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海外中国学指域外国家对中国的研究，国内开启对海外中国学的关注几与海外中国学的发生同步。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经历了早期关注、开创奠基、停滞困顿、起步复兴、繁荣发展五个阶段。近代、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是我国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借鉴与对话、学科化积累、学理纵深探索的三个黄金期。应继续推进与西方中国学的深度对话，同时引导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建立国内外兼容、东西会通的中国学研究体系。
关键词：海外中国学研究；海外汉学研究；学科建设；话语体系建设
海外中国学指域外国家对中国的研究，当今的海外中国学展示出世界性、跨学科性和复杂性的时代特征。鉴于欧美日等中国学研究的悠久历史，中国解释权很大程度上仍呈现由西方主导、引领话语走向的状况。由国外著名中国学家提出的“李约瑟之问”“汤因比之问”“彭慕兰之问”“谭中之问”等挑战性问题更引发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界的热烈讨论。世界对中国各种版本的解读和疑问促使我们深层次地思考海外中国学研究体系问题，发出关于中国文明、历史与社会的基本声音。
当前国内针对海外中国学的庞大成果展开解构研究，经历了由现象研究到学科建设的转变，正在进入探索其学理逻辑的深化阶段。即使如此，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建设仍任重道远。追溯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渊源，理清其发展轨迹，掌握其学理构成的阶段性特征，确立和把握其方法论、基本原则等，有助于探讨其内在的演变规律，赋予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定位，回应新时代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的新要求。
鉴于此，本文基于文献群梳理探索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演进和学理发展，结合考察海外中国研究成果，就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体系建设提出路径探索。加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将坚定文化主体性，使中国研究的话语主导权回归中国。
一、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演进
1.元明清对国外中国学的最初关注
国内开启对海外中国学的关注几与海外中国学的发生同步。中国对域外中国学的最早关注可追溯至元明清中西文化互鉴时期统治阶层对来华游历人士中国观的观察。元朝对亚欧大陆的开疆拓土使东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得以畅通，欧洲和中西亚的旅行家进入元朝境内并留下关于中国的观察记录。现有研究表明域外中国观始于马可·波罗时期的游记汉学，其对中国的赞誉性描述曾引起西方社会的轰动和对中国的向往。在元廷长居17年的马氏得到忽必烈接见并被任命为使者出使西部。不久后伊斯兰旅华人士伊本·白图泰对中国农业灌溉工程和文化艺术等亦持高度评价并与中国官绅交流。从中可知元朝统治阶层得知的是海外旅华人士对中国文昌物繁的赞美。
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借第三次基督教在华传教为海外殖民探路。明末清初士绅通过耶稣会士了解并赞赏其中国观察。正面认知中国观念风俗的代表性耶稣会士有利玛窦、熊三拔、艾儒略、汤若望等。包括叶向高、徐光启、李之藻等关注耶稣会士中国观察的明代士绅深受利玛窦《天主实义》影响，得知其对儒家思想已有较深认识和追随之意。耶稣会士遵从中国文化是出于适应中国国情、达到顺利传教的目的。明清之际官方对耶稣会士中国学的关注较为主动并积极参与，一是发现中国自然科学某些领域领先西方。清代康熙帝与数学家梅文鼎等认为西方数学知识来源于《易经》思想，中国有比西方更早和领先的方程思想。二是参与耶稣会士初期的汉学编著和研究，并促进后者汉学修养的提升。如明代士绅对法国耶稣会士汉学家金尼格《西儒耳目资》写作的支持。三是坚守中国文化。礼仪之争使康熙帝发现后来的耶稣会士对儒家思想、中国文化由尊崇顺从转向否蔑干涉，遂颁布洋人在华传教禁令，谕旨在以后清廷历朝得到延续。
此时国内对国外中国观的认识处于起步阶段，持“天朝大国”封闭意识、对外部世界认识有限的统治阶层对海外中国观的兴趣局限于境内外国人的中国观，然而旅华外国人将中国器物和文化积极引介回本国的正面中国观可谓国外观察中国的缩影，以耶稣会士为主的中国观使中国成为影响、形塑欧洲近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中西逐渐发生历史分流时，中国随西方传教士中国观由明向暗的逐渐转变而对其愈益限制和抵制。
2.近代中国对西方汉学的借鉴与对话
中国海外汉学研究的实质性起步伴随着中国近代化进程展开。西方国家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开启了以在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的传教士中国学为重要特征的近代欧美中国学，西方中国认识渐由正转负，中学西渐向西学东渐转变。晚清官方开始注意到欧美来华者创办报刊上观察中国的文字，有助于清政府对时局和西方中国观察的认识。
