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秦音乐制度为中华礼乐文明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经历了黄帝、颛顼、尧、舜、夏、商一千多年漫长而坎坷的发展历程，到周代，终于集大成。先秦音乐又称为先王之乐，是先王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音乐制度研究要遵从中国史料的肌理，重新审视音乐神话与传说，将音乐放到艺术人类学中进行跨学科研究，主要采用释古与考古相结合的办法，剖析先秦音乐的横向面和纵向面。研究先秦乐制史，对探寻中华礼乐文明的源头及其发展传承机制、揭示中华礼乐文明的整体性和一贯性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先王之乐；先王之道；乐制；释古
一、礼制史与乐制史
研究中国音乐制度起源、传承、发展的历史，剖析与重构中国听觉制度体系，是我的学术宿愿。20年前，我随陈戍国老师学习《中国礼制史》时，就结下了这个学缘。
我的学术起步，正好赶上新世纪的曙光。一九九八年，我好不容易得到宝贵的学习机会，终止了任职三年的乡村中学教职，负笈岳麓山下，到湖南教育学院中文系开始新的求学旅程。一年多的新鲜而又紧张的本科学习后，我斗胆报考了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运气还不错，居然考过录取分数线。那时大美学的余温尚存，我报考了文学院文艺理论专业方向，招生方说该专业方向招生名额已满，把我调剂到古代文学方向面试。在面试考场，我第一次见到陈戍国老师。他坐在一排考官中间，穿着一件洗得泛白的青蓝色中山装外套，领口略微发毛，头发花白稀少，头总是保持微微向右上方翘起，有一些傲慢的样子。我看着不免紧张。不记得哪位老师问到一个关于史部的题目，陈老师接过话头说：“二十四史，敝人倒是看过好几遍”。我听了有点犯怵，我是突击考研，连《史记》都没有看全，更惶论通读二十四史了。
我最终被录取了，分到陈戍国老师门下，研习先秦文学。我深知自己的底子薄，不得不笨鸟先飞，还没等到正式开学，暑假期间，就冒昧一路寻到陈老师家登门求教，请老师先给我开个书单，我好提前补点课。见了面，陈老师招呼我坐下，没怎么寒喧，就谈起了学问。他说，《诗经·周南·关雎》中“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句子，通行的解释是君子最终把这位淑女娶回家，婚礼用琴瑟和钟鼓作乐，这是不对的。据礼制，晋以前婚礼上不用乐，唐代上层社会婚礼才开始用乐。
以礼解《诗》，是陈老师治《诗经》的特点。陈老师曾在沈文倬先生门下学礼，他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一个人撰写了整套《中国礼制史》，在礼学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注《诗经》，往往能从礼的角度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临别，陈老师惠赠我一本由他点校的《四书集注》。我捧着这本书背了一个暑假。陈老师把校注经书当作他平生四大功业之一，先后完成了《四书校注》《五经校注》《左传校注》等。陈老师数十年如一日，埋头治学的精神，实在令我感佩。我在读书笔记《以礼注诗麓山下——评陈戍国教授的<诗经校注>》中写道：
戍国居岳麓山下，占一南窗，一桌，一椅，一书橱。书橱内没有杂书，书桌上没有杂物，心中没有杂念，几十年来如此。[1]
没想到，等我过完暑假来校报到，陈老师却要调到岳麓书院。我没有机会得到陈老师的面授，但读史，即成了我学术的入门。我被调配到郭建勋教授门下。郭老师是辞赋学名家，我研习的重点，由先秦下移到汉代，由经部跃过史部跨到了集部。我经常一个人爬到岳麓山半山腰，坐在松树下向阳的坡地，面朝湘江水，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前四史读了好几遍，怎奈记性不好，悟性又差，耗时虽多，并没有太多的收获。好在青天白日，鸥鸟自闲，也是一种享受。硕士毕业后，我考到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随曹旭老师研习魏晋南北朝文学，为写毕业论文《任昉与南朝士风》，又反复翻检了《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隋书》《新唐书》《旧唐书》《宋史》，好几本史书几乎是竖着读的，放到历代典章制度中比照着读，这样能发现更多的历史规律。博士毕业后，到上海音乐学院任教，同时随韩钟恩老师做音乐美学专业方向博士后研究，课题是《中国音乐美学原范畴研究》，这时精读《论语》《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诸子及其注本。博士后出站后，又到复旦大学中文系随汪涌豪老师做了三年文艺学博士后研究，课题是《乐记集校集注》，因为涉及到经注，又着重把历代《礼记》注释做了梳理。中间又在比利时根特大学艺术哲学学院随巴德胜老师和安海曼老师做了一年的艺术符号学研究，其实是把诸子中的相关论述又读过几遍。二十年来，我一直在几个不同的学科中流转，事多且杂，学泛且滥，识浅且陋。
