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9年，西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态势。学者们既对传统议题提出了崭新见解，亦开启了一些颇具原创性的话题：对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反思在不断拓展和深入，认识论历史哲学从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处获得了新的资源，实用主义与历史哲学深度结合，历史时间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对于非学术历史的研究愈显重要。《历史与理论》《重思历史》和《历史哲学杂志》是西方史学理论界最具影响力的三种学术期刊。通过考察三者于2019年刊发的部分文章，本文试图简要梳理、盘点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以供学界同仁参考。
关键词：史学理论、叙事主义、认识论、实用主义、历史时间、非学术历史
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不断翻新，也给中外史学实践带来不少活力和创新。国内外学界一直都在关注西方史学理论和实践的这些新近发展。[i]《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重思历史》（Rethinking History）和《历史哲学杂志》（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是西方影响力最大的三种史学理论期刊，可以说是这一领域学术变化的风向标。虽然三者都是英文期刊，却足以反映西方史学理论界几乎所有的重要成果。[ii]因此，在21世纪迈向她的第三个十年之际，本文通过考察这三种期刊于2019年刊发的部分文章，管窥新世纪以来史学理论的最新动态，希望能够对感兴趣的同仁有所助益。
[i] 西文学界十几年来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Aviezer Tucker ed.,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xford and Boston: Wiley-Blackwell, 2009; Nancy Partner and Sarah Foot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Theory, Los Angeles: Sage, 2013; Herman Paul, Key Issues in Historical Theor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5。此外，贝伯·贝弗纳奇（Berber Bevernage）及其团队就1945年后历史哲学发展进行的文献计量学研究尤其值得注意，该项研究展现出一些与学界通行理解不同的结论，参见Berber Bevernage, Gisele Iecker de Almeida, Broos Delanote, Anton Froeyman, Patty Huijbers, and Kenan van de Mieroop,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1945: A Bibliometric Stud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8, No. 3, 2019。中文学界近期的相关研究专著主要有：邓京力《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王晴佳、张旭鹏主著《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在专攻理论问题的学者之外，主要进行实证研究的史家在总结历史学发展的新趋势时，往往也伴随着理论性质的省思，如蒋竹山主编：《当代历史学新趋势》，新北市：联经，2019；Marek Tamm and Peter Burke eds., Debating New Approaches to History, London: Bloomsbury, 2018。
[ii] 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历史解释问题的退场，史学理论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距英美经验主义传统越来越远，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学者发表成果所使用语言的盎格鲁-撒克逊化程度却不断加深。参见Berber Bevernage, Gisele Iecker de Almeida, Broos Delanote, Anton Froeyman, Patty Huijbers, and Kenan van de Mieroop,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1945: A Bibliometric Study”, pp.415-416.
一、“网络节点”：史学理论核心人物
如果说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是属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三十年，主要探讨亨普尔（Carl G. Hempel）所发起的历史解释问题，那么，从80年代至今则无疑是属于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几十年，主要探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所提出的洞见。在这期间，如赫曼·保罗（Herman Paul）所言，“不论属于哪一学派，不论秉持何种立场，历史哲学家都会与海登·怀特产生联系，要么以他的学说作为根基，要么与他划清界限”[i]。在保罗看来，历史哲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个松散地编织起来的网络，每一位学者都身处其中。虽然天南海北且学科背景各异，但学者们能够通过引用成果、同行评议、参加会议或研究合作等方式联系在一起。而海登·怀特就是几十年来该网络中最重要的核心或“节点”（node）。不论收获的是赞誉还是批评，海登·怀特都是业内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学者之一，其他史学理论家也都感到有必要相较于怀特的观点来安放自己的立场。[ii]
2018年3月9日，海登·怀特与世长辞。同年8月，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2018年国际历史理论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heory of History）第三届年会特设了主题为“海登·怀特的全球化”的分会场，以纪念海登·怀特为这一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来自波兰、阿根廷、美国、中国和爱沙尼亚的学者分别介绍了海登·怀特思想在不同地域、不同语境下的传播、接受（或拒斥）、阐释（或误读）以及他逝世后留下的遗产。这既证明了海登·怀特作为“网络节点”的地位，也说明了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中国学者陈新重申了海登·怀特的跨学科身份，认为他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和批评家，一位讽刺理论家，一位对生活持积极态度的世俗理性主义者”，并将他视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先驱。[iii]维罗妮卡·托齐·汤普森（Veronica Tozzi Thompson）探讨了海登·怀特的史学理论与实用主义哲学之间的联系，并指出比喻实在论（figural realism）是海登·怀特最具启发性的概念。爱娃·多曼斯卡（Ewa Domańska）认为，在20世纪80-90年代的中东欧政治变革中，海登·怀特的论著作为一种外部推手，在极权主义向民主化的转变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然，并非所有学者都相信海登·怀特的思想得到了正确的对待或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卡勒·皮莱宁（Kalle Pihlainen）和保罗·罗斯（Paul Roth）就看到了其学说被“驯化”，或在库恩（Thomas Kuhn）的意义上被“常规化”的一面。皮莱宁研究了海登·怀特理论被拒斥和被抵制的历史，罗斯则认为，历史学家并没有对海登·怀特试图发起的那场史学革命做出足够的回应，当今历史教学和史学实践的主流仍然是纯经验且反理论的。因此，罗斯毫不讳言，“海登·怀特的全球化恰恰证明了这是对其作品的常规化，这与怀特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iv]。
可见，海登·怀特所开创的叙事主义早已不是新潮、前卫而“离经叛道”的东西。不论是南希·帕特纳（Nancy Partner）笔下的“后-后现代主义”（post-postmodernism）[v]还是库卡宁（Jouni-Matti Kuukkanen）笔下的“后叙事主义”（postnarrativism）[vi]，都更像是叙事主义热潮退去之后的内省。总之，怀特所探讨的问题已经或消极或积极地内化为一种传统。
荷兰学者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是当今史学理论网络中的另一个重要节点。在海登·怀特逝世之后，再无当代学者能够企及他在史学理论领域所达到的高度。学者们对他的“历史再现”（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vii]和“历史经验”理论进行了新的思考。
安氏的“历史再现”指的是史著中各项陈述的集合，但由于其中任何一条陈述的增删都会彻底改变这一再现，因而也具有了不可再分的整体论特征。安氏认为，与可以“指涉”（reference）历史实在的单称陈述不同，再现只能“关于”（being about）历史实在的某一样貌（aspect），于是原本简单的二阶关系，即“再现物（历史文本）-被再现物（历史实在）”，被改造为了一种三阶关系，即“再现物-被再现物的样貌-被再现物”。[viii]但历史再现这一新增的独立实体如何有助于人们理解历史、书写历史，仍悬而未决。丹尼尔·费尔布拉泽（Daniel Fairbrother）尝试利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资源来解决这一问题，他把历史再现对应为亚里士多德笔下的“潜能”（potentiality），而将史学作品中显性的各项陈述对应为 “现实”（actuality）。正如一颗“现实”的种子具有成为大树的“潜能”，并且能够在“潜能”的指引下生长为真正的大树。相应地，历史再现作为历史陈述隐性的、根本性的潜能，便能够通过影响陈述间的交互（interaction）和联结（bonding）将之统合为一个整体，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过去。[ix]
安氏的历史经验理论同样存在一项有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既然人不借助语言即可对过去达成切身而直接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和语言性的历史再现之间便产生了分离。罗德里戈·迪亚斯-马尔多纳多（Rodrigo Díaz-Maldonado）试图弥合这一对立。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从认识论和本体论两个维度对安氏的历史经验理论进行修正。认识论维度要求将历史经验视作一种美国史学理论家路易斯·明克（Louis Mink）所述的“构型式理解”（configurational comprehension）。明克认为，人们一开始对于散落在不同时空中的过去的片段只存在一种模糊的感知，而构型式理解让人将这些片段整合成为符合逻辑的统一经验。这一心理活动与人类经验的过程是同时进行的，亦是非语言或先于语言的。于是，语言性的历史再现就可被理解为这一心理活动的延续，而非对于经验的驯化或者拒斥。换言之，用语言再现历史是使得经验完满的最后一步，“经验因而可以被语言再现的形式所表达，却不丢失其切身性和强烈的情感蕴含”[x]。本体论维度则需要借助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的生命主义（vitalism）哲学资源。[xi]我们的历史经验不是对于过去消极的感知性印象，相反，我们会带着既有的情感、信仰、记忆、思想和认同积极地面对和处理过去。因此，再现也不仅仅是将既有的经验转译为语言的行为，而是我们改变或保存集体性历史的手段。[xii]