在西方和西方汉学伴随西方对中国纵深渗透的情势下，官学精英相应地重视西方中国学，中外文化对话活跃。一是中外推出举措推进关于中国研究的交流，中西学者来往密切。史学根基深厚者被选派前往法德留学，整理国故运动得到倡议，唐复礼被清廷遣任驻法公使参赞并曾帮助法国汉学家沙畹翻译《史记》，中国政府也曾赠予沙畹勋章，表彰其为汉学和中法文化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二是国内或中外在政治与学术相互作用下合作建立关于中国研究的组织或机构。国内建立包括北京大学国学门、东南大学国学院、清华国学研究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在内的多家国学研究机构；中外合作建立的组织包括20世纪20年代的东方学会、东方考古学协会以及1941年的中法汉学研究所等，开中国研究之新风。
民国时期，西方国家因两战等因素加强对远东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中西文化的深入沟通促使中国出现傅斯年、王国维、陈垣、胡适、陈寅恪等一批中西学兼通的学者。此时大量海外中国学译介和研究成果问世，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呈兴盛之势。一是欧美日等国的传教士、商人、学者、官员等来华人士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观察开始在设有海外中国研究栏目的近代报刊和其他媒体渠道大量刊登传播；二是海外汉学发展史和国别中国学研究出版；三是整理出版汉学目录集；四是翻译耶稣会士汉学文献。
3.20世纪50—80年代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停滞与复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的约30年间，受中西意识形态对峙和国内“左”倾思想等引起的学术生态变化影响，西方中国学在国内成为被全面批判的禁区，国内有识学人力倡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声淹没在政治话语的洪流中，海内外关于中国研究的学术对话进入停滞与“瓶颈”期。国内学界针对此时大量国外中国学成果的回应局限于译介层面：一是几乎无对国外中国学的公开评述和研究，少量“供批判用”和“内部参考”的西方书籍方可译介；二是中国学研究相关著述翻译以及少量译著再版；三是译著因时局变化呈现出不同特征，包括五六十年代考据型汉学著作的翻译出版，以及中苏边境冲突政治形势下为了解敌情出版的苏联汉学家译著。汉学译著因成为隔离时期国内观察海外中国学的通幽曲径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成为中西世界紧张关系改善的契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重新提上日程，呈现出中外交流的复兴新气象。
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对文献译介汇编的开启标志着新中国的国外中国学研究跨出重要步伐。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界对各种西方中国研究思潮理论的关注热情急剧升温，呈现出译介为主、兼及初步相关研究的基本特征。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国外中国学研究室成立并着手展开海外中国研究文献汇编，海外中国学研究从此依托机构沿专业化轨道发展。二是译介国家涉及苏、美、日、德、英、法等诸多西方国家；介绍领域涵括海外中国学史、书评、机构，以及传统汉学、中国科技史等领域，80年代的研究增加了对中国文史哲、科技史领域等单本译著的出版。三是注重介绍古代和近代中国研究，以及海外中共党史、上海史研究的介绍，标志着国内对海外传统汉学和现当代中国学有了并行关注。四是启动汉学/中国学译丛项目。包括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巨著翻译工程、注重古代中国研究的“海外汉学丛书”、涵盖古今中国研究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等。五是域外中国观译介与相关研究，译介关注明代和近代国外来华人士中国观，研究旨在探索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之间的互动。80年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再起步还表现在工具书《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的出版。如上译介和涉猎领域形成此后国内开展国外中国学研究对象的雏形并有了初步学术积累。
概言之，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约40年的停滞与复兴成为学术温度提升与时代变革的灵敏感应器。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对中外中国研究交流通道的重辟延续了近代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热情。而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译介逐步填补了长期造成的空白，诸多新领域、新方法、新观点引起关注，十余年的学术积累使该研究迅速复苏并在下一阶段开启学理探索之路。
