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郑天挺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在西南联大时期，他开始关注和研究边疆问题，曾收集、整理西南边疆史地和云南地方史资料，并到大理进行实地调查，撰写了相关论文，其学术研究多有创获。因为各种原因，他的一些研究计划未能全部完成。尽管郑天挺先生的学术专长是中国明清史，但他为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也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郑天挺；西南联大时期；大理调查；西南边疆史地
郑天挺(1899—1981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1933年任北京大学秘书长，1937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38年到昆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秘书长、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1939年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1940年至1946年兼任西南联大总务长。
对郑天挺先生的介绍和研究，已有《郑天挺纪念论文集》《郑天挺学记》《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郑天挺先生学行录》等论著出版，就他“崇高的品德、史学成就及其对北大及联大行政方面的贡献”，多有叙及。研究性的论文除在上述《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中收录的文章外，主要有：杨志玖、冯尔康的《〈探微集〉述略》、吴雯的《郑天挺史学成就述略》、林存阳的《史料·个案·宏通——郑天挺先生研治清史的启示》、孙卫国的《郑天挺与二十世纪的明史研究》、段晓亮的《郑天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郑天挺隋唐史研究的成就与特色》等。另，关注郑天挺与西南联大的论文有：杨绍军的《郑天挺先生在西南联大》等。近得《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发现有郑天挺先生在滇期间关注和研究西南边疆史地的诸多史料，而他本人及他领导下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西南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使我们对西南联大与西南边疆研究的认识前进了一步。故整理成文，就教方家。
一
全面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学者们身处国难之际，心志坚定，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反映了学者们学术救国的热情。郑天挺先生说：“在抗战时期，一个爱国分子，不能身赴前线或参加革命，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国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教师，在入滇前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到昆明后，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同时，为了支持抗战，服务地方社会，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开始关注西南的历史文化、民族、语言、地理、地质、矿产、经济、社会、宗教、习俗等。又由于地方史料相对容易获得，许多学者结合自己的专业，将西南边疆史地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这就是郑天挺先生关注西南边疆史地的背景。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载，在长沙时的1938年1月21日下午，郑天挺和张怡荪、罗常培、魏建功、章廷谦(矛尘)、罗庸(膺中)等六人聚会，谈到他即将前往昆明，老友张怡荪“劝余留意南诏史料，余方治隋唐史，闻之欣然。”他在宴席上便“默拟一目，世系第一，疆域第二，礼俗第三，语文第四，典制第五，传记第六，名曰《南诏书》”。因为他治隋唐史，对于南诏地方政权自然感兴趣，这即是郑先生关注西南边疆史地的开始。