作为怀特和安克斯密特共同参与营建的一种学说，叙事主义得到了西方史学理论界的持续关注。库卡宁曾对叙事主义学说进行反驳。在他看来，叙事主义仅关注史学的故事性，却忽视了其作为“研究”（research）的一面。他的后叙事主义强调，史学与其说是一种叙事或再现，毋宁说是一种围绕史著之论题（thesis）所进行的论证。[xiii]哈里·詹森（Harry Jansen）则建议在叙事主义与后叙事主义之间走一条折中道路，他认为史学既是一种整体的、真实的[xiv]叙事/再现，也是一种研究/论证——论证是史学的基础结构（infrastructure）；叙事是史学的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由此，詹森将撰史过程分为相对应的“准备阶段”和“书写阶段”，“在准备阶段，论证的基础结构形成了，它在写作阶段则化身为一位隐藏的说客……论证的基础结构透过叙事的上层结构而大放异彩”[xv]。
另一位荷兰史学理论家艾尔克·鲁尼亚（Eelco Runia）也是修正、改造叙事主义的核心人物之一。鲁尼亚确乎是“再现论”（representationalism）这一叙事主义预设的猛烈批判者，但与后叙事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从未将超越“语言学转向”视为主要的目标、动力和出发点，而是将其视作一种束缚状态下的解放——“我必须要接受‘再现论’的挑战，以将我从其中解脱出去”[xvi]。海登·怀特笃信，是历史学家“预构”（prefigure）了过去；而鲁尼亚的观点恰恰相反，认为是过去通过其“在场”（presence）预构了我们的当下和未来。[xvii]正如玛伦·利特（Maren Lytje）所指出的，鲁尼亚把历史学家的注意力从我们如何知晓和再现过去的认识论问题上移开，转到过去的遗迹如何留存于当下这一本体论问题上。她进一步论证道，后现代状况遮蔽了我们对于世界的确切认识，也阻碍了我们对史事的意义建构，因此鲁尼亚和贡布莱希特（Hans Ulrich Gumbrecht）等学者提出的“在场”概念，暗含着人们对后现代状况的厌倦和对实在的向往。[xviii]
当然，除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和鲁尼亚之外，还有更多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处于不同思想谱系的核心人物构成了当代史学理论家们讨论的中心，如康德（Immanuel Kant）[xix]、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xx]、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xxi]、阿瑟·丹托（Arthur Danto）[xxii]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xxiii]等，他们因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成为学者们讨论问题时无法回避的“网络节点”。用《历史哲学杂志》主编库卡宁的话来说，“历史哲学领域没有显而易见的研究范式，但存在一些一再出现的问题、概念和关键人物，正是它们构成了从哲学立场进行解构和重构的出发点”[xxiv]。的确，正因其多样性和包容性，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研究才显得如此异彩纷呈。[xxv]
[i] Herman Paul, “A Loosely Knit Network: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Hayden White”,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13, No. 1, 2019, p.3.
[ii] Herman Paul, “A Loosely Knit Network: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Hayden White”, pp.11-12.
[iii] Ewa Domańska, María Inés La Greca, Paul A. Roth, Xin Chen, Veronica Tozzi Thompson & Kalle Pihlainen, “Globalizing Hayden White”, Rethinking History, Vol. 23, No. 4, 2019, p.550.亦可参见陈新：《海登·怀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开拓者》，《社会科学报》2018年第1604期。
[iv] Ewa Domańska, María Inés La Greca, Paul A. Roth, Xin Chen, Veronica Tozzi Thompson & Kalle Pihlainen, “Globalizing Hayden White”, p.542.
[v] Nancy Partner and Sarah Foot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Theory, pp.397-399.
[vi] Jouni-Matti Kuukkanen, Post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vii] representation一词，史学理论界还有“表现”的译法，实用主义哲学与分析哲学界则通常译作“表象”，本文皆统一译为“再现”。
[viii] 参见Frank Ankersmit, Meaning, Truth and Reference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63-86.
[ix] Daniel Fairbrother, “The Soul of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13, No. 2, 2019.
[x] Rodrigo Díaz-Maldonado, “Historical Experience as a Mode of Comprehension”,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13, No. 1, 2019, p100, p101.
[xi] 何兆武先生早在三十年前就曾引介过奥尔特加的生命哲学和历史理性思想，可参见何兆武：《历史理性的重建——奥特迦·伽赛特历史体系观散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2期。
[xii] Rodrigo Díaz-Maldonado, “Historical Experience as a Mode of Comprehension”, p.106.
[xiii] 参见Jouni-Matti Kuukkanen, Post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pp.68-96.
[xiv] 詹森在此处对史学之“真”持一种实用主义看法：只要一种叙事没有被另一种更好的叙事所取代，那么它便可被视为真。Harry Jansen, “Research, Narrative, and Representation: A Postnarrative Approach”,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8, No. 1, 2019, p.67.
[xv] Harry Jansen, “Research, Narrative, and Representation: A Postnarrative Approach”, p.88.
[xvi] Eelco Runia & Marek Tamm, “The Past is not a Foreign Country: A Conversation”, Rethinking History, Vol. 23, No. 3, 2019, p.408. 在这篇爱沙尼亚历史哲学家马瑞克·塔姆（Marek Tamm）对鲁尼亚的采访中，鲁尼亚除了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再度阐释其“在场”“非连续性”“变异”“转喻”等核心概念和观点之外，还提供了丰富的“个体叙事”——他早年如何对写作和历史产生兴趣，受到维柯（Giambattista Vico）、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何种影响，与贡布莱希特有着何种学术上的亲缘联系，如何处理心理学、非虚构写作与史学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为何要离开高校和学术界，以及近期关于“红皇后假说”（Red Queen Hypothesis）和人类自我调控（self-regulation）史的研究项目。
[xvii] Eelco Runia & Marek Tamm, “The Past is not a Foreign Country: A Conversation”, p.412.亦可参见Eelco Runia, “Presence”, History and Theory, Vol.45, No.3, 2006。
[xviii] Maren Lytje, “The Ghost of Darwin’s Animals: Presence and the Return of the Real”,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8, No. 1, 2019, p.65, p.53.
[xix] David James, “Practical Necessity and the Fulfilment of the Plan of Nature in Kant’s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13, No. 1, 2019.
[xx] Michael L. Morgan, “Levinas,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8, No. 3, 2019.
[xxi] Christophe Bouton, “Learning from History: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topos historia magistra vitae in Modernity”,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13, No. 2, 2019; Terence Holden, “Hartog, Koselleck, and Ricoeur: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nd the Crisis of the Present”,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8, No. 3, 2019; Andrew Dunstall, “The Concept of Transparency, Its History, and the Theory of Begriffsgeschichte”,History and Theory, Vol. 58, No. 3, 2019; Judith Pfeiffer, “In the Folds of Time: Rashīd Al-Dīn on Theories of Historicit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8, No. 4, 2019.
[xxii] Chiel van den Akker, “Arthur Danto, the End of Art, and the Philosophical View of History”,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13, No. 2, 2019; Serge Grigoriev, “Postpositivism and the Logic of the Avant-Garde”,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8, No. 1, 2019.
