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科治学”体制下的长期、过度专业化教育存在诸多流弊，已经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发展交叉学科已经成为一个紧迫任务。自清末伊始，中国史学按照西方学科统系进行自我改造和重新建制，主流史学在追求“科学化”的过程中逐渐疏离自然，导致历史认知缺失。环境史学试图跨越“两种文化”鸿沟，对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多学科综合探研，以达成更加完整的历史认识，并对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有所贡献。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同仁既须积极学习和借取自然科学理论知识与技术方法，努力弥补自身欠缺；亦须注意祛魅自然科学家的具体结论，避免盲目崇信。
环境史学以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作为研究主题，将史学视阈从人类社会拓展到天空、大地和万类生灵，欲使“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透过时间纵深揭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双向作用、协同演变的复杂机制，构建新的历史认知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资鉴。从百余年来中国学术特别是史学发展历程观察这门新兴史学，可知其理念新颖，图谋远大，但面临着诸多短期难以逾越的障碍。面对纷繁复杂的现象和问题，同仁常常深感乏力，此种困局固因人与自然关系具有空前广域性和复杂性，更因长期实行“分科治学”“专业教育”体制，文理过早分科，专业过分细化，导致学人大多缺乏应具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综合素养。回顾和反思百年中国史学发展，被学者称为“多学科合作试验场”和试图跨越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鸿沟的环境史学发展前景令人期待。但中国环境史学同仁如何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基本原则指导下，积极学习、合理借鉴自然科学，同时避免盲目崇信其具体成果，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兹抛砖引玉，略陈几点浅见，希望引起讨论。
一、追求“科学化”的历史学何以疏远自然科学？
历史包罗万象，既包括自然史也包括人类史。史家的职责是透过时间纵深揭示世界变化，其问题关注，理论上既应包括人类社会亦应包括自然世界，还应包括两者之间关系。中国传统学术因典籍分类庋藏之故，概称“四部之学”，“史”居其一，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门学问，固有学脉道统，曾经地位尊崇；“史”之涵纳，原本不只世道治乱、家国兴亡、人物沉浮，而是天、地、生、人无所不包，史家所治实乃博综天人之学，故司马迁自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然自清季伊始，“西学”潮涌而至，旧学全面解构，学统完全重建，经年不过数纪，学科森然建立，“史”的属地被不断瓜分，许多部分纷纷独立设科，史学则降黜成众科之一，不复往昔尊显。另一方面，随着众多学科创立，史家不断借取和利用其新理论、新方法以开阔视野，拓展疆土，“新史学”不再以帝王家政史为主，从政治史、经济史到社会文化史各类专史不断创立，统归于“历史科学”旗下。这种双向流变现象十分耐人寻味，值得认真检视。毫无疑问，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史学是在“科学化”进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自清末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科学”成为强势甚至强制性时代话语，“科学化”乃是所有学术别无二致的追求，史学自不例外。一如其他学术，百年中国史学毅然决然地追求“科学化”：以发掘史料证据为基础，以探求真相、规律为鹄的，注重理论预设，突出问题意识，讲求规制范式，重视分析工具，提倡质疑论辩，历史学者不断专业化、职业化，历史著述则渐趋模式化、格式化，其进步性、合理性和学术成就都不容置疑。
然而百余年来学人心中的“科学”究竟是什么？古老中国史学是怎样走向“科学化”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历史科学？远非三言两语所能理清道明。回到近代学术语境，个人认为“科学”一词至少具有三重含义：其表层是源于西方的“分科治学”统系；其中层是学术研究规制和技艺，大抵以“假说（论题）—实验（资料、数据、证据）—论证（证实或证伪）”作为通行程式，讲求方法论，注重原理公理，探求因果规律；其深层含义则是客观、务实、求真的治学精神，敢于质疑既有，勇于探索未知，矢志追求真理。这些乃是所有学术研究成其为“科学”必具的质性和组件。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根基深厚，自有学脉和道统，近代以来怎样不断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更新，破茧羽化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历史科学？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过程曲折，云遮雾罩。可以确定的是：在救亡图存进而谋求独立富强时代，国人对科学力量的强烈崇拜，促使整个学界都热切拥抱舶自西方的各种科学，历史学界亦不例外。自“五四”前后开始，学人汲汲骎骎，提倡客观、实证、求真精神，借取科学知识、方法和工具，运用科学理论（影响最大的是进化论），重新整理本国固有资源（国故），研究本土历史问题，中国史学体系由此从指导思想、学术目标、研究范式到技术方法都发生了近乎颠覆性的改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创立和发展，乃是百年艰苦求索的正确走向和必然结果。