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决定南迁昆明。一些教授此前已乘车南下转香港赴滇，郑天挺先生则是由公路转滇越路去昆明。2月15日，郑先生一行十几人从长沙乘汽车南下。3月1日，他们到达昆明。两天后的3月3日，郑天挺先生便在昆明位于三棵树的书肆中“以国币三元购《南诏碑》《南诏野史》各一。”为了解昆明的历史文化，此后几天的日记中，均有郑先生阅读《昆明县志》的记载，他称赞《昆明县志》“其引用书凡七十二种”，并辑录出来。在郑先生补写的“入滇记”中，就引了戴絅孙修的《昆明县志》中有关昆明城垣的记载。他在3月9日的日记中说：“自离长沙每日以所见记之手册，稍闲笔入此册，今日始补写竣事，得暇当参之志乘，加以润色，成《入滇记》。”可见，郑天挺先生一到昆明，就开始阅读地方史志，在其所写的《入滇记》中即参考了地方志乘。
在昆明，郑天挺先生积极收集西南边疆史地的资料，如1938年3月12日，郑先生与罗常培到秦缜略家探访，见其案上的“《云南乡贤事略》一册，有异牟寻、高升泰、段实、兰茂、慈善诸人传”，对其征引之书的《滇南诗略》《滇南耆旧传》《滇南碑传集》《通番事绩碑记》等过去未知的资料，均一一详细记录。后数日又前往昆华图书馆，“意在购《云南丛书》”，在售书处选购了《滇海虞衡志》《云南备征录》《南诏野史》三种。
此后，只要是与云南历史，以及西南边疆有关的资料，郑先生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1938年12月3日的日记载，王崇武来谈，说他近日专研明史，颇有所得，拟作《明史系年辩证》及《鞑靼后纪》，“并谓吴三桂刊有《开疆疏钞》一书，吴败禁毁，世间罕睹，近惟省政府某秘书有之矣。”1939年，郑先生偶检李根源(字印泉)先生《云南金石目略初稿》，“卷二五十二叶(页)有《圆通寺观音阁碑记》，题崇祯二十年，大奇之。”下午便专门前往昆明圆通公园，“意在访碑，竟不得其处。”又1942年5月24日，在华山西路“于书摊见《王伯举先生集》。伯举名元翰，明万历进士，吏科给事中，进工科右给事中，以敢言名，《明史》卷二百三十六有传。伯举云南宁州人，卒于金陵。宁州今黎县，在开远北，滇越铁路所经之婆兮，即其所属也。书为嘉庆庚申家刻本，题曰《凝翠集》。应有五册，疏草、尺牍、文集、诗集、墓志各一卷，今阙墓志。索价五十元，以三十元得之”。
到昆明不久，他制定了读书计划，“今略师求阙斋日课之意，每日读：史书，五叶(页)至十叶；杂书，五叶至十叶；习字，一百；史书，先读两《唐书》《通鉴》；杂书，先读《云南备征志》《水经注》《苗族调查报告》。”其中《苗族调查报告》系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所著，1936年由国立编译局翻译出版。1938年5月3日，在蒙自郑天挺先生将读书日课改定为，“晨：小字一百，大字五十。上午：读史；隋唐五代，备讲授。下午：读传记；《汉书》《三国志》，备纂辑史传纂例。晚：读杂书。《云南备征志》，备纂辑《南诏书》。”
此后的日记中，多处记载了郑天挺先生阅读西南边疆史地书籍的情况，现大致整理如表1。
据表1不完全统计，郑先生读过的西南边疆史地方面的书籍近20种，其中有《云南备征志》《云南通志》等这样分量不轻的史志，而对于《云南通志》的阅读所费时间较多，并做了大量的摘录，以备完成《南诏书》。郑先生为《南诏书》的撰写，作了长达8年的准备，而且他的朋友们也为他收集西南边疆史地的书籍，抄录有关南诏的史料，如1938年3月27日，在蒙自的郑天挺先生得到了刘钧、买树槐两位“携来莘田(罗常培)一函，并《苗族调查报告》《八股文小史》《云南省》各一册。”同年4月19日的日记载：“得莘田书，谓晤方国瑜近治南诏史，尝取昆华图书馆所藏抄本《南诏野史》及《南诏蒙段记》校勘刻本《南诏野史》，并著有《南诏大事年表》……莘田又录英人戴维斯(H．R．Davies)所著《云南》一书关于南诏者一条相示”。在西南联大后期，郑先生还有纂修《大理县志》的计划。