[xxiii] Gregory Jones-Katz，“(An Illustration of) Jacques Derrida at the Limits of the Historicist Chronotype”, Rethinking History, Vol. 23, No. 4, 2019.
[xxiv] Jouni-Matti Kuukkanen, “Editorial: What is This Field Called Philosophy of History?”,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13, No. 1, 2019, p.1.
[xxv] 本文随后将要介绍的诸多成果很难说属于历史、哲学或历史哲学等某个单一的学科领域，学者们讨论的话题也没有局限在本文归纳的议题之内。2019年11月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举办的“反对正统：携手海登·怀特”（https://thi.ucsc.edu/event/orthodoxies-working-hayden-white/）和原定于2020年4月在卫斯理安大学举办的“海登、历史与人文：理论、叙事与政治”（https://www.haydenhistory.com/）两次纪念海登·怀特的学术研讨会，其参与的学者和涵盖的话题更是证明了史学理论不仅是跨学科的，更是超越于既有的学科畛域之上的。
二、认识论历史哲学：认知道德、事实与意义
从词源学角度讲，“认识论”（epistemology）一词的词根是古希腊文“epistèmè”，它在古希腊语境下基本等同于“知识”。[i]认识论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处理何谓知识，以及如何获得知识的问题。相应地，认识论历史哲学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获得关于过去的可靠的知识？如何正确地理解、解释过去？如这一解释显得有些抽象，我们还可给出一系列与认识论历史哲学相关的重要概念及核心议题：“知识”“（反）事实”“意义”“真理”“证实”“解释”“推论”“实证的”“客观的”“科学的”“清晰的”，等等。不难发现，在二战结束后到叙事主义勃兴前的这段时间内，正是认识论历史哲学占据着舞台的中心位置。[ii]然而当代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与审美、道德、政治、宗教等思考历史的维度相较，自19世纪历史学专业化以来，认识论或认知的历史哲学在既往研究中占据了过于显要的位置，以至于阻碍了其他方向发展的可能，因此是学界需要摒弃而非迎接的东西。[iii]与之不同的是，国内学界笃信历史学是一门实证性、经验性的学科，史学理论学者们也着力阐发史学家的“求真”意识，强调这门学科各种意义上的“客观性”，但与讨论这些话题最为充分的科学哲学与分析哲学领域却尚未建立起足够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叙事主义对于“言辞结构”的强调又导致了对认识论历史哲学的进一步漠视，但后叙事主义者的警示所言非虚——史学不仅是一种文学制品，更是一种论证和研究。在科学与艺术的张力之间，让我们看看历史哲学家在科学一端采取了哪些尝试。[iv]
尽管在当代，全然中立、排除个体因素、摒弃价值判断、通往绝对真理的客观性概念已经在史学领域破产[v]，对于“真”的认识论标准和达成条件也意见不一，但亚瑟·阿尔法克斯·阿西斯（Arthur Alfaix Assis）认为，仍有必要且有可能继续讨论史学客观性的概念[vi]，因为至少有一点两千年都未曾改变，那就是西塞罗（Cicero）笔下的历史书写第一律——“历史学家绝不能撒谎”。这其中所暗含的伦理性因素可以构成研究的合理出发点，因为客观性既是“一套方法论程序，用以指导历史学家评估和解释他们通常的处理史料的过程”，但同样也是一套道德标准，“选择职业规范、准确、公正、开放和诚实，而非歪曲、草率、盲目和欺骗”[vii]。这种新的历史客观性，不仅指向认识论，也指向史家的职业道德，并与主观性紧密相连。
事实上，西方史学理论界近年来似乎出现了一种“伦理转向”（ethic turn）[viii]。在此背景下，的确有一批学者探讨伦理道德在历史学家认识过去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如波兰学者达维·罗加兹（Dawid Rogacz）将中国传统史学中值得称颂的史家美德与赫曼·保罗近年来所阐发的德性认识论（virtue epistemology）路径进行了比较。他首先简要梳理了中国史学思想中的“认知德性”（epistemic virtue）：从《论语》中的“阙文”到孟子的“诚”，从马、班的“良史之才”到刘知幾的才、学、识“三长”，从章学诚的“史德”到近代史家对其新的解读，并期望建立起“中国历史德性认识论”的分析框架。接下来，罗加兹简述了赫曼·保罗的取径。保罗将关注点从史学制成品转移到历史文本的生成过程，强调历史学家被认知德性所约束的撰史行为。认知德性通过一种被史学家普遍承认并集体想象的理想化“学术人格”（historical persona）来对史学家施以影响。[ix]当然，认知德性与学术人格会随语境而改变，也会受到文化和共同体的影响，因此就具备了中西比较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罗加兹指出了保罗的立场与中国传统史学思想之间的差异。第一，对于保罗而言，史学研究中能够达到的最高的美德是“历史理解”[x]；包括刘知幾在内的许多中国史学家却认为，历史最重要的功用是提供道德教益，想要达到这一点必须具有实录精神。第二，大多数中国理论家认为，是可靠且诚实的历史学家造就了可靠的历史，而不是相反；但这正是保罗想要摒弃的观点。第三，自章学诚以来，中国的认知德性是扎根于“史德”这种更深层次的内在品质的，而且与所谓的“文德”有所区分；但保罗否认有“史德”这种潜藏于如才、学、识等美德之下的本质性认知德性，也否认有特殊的历史学认知德性。[xi]在这里，罗加兹显然是试图将中国传统史学的道德特质统摄于认知德性这一西方范畴之下。这一理路是否恰当，学界可进一步探讨。[xii]不过，罗加兹至少提出了一种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也向我们指出了一条中外史学理论研究接轨的潜在道路，因而值得国内学者关注和思考。
自1997年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未曾发生的历史》（Virtual History: Alternatives and Counterfactuals）中对反事实历史进行系统论述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只要反事实推演是有依据且合理的，便可被视作一种有益的思想实验，能够为史学提供认知价值。反事实假设一方面可用以破除历史必然性的迷思[xiii]，另一方面亦可充当一种有效的历史解释形式[xiv]。但努诺·路易斯·马杜雷拉（Nuno Luis Madureira）探讨的却是那些对反事实假设“免疫”的历史事实。借用尼尔森·古德曼（Nelson Goodman）的理论，他认为当一个历史事实存在了两次，即，既作为真实的历史事实存在，又在改变了某一条件或行为的反事实历史假设中存在时，它就是“超事实”（hyperfactual）的。于是，事实与反事实假设中对立的历史进程、历史条件与历史行动都导向了同样的或近似的超事实结果。有多种因素可能导致超事实的出现，譬如那些长时段的、对历史进程发挥更加根本性影响的因素，会使得限定在某一狭隘的时空范围之内的反事实的假设仍然根植于既有的历史结构当中，从而削弱反事实假设的效用，无法达成最初所期许的变化。这并非又回到了历史必然性的老路，而是在强调一种新的认识论价值：“超事实代表了多层结构的历史对于虚拟条件句这种形式化假设的反抗”。[xv]
除认知道德与（反）事实之外，关注认识论的历史哲学家们也对文本的意义和概念进行了探寻。阿德里安·布劳（Adrian Blau）试图对观念史研究中两种不同的意义做出区分。主观意义（intended meaning），即原作者试图传递和表达的意义；以及引申意义（extended meaning），用形式化语言可表达为：“P意味着Q” 等同于“P在逻辑上表明了Q”。引申意义更强调文本产生的影响和效果，它并不受制于作者的意图。例如，对于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的理解，部分取决于人们能否复原柏拉图的动机和意图；但若能把握住柏拉图思想的错谬之处和他对后世的影响，那么解读可能会更为透彻。[xvi]布劳认为，当代历史学家主要关注主观意义，而哲学家与政治理论家主要关注引申意义。在观念史研究中，“意义”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了主观意义上，但引申意义在观念史的文本阐释中已然发挥了广泛而深远的作用。[xvii]主观意义与引申意义在一项研究中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对于观念史的文本阐释而言，二者同样重要。首先，对引申意义的分析通常应该建立在正确地复原主观意义的基础上，但有时人们也能够以合理的方式超越作者的主观意义；其次，时代错置（anachronism）这一概念作为一种引申意义的形式，有助于我们理解概念的流变；第三，引申意义也可以帮助我们复原主观意义。[xviii]
图里奥·维奥拉（Tullio Viola）主要关注加利（Walter B. Gallie）所提出的“本质上争议的概念”（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xix]与经典实用主义者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的关系。维奥拉指出，加利早期受到皮尔士的深刻影响，他认同皮尔士的洞见：“符号在本质上是模糊的，理性的探寻旨在逐渐消除模糊性，但永远无法完全驱散它。”[xx]而某些概念之所以会在本质上产生争议，正是因为它们根深蒂固的模糊性。既然逻辑和理性无法解决关于概念意义的分歧，那就必须要对概念的意义进行历史性的探寻、理解和评估。维奥拉进一步论证符号的模糊性与概念的历史性之间的关系：“概念、标准和信念的历史在哲学研究中并非只是微不足道的细节，而是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xxi]
[i] “Epistemology”,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epistemology/, first published Wed. Dec.14, 2005; substantive revision Sat. Apr.11, 2020.
