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国家在历史长河中，它的疆域范围总有一个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以后，普遍面临着如何书写自身历史的问题。现代民族国家通常都具有明确的国界，可是这一现代以国际法明确的疆域范围往往与历史上国家变动不居的疆域无法吻合。因此，每一个民族国家在建立自身历史的叙事模式上，都要首先界定什么是本国史，什么范围内的历史才是自身的历史。

　　中国当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历史悠久所带来的疆域变动非常之大，进入近代以来，又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领土被不断割让，所以如何界定“历史上的中国”的范围就成为书写中国史中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辛亥革命以来，学界对“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的认识散见于中国疆域史的研究中，但少有专文论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编写中国史时，首先就遇到了什么是“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的问题。当时一大批历史学家介入到对这一重大问题的讨论中。当时的历史学家主要持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以历代中原王朝的版图为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如孙祚民在1961年就提出“以我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王朝统治的范围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伸缩”；另一种观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为范围，由此上溯到有历史以来这片土地上所有民族的活动，如何兹全在1959年提出“既然中国历史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线以内今天和历史上各族人民的历史，那么，当我们说到中国时，它的范围就不应该只是历史上当时在中原地带立国的王朝，而且还应当包括当时是在中原王朝疆域以外而今天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以内的各族和各地区。匈奴、契丹、女真、蒙古在当时虽然不属于汉宋王朝，但他们活动的地区，却是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以内，他们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今天我们讲中国史，应该把他们看成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一些国家，他们和当时王朝的对立和战争，只是中国历史上一些国家间的对立和战争，而不是外国或外族入侵中国”。

　　关于“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的讨论，实际上又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提法分不开。如果承认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那么学者在研究中就势必要从中原王朝的历史中解脱出来，转而接纳当时中原王朝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将之纳入一个新的中国史叙事中。但它的逻辑中同样存在几个缺陷：如果承认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那么就不可避免地要将走向民族融合作为中国史解释的归宿，不如此，则无以证明中华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状，也势必将历史上存在过的对立、冲突当成民族融合的另一种形式，而倾向于将其解释为一个向中原王朝和汉族文化靠拢、被接纳的历史进程；同时，为了证明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不是分离的而是一体的，也不得不寻找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紧密联系的证据，譬如藩属、册封或者其他形式的关系，但这样一来，就难免陷入历史的单线解释中而不得不面临史实上的不断挑战。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作为“历史上的中国”的范围，尽管从现实角度而言是一种回溯历史的选择，但事实上，如果按照二战后各民族国家独立的现状，那么为了避免历史上盘根错节的纠纷，将当时的国界作为历史上国家疆域的范围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不过它同样存在逻辑的两难问题：在这一历史上中国疆域的框架下，如何将1840年以来中国逐渐失去的边疆土地纳入其中，形成一个可被接受的解释链，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挑战；中国历史疆域的变动不居与这一范围的明确性之间构成了一对冲突。

　　正因为这两种解释自身存在的缺陷，关于历史上的中国与中国历代疆域，学界就不得不寻求更为妥帖的解释体系。

　　经过长达30余年的激烈讨论，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界形成了两种新的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以我国历史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管辖范围为历史版图，杨建新、张博泉等均持这种观点；第二种观点以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版图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范围，由谭其骧提出。

　　谭其骧关于“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的认识是在1981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应翁独健的邀请而发表的，这是因为谭其骧一直在主持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纂历史地图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界定历史上的中国范围：“怎样划定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的；也就是说，对历史上同时存在的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你们是如何区别中外的？哪些算中国，哪些不算，标准是什么？”对此的界定不具有伸缩性，必须以明确的色块和界线将这一范围清晰地界定出来。谭其骧明确地提出，“中国”一词的含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演变而变化、发展的，以之表示我国领土主权管辖范围的这一观念，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几十年才逐渐形成的；他强调，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历史上的中国范围，确定历史上的中国范围之唯一标准，即几千年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他进而认为，18世纪之后、1840年之前的中国范围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历史上的中国”。谭其骧提出的“鸦片战争之前说”立刻引起了参会者的极大重视和高度评价，后来得到了刘宏煊、马大正、成崇德、马曼丽、于逢春、李大龙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的支持、肯定和进一步的补充、完善。今天，将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的疆域范围成为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

　　谭其骧对“历史上的中国”概念的界定构成了今天历史地理、民族史研究的基础，也是历史地理学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做出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葛剑雄指出，“《图集》所确立的有关历史上的中国的观念以及中原王朝、边疆政权、非汉族政权、地方政权、自治地区之间关系的原则，对于中国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国历史政区地理等学科的研究都具有指导意义”。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可知，“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等关键词，从1991年该提法正式发表后，在期刊中被引用的次数迅速增加，2008年以后每年都被引用100～300多次，2018年被引用的次数最多，达317次，足以显示这一理论的影响力。

　　近年来学界对这一概念做了一些新的探索，葛剑雄曾谈道：“他的上述说法在理论上存在着局限性，在实际上也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一方面，从秦朝最多300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发展到清朝极盛时期1 300 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并不能一概称之为‘自然形成’。……至于一定要强调边疆或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有些事例不仅显得牵强，并且也与前面对台湾与大陆关系的论述自相矛盾。”围绕边疆民族政权归属的问题，也有一些新的提法，“多数学者对将中国历史疆域范围用某一时期的版图固定化的做法提出了异议，而更强调当时中原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行政管辖对确定我国历史疆域范围的重要性”，“主张以不同时期的实际版图范围来界定当时中国的疆域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