4.20世纪90年代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化积累
此时期国内承袭80年代关注的热情而逐渐开启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大幕，国内中国学研究学科体系的机制建设开始起步并发展，具体表现在京沪两地四家较早开展中国学研究的学术机构相继成立、海外中国学研讨会的初步召开、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对中国学研究人才培养的起步以及专门学术刊物的陆续创刊。国内对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有了充分认识，反映西方多元思潮的海外中国学论著得到（重）译介和研究，海外中国学研究中的诸多专题得到发掘，加强和拓宽了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
其一，推出新的汉学丛书，除以往海外中国研究译丛继续发行外，文史哲领域又涌现一批译丛和译著。译著主要是对流散海外汉籍史料的翻译和研究。其二，国别中国学译介和研究在区域上仍以欧美国家为主，包括传统汉学和当代中国学。其三，出现对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的译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于1990—1996年共主办《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42期。其四，海外中国学研究工具书、会议论文集汇编，包括国别中国学、中国学家和著作目录、汉学史研究等大量出现。其五，西方中国观译介和探研，译著系近代欧美来华人士对中国城乡制度文化的观察，包括“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西方的中国形象”等丛书和单本译著。此时开启的海外中国观研究重在探讨世界民族对中国的认识史、国别中国观和跨文化比较理论下的海外中国形象。
5.21世纪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伴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与世界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关注度，开展国外中国学研究成为响应新时代需求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研究中外对话也渐趋深度和密切。在国家重视海外中国研究和学界主动关注的双重推动下，国内的国外中国学研究相应取得进展，译介与研究海外中国学并行开展的研究态势逐渐确立，专题探索更为精细丰富。多元化的研究成果和思考深化和丰富了该领域研究的学科内涵和研究外延。
此时期中国学研究兴盛的重要表现是作为学科发展有力支撑的配套机制逐步完善。中国学研究机构在地域分布和数量上迅速扩大增加，形成各执所长的多元研究格局。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新时期成立的中国学研究机构不少于30家，研究类型包括：以语言文献学方法开展的传统域外汉学、汉籍研究；注重探索海外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的现当代中国学研究；通过异域视角展现中国历史文化、国学和汉学相互沟通并进的研究；延续中国学研究优良传统，国外中国学跟踪和中国学研究学理逻辑探讨并重的研究；中国学信息情报与资料研究；注意高端学术平台建设、沟通中外中国研究的研究；等等。依托专业机构、聚焦不同专题的海外中国学研讨会相继召开。中国学研究学术期刊、图书馆、汉籍合璧工程和数据库等基础资料建设成绩卓著，包括“海外中国学研究”入门学术丛书、设置研究生学位点等相关工作也有很大进展，中国学研究与研究生培养体系相结合，确保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此时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在更加完善的机制保障下对专题的探索比此前有了新进展。一是传统汉学译研。国内对传教士汉学的关注以“大象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为代表，回溯至明清时期耶稣会士汉学并做系统研究，注重展示东学西渐语境下早期传教士汉学的多重意涵；研究丛书的系统规划和大量涌现标志着国内海外汉学、汉籍研究水平的提升；对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关注包括译介中国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并探索中国文学域外传播与接受史。二是海外上海史介研。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为代表的上海史研究由宏观概览转向见微知著，揭示现当代上海社会历史变迁中的多重丰富面貌。三是对国际学界关于中国问题研究范式、理论动态的追踪研究。21世纪前后国际学界诸如中国现代化、民族主义话语、中国与经济全球化等热点议题，以及中国思想史、女性史等专题探讨在中国同行中的回应体现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及若干单本中国学研究论著中。