[ii] 这段时间内出版的历史哲学著作的书名即是明证。如曼德尔鲍姆（Maurice Mandelbaum）的《历史知识问题：对相对主义的答复》（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n Answer to Relativism, 1938）、莫顿·怀特（Morton White）的《历史知识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1965）、默里·墨菲（Murray Murphey）的《我们关于历史性过去的知识》（Our Knowledge of the Historical Past, 1973）、莱昂·戈德斯坦（Leon Goldstein）的《历史之知》（Historical Knowing, 1976）以及阿瑟·丹托的《叙事与知识》（Narration and Knowledge, 1985）。其中丹托的论著1965年以“分析的历史哲学”为名初版，“叙事与知识”是其1985年修订后再版的书名。事实上，以上论著通常被冠以“分析的历史哲学”之名，也被当代学者理解为“对历史知识的方法和条件进行认识论反思的批判性历史哲学”。（Krzysztof Brzechczyn ed., Towards a Revival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Around Paul A. Roth's Vision of Historical Sciences, Leiden: Brill, 2018, p.3.）
[iii] 参见Richard T. Van, “Turning Linguistics: History and Theory and History and Theory, 1960-1975”, in Frank Ankersmit and Hand Kellner eds.,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London: Reaktion, 1995, pp.40-69; Berber Bevernage, “From Philosophy of History to Philosophy of Historicities: Some Ideas on a Potential Future of Historical Theory”, BMGN-Low Countries Historical Review, vol. 127, No. 4, p.118.
[iv] 历史哲学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的“联姻”早已不是新潮。库卡宁就大胆承认其《后叙事主义史学哲学》本质上可视为一部科学哲学著作。（Jouni-Matti Kuukkanen, Post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p.6.）这也解释了为何著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的遗稿《自然哲学》（Philosophy of Nature）和达斯顿（Lorraine Daston）编著的《档案中的科学：过去、现在与未来》（Science in the Archives: Past, Presents, Futures）会出现在史学理论杂志的书评栏目中。《自然哲学》是费耶阿本德进行的规模庞大的多卷本研究计划，主题是人类理解自然的历史过程，可惜未能最终完成。书评人相信，这样一本科学史或科学哲学著作之所以会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领域的学者有启发作用，是因为费耶阿本德对科学发展过程中偶然性的强调。“这种发展很少是精心的、系统的设计与深思熟虑的决定的结果，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自负。相反，对自然哲学的历史的考察表明，我们所持有的体验、理解世界的方式是偶然的继承，而非理性的拯救。”（Ian James Kidd, “Book Review: Paul Feyerabend, Philosophy of Nature”,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13, No. 2, 2019, p.283.）而《档案中的科学》一书则强调档案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这些章节携手讲述了为科学提供永恒数据的雄心勃勃的尝试，从古代天文学到地质学，再到寿命测井和网络搜索的发展，这些数据将被世代沿用。它们还令人信服地证明，档案是贯穿各门科学的强大力量，每一门经过深思熟虑的科学都有一个档案库，它部分地决定了后代学人可以提出什么样的普遍知识。”（Geoffrey C. Bowker, “The Empire of the Future”,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8, No. 1, 2019, p.135.）这一话题亦是当前以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等学人为代表的近代早期知识文化史领域的研究热点，可参见Markus Friedrich, The Birth of the Archive: A History of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John Noël Dill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8。此外，露西娅·卡米娜蒂（Lucia Carminati）把视角投向当代，对埃及国家档案馆以及学者在其中进行的档案研究进行了民族志调查。她指出档案馆从来都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一个日常监视和权力运行的场所。（Lucia Carminati, “Dead Ends in and out of the Archive: An Ethnography of Dār al Wathā’iq al Qawmiyya, the Egyptian National Archive”,Rethinking History, Vol. 23, No. 1, 2019.）
[v] 可参见Allan Megill, Steven Shepard, and Phillip Honenberger, Historical Knowledge, Historical Error: A Contemporary Guide to Pract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p.107-124; Frank Ankersmit, Meaning, Truth and Reference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p.222-224; Thomas Haskell, “Objectivity is Not Neutrality: Rhetoric versus Practice in Peter Novick’s That Noble Dream”, in Thomas Haskell,Objectivity is Not Neutrality: Explanatory Schemes in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45–173.
[vi] 布兰科·米特罗维奇（Branko Mitrović）在为托·艾吉·弗朗（Tor Egil Førland）的《史学中的价值、客观性与解释》（Values, Objectivity,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iography）撰写的书评中，也谈到了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语言学转向、叙事主义退潮后，客观性何去何从的问题。他的立场同样是，要坚定捍卫史学研究中的客观性。参见Branko Mitrovic, “What Remains after Postmodernism?”,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8, No. 2, 2019.
[vii] Arthur Alfaix Assis, “Objectivity and the First Law of History Writing”,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13, No. 1, 2019, p.110.
[viii] 去年三份期刊所刊载的有关历史道德的文章有：Bennett Gilbert, “Ideas, Persons, and Object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13, No. 2, 2019; Steven G. Smith, “What We Have Time for: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on the Largest Scale”,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13, No. 2, 2019; Christophe Bouton, “Learning from History: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topos historia magistra vitae in Modernity”; Herman Paul, “The Historian as a Public Moralist: on the Roman Origins of a Scholarly Persona”,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8, No. 2, 2019.
[ix] Dawid Rogacz, “The Virtue of a Historian: A Dialogue Between Herman Paul and Chinese Theorists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8, No. 2, 2019, p.262.
[x] 此处的“历史理解”指的是一种自我间距化（self-distanciation），是一种史学家把自身的立场与研究对象区隔开来的道德化尝试。参见Herman Paul, “Distance and Self-Distanciation: Intellectual Virtue and Historical Method around 1900”,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0, No. 4, 2011.
[xi] Dawid Rogacz, “The Virtue of a Historian: A Dialogue Between Herman Paul and Chinese Theorists of History”, pp.264-265.
[xii] 更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Herman Paul ed., How to be a Historian: Scholarly Personae in Historical Studies, 1800-200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9.
[xiii] 玛尼·休斯-沃尔顿（Marnie Hughes-Warrington）对近几年出版的有关反事实的历史著作进行了评论，她相信反事实假设可以在史学领域之外，在更为普遍的、我们对于世界和自我的理解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参见Marnie Hughes-Warrington, “If: Counterfactual and Conditional Historiograph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8, No. 2, 2019.
[xiv] 参见Allan Megill, Steven Shepard, and Phillip Honenberger, Historical Knowledge, Historical Error: A Contemporary Guide to Practice, pp.151-156.
[xv] Nuno Luis Madureira, “Hyperfactuals”,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13, No. 1, 2019.