西南联大《除夕副刊》曾描述郑天挺先生为“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郑先生出任总务长实属无奈，学术研究多在晚间进行，由于时局动荡，校务纷扰，他常常感到“不能作深湛之思”，但从未放弃阅读、辑录资料，从事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1938年6月，他在读隋唐史的《四裔传》，以及此前读《新唐书·吐蕃传》的过程中，提出了疑问，“疑发羌即西藏土名Bod之对音，近日思之，觉其理颇长，因拟参考群书，作为论文。”这就是他撰写《发羌之地望与对音》的文章，研究西南边疆问题之始。
二
除了收集、阅读史料外，郑天挺先生还注重实地调查。1944年7月20日至8月23日，郑先生利用假期赴大理考察，往返共34天。
大理考察的缘由：一是郑先生一直有撰写《南诏书》的想法，阅读了许多的史籍、云南史志，辑录大量的资料。大理是历史上南诏统治的中心，有必要到大理进行实地考察。二是大理地方人士时常访问郑天挺先生，多次与他讨论关于大理修志之事。收集地方史料，汇集成志书，这是郑先生的宿愿与学术兴趣所在。他们的考察是受大理县志编纂会之邀请，所以“此次往大理，往返三十四日，食宿车脚均由地方人士供给。”三是此次考察的领队是罗常培先生。罗先生与他既是同学，也是多年的好友，兴趣相投，患难与共。郑天挺先生平时事务繁忙，罗先生多次动员他出去走走，这一次郑先生同意前往。四是大理喜州是张耀曾先生的祖籍。张耀曾、张辉曾是郑天挺先生的表兄，郑天挺兄弟二人在父母双亡后曾寄居在张家，张耀曾、张辉曾在郑天挺的成长过程中影响巨大，大理对于郑先生自然有一种亲切感。到大理调查，不仅可以实地考察收集资料，也可以看看张耀曾的祖居之地及张公祠(即张家祠堂)，拜访在大理和喜洲的张氏亲友，包括张耀曾的堂兄、表叔等。
1944年7月20日，郑天挺先生与罗常培、德籍教师米山、铁仙(孙云铸)、马晋三、沈嘉瑞(负责动物)、郑万钧(负责森林)、冯景兰(负责地质)、李宪之(负责气象)、周定一(负责语言)、李俊昌(负责历史)、王年芳女(负责语言)、赵儒林(负责森林)、傅愫斐女(负责社会)、及泽珣等15人离开昆明，经安宁、禄丰、楚雄、云南驿、下关等地到达大理，开始为期一个月的调查。
郑先生他们一到大理，先拜访县长张耀宇等人。此后的日记多处提及拜访张氏亲友的情况，如8月6日，他参观了张公祠，“张公祠即镕西大哥家祠，北屋三楹为祠，中祀元云南通海古桥州知州始祖张公讳建成暨历代昭穆宗亲灵位，左右列宗系图。”根据张公祠世系，可知张耀曾兄弟为张家第二十六代。8月9日，郑先生在喜洲“往晤张效曾(法臣)、慕曾(范臣)二老，均镕西大哥之堂兄”。
考察人员按照不同的学科分为八组，郑天挺先生与徐梦麟(嘉瑞)、游国恩(泽承)、周定一、田汝康、吴乾就、王年芳、李俊昌等人分在文史组，召集人为徐梦麟。为进一步了解大理历史，郑先生开始检视明代大理名士李元阳撰修于隆庆六年(1572年)的《云南通志》，录下民国时期龙云所写的序言及目次。
在大理期间，郑先生或读旧志，或游山访古，对于历史遗迹非常重视。1944年7月28日，他与徐梦麟、游国恩谈文史采访标准：艺文于旧志外，兼采唐以后总集，及杨升庵、李中溪三数人别集，尤注意新拓碑志；古迹多调查，略者详之，阙者补之，误者正之，名实不同者引伸之；人物著作，应有尽有。而且特别强调有三个重点：“一、全拓县中碑碣，明以后者录目择拓；二、调查全县本主；三、注意阿吒力僧与朵兮薄道。”
郑先生与其同人在大理考察取得了诸多成果，大致总结如下：
(一)获得了许多珍贵史料，如搜集到杨玉科写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自叙》抄本，他的幕僚所撰《从军滇黔始末情形简明节略》等；抄录了《南诏德化碑》《宝莲殿记》《三灵庙记》《蝴蝶泉记》，以及段氏家族世系表等。
(二)考察了许多名胜古迹，对于全县的碑碣进行拓片。参观三塔寺(古崇圣寺)、中和寺和弘圣寺等，看了《元世祖平云南碑》《南诏德化碑》等许多文物；并请当地人拓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所立的《重修大我士寺碑记》《大观堂修造记》以及一些墓志等。