相信绝大多数学者都赞同：20世纪中国史学最大进步是历史研究“科学化”，而“科学化”的主要导向和成就是“社会科学化”，其中包括两项重要建制性成果：一是历史研究职业化和历史教育专业化，二是历史学变成了一个典型文科。但是倘若进行一番学术史考察，我们或可发现：一边倒地偏向人类社会历史从而将历史学发展成为一个典型的“文科”，并非近代史家本来的心愿，而是多少有些无奈的流变结果；所谓“社会科学化”固是近世中外史学的共同发展趋向，但与自然科学分道扬镳，尔后渐行渐远，终致两相悬隔，并非学界初衷。更重要的是，自然界在主流史学中的经常性缺席或虚体概念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强调人类的自然属性、高度重视自然环境对社会实践的重要性，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很大的思想“间距”。在中国近代史学创立者心中，“史”似乎并不单指“人的历史”，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人类社会。相反，他们明确指出：“史”的范围极其广泛，史学具有“合众科而自为一科”的特殊性质，与各种自然、人文、社会科学互不可缺。梁启超最早把史的范围圈限于“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而自然界的现象如天象、地形皆非史的范围。尽管如此，梁氏所构想的新史学体系涵盖极其广泛的领域，他非常清楚，史学与其他众多学科包括自然科学之间都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其《新史学》明确批判旧史家“徒知有史学，而不知与他学之关系”。他说：
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人类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借者，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问畴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
他认为：众多学科包括“天然范围”的自然科学公则公例都可为史家参考利用，这与当时许多学者的认识是一致的。梁启超之后，凡主张科学地研究历史者，都不仅倡导求真求实科学精神，而且主张借取自然科学理论方法和工具手段，建立一门像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那样的历史科学，这从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宗旨可以清楚看出。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明确指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1928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聘书拟稿》中说：“现在中央研究院有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非取抱残守缺、发挥其所谓国学，实欲以手足之力，取得日新月异之材料，借自然科学付与之工具而从事之，以期新知识之获得。材料不限国别，方术不择地域，既以追前贤成学之盛，亦以分异国造诣之隆。”事实上，在“五四”前后，一批杰出史学家正是积极践行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思维，乃至直接借取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在继承旧学精髓（如考据学）基础上开拓新领域，提出新史论，从而开创中国史学新局；正是由于顾颉刚、傅斯年等史坛领袖明确而坚定的“科学化”理想，故有历史地理学、考古学之创立，两者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与自然科学结合最紧密且最有成就的领域。然而，在积极推进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迫切期盼自然科学武装的历史学，在学科设置上却被划入了文科序列，并因此渐渐远离了自然科学。更重要的是，“分科治学”体制引导历史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在院、系、专业建制规约下不断细化，对百年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自清末民初创办新式学堂，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先后仿照日、欧、美模式，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不但文、理分界，而且下分门、科、系、专业，历史学亦仿照外国被划入了文科。随着时间推移和形势变化，学科不断切割新建，专业不断细化分设。但许多资料证明：起初不少高校曾将历史学与地理学合设为“史地系”，单独设置史学系的高校亦大多规定了一批史学以外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课程作为应修之课业，这些应是考虑到历史与地理关系密切而史学具有“合众科而自为一科”的综合性质，说明近代史学教育的设计者曾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包括自然科学素养，不欲过度偏科。但这些做法都没有始终坚持、进而形成传统，更未防阻历史教育和人才培养疏离自然科学的基本趋向。这一趋向，与广泛借取自然科学开展历史研究的主张，与建设像地质学、物理学、化学那样的历史科学的愿望，恰恰背道而驰。