[xvi] Adrian Blau, “Extended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History and Theory, Vol. 58, No. 3, 2019, p.343.
[xvii] Adrian Blau, “Extended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p.346.
[xviii] Adrian Blau, “Extended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p.358.
[xix] 加利认为，对于某些复杂的概念——如“民主”、“艺术品”、“基督教教义”——人们基于不同的价值预设，无法从理性和逻辑的角度在这类概念的含义上达成一致。可参见Walter B. Gallie,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Vol. 56, No. 1, 1956, pp.167-198.
[xx] Tullio Viola, “From Vague Symbols to Contested Concepts: Peirce, W. B. Gallie, and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8, No. 2, 2019, p.235.
[xxi] Tullio Viola, “From Vague Symbols to Contested Concepts: Peirce, W. B. Gallie, and History”, p.251.
三、实用主义与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杂志》2019年第3期的主题为“实用主义与历史哲学”。对于学界而言，二者的结合既不算熟悉，也难言陌生。首先，此前确有著名的历史哲学家秉持实用主义立场。[i]其次，近些年实用主义视角下的历史哲学研究也诞生了不少成果，尽管它们大多在前述认识论历史哲学的统摄之下。[ii]最后，历史哲学与实用主义哲学间存在一些相似或相通的核心议题，比如，对于“再现”问题的批判和修正、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可信性及其限度以及重构客观性等等。[iii]
从早期的古典实用主义者，如皮尔士、詹姆士（William James）、杜威（John Dewey），再到当下注重分析哲学和后实证主义的新实用主义者，如匹兹堡学派的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实用主义哲学本身已经分化为诸多支流，很难就其含义达成一致。不过，我们仍有必要对历史哲学语境下的实用主义做一个大致的界定，以作为讨论的基础。塞尔吉·格里戈里耶夫和罗伯特·皮尔斯（Robert Piercey）提出：“如果不了解职业历史学家真正的史学实践，就不可能从纯哲学的立场上推导出历史研究的认识规范，作为一个研究群体，历史学家们隐性的和显性的承诺应该构成每一个恰当的相关哲学思考的主要基础……对于实用主义者而言，历史不是既定、完成的现实之组成部分，其内容需要被编目，有时需要被永久地纪念；相反，历史被视为向开放的未来过渡的一个组成性时刻，被视为当前有关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我们的过去）的对话交流的一方。”[iv]马瑞克·塔姆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他指出：首先，实用主义是从实践出发的，“使用实践或实验的术语来分析哲学问题和概念，同时也就消除了理论与实践之间清晰的分界线”；其次，“任何信念仅仅是暂时被接受，它可以发展、改变或随着证据的进一步增加而被整体移除”。除此之外，塔姆还补充了最后一点，“研究者或解释者的共同体在控制和确认特定类型知识的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v]简言之，实用主义视域下的历史哲学研究具有三项特征：第一，从历史学家切实的史学实践出发，而非仅进行纯粹的理论和逻辑推演；第二，将历史视作受时空条件制约、始终属于发展变化之中的动态结果，而非一个既定的事实，这一特征通常被称作“阐释的不确定性”（interpretive indeterminacy）；第三，关注历史学家共同体的内部规则对于历史认知和历史书写的影响。
耶尔·加济特（Yael Gazit）采用了新实用主义，尤其是匹兹堡学派的研究路径。通过展示罗伯特·布兰顿与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关于文本阐释的对立观点，以及布兰顿与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对于威尔弗雷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的不同解读，加济特揭示了一种哲学家阐释历史文本的新方式——在当代学者阐释前代学者的文本时，历史学家常常是“我注六经”，标榜自己为前代学者的作品赋予了生命，而部分哲学家却采用了“六经注我”的方式，利用前代学者的作品给自己的学说赋予新生命。[vi]后一种方式被布兰顿系统阐述为“占有”（appropriation），即哲学家们在阅读并阐释概念时，会把待阐释的新概念整合进他们自己旧有的概念系统中，并且根据新旧概念之间的推论关系，赋予新概念意义和内容。[vii]而“占有”在哲学实践中，不论是关于个别问题的论证还是个体间的争论，都发挥着中心作用。
玛妮·宾德（Marnie Binder）探讨了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与实用主义哲学的复杂关系——虽然奥尔特加对实用主义哲学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但在他的作品中也不乏典型的实用主义观念。在奥尔特加看来，历史即人类视角史，史学研究应包含尽可能多的视角；对于视角的研究越充分，就越能够趋近“各个时代具有的永恒真理”，这与多元实用主义的主旨相合。奥尔特加与实用主义哲学的另一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认为具有实用价值且富有意义的历史，才会被记录和传颂。相应地，人类个体所拥有的不同视角推动学者们探寻主体间对话协商的可能性；而实用价值与意义促使学者们不再仅仅关注历史细节的准确性，还会留意历史记录背后的实用动机。因此，奥尔特加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viii]观点便可用于解决相对主义的弊病——奥尔特加并不否认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背后存在客观的历史结构，依照人类个体的不同视角以及附着的实用价值，可对历史事实进行重要性排序。在奥尔特加看来，这种依靠主体间协商得出的重要性序列已然是对相对主义的克服。[ix]更进一步地，奥尔特加的著名论断是，人没有本性，只有历史。因而人只能通过历史才能理解自身。人类必须对自身所处的境遇和面临的问题加以应对，而这些应对活动正是人类历史叙事的内容。人类的视角，即人类看待自身并把握实在的方式，是被历史地塑造的。[x]
是年已96岁高龄的美国哲学家约瑟夫·马戈利斯（Joseph Margolis）则以另一种方式肯定了人的历史性。他认为，智人对于自然语言的发明与掌握，使得这种灵长类动物发展出自我意识，最终进化为人。历史与语言相伴而生，是人类原初的教化（Bildung）方式，因此马戈利斯将历史性视为人类自身的“存在性”（existential）特质，“这几乎是我们所拥有的一种无法磨灭的本性：我们成为了话语性、历史性的存在”[xi]。通过分析胡塞尔（Edmund Husserl）和实用主义者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文本，马戈利斯认为，实用主义者肯定人的历史性本质，因而“无法将任何超越或先于历史本身的基本利益或义务理论化”[xii]。所以，实用主义与这种意义上的超验论之间是不可调和的。[xiii]
除了以上的认识论研究视域，学者们还从本体论角度出发讨论了实用主义和历史哲学的关系。邦妮·谢伊（Bonnie Sheehey）探讨了实用主义历史哲学的普遍预设。实用主义哲学通常被视作一种进步哲学，因为实用主义者信奉向善论（meliorism），他们往往将希望置于未来可能的道德和社会进步上。因此，实用主义的历史哲学应该是面向未来的，它不会在当下与过去的关系上作过多停留。不过，谢伊则试图借助威廉·詹姆士对于向善论的另一种理解，探索一种实用主义领域内的非进步性的历史哲学。与传统的进步时间性（temporality of progress）不同，詹姆士秉持的是一种危机时间性（temporality of crisis）观念。谢伊指出，两种时间性在理解过去的方式上迥然相异：前者执著于未来的进步而刻意遗忘过去；后者的过去并不在我们身后，而是与我们同在。在危机时刻，过去不应被克服或忽视，而应被关注和承认。这类非进步的实用主义史学有三重意义：使研究历史、反思历史的动机多样化；使历史研究的方法多元化；使实用主义观念下历史变革的性质和方向模糊化。[xiv]
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人物杜威及其史学思想亦是学者们讨论的焦点。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向善论在杜威思想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伊丽莎白·波特拉（Elizabeth Portella）拓展了研究杜威历史哲学思想的文本范围，她认为杜威具有一种“隐性的历史哲学”思想，这不仅体现在以往学界关注较多的《逻辑: 探究的理论》（Logic: Theory of Inquiry）一书中，更可见于杜威早期的一些政治学作品之中。通过分析杜威对于古典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波特拉指出，“当下”成了评判政治思想的规范性标准：“在杜威的作品中，历史似乎太过现实了；自由民主的主导规范从当下的立场出发，彰显自己超历史的优势地位”。[xv] 而事实上，杜威在别处曾对这种“不加批判的历史生成模式”进行过驳斥。为了缓和杜威思想中的矛盾，也为了处理更为普遍的当下与过去之间的关系，波特拉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我们的思考、记忆、书写和阐发确乎是从当下出发的，但应该有意识地摆脱、反对、改变当下的桎梏，而不应受制于当下。[xvi]
对于杜威等实用主义者是否具有系统的历史哲学思想，科里·麦考（Corey McCall）并不像谢伊和波特拉那么笃定，但他坚信杜威和非裔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都持有一种关于历史的悲剧性观点。鲍德温认为，白人的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历史的悲剧本质的遗忘上面；而杜威则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针锋相对，批判以往的哲学对确定性的追寻，坚信人类命运的不可掌控性与历史的偶然性，从而也具有古希腊意义上的悲剧特征。但杜威的历史观的缺陷在于，他忽视（并非刻意无视）了美国奴隶制和种族压迫的历史，以及其在当下造成的后果。这也是谢伊所论“进步时间性”的必然结果。但视而不见并不等于历史的湮灭。就像“隐藏在神经意识中的创伤”一样，这些悲剧性的历史依然会在当下施加影响——忽视它们只能塑造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因此，麦考认为，亟需用鲍德温的理论来补足杜威的观点，承认种族压迫深层的制度根源，以及对于压迫的各种形式的抵抗，这是美国历史的一个关键侧面。[xvii]
[i] 以下文提及的标准来看，可以说隐性的实用主义立场弥散在莫顿·怀特的历史哲学研究之中，尤其是他在60年代对于历史解释问题的推进。参见Morton White, The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New York, Evanston, and London: Harper & Row, 1965.