韩钟恩老师见我读过一些中国古代史料，建议我在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开设《中国音乐史料学》课程。老实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每到上课的前几个晚上，我一想到教室里坐着中国音乐学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就睡不着觉，不知道该讲些什么，该怎么讲。我此前看到音乐史料，都会跳过去。现在又要把那些忽略的材料捡回来了，重新消化。好不容易把第一轮课讲下来，并形成了初步的讲义稿。学生们反响还不错，这更增强了我的信心。二00七年，我将《中国音乐史料》学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成功申报了霍英东教育基金项目，并获得中国博士后基金会的支持。《中国音乐史料学》之外，我还开出了《中国音乐文学》《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等研究生课程，每年都有百余名各个音乐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选修。我边教边学，以教逼学、教学相长，把音乐史学、音乐美学、音乐文学的史料一点一点积攒起来，联系起来。
受到陈老师学术的影响，我对中国音乐制度史特别关注。中国乐制史并不受音乐学界重视，研究水平与中国礼制史还有很大差距。沈文倬先生说：“吾中华民族素以礼义之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惜吾礼义大邦之礼制史，还未曾有。”[2]陈老师所著《中国礼制史》洋洋六卷，弥补了这一学术空白。然而，自古以来，礼与乐通常并提，是人类文明永恒的论题，凡用礼必须用乐，用乐必须合礼，乐制研究必须加强。陈老师说：“只就礼与乐的关系作了一些引证，到于构成礼乐本身的各成分的研究，有待专门之家为之。”[3]
李纯一先生提出：“必须建立新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体系。”[4]这个体系包括既包括史料、理论、方法的重建，也包括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的撰写。我想写一部《中国乐制史》，以国家音乐制度的制定、执行作为主线，把历代音乐实践与音乐理论系联起来。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说：“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5]我们可以梳理出自黄帝到清代历代音乐制度相因相革的发展历程，丰富和完善中国音乐史学体系，是有非常大帮助的。
二、释古与考古
要在这个领域取得成就，史料和方法是首要问题。先秦音乐史料，夏代以前和夏代以后有些不同。夏代以前的中国音乐史料，没有音响佐证，考古发掘乐器很少。音乐神话和传说史料较多，且为周、汉以来人所补记，古本、今本《竹书纪年》[6]所涉音乐条目十分简略，遗漏甚多，难以细考。叶伯和先生说：“要从这些帝王家谱和神话中，抽出纯粹论音乐的材料，编成有系统的书，是很难一件事。”[7]长期以来，现代史家多不重视神话和传说。但我们决不能因为这些困难，我们就放弃先秦音乐史研究。李学勤先生说：“对于古史，对于古代文化，在某些方面否定过度了，以致造成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在当时疑古思潮中，曾出现一种极端的说法，叫做‘东周以上无史’论。过去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一下子缩短了一半，以上部分统统成了空白。”[8]中华文明史，是以音乐开篇的。在文字发明并广泛运用以前，中华文明经历了漫长的音乐时代。尽管音响、乐器、乐谱大量遗失，无从查证。但音乐基本原理和天理论即保存下来，礼乐的精神一直影响到今天。杨荫浏先生说：“有些神话、传说中，仍含有一部分反映中国古代人民现实生活的因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原则的指导下，我们应该尽可能据以对我们原始人类的音乐文化做一些适当的推测。”[9]黄帝以来的先秦音乐，既是思想，也是制度，是社会生活的核心部分。我们从丰富的文献中考察到的东周礼乐文明，绝非无源之水，它与先秦音乐史一脉相承。礼失求诸野，乐失更要求诸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丰富多样的活体存在，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很多都能从先秦音乐中找到根源。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先秦音乐神话与传说。尹达先生说：“我国古代社会的传说里究竟是否全属伪造？在这些疑说纷纭、似是而非的神话般的古史传说中是否有真正的社会历史的素地？（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这些神话的传说自有真正的史实素地，切不可一概抹煞。”[10]徐旭生先生说：“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11]
先秦音乐制度研究，先要有理论的突破，才有史料的复证。李学勤先生说：“先秦史的工作，必须将理论与材料很好的结合起来。”[12]我们要综合运用释古与考古方法。杨宽先生说：“主释古者，则以古人十口之传，‘事出有因’，必有史实之残影存乎其间，未容一概抹杀，苟据新史观加以归纳推理，即为可信之古史。”[13]李学勤先生说：“夏代以上，神话传说意味更浓，更需要以考古学、人类学的工作为主。”[14]我们要将音乐史料放到丰富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人性中进行考察，综合运用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合理细读，既要知古，也要知今，既能以古鉴今，也能以今推古，既有时间感，又有空间感，得出平实而有说服力的结论。[15]《荀子·非相》：“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16]其实，我们都可以打通了来看，不迷信古人，也不盲从今人。