人与自然本属统一整体，天、地、生、人互相关联，原本需要综合认识。然大千世界浩瀚无际，学海无涯而人生有限，纵使百岁永寿，亦是难以穷究，故治学不能不有所分界，术业不能不有所专攻。但专业划分过细，学科统制过甚，则必然导致知识细碎、眼界狭隘和认知片面。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对近代以来“分科治学”的局限性和弊病提出了批评。《反杜林论》指出：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近代中国学界对文理分科的可能流弊未尝不心存疑虑，百年以前蔡元培就曾经几次表示担忧并试图防阻和破除。他说：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
他又说：
孑民又发现文理分科之流弊，即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又有几种哲学，竟不能以文理分者：如地理学，包有地质、社会等学理。人类学，包有生物、心理、社会等学理。心理学，素隶于哲学，而应用物理、生理的仪器及方法。进化学，为现代哲学之中枢，而以地质学、生物学为根抵（引案：原书如此。“抵”当作“柢”）。彼此交错之处甚多。故提议沟通文理，合为一科。经专门以上学校会议，及教育调查会之赞成，由北京大学试办。
1918年，蔡元培在回应傅斯年的信函时指出：哲学、文学、史学等文科都需倚重（自然）科学，称“史学近皆用科学的研究法”，“史学必根据于地质学、地文学、人类学等”。文理分科教育，无论如何设置都有弊病，所以他认为“不如破除文、理两科之界线，而合组为大学本科之为适当也。”但在分科教育既成定势的情况下，即便在教学资源最丰厚的北京大学，也是无法实现的。
其时力主采用科学方法治学（治史）和强调自然科学重要性的还有胡适，以下言论大致代表了其科学治史要义。他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认为：“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他所谓的“科学”无疑主要指自然科学，通篇举证都直露了对自然科学的羡赞。他还特地建议青年学人不要乱钻故纸堆，因那是条“死路”，要“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以寻“活路”。
但自晚清而下，学科、院系、专业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分科治学”却是不断细碎化且渐渐根深蒂固，不惟文理分道扬镳、愈行愈远，人文、社会、理、工、农、医、商亦分立门户，各设厅堂，同门又分房室；学科、院系、专业、所、室往往自成一统，彼此少有往来。自189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史学堂，始创近代历史学科，史学一门开始但分中外，随着时间推移，乃横切纵分，肢解脔割，人才培养规模和专业学术队伍不断扩大，然而研习领域日渐狭窄，博综天人的史学大家渐渐稀有。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进行了高校院系大调整，此后科研、教育体制经历多次调整改革，“分科治学”“专业教育”体制始终确定不移。随着社会新兴事业和行业迅速发展，高校为适应人才、科技和文化市场需求，学科划分和专业设置不断细化，从传统学科之中分立许多新学科和新专业，一级学科划分多个二级和更多三级学科，一个学院下设若干学系，成立一批所、室、组、中心，科研和教学工作愈来愈趋专门和狭窄，同一学院内部已是彼此缺少沟通，或至“老死不相往来”，更遑论文理对话和跨学科交流了。高考实行文理分科，高校评估以学科（甚至二级学科）为基础，进一步强化了“分科治学”“专业教育”的建制性规约。一个时期以来，国家反复提倡和鼓励发展交叉学科，但“分科治学”体制既已根深蒂固，各种资源分配和质量评估又都主要基于分科体制，交叉学科建设的实际操作委实艰难。
在这种文理泾渭分明、学科细切碎分的“分科治学”和“专业教育”体制之下，除了极少数不安分者，一般学者成长都遵循着固定而狭窄的路线轨迹：因高考划分文理，早在高中阶段就已决定学文学理，未进大学就已选定专业；进入大学以后，固定接受某个专业培养，知识结构不能不单一，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素养严重偏狭几成定数。一位历史学者，在本科生阶段按教学计划凑足必修学分即专攻某断代史或专门史；研究生阶段更是师徒授受，跟随导师亦步亦趋专攻某个研究方向，莫敢轻越雷池。如此培养的史学人才，知识贮备、学术眼界和贯通综合能力如何，自是可想而知。
过度偏执于文科和细碎化的专业教育，与史学“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的特性严重不相契合。本来，“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历史学者理应“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但在分科治学和专业教育体制下，除非有幸获得某种特殊机缘或个人自有特殊兴趣，历史学者很少接受自然科学教育，集体缺乏自然科学基本素养，遇到与自然相关的历史问题立即束手无策，只好高喊“历史是人的历史”——所谓“人的历史”，其实只是“社会人的历史”，对于更根本的“自然的人”的历史问题，则轻易不敢问津。
二、“结盟”的理想与困境：历史学何以逐渐肢解析分？
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兼作家C.P.斯诺在剑桥大学做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说，疾声呼吁重视“文学文化”（LiteraryCulture，以文学为代表）与“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以物理学为代表）两种文化分裂现象以及两个文化群体相互隔离、彼此轻视的问题及其后果。在斯诺看来，“这种两极化对我们大家只能造成损失。对我们人民、我们社会也是一样。同时这也是实践的、智力的和创造性的损失。”他认为：“这种文化分裂现象不仅限于英国，也遍及于整个西方世界”。造成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对专门化教育的盲目信任，这在我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确实，顺应产业、行业和职业分工不断细化趋势，近代学术以“分析”作为主要特征，不论自然探索还是社会考察都是分科进行，教育也不断走向专门化、专业化，知识群体随之分化：一些人献身于物质世界探索，另一些人致力于人类社会观察，“两种文化”渐渐疏离甚至彼此对立。