[ii] 塞尔吉·格里戈里耶夫（Serge Grigoriev）指出：“实用主义的视角让我们着眼于历史研究中认识的至上性，这意味着，至少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哲学的思考本质上仍然是向历史实践的过程和结果负责。”（Serge Grigoriev, “A Pragmatist Critique of Dogmatic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Krzysztof Brzechczyn ed., Towards a Revival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Around Paul A. Roth's Vision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98.）马瑞克·塔姆“引入广义的实用主义路径，旨在阐明真理和客观性在历史学科中的作用”。（马瑞克·塔姆：《历史书写中的真理、客观性和证据》，顾晓伟译，《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04期，第152页）前文也提到了哈里·詹森对历史学之“真”的实用主义观点。但《历史哲学杂志》2019年第3期这一专题的内容显然已远远超越认识论的范畴。
[iii] Serge Grigoriev and Robert Piercey,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13, No. 3, 2019, pp.288-290.
[iv] Serge Grigoriev and Robert Piercey,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pp.295.
[v] 马瑞克·塔姆：《历史书写中的真理、客观性和证据》，第153-154页。
[vi] Yael Gazit, “Appropriation, Dialogue, and Dispute: Towards a Theory of Philosophical Engagement with the Past”,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13, No. 3, 2019, p.404.
[vii] Yael Gazit, “Appropriation, Dialogue, and Dispute: Towards a Theory of Philosophical Engagement with the Past”, p.422.
[viii] 这并不是视角主义第一次介入历史哲学领域。沃尔什（W. H. Walsh）就曾利用视角主义解决客观性问题。参见W. H. Walsh,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Harper, 1958, pp.112-116.
[ix] Marnie Binder, “Ortega’s Pragmatist Perspectivism: On the Problem of Relativism”,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13, No. 3, 2019, pp. 385-386, pp.400-402.
[x] Marnie Binder, “Ortega’s Pragmatist Perspectivism: On the Problem of Relativism”, pp.386-387, p.402.
[xi] Joseph Margolis, “Pragmatism and Historicity”,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13, No. 3, 2019, p313.
[xii] Serge Grigoriev and Robert Piercey, “Introduction”, p.301.
[xiii] Joseph Margolis, “Pragmatism and Historicity”, p.302.
[xiv] Bonnie Sheehey, “To Bear the Past as a Living Wound: William James an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13, No. 3, 2019, p.328, pp.341-342.
[xv] Elizabeth Portella, “‘Caught in Its Movement’: Liberalism, Critique, and Dewey’s Implicit Philosophy of History”,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13, No. 3, 2019, p.380.
[xvi] Elizabeth Portella, “‘Caught in Its Movement’: Liberalism, Critique, and Dewey’s Implicit Philosophy of History”, p.382.
[xvii] Corey McCall, “John Dewey and James Baldwin on History, Tragedy, and the Forgetting of Race”,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13, No. 3, 2019, p.349.
四、历史时间研究的新趋向
“历史时间”问题或许是当下西方史学理论界最炙手可热的话题之一。从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将历史时间的层次和节奏多元化，到科泽勒克描绘“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和“期待视域”（Erwartungshorizont）从连续到断裂的过程所揭示的欧洲时间经验的变动，再到阿赫托戈（François Hartog）笔下统合过去、当下和未来的“历史性的体制”（régimes d’historicité），这成为了历史时间研究中最受重视的一条理路。近来国内学者对此也有所关注。[i]在2019年西方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中，除去对胡塞尔、科泽勒克、保罗·利科（Paul Ricœur）和阿赫托戈这些曾探讨时间问题的经典作家进行新的释读和改造之外[ii]，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颇具原创性的探索。
阿奇姆·兰德维尔（Achim Landwehr）和托比亚斯·温纳林（Tobias Winnerling）的核心观点在于，时代错置（anachronism）是一种在当代史学实践中需要避免的错误，但也是“我们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因为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中，我们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总是与许多其他时代（过去和未来）共生”[iii]。在当代西语词典中，anachronism一词仅保留了“时代错置”这一层含义，而在16-18世纪，还并存着诸多不同的时间谬误概念。通过考察那个时期的英、德词典，作者发现，anachronism与parachronism相似，皆可译作“时间前置”，指的是将讨论的事件置于其应该发生的时间之前；而prochronism与metachronism则相反，指的是将讨论的事件置于其应该发生的时间之后。[iv]对于作者而言，数百年前的时间谬误对于当下的史学实践仍可以产生助益，可被视作一种打破线性时间观的方式。当然，这要求我们就其含义进行新的改造。作者建议使用prochronism一词指代一种人为地拉开某历史事件与自己时代的距离的行为，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就常常将自己所处的时代与“黑暗的中世纪”区隔开来。parachronism一词则可用以描述一种相反的行为，即人为地拉近某历史事件与自己时代的距离，比如，在民族叙事中，战争、大屠杀、暴力等要尽可能地拉近到当下。而metachronism可用来指一种孑然独立于时间概念之外的永恒性特质，具有这一特质的概念之合法性不会随时间而变，如“客观性”、“真理”以及“时间”本身等。[v]在作者看来，这些概念所指代的行为既是人类将当下与过去、未来联系起来的方式，也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方式。
玛丽亚·伊内斯·穆德罗维奇（Maria Ines Mudrovcic）或许会认可上文的观点，但同时也会认为，所谓“时间错置”、“时间前置”和“时间后置”都是时间政治化的结果。依照奥斯汀（J. L.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穆德罗维奇指出，现在、过去和未来之时间性的区隔本质上是我们的言语行为造成的，因而是一种述行性（performative）的区别。历史分期其实是一种对于时间的施为，我们借此来决定何者属于过去，何者属于现代。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于“同代性”（contemporaneity）这一概念的理解在19世纪发生了转变，从其拉丁文原意“共存于同一时间”转化为“共享当下”。人们往往将“他者”贬斥或排除于当下之外。[vi]2016年阿根廷通过将现有政府体制描述为“过时的”“典型的19世纪的”以进行现代化改革，或者，有学者将支持脱欧的英国公民称为“老派的”“念旧的”，这都是时间政治化的明证。在这一情势之下，“成为同代人”也就跟“成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国家”（意识形态霸权）和“成为白人”（种族身份霸权）一样，体现了一种时间的霸权。而研究时间的政治化，将有助于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享有更民主的时间。[vii]
澳大利亚哲学家杰夫·玛尔帕斯（Jeff Malpas）在其颇具野心的论文中试图重构历史与时间、空间、叙事等概念的关系。玛尔帕斯认为，与其说历史是一门关于时间的学问，不如说历史在本质上是由“地方”（place或topos）所决定的。“存在就是被置于某地”[viii]，“存在的事物总是存在于某一处所”[ix]，地方因而享有一种本体论上的优先性。而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布罗代尔等年鉴学人对于地理因素的强调也是这一观念的体现。玛尔帕斯主张，“地方”应当与当代学者更常用的语汇——“空间”（space）——严格区分开来。地方最重要的特质是其具有边界（bound）。地方是向内开放的，可以在其边界之内创造一定的余地（room）[x]；而空间则是向外部各方向开放和延展的，且没有边界的限制。就历史时间而言，当下盛行的理解是将其空间化，即一种无限延展的客观绵延。但玛尔帕斯认为时间更应当是地方化的，这符合地方向内开放的动态特质。其实，时间本就是一种开放（opening）、在场（presencing）或发生（happening），“与其说发生是在时间中的（这将再次把时间转换成空间模式），毋宁说这种发生就是时间”[xi]。对于玛尔帕斯而言，不论是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在《追忆似水年华》（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中通过地方以及人与地方的关系重拾记忆，还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栖居（Wohnen），都是在以这种地方化的方式来理解时间。