四是海外中国观介研。欧美近现代中国观的文献史料译介范围得以拓展；在继续以跨学科视野探索中国形象生成方式的同时突破西方中国观研究，将目力所及扩展至周边国家，考察展现历史中国多棱镜似的多样面貌。五是在译介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基础上开启该专题和中国道路研究，开始探索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与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史、方法论研究的逻辑关系。六是中国学研究工具书的探索表现在对区域、国别和时段更加专业精微化的汇编整理。如印永青主编的《海外上海研究书目》、张海惠主编的《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马军的《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界译介日本“中国研究”文献目录简编》等。七是世界各国青年汉学家成长为中国研究的新生力量。研究中国的兴趣从西方世界扩展到亚非拉等更多国家。各种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吸引着年轻一代的中国学专家前来中国接受训练，使“中国研究回归中国”渐成现实。
二、国内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探索
前述历史回溯可知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经历了从最初关注、学习对话、停滞复兴、学科积累到繁荣发展的历史演变。晚清民国、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三个时期可谓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的黄金期。国内知识界围绕该领域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方法论、学术主体性等问题展开逐步学理探索，促使当前海外中国学发展为学界显学。理清这些基本问题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发展是必要的。
1.开创与奠基：近代中国的海外中国学研究
文献梳理可知，近代知识精英对海外中国学进行理论思考始自晚清，兴于民国。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和深刻变化造成中西文化的深入交汇，海内外中国研究对话和国内中国学研究初次兴盛，构成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借鉴与对话构成此时该领域研究之理论探索的阶段性特征。国内学人对海外中国学的思考表现在概念表述、研究态度、基本立场和原则等三个方面。
其一，中国学研究相关概念阐述开始出现。晚清民国时期学人首次提出中国学、国学、汉学等概念，但对这些概念的明确界定和区分尚不明确。据史料考证，辜鸿铭在国内最早明确提出“中国学”概念，其著《中国人的精神》设“中国学”两章，指国外的中国研究。民国时侧重义理阐发，将“中国”作为一门国内外皆可为之的学问。如胡适曾说：“西人治汉学者，名Sinologist,用功甚苦，成效疏微……Sinology终须吾国人为之。”傅斯年曾提出反对“国学”的模糊应用。
其二，中国学研究态度注意发出中国声音和中西互鉴。政学界人士对西方中国研究由了解、批评逐渐转向学习、对话。晚清提出西方中国学需有来自中国声音的必要参照，注意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以引导改善西方的中国偏见、了解中国的精神世界。晚清驻法外交官陈季同的《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快乐》《吾国》等法语论著从各层面向西方正面展示中华文明。辜鸿铭的中国学研究思想在西方世界亦广泛传播，其特点主要有二：一是肯定西方汉学恰当研究；批判其对中国历史思想文化之把握与洞察的阙乏。二是熟知西方汉学史，指出近代西方文明弊病，中国文化价值可补西方文明之阙乏。民国时期逐渐建立融洽的中外学术对话，认可西方汉学，认为中国研究需要取法欧日汉学中科学合理之精髓。王国维曾赞沙畹“博览旁通……能明解中国礼教道德之精义，为其他西方学者之所不及”。国内学界还受欧美科学主义的影响，重视专精考据，鄙夷空泛综合。如胡适、梁启超等学者赞同日本中国学方法并受日本国粹主义影响，主张重整汉籍以为今用、保存国粹。
其三，中国学研究立场秉持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国为主体的原则。不少学人认为外来理论需与中国国情相调适，只套用西方模型无法揭示中国文化真谛，主张中国研究应致力于民族文化的重建与发展，尝试构建以中国为主体的中国学研究。章炳麟即援引欧美哲学观念致力于儒学重建与发扬，面对中华文明渐弱、国人纷赴西方学习中国学的热潮，以陈寅恪、傅斯年等为代表的知识界发出中国研究回归中国、加强本国文化建设的呼声。