这并非一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具有时代共性。值得注意的是，斯诺特别提到他对“第三种文化”的期待，他说：“一些社会历史学家既同科学家们保持友好的关系，又感到有必要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文学知识分子……在过去10年的知识启发下，也曾经使用过这样一些概念，如‘有机共同体’或前工业社会本质或科学革命。这些新的研究对我们的智力健全和道德健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内心似乎期待社会历史学家能为填平“两种文化”鸿沟做出贡献，或者充当两者之间对话、交流的桥梁。
斯诺“两种文化”分裂论主要是基于英国经验。中国历史传统和社会条件不同，近代以来，学术文化在“西学”冲击下经历了特殊发展道路，但“两种文化”彼此疏离趋向似乎更有甚之，其负面影响值得深刻反思。如前所言，中国古代史家所治乃博综天人之学，虽然存在诸多缺陷，但思想知识体系涵盖天、地、人“三才”，因而具备有机综合性质。自学界始以“西学”改造本土学统，人文与自然迅速分离，博综天人的传统史学迅速瓦解，遵循“分科治学”理念而构建的“新史学”较之“旧史学”，可谓体系大变，旨趣迥异。百余年来，中国史学毋庸置疑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分科治学”的弊病和缺失亦不可否认，忽视人的生物属性和人与自然关系，专注人的文化属性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殆为最需检视和反思的问题之一。近世“分科治学”顺应了时代社会需求，有利于深化专门问题探究，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一个学科遵循其独特目标导向、概念话语、学统宗绪和内在逻辑而代代相续，学人术业专攻，学科特立独行，久而久之陷入“闭锁”“内卷”状态，同一门类之下学科分建庭院，少有对话、交流、合作和互助，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更是壁垒高厚，彼此隔离。关于“分科治学”“专业教育”导致“两种文化”割裂的弊病，中国学界并非全无察觉。自梁启超《旅欧心影录》率先怀疑“科学万能论”之后，20世纪20年代所发生的“科学与玄学”之争，其实多少包含着对“两种文化”关系的思考。只因牵连学术背景、政治态度和情感意气诸多纠葛，思想认识显得模糊不清。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学术团体，早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那样艰苦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提出了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任务。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纲领》中明确提出：要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贯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思想”；40年代初在延安成立的“自然科学研究会”则在《宣言》中提出了“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80—1990年代，关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以及如何促进两者对话、交流，中国学界进行了认真思考，许多著名学者参与了讨论，有关部门也采取了相当积极的行动。1986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正式成立“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工作委员会”，推选钱三强担任主任，于光远、钱伟长为顾问，周光召、龚育之、吴明瑜、田夫、李宝恒为副主任，一批重量级的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担任委员。同年12月，于光远发表文章指出：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要做十件大事，其中第七件事是“推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交叉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要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哲学社会科学也要与数、理、化、天、地、生等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等结合形成许多新的科学部门。为此就要在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等方面开展这种工作。”“第八件事是培养既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知识又有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人才”。1990年1月9日和4月11日，钱学森两次致信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郁文，进一步提议把“自然科学技术的学术团体与社会科学的学术团体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学术团体”，“统一的中国科学学术团体，既包括理、工、农、医，又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此前胡乔木曾提出这个设想。