[i] 黄艳红（《欧洲历史中的过去和未来——简析科泽勒克和阿尔托格的历史时间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张旭鹏（《历史时间的内涵及其价值》，《北方论丛》2020年第1期）、陈新（《近10年西方史学理论界有关历史时间的讨论——兼评〈关于时间的新形而上学〉》，《江海学刊》2013年第1期）、陈慧本（《论历史时间的空间化及其与隐喻、叙事的关系》，《史学月刊》2019年第4期；《科泽勒克与历史时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19）等学者对此皆有阐发。2019年9月，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第十五届中法瑞历史文化国际研讨班，主题为“历史与时间：欧洲与中国之比较研究”。在研讨班和随后开展的研讨会上，历史时间问题也得到了深入讨论（参见汪炀：《“历史与时间：欧洲与中国之比较研究”——第十五届中法瑞历史文化研讨班综述》，《欧洲研究》2019年第5期）。此外，阿赫托戈的名著《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Régimes d'historicité: Présentisme et expériences du temps）2020年3月也在国内正式翻译出版（弗朗索瓦·阿赫托戈：《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黄艳红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
[ii] 乔纳森·马蒂诺（Jonathan Martineau）探讨了胡塞尔从“纯粹意识及其流动”中得出的客观时间概念与现代标准化的钟表时间之间潜在的关系。（Jonathan Martineau, “Edmund Husserl’s Internal Time Consciousness and Modern Times, a Socio-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13, No. 2, 2019）特伦斯·霍尔顿（Terence Holden）讨论了阿赫托戈和保罗·利科对于科泽勒克的不同阐释。（Terence Holden, “Hartog, Koselleck, and Ricoeur: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nd the Crisis of the Present”）此外，《历史与理论》杂志2019年第4期主题为“伊斯兰的过去：历史、概念与介入”（Islamic Pasts: Histories, Concepts, Interventions）的特刊，对于伊斯兰语境下的历史时间问题也多有探讨，参见Dana Sajdi, “Reclaiming Damascus: Rescripting Islamic Time and Spac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Margrit Pernau, “Fluid Temporalities: Saiyid Ahmad Khan and the Concept of Modernity”, Nils Riecken, “Heterotemporality, the Islamic Tradition, and the Political: Laroui’s Concept of the Antinomy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8, No. 4, 2019.
[iii] Achim Landwehr & Tobias Winnerling, “Chronisms: O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the Relation of Times”, Rethinking History, Vol. 23, No. 4, 2019, p.447.
[iv] Achim Landwehr & Tobias Winnerling, “Chronisms: O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the Relation of Times”, p.437.
[v] Achim Landwehr & Tobias Winnerling, “Chronisms: O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the Relation of Times”, pp.449-451.
[vi] 比如，在赫曼·保罗那里，分析的历史哲学就被保罗·罗斯、海登·怀特和阿瑟·丹托等自诩属于“当下”的史学理论家贬低为一种属于“过去”的历史哲学。参见Herman Paul, “Why Did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Disappear? Three Narratives of Decline”, in Krzysztof Brzechczyn ed., Towards a Revival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Around Paul A. Roth's Vision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p.28-39.
[vii] María Inés Mudrovcic, “The Politics of Time,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Who are My Contemporaries?”, Rethinking History, Vol. 23, No. 4, 2019.
[viii] Jeff Malpas, “Topologies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8, No. 1, 2019, p.4.
[ix]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2页。
[x] Jeff Malpas, “Topologies of History”, p.8.
[xi] Jeff Malpas, “Topologies of History”,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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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Jackson, They Shall Not Grow Old, 2018
五、非学术历史：历史虚构与历史教学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非学术历史”（nonacademic history或history outside academia），是西方史学理论界较为通行的一个术语，指的是公共史学、公众史学、实用史学、应用史学、非印刷史学等史学类型，体现了历史在象牙塔之外所发挥的社会作用。
贝伯·贝弗纳奇早在2012年就曾提醒历史哲学家们，为了这一领域未来的发展，“应该超越学术性史学，将目光投向一种广阔的‘多元历史性的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icities），同时也应关注学术领域之外处理历史的各种各样的方式”。[i]的确，在21世纪，我们纷繁复杂的过去已不再仅仅是学者、政客及教育者的专属，更是成了普罗大众的“消费品”。[ii]人们可以在博物馆触碰历史，在情景再现中体验历史，在影院观看历史，在电子游戏内与历史互动。导演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在其2018年的影片《他们已不再变老》（They Shall Not Grow Old）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拍影像进行剪辑、上色，配上幸存者的口述史录音，并搬上银幕，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比一切文本性的历史再现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这很难说只是一种“极视听之娱”的方式，而应被视作对历史的严肃表达。
以下三篇文章分别介绍了大众利用数字化媒体参与和消费历史的不同方式，以及这一过程所带来的历史意识的革新。卡罗琳·古思里（Caroline Guthrie）通过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备受好评的两部电影——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无耻混蛋》（Inglourious Basterds）及有关美国奴隶制历史的《被解救的姜戈》（Django Unchained）——来探讨架空历史（alternate history）作品对我们历史意识的影响。两部电影都采用了“断裂叙事”（narratives of rupture）的方法，即将叙事从已被大众广为接受的历史中断裂开来，进行反事实假设（如以真实的二战进程作为背景，假设某一次对希特勒的暗杀成功进行），以创造戏剧性效果。家喻户晓的历史与虚构的“断裂叙事”之间的张力，让这两部电影不仅是一种娱乐，还教给我们“帮凶或沉默的旁观者在促成历史上的暴行方面的作用，并可能为观众创造空间，让他们思考自己在当代国家暴力中的罪责”。[iii]迭戈·路易斯（Diego Luis）分析了电子游戏《中世纪2：全面战争》（Medieval II: Total War）中对于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击败阿兹特克人的奥图巴战役（Battle of Otumba）的复刻。他认为，近代早期颂扬殖民暴力的宏大叙事渗透进了游戏空间之中，对当下的玩家依然施加着影响。[iv]与具有线性叙事和固定目标的传统电子游戏不同，克拉丽莎·卡登（Clarissa Carden）所探索的《第二人生》（Second Life）这一虚拟现实世界中的景观、物件、目标和规则都是由玩家自行制定的。通过对两项历史虚拟场景——“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1920s Berlin）和“时间门户”（Time Portal）——以及玩家在其中的“哀悼、悲恸、联系和怀旧”进行“多年的民族志调查”，作者指出，“（虚拟）居民具备的历史知识，以及他们自身的审美和文化品质，共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理解过去的方式”[v]。