(三)调查全县的本主庙。大理普遍存在本主崇拜，甚至一个村有多个本主庙。日记载：太和村有三个本主庙：一为张状元塑坐像，手执书，甚清秀，戴软巾，传为明代人，今称“七堂大神庙”；一为供奉段某甲胄持剑像；一为龙王着黄袍王冠。皆三楹，本主居中，其左则祀土主，蓝面六臂，手各执一物，俗称伽蓝神。“本主各庙不同，而土主则一，亦地方之特俗。”又如喜洲也有三座本主庙：“一为四上街之妙元祠；一为中央祠，一为九堂神祠。九堂又称祈雨坛，传祈雨九神皆降，忽尔鸡鸣，不能复升，遂祀为本主，所谓中央皇帝、三灵皇帝并在九神之内，石坪圩、城北、七舍、大界门诸村人均祀九堂本主。中央皇帝为段宗榜，四月十五日生日，上洪坪等七村之人共祀之。”这又反映了多个村子之人共同祭祀一个本主的现象。类似的本主调查记录在郑先生的日记中有详细记载，对于研究大理地区的宗教信仰和民俗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在榆期间，郑先生还收集和研读了当地一些大族的家谱和族谱。根据日记，一个月中他阅读的家谱、族谱统计如表2。
历史上，大理一郡，高、段、杨、赵四姓比较多。表2显示，郑天挺先生读过的有段氏、杨氏、董氏、谭氏、尹氏、张氏、杜氏等大家族的族谱，他们分居在大理城和喜洲等地。关于《段氏家谱》，有正德十五年(1520年)其六世孙段德贤所写的序，谓“滇南太和我段氏者，其来旧矣。我始祖莲胜公遭元末兵燹而谱遂亡焉，传至德贤已六世矣”。该谱称是“‘大理国段思平之裔’，未尝记之中原，胜于诸家之谱。”因其没有攀附金陵之风。
《世德堂张氏家谱》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张昌所修，稿本，凡上、中、下三卷。在姓氏因由考中说：吾族始姓段，“旧谱云先祖讳保公者段姓，荫父祖功爵，掌云南蛮兵，西破吐蕃，南阻梁王，伐木邦野夷，建立不次之功。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抚边论功，赐袭贵职，并赐姓曰张，名曰忠……即授为云南路都统，赏御威虎，加佩金紫，父祖同封，子孙荣袭。”该张姓祖上姓段，元代因功赐姓张，明万历年间第十世张灿始迁居喜洲，故郑先生考证“此张氏与镕西大哥非同宗也。”
在大理，杨为大姓，然杨氏同姓其实不同族。如《太和史城杨氏族谱》为清光绪年间的举人、杨家第十三世杨纯珍所修，凡八卷。“杨氏案碑志为喜睑巨族，”《绍霆公墓志》云：“原籍江南江宁府上元县，为宋将杨由义之后，七传入滇，卜居喜洲。”而《大理史城杨氏族谱》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杨氏第二十一世孙杨文昭所修。“与前谱非一族，此喜洲北村四甲杨氏也。”其始祖叫杨善，“字吉甫，原籍江南松江府引州朱家屯。元末游宦滇南，为段氏布燮官”。但郑先生根据四甲杨氏的历代墓碑，发现在清代以前，墓志铭只叙及始祖杨善任段氏布燮官，不言来自江南，原籍江南松江府是后来修谱时的攀附。另外的一份《杨氏族谱》是定居喜洲城北里大贯淜的杨氏，称“世籍南京应天府上元县，始祖药师讳正公，来游云南，喜大理山水灵秀，卜居焉。”显然，这三家虽然都姓杨，却不同宗。而且他们的族谱均称祖籍江南，是后来修谱时的攀附。
在实地调查和研读家谱、族谱的过程中，郑先生对于迤西地区的民家(今白族)和民家社会提出了如下看法。他说：“自到迤西，得读诸家族谱，颇有愚妄之推测：一、纯粹之民家为汉化最早之土著民族，其姓氏如哀牢九姓之属，乃汉化后所加。二、同姓者未必同族，故同姓多相婚嫁，乃汉化更深，或与汉人交往久，嫌其不宜，乃微易其字以示别，如杨之为扬、阳、羊，张之为章之类；阳、扬姓甚稀，而世家之族谱诰封中反常见，至于平民之墓碑，则杨、扬氏之称到处皆是；抑或土著本俗系女系制度，不禁同族之婚，则待考矣。三、上门之风甚盛，血系轇轕混淆。四、此间社会传统，初期盛夸南诏，其后则推朱明；故诸家族谱于两者均不肯放弃，亦不顾其矛盾；如董氏称始祖南诏董成自金陵迁滇，其例甚多。”这些看法比较中肯，而有见地。
郑天挺先生的大理之行获得了大量实地调查的材料，为他的边疆史地研究积累了宝贵资料。对于接受中国传统治学训练的郑先生来说，利用这些实地调查资料，来对传统志书进行有益的补正，使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方法更趋多样。对于这次考察，郑先生后来曾说：大理之行，“收获甚丰”。
三
