1937 年的《西北考察日记》自序中所写：“不久，九一八变起，北平密迩松辽，唇揭则齿寒，知祸之不旋踵。……及热河失而北平陷大包围中，亟思识边塞之事，是以频年游于平绥线上，且越阴山而达百灵庙，饮酪卧毡……因晓然于边疆问题之严重性。……以是因缘，得广与远宾交，而诸同人之边疆知识亦日趋于系统化。这种边疆认知体现的拳拳报国之情，激励着当时和其后的一代代边疆学人。

　　可以说，不论是清末的西北史地学，还是抗战时期的边政学，经学者的不断努力，丰富和完善了近代中国的边疆理论资源，这是值得我们珍惜的宝贵财富。理解中国边疆治理从古代到近代的转型，既为我们系统理解中国历史与文明的连续性提供了重要参考，更揭示了边疆地区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组成部分的意义所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国边疆研究，尤其是两次研究高潮，更多的是国家危难时刻的救亡之举，所关心的是“生存还是灭亡”的问题，还谈不上对于边疆研究尤其是海疆研究的系统推进，更不用说全面深入地思考和平与发展状态下的中国边疆治理实践了。

　　边疆研究面临新的时代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真正实现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为中国边疆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和边疆建设的不断深入，边疆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新时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具备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初在内蒙古考察期间，曾深情嘱托“各族干部群众要牢固树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思想，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当今的边疆，正日益转变为腾飞之地。正是这种地位的变迁，促发了边疆研究的命题之变，那就是，我们要实现边疆研究从“救亡之学”向“发展之学”的转变；我们要全面理解和有效应对当下中国在边疆发展与治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通过系统的边疆研究，不断促进边疆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提升，创造边疆人民的美好生活，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内与域外因素交织的大背景下，边疆研究包含的议题也将变得更为广泛和丰富。为此，我们需要在如下几方面加以努力：

　　第一，努力构筑契合当代国情、确保边疆稳定与发展的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理论。理论来自实践，不同国家有各自不同的边疆状态，域外的边疆理论无法替代我们自身的实践与思考，中国实践与中国经验始终是我们立足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工程”、“把新疆自身的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等，既是边疆治理的重要实践课题，也是边疆研究的重点课题，要下大力气加强研究。此外，我们也要有分析地吸收和借鉴域外边疆治理经验，关注当代出现的与边疆治理相关的诸多议题，如海洋空间与秩序、跨界移民、资源开发、公共卫生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生物安全等，以丰富和完善我们的边疆治理方略。

　　第二，构筑系统性的边疆研究逻辑框架。经由对古代中国边疆治理实践经验、近代边疆危机与艰难应对、中外边疆话语冲撞与竞争等一系列因素的把握，确立系统理解中国边疆历史中“地域—群体”关系演变及其内在动力的框架。在统筹陆疆、海疆治理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对古代与近代边疆治理议题的有效阐释；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研究，揭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内在机理；探索中国古代王朝到近代国家演进过程中疆域版图变化和民族融合的历史，为完整认识中华文明经数千年发展而历久弥新这一事实，提供充分的理论解答。

　　第三，深化对边疆在中国稳定与发展中独特地位的理解，系统把握“世界之中国”与“中国之中国”的内在关联。我们要知己知彼、未雨绸缪，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大国的边疆历史、当代边疆状况及其相关政策理论作全面深入的研究，这既是现阶段推进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题中之义，也有助于为我们的边疆治理实践提供参考，从而扬长避短，有效推进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四，加强对边疆活动群体的研究。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边疆人”，不管他们属于什么民族，都曾经或正在参与边疆开发的伟大事业，都为巩固和发展中国边疆贡献过或正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这当中，既有张骞、左宗棠等历史上在边疆任职、活动的官员，也有诸如吴泽霖、李安宅等曾致力于边疆研究的前辈学人。通过深入了解和认识他们的经历，揭示和发现促进我国边疆社会稳定与发展，增进向心力、凝聚力的重要历史实践背后一个个鲜活生动人物的奋斗史，将有助于我们从“人”的角度更加完整地把握各民族文化兼收并蓄、经济相互依存、情感相互亲近的团结融合之路，更为深入地理解边疆区域如何逐步统一于伟大祖国以及如何实现稳定与发展的思想脉络，从而为边疆研究注入更多“活着”的传统，而这种“活着”的传统，将为团结边疆地区各族人民、深化边疆研究提供不竭动力。

　　新时代的边疆研究，所面对的世界与周边的复杂性超越以往任何时期，它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古代王朝兴替过程中的羁縻与秩序，也不再局限于近代国家危亡时刻的救亡与图存，而应更多关注在和平与发展、建设与复兴的关键时刻，如何更好地捍卫国家安全与稳定，实现边疆的进步与腾飞。这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当下，“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较为理想的外部空间，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强化，则为边疆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内部条件。祖国的辽阔疆域与璀璨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坚实而厚重的资源，以此为后盾，新时代的边疆研究者有责任作好深入的调查研究，将论文书写在祖国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