玛乔丽·贝克尔（Marjorie Becker）所撰述的一则“寓言”最能代表非学术历史的实验性特质。这显然不是一篇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贝克尔在墨西哥米却肯州的阿里奥·圣莫尼卡（Ario Santa Mónica）地区进行了多年的田野调查和口述史采集工作，她利用这些材料，并配合其他档案和史学著作，虚构了一场对一位名叫“卡尔梅拉”（Carmela Bueno y Bueno）的女性的采访。这位女性以口述的形式将1937年前后墨西哥米却肯州的女性生活、女性的社会责任、女性意识的崛起以及女性的政治参与娓娓道来。贝克尔还让她与彼时身处西班牙的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进行了跨越时空的对话。在社会史和女性史的母题之外，作者还对历史著述的新形式进行了探索：采访场景与采访对象所述的具体文字是虚构。但除此之外，采访中出现的人物、涉及的事件乃至细腻的情感观念皆有翔实的史料支撑。[vi]
杰西卡·豪尔（Jessica S. Hower）和巴里·戈登伯格（Barry M. Goldenberg）的两篇文章探索了历史（虚构历史抑或是公共历史）与教学（高等教育抑或是中等教育）结合的可能性及其潜在的裨益。豪尔承认，历史虚构必然会通过流行文化这一媒介对大众尤其是青年人产生影响。从一开始，她在关于都铎王朝的研讨课上被迫使用小说《狼厅》（Wolf Hall）和影视剧《都铎王朝》（The Tudors）来吸引学生，到后来，她主动采用历史虚构的材料来辅助课程讲授。这一过程使得豪尔相信，后现代主义已经将兰克式的实证主义和埃尔顿（G. R. Elton）式的经验主义抛在身后，虚构作品可以是促使学生深入、批判地思考历史的有效方式。她指出，广义的历史虚构扮演着三重角色：一种教学法，用以帮助学生理解史学理论和实践的教学法；一种理论框架，用以重新审视历史和虚构之间的关系；一种源泉和形式，用以拓宽传统学术历史的研究领域。[vii]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候选人戈登伯格讲述了他所开展的一项为期一年的公共史学实践——哈林区青少年史学家项目（Youth Historians in Harlem project）。哈林区是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附近传统的非裔社区，该项目鼓励社区内的公立高中学生“讨论课本以外的历史，向他们介绍学术研究实践，使他们能够‘以城市为师’来学习他们所在的哈林区的历史，旨在成为‘批判的公共史学家’”[viii]。这是一项由学者和高中生共同参与的项目，双方皆能获益。就学生而言，他们能够习得许多课堂内不会讲授的技能，如公共演讲、操控技术设备等；项目还可以培养他们对于研究的兴趣，并帮助他们掌握基本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更重要的，该项目有助于加强社区建设，培养文化认同。而作为老师，戈登伯格也相信“真正以合作的方式与青少年一起‘研究’历史可以是一项富有成效的策略，它促使我们反思学科规范，拓宽我们的方法，甚至可能改进我们的实践”[ix]。
库卡宁对于非学术历史的发展颇有些遗憾：“历史哲学的门外汉阅读和理解这一领域的文章，几乎不存在什么专业术语上的困难。这一状况似乎使得历史哲学特别适合于在学术界以外的文化领域发挥积极可见的作用。然而，它目前好像还没有承担起这一责任。”[x]但文献计量学的统计结果却告诉我们，近年来非学术历史的发展态势不容小觑，甚至于“如果要根据现有的数据来预测这一领域的未来，那么我们就必须指明对于所谓‘学术界以外的历史’之研究的增长趋势”[xi]。当然，非学术历史的发展还仰赖于进一步的理论革新和扎实投入，但这一新方向既是史学理论摆脱边缘学科地位的潜在方式，也是史学理论家扮演更积极的社会角色的一大契机。
[i] Berber Bevernage, “From Philosophy of History to Philosophy of Historicities: Some Ideas on a Potential Future of Historical Theory”, p.113.
[ii] 关于“消费历史”问题，参见Jerome de Groot, Consuming History: Historians and Heritage in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iii] Caroline Guthrie, “Narratives of Rupture: Tarantino’s Counterfactual Histories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Imaginary”, Rethinking History, Vol. 23, No. 3, 2019, p.339.
[iv] Diego Luis, “Rethinking the Battle of Otumba: Entangled Narrations and the Digitization of Colonial Violence”, Rethinking History, Vol. 23, No. 3, 2019.
[v] Clarissa Carden, “Living (in) Cities of the Past: Time Travel in Second Life”,Rethinking History, Vol. 23, No. 3, 2019, p.326.
[vi] Marjorie Becker, “Music, Such Sudden Music: When Mexican Women Altered Space in Time”, Rethinking History, Vol. 23, No. 1, 2019.
[vii] Jessica S. Hower, “‘All Good Stories’: Historical Fiction in Pedagogy, and Scholarship”, Rethinking History, Vol. 23, No. 1, 2019.
[viii] Barry M. Goldenberg, “Rethinking Historical Practice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Researching together with ‘Youth Historians’”, Rethinking History, Vol. 23, No. 1, 2019, p.53.
[ix] Barry M. Goldenberg, “Rethinking Historical Practice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Researching together with ‘Youth Historians’”, p.69.
[x] Jouni-Matti Kuukkanen, “Editorial: What is This Field Called Philosophy of History?”, p.2.
[xi] Berber Bevernage, Gisele Iecker de Almeida, Broos Delanote, Anton Froeyman, Patty Huijbers, and Kenan van de Mieroop,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1945: A Bibliometric Study”, p.436.
最近，有史学理论家半开玩笑式地追问，是什么将史学理论这一领域团结在一起？[i]他们实则是在感叹史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惊人的异质性。[ii]当然，人们所焦虑的还有史学理论的边缘性。国际历史理论网络描述道：“史学理论领域仍处于碎片化当中，其大多数研究人员往往在那些历史悠久的学科的边缘工作，并且经常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iii]的确，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成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其高校学科设置、专业研讨会、丛书系列、拥有身份认同的学者群体都是近几十年才在全世界范围内以不同的速率逐渐形成的。[iv]通过对2019年史学理论话题的上述盘点和梳理，我们对史学理论的异质性和边缘性也多少有所体悟。但同时也能看到，西方史学理论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实，换个角度看，当前西方史学理论议题的多元化，正是这种发展的结果，也是研究内容不断拓展的表现。史学理论家对学科边缘性的焦虑，恰恰反映了他们为自己学科争取更大话语权的诉求。实际上，在今天不同学科日趋融合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处于文史哲等学科之间的新型学科，史学理论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跨学科魅力，并为其他学科的创新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
[i] Krzysztof Brzechczyn ed., Towards a Revival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Around Paul A. Roth’s Vision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p.1-2; Jouni-Matti Kuukkanen, “Editorial: What is This Field Called Philosophy of History?”, p.1; “Scholars in Conversation: Jouni-Matti Kuukkanen interviews Herman Paul”, October 24, 201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KHF18rPemQ.
[ii]赫曼·保罗以简短的篇幅列举了20余个19世纪以来史学理论界持续热议的话题。因此，“很难说历史哲学是一个由共同关切的问题所联合起来的领域”。参见Herman Paul, “A Loosely Knit Network: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Hayden White”, pp.6-8。
[iii]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heory of History, “About”, https://www.inth.ugent.be/about/.
[iv] 艾维泽·塔克（Aviezer Tucker）早在千禧年之初就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领域的学科建制方面提出过批评。参见Aviezer Tucker, “The Future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History and The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40, No.1, 2001, pp.37-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