西南联大的八年，郑天挺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多有创获，如发表了《发羌之地望与对音》(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一分册，1939年)、《〈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载《国学季刊》六卷四号)、《〈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载《国学季刊》六卷四号)、《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等论文，还撰写了《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清史语解》等。1946年初，郑先生将自己十数年来研究的论文12篇汇为专集，题名《清史探微》在重庆出版。其中《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等文，利用音韵学的方法和知识，研究藏族及其邻国不丹的历史，获知发羌居地与吐蕃旧居相当，而附国之“附”字是后汉发羌“发”字的转音。他从《附国传》所载的该地风土人情与康藏地区加以比证，得出它们近似的结论，说明附国确属藏地，其名取于“Bod”之对音。而“薄缘”从地望与对音考之，即西藏南界的山国不丹。这有力地说明了发羌是藏族的祖先，藏族在隋唐时期就同中央政权发生密切关系，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对薄缘的了解，不仅有助于对西南边境的考察，更是对中国与不丹两国关系史的开创性研究。这是郑先生研究西南边疆史地的最重要成果。
联大时期，郑先生把西南边疆史地、云南地方史等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并为之做了大量工作。郑先生将往云南时，即有就地取材，研究南诏史的设想。甫一入滇，他就购买、借阅云南地方史志资料，阅读、辑录有关史料，为撰写《南诏书》做准备。在西南联大后期，还有纂修《大理县志》的计划，如1945年7月的日记载：“检方志，为撰写《大理县志》拟目”，“更诣马晋三，谈《大理县志》例目”。遗憾的是这两部著作未见问世。
此外，在郑先生日记中，还提到他已写或准备撰写的关于西南边疆史地的论文，现辑录如表3。
其中《明清两代滇黔之发达》一文，写于1942年7月，为云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做演讲。先拟题目为《明清两代滇黔之开拓》，后改为《明清两代滇黔之发达》。文章分为叙论、区域之分合、人口、土田、交通、矿产、盐、科举、改土归流、结论十部分。认为：“滇黔之发达在明清较前代为胜，明清滇黔之发达较之他省有过之”。郑先生在大理三塔寺曾为干部训练团作《中国民族之拓展》的讲演，讲演分四个部分：“一、中国之移民；二、中西移民之不同；三、展拓的三方面；四、中国民族拓展的精神与贡献。”1944年9月18日，受何炳棣、丁则良、王逊主持的“十一学会”之邀，郑先生就大理考察情况，讲《大理见闻》，介绍大理的民家、大理古史、宗教、氏族、婚姻等问题，讲后有热烈的讨论。1945年1月18日，他又为云南文化界作《明代之云南》，分绪论、范围、行政、形势、人口、土田、财富、交通、文化、结论十节。第二天，云南报纸载：“文化运动委员会学术演讲，昨日举行第六讲，由联大教授郑天挺先生演讲‘明代的云南’。由洪武十五年(1382年)傅友德、蓝玉、沐英入滇，至顺治十五年(1658年)吴三桂入滇，二百余年间云南之政治制度、地理环境及交通、经济、文化等问题，均有精辟之分析。并谓云(南)政治进步、文化发达及经济之负担，绝不弱于他省。”可惜，上述的几篇演讲稿均已散佚。而《历史上入滇通道》一文，“历数自战国至明清从内地到云南的水陆通道及其变迁，简明精确。”该文是郑天挺先生研究云南地方史的代表性文章，后收入《清史探微》和《探微集》。
在滇期间，虽然郑天挺先生关注和研究过西南边疆问题，有许多研究计划，曾收集、阅读、辑录了大量史料，但却没有能够全部完成，究其原因：
第一，郑天挺先生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主攻隋唐史、明清史，其学术专长是明清史。他对西南边疆史地有兴趣，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因缘和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迁昆明，这是一个机缘；西南地区悠久的历史，加上地方史料相对容易获得，是他关注西南边疆史地、云南地方史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西南联大各校北返后，郑先生因为大女儿新丧，北大行政事务繁忙等原因，其学术研究在1950年以前几乎停止了。