元明清至近现代海外中国观基调的转变促使我们思考在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时应秉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研究原则。对于因地理格局、资源差异、气候等因素必然造成的中西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价值理念等的差异，历史学家已有扎实和极富说服力的研究。这说明我们需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海外中国观的具体论述。世界的中国观历经游记汉学对中国的全面赞誉，耶稣会士汉学以取鉴儒学与政治制度等赞誉中华文明和国民为主的中国观，近代欧美汉学以批判儒学、政治制度、国民性等灰色纪实为主之中国观，至当代世界之多元中国观的演变历程，其对中国文明、政治、社会、国民等观察基调的巨大变化是根源于其本国社会变革、国力盛衰、价值观念变化等历史文化因素。故对于海外中国观应持客观辩证的研究态度，而不应以其一时一地的观点为准绳和制约。
综上，近代中国知识界在民族主义情结下以学习西方、救亡图存为己任。面对彰显自身文化优越的西学挑战，国内知识精英尝试以文化多元论打通中西文化壁垒，形成文明比较对话的意识。与此同时，学界某种程度上对暗含西方近代文明优越之理论预设的西方汉学已持警醒态度，其在中国艰难期对西方中心论的超越显示出超乎时代的勇气和洞见，并以中西贯通的知识结构和比较研究的视野坚持基础文献建设、交流对话等观点，从而形成研究的基本立场，奠定了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础，构成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重新回顾近代中国该领域的研究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构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框架。
2.学科化开拓：20世纪90年代的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
此时期开始将海外中国学作为专项研究进行初步理论探索，并增强了对其的专门思考，可谓向学科化研究迈进的开拓期。国内率先躬耕该领域的学人认可其“庐山之外看庐山”的独特视角，以及以西方近现代科学方法治中学而发国人之未发的优势。国内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思考进入第二个黄金期，呈现出学科化趋势和以文史哲研究为主的阶段性特征。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回应尚以译介为主，但已开始将该研究作为专门领域，对若干基础问题进行开拓性思考，对近代海外中国学研究精神的重启和深入开辟了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纪元。
一是明确阐释中国学研究基本概念。李学勤、阎纯德等国内学者对汉学和汉学研究的概念、源流、发展做了明确诠释，注重考察海外古今的中国经典研究以及西方汉学发展史。阎纯德先生提出汉学的当代意识并得到部分学人认同，意指汉学涵盖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二是开始探索学科方法论和研究对象。国内学界总体认同从学术史角度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在研究方法和重点上提出各家之言，奠定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多元发展格局：从文献语言学角度探索中国思想的海外传播与发展；以比较文学理论为基础对中国文化现象进行比较分析，并开展对耶稣会士汉学及其欧洲影响的系统研究；依托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学科方法开展海外中国史学研究。三是重提研究学术主体性和对话意识。王元化先生指出中国在中国文化研究中的主体地位，“不能以西学为坐标，但必须以西学为参照系”。朱维铮提出中外学者掌握对象国语言的重要性，域外汉学存在语言沟通困难与文化隔膜导致国际中国问题的众多专题研究整体上仍是“聋子的对话”，提出中外学界深度互动的意义。四是考虑规划学科研究布局，开启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绘制学术版图的通盘考虑。朱政惠教授提出需有专门学术机构的建立、研究力量的分布、人才培养与中外交流等方面的详细规划。
概言之，此时期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初步形成，汉学概念得到初步系统阐释，国内学界在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开始有了系统研究的明确意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长久生命力建立在学科研究体系和方法论基础上，对其作为学科的初步探索无疑使其向学科方向的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3.学科理论的纵深探索：2000年以来的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