商、周以来的音乐考古史料多一点，可以与纸面文献互证。但不同来源的史料对于同一音乐史实的记载并不完全相同，音乐史料之间缺乏清晰的逻辑链与证据链，很难直接得出结论。音乐考古史料提供很少一部分实证，但并不足以完整地说明音响史实。先秦音乐的曲目留下不少，但每首曲目产生的政治文化背影，曲目的具体内容，曲目的展演情形，汉以来的注疏家释名各异，众说纷芸。刘勰《文心雕龙·序志》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17]刘勰论文的方法，同样适用于论乐，我们还要做大量详细、系统的考察。
史料学不是空疏的学问，不是读几个书单和目录，照抄通史、通志、通典、类书的记载就完事，须要沉浸到某一项专门史中，通过反复研究，有了足够的学术积累，深入体会才能运用自如。马端临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常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18] 我们要按照中国音乐史料本身的肌理重新构建理论与方法，才能得出切合中国音乐史实的结论。
先秦音乐与当时人们的劳动、生活密切相关，与宗教、巫术关系尤其密切。我们非常有必要破除门户之见。先秦乐制，并非只有某个专门的人可以研究。李学勤反复说过：门户之见要不得，我们写学术史一定不要这样。门户之见带来了副作用。一定要扬弃清人的门户之见。[19]我们要综合多个学科的力量进行深入研究，去其伪，存其真，重建中国先秦音乐史。
三、先王之乐与先王之道
中华礼乐文明渊源有自，一而贯之，从未断流。马端临说：“昔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所谓蛮夷戎狄，其在要、荒之内，九州之中者，则被之声教，疆以戎索。唐、虞、三代之际，其详不可得而知矣。”[20]声教是先王之道的重要部分，《乐记》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岀治道也。”《尚书》曰：“八音在治忽”。《国语》曰：“政象乐”。这些理论都来自于上古时期的音乐实践。音乐制度与礼法制度是刑法、郊祀、天文、五行、职官等制度的基础。
在漫长的史前文明发展过程中，中国先人总结的关于社会治理的宝贵经验。在语言文字尚不发达、制度规范尚不健全、社会组织尚不庞大、信息沟通尚不充分的时期，音乐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占有决定性地位。[21]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通过音乐建立和维护整个社会统一的、宜人的法定秩序。与礼制、行政和法律比较起来，音乐更能贴近人的情感，更能改造的人思想，更能改善人的品性，引导社会各阶层产生正确的认识和行为，从而实现天下的大治。[22][先秦音乐，又称先王之乐，与先王之道、先王之圣、先王之制、先王之法、先王之行、先王之陈、先王之书、先王之命、先王之教、先王之官、先王之令、先王之业、先王之玩、先王之祀、先王之遗训等密切相连。先秦音乐与礼法制度、风俗传统、治理经验密不可分，是早期中国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华礼乐文明的源头。
中国的音乐舞蹈最早起源于上古的祭祀活动之中，由于中国古代祭祀之丰富，种类之繁多，活动之频仍，皆独步世界，因此乐舞也以其独特的方式得到发展。通过夏商西周早期“制礼作乐”的进化过程，到了西周中期，建立 了严格的乐舞制度。[23]中华礼乐的源头还可以上溯，其发展轨迹还可以描画得更细致一些。陈旸说：“观孔子论五帝，以为法始乎伏羲，著于神农，而成于黄帝、尧、舜，盖尝详之。”[24]陈澔说：若黄帝尧舜之造律吕垂衣裳，禹汤文武之不相沿袭，皆圣者之作也。周公经制，尽取先代之礼乐而参用之，兼圣明之作述也。[25]
黄帝创建了中国礼乐体系，奠定了中国礼乐的思想基础，是先王之乐的集大成者。[26]黄帝乐在传承过程中，有很多曲折。少皞后期，受到九黎乐的挑战；挚时期，受到三苗乐的冲击。颛顼、喾、尧、舜、禹、汤、周[27]都系黄帝宗脉，都用黄帝乐祭祀黄帝，以强调其血统，凝聚民心，巩固执政地位。周建国之初，即访黄帝、尧、舜、禹、商的后裔，分予封地，使各奉先王礼乐，并将六代乐吸收入周乐体系，[28]先王之乐成为周代礼乐最重要的来源。礼乐是新兴的周王朝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象征。西周王朝赖此持续强盛了差不多300年。到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情况。但孔子以来的学者从来都没有放弃复兴礼乐的努力。历代统治者都把建设礼乐制度作为重要工作，礼乐思想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渗透到中国每一片乡土、每一个人之中，成为中国文化基因，持续影响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29]
司马迁曾对黄帝、尧、舜之都进行实地考察，缀合书传所记，作《五帝本纪》，他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30]我也曾瞻仰过几位先王的墓庐，听当地长者们讲述许多先王传说。由于历时久远，今人口中的传说恐怕不能记下来当作史料。尽管我不是好学深思之辈，但古树连云密，更引万年枝，中华文化渊源有自，根脉延绵，底蕴丰厚，枝繁叶茂，却是眼前事实。乾隆《御制<文献通考>序》说：“会通古今，该洽载籍，荟萃源流，综统同异，莫善于《通考》之收。其考覈精审，持论平正，上下数千年，贯穿二十五代，于制度张弛之迹，是非得失之林，固已燦然具备矣。”[31]追溯黄帝至周代音乐制度的创建、传承、发展的过程，是青年一代中国音乐史学者应尽的责任。李学勤先生说：“先秦是中国文明从逐步萌生走向繁荣昌盛的时代，内涵极其丰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32]先秦乐制史研究对准确理解中华礼乐文明的性质，构建中华礼乐文明理论与实践体系，为中国礼乐正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决定性意义。