第二，1939年，傅斯年与郑天挺先生有纂写《明志》的计划，因他讲授明清史，这是他的专业所在。郑先生1939年6、7月的日记，记录了他与傅斯年共拟的《明志》二十四目和傅斯年新拟的《明书三十志》目录。所以，1939年郑先生分出部分精力和时间，来辑录明史方面的资料。对于此事，他在《南迁岁月——我的联大八年》中说：我当时正为同学讲授明清史，涉及明史有关问题亦多。在闲谈中，傅(斯年)希纂辑《明编年》和《明通典》，我想别撰《明会要》，而毛子水教授劝我编辑《续资治通鉴》续集。过了几天，傅又来找我，劝一起搞个东西，不叫《明通典》和《明会要》，而叫《明书》。遂共同拟二十四目。后增为三十目。此书原拟五年完成，后来因为战争紧迫，事务冗杂，傅又迁往重庆，无力组织，计划搁浅。
第三，各种事务的繁忙，无暇兼顾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西南联大的八年，郑天挺先生先后承担了“教务”(历史教学)、“所务”(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事务)、“总务”(西南联大总务)等诸多事项。特别是1940年2月，郑先生开始担任西南联大总务长，行政事务日益增多，此职他一直任到1946年三校北返。郑先生既要教学，负责北大文科研究所的事务，还有行政工作，与同辈教授相比，他要付出双倍的精力才行，个人的学术研究自然大受影响。郑先生八十寿辰之时出版的《探微集》，在后记中说：“我五十岁以前，忙于生活，没有认真读书”。五十岁以前，即是他在西南联大(40岁至48岁)的时期。这里“没有认真读书”，当然是先生的自谦之词，但也说明行政工作的分心是事实。郑先生担任总务长后，仍坚持给中文系、历史系的学生上课，讲授中国史部目录学、隋唐五代史、明清史等课程。白天忙于各种行政杂务，晚间还得拼命读书，以备第二天之讲授，1941年1月29日的日记载：“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明史》至十二时，目倦神昏，始寝。盖明日须讲述，不得不详读详考之也。”其受业弟子王永兴回忆道：“日间，先生在校办公室处理有关财务人事诸大端以及教课；夜间，在宿舍楼读书备课研究撰著，虽非通宵达旦，但深夜不眠乃经常之事。”他就是这样“利用晚间校勘古籍，焚膏继晷进行学术研究，在文献学、西南边疆史，尤其是明清史研究领域创获颇丰”。
第四，西南联大在昆时，郑先生一人在校，长期住在西南联大的教师宿舍，没有家人陪伴，饮食不规律，使他的身体常感不适，日记中多处记录了他腹泻的情况。特别严重的是1942年12月中，他曾患斑疹伤寒，持续到1943年初才痊愈。后来他总结生病的原因：“平素自负身体强壮，且亦自知谨慎，不意在此竟有此大病。余自省月余以来饮食失节，每日午间一时后始出办公室，既不及按时归食，或就小店零食，或归以馒首佐冷菜冷肉食之，多寡冷暖无常无序，此积食也。联大总务处事本杂，更益于事务组，月余来又为讲演事，多翻简册。余就寝，枕上必读，往往至一时半以后，每晚睡眠不足六小时，而午睡或能补足或不能补足。自北大办事处移才盛巷，每周必二三往，往返必三四小时，此积劳也。余之衣被寄藏乡间，在城仅薄被一床、衬绒袍一件、破棉袍一件，已不能穿，月初天气骤寒，日夜仍惟此而已。日间勉可支持，夜眠多不能酣。此积寒也。”这种积食、积寒、积劳的生活，对他的健康不利，尤其是工作的劳累让他身体受到影响。总之，上述的诸多因素不允许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中。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为我们展示了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之际，坚持学术研究的艰难历程。《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的出版，不但有利于西南联大历史的深入研究，而且可望推动对郑天挺先生的研究。我们在评述郑天挺先生学术成果时，除了肯定他在明清史方面的成就外，也应当注意他对西南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贡献。
【注】文章原载于《昆明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