21世纪以后，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形成更为专精的中国学研究体系，突破将其仅视为某研究方向，明确了学科建设的共识，并展开深入探讨。此时期进入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期，对学科理论的纵深探索成为阶段性特征。国内较早成立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在基本概念、研究对象、路径及认识论等层面继续引领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深度学理探索，启发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首先，对中国学研究等相关基本概念展开进一步讨论。当前国内学界存在“中国研究”“国际汉学”“国外汉学”“世界汉学”“海外汉学”“传统汉学”“当代汉学”“域外汉籍研究”“海外中国学”“海外中国研究”“世界中国学”等多种说法和解读，仍未有统一定论。根据这些解读，实际可大致分“中国研究”“汉学”“中国学”三种。海外中国学即国外中国研究，泛指国外对所有中国问题的研究；汉学专指国外古今对中国历史、文化、语言等的研究；中国学既包括人文学科领域的传统汉学，也包括使用社会科学方法开展的现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国学/汉学研究指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关注研究。对“中国学”“国际中国学”“世界中国学”“中国学研究”等相关概念语义的界定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的解释颇具说服力。
其次，对国外中国学研究方法论的考察促使我们深入展开学理探索，在跨学科视野下省思域外中国学。海外中国学研究是否有必要作为学科进行研究？以人文学界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界做出肯定回答并根据各自学科背景诠释其研究路径的学理逻辑。张西平教授提出从比较文学研究路径开展海外汉学研究；朱政惠教授借鉴比较文学理论，提出并阐发以“比较史学”“接受史学”治海外中国学，倡议建立人文/社会科学联合推进的学科群研究；梁怡教授提出网络时代新型史料的搜集、考辨等具体史料学方法。海外中国学发展至今已成长为传统汉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介入或具有跨学科特征的综合性研究，面对海外中国学和国内反向研究发展的新特点，有必要充实海外中国学研究理论。一方面，达成对中国全方位的深入理解还应加强史学、文学等相关领域学科建设。如海外中国史学研究现多侧重江南文化、上海史或特定社会阶层研究，对江南史的整体理解和其他地区的研究尚显缺略，加强相关领域的中外对话尤为迫切。另一方面，借鉴比较文学、比较史学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探索，在比较经济学、比较政治学、比较社会学等学科框架下开展理论探索，进而实现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等跨学科联合的综合性中国学研究，方能掌握海外中国学的立体式全貌。
再次，面对新时期海外中国学研究日益发展的新趋势，坚持海外历史中国研究和现实中国研究均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国对欧美日等国汉学有着伴随其产生以来至今的长久关注。自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对现当代中国的研究兴趣逐渐扩散至其他国家，其与传统汉学两种研究取向成为21世纪世界中国学的重要特点，这从世界各国当前的中国研究教研机构设置及成果中亦可得知。我们开展的反向研究也应坚持对海外历史和现实中国研究关注并重。由于历史中国是现实中国的根基，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中国当今观念、精神、价值来源于对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中国现实问题背后蕴藏的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内在发展逻辑；对海外当代中国学及时关注才能更好地了解海外中国学的各种视角观点，服务于当前改革开放的大局和社会各行业领域的发展。历史和当下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据此，我们应始终在历史和当代两个维度把握海外中国学研究。
最后，中国学研究有了更深度的理论阐发，从认识论层面反思和对话海外中国学，致力于向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的历史和现实中国，坚定以中国为主体的研究立场。
其一，秉持跨文化比较的理论清醒，客观看待海外中国学，纠正研究中的盲目跟风，建立适合本国历史文化的话语体系。反思和解构近代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和普适性价值，认识其为人类平等且多元的文明之一。西方近代文明中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想因其文化深层的思维局限导致中国研究的局限性，应将其在特定历史机缘下确立的普遍性还原为本来的特殊性属性。国内亦有研究表明，中西文明的差异表现在象形文字和字母文字所导致的文明元差异、社会结构以家族和以法权为本的不同、天下观以多元一体格局和国族观的区分等方面。从历史总体走势来看，中华文明历史上曾经领先世界，近代以来西方式的现代化进程导致西学对我们的持续冲击，21世纪以后中国以强盛之势引发世界范围的中国学热，可见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因已传承在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之中并有其持久生命力。当今世界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各有其独特价值。对待世界不同的文明需在互鉴和尊重的基础上发掘共通性价值，在开放性对外沟通的同时建立由国人开启的中国研究话语体系。