曹旭老师经常跟我们说，带学生就像种丝瓜，一把丝瓜籽埋在泥土里，总会有籽长出苗，总会有苗结出瓜。做中国乐制史研究，就像种树，得花十年、二十年的功夫，攒齐了阳光、氧气、水分和肥料，就会慢慢发芽、抽枝、开花、结果，长出一片崭新的学术丛林。
1.杨赛：《以礼注诗麓山下——评陈戍国教授的<诗经校注>》,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7月1日，B09。
2.沈文倬：《<先秦礼制史>总序》，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先秦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2001年印，第2页。
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先秦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2001年印，第48页。
3.李纯一：《先秦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5.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6.叶伯和：《中国音乐史》，成都：巴蜀书社，2019年版，第4页。
7.李学勤：《古史、考古学与炎黄二帝》，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9页。
8.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9.尹达：《衷心的愿望》，尹达：《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50页。
10.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0-21页。
11.李学勤：《先秦社会形态研究》，晃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页。
12.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自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页。
13.李学勤：《先秦社会形态研究》，晃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页。
14.杨赛：《中国音乐史学与史料——兼论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学研究》，《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15.[战国]荀况：《荀子》，古逸丛书本影宋台州本，第3卷。
16.[梁]刘勰：《文心雕龙》，上海：四部丛刊涵芬楼影印明嘉靖本，第15卷。
1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18.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版，1994年，第1-19页。
19.[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20杨赛：《先秦乐舞与乐论》，《中文学刊》第四辑，湖北大学文学院编，长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5页。
21.杨赛：《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22.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28页。
23.[宋]陈旸：《乐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卷。
24.[元]陈澔注、万久富整理：《礼记集说》，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7卷，第296页。
25.杨赛：《黄帝与中华礼乐文明》，《音乐与表演——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26.杨赛：《颛顼、尧、舜乐制》，《舜乐制》、《夏乐制》、《商乐制》、《周乐制》，待刊稿。
27.杨赛：《先秦乐舞与乐论》，湖北大学文学院编，《中文学刊》第四辑，长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5页。
28.杨赛：《礼崩乐坏考论》，《交响》2014年第3期，又收入中国孔子研究院编：《新礼乐》，创刊号，2018年1月。
29.[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6页。
30.[清]乾隆《御制<文献通考>序》,[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31.李学勤：《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序》，晃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