其二，全面认识海外中国学，反思西方中心观，在对西方和自身系统深入理解基础上启动评判海外中国学的实质性工作。中国研究的中外对话需落实在具体研究议题和文本分析中才有意义，此时期开始出现诸多评析性论著，指出西方因中国语言文化功底薄弱、滥用新式理论，以及不自觉的文化思维偏见，造成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误读和误导。一方面，海外中国学在研究国历史、社会的各环节中形成其理论框架和观点结论，因此在研究中尤需注意其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与中国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国人在中国学研究中应做自我检视，提升关于中外历史文化的人文素养，这也是中国研究回归中国、坚定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
综上分析，21世纪海外中国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有重大发展。基于不同学科方法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构成中国学研究的学科群研究。伴随学科建设和学术话语逐渐回归的是，中国研究领域各具特色并颇具凝聚力的国际论坛成为令各国学者颇有认同和归属感的重要交流平台。尽管取得诸多成绩，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反思尚处于起步阶段，局限于少数学者的研究发现，目前尚未建立海外中国学研究系统的学术批评和对话机制。因此，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还需再攀高峰。
三、结语
纵观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演进历程，自从国内开启域外中国学研究，发展该领域研究的共识逐渐确立并深化，研究基础不断夯实，良好局面逐步形成。中外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交流推进了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思考的不断深入，近代中国大门初开和中西学交融开启了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思考。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学研究在国内获得文史哲领域的建设性学理探索。21世纪以后中国学研究学科框架和研究理念初步形成并发展。从该历史进程不难看出，国内一直保持对海外中国学兼具学习和批判的关注。元明清时期官绅在关注耶稣会士汉学同时反对其干涉中国儒家礼仪；晚清民国政学精英在与海外汉学界的互动中注意传播中华文明声音，注重借鉴西方汉学治学理念并与西方对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在与西方世界“隔绝”时期出现对西方汉学的全面否定；20世纪80—90年代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以镜鉴他者视角为主；21世纪以来加强了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理探索，在借鉴其理论方法和观点洞见的同时重启反思批判。
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探索与中外国情和中国国际地位密切相关。从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理探索历程可知，西学日盛与中学式微成为近现代世界语境转变的主要特征，国内对海外中国学关注的主要倾向是借鉴多于批判，由此导致对中国解释的话语权长时间很大程度上被西方世界掌握。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困境造成中华文明遭到破坏而不能有序传承。改革开放以后至今中国学研究在西学向国内持续广泛渗透和国学根基受损情势下开始复兴并取得诸多进展，然而国内可与西方展开中国研究平等对话的学者仍在少数。如今，提升中国研究国际对话能力，建立以中国为主体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话语体系已提上日程，提醒着我们加强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建设的紧迫性。
简言之，自中西交通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经历了从东学西渐到西学东渐、再到文明对话的过程，中国学研究学科体系和学术话语权在该历史进程中正在逐步构建。如今，继续推进与西方中国学的深度对话，在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上揭示其洞见偏见与恰当失当；同时引导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建立国内外兼容、东西会通的中国学研究体系，成为今后亟须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