钱学森特别指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这样分家是不符合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要求的，也不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年，《哲学研究》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指出：“尽快改变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相脱节的状态，建立和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已成为直接关系到能否较快地实现这一战略转移的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次年，该刊发表了由多学科领域学者撰文的专题笔谈。1992年，龚育之继续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和结合”，认为实现这种结合“要求逐渐形成一些交叉学科专业，聚集和培养一批专门从事这些交叉学科专业的研究人员。”“最重要、最有效的是吸引广大的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某一专业领域进行研究的科学工作者采关心和参与交叉学科的研究。”然而，由于众多复杂的原因，两大领域对话、交流和交叉、融合虽取得了诸多进展，但远未达到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和满足需求的理想状态。
不论如何交叉、结盟，历史学都是不能缺少的重要领域，它是“合众科而自为一科”的学问，本就处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错带上，最有条件亦最应该成为“两种文化”彼此交融的舞台。正如曾参加笔谈讨论的陈启能所言：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人类的两大基本关系，是人类生活这个整体中密切相联的两大部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依托于它们而产生和发展，彼此绝非断然分裂，而是相互渗透、密切关联。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都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历史是人类这两大基本关系的综合体现；历史学则是认识这两大基本关系的必要的基础科学。或许马克思、恩格斯心目中的“历史科学”正是“合众科”之学，故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主流史学长期过度专注人类社会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严重忽略自然环境和人与自然关系演变，实属一个严重偏差。
客观地说，中国史家向以博通自期，并非有意忽略自然问题并与自然科学划清界线。历史学不断疏离自然科学，主要是文理分科过早和专业划分过细的建制性流弊。其实，百余年来，一直有历史学家试图联结和沟通两者，努力学习和借鉴自然科学，其努力成果是现行历史学科体系中有两个领域始终文理结合：一是考古学，二是历史地理学。前者固以发掘历史资料、促进历史认识（特别是对人类社会早期历史的认识）作为目标，工具手段则主要依靠自然科学，近百年来成就巨大，毋须置论；后者自创立以来，几代学人薪火相传，事业日隆，至上世纪后期终成显学。推究起来，二者之所以成就卓越并特别受推崇，显然得益于自然科学理论知识和方法手段之运用。
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学术思潮再次涌入中国。在引进自然科学理论知识、运用科学技术方法解说历史方面，也一直有学者在进行可贵的努力，如试图引入系统科学的所谓“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积极引进计量方法，倡导“计量史学”；最近几年大力倡导历史大数据开发利用；在探讨某些专门问题（如历史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疾疫等）时努力借取相关自然科学知识，等等，无疑都是有益尝试。只是，某一自然科学的思想理论、专门知识和工具手段在历史研究中的适用性如何？如何正确地运用于历史探研和解说？实非简单易行的问题。我们注意到：曾经几度形成大小热点的一些探索（如所谓“超稳定结构”论），首倡者多非史学科班出身，有时难免有生搬硬套和曲解史实之讥；而科班出身的主流历史学者进行尝试，因缺少相应知识贮备，更未经相关学科训练，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知识、理论和方法，往往难得真谛，误解误用情况时有所见，致使一些研究在起点上就已经出现错误，因而毫无意义。这些情况虽非学人所愿，却是无奈事实。
跳出主流史学可以发现：除高校历史院系和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外，许多部门、行业和学科各有自己的历史研究，源头都可追溯至近代开始的学科分化。刘龙兴指出：“学科分化导致原本丛纳于史的学科纷纷独立，而独立之后的各类学科亦可自行建构属于自己学科的历史，史学不但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史学科系存在的意义也因之荡然”，以致有人“昌言史学无独立成为一科学之资格”。事实上，史学的这种失落和担忧百余年来一直存在。不过，中国终究是一个具有深厚重史传统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地位并未遭到剥夺，大学历史院系、中央及地方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制一直在发展。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主要学科都纷纷研究各自领域的历史，国家不少部门（如农林、水利、冶金、矿产、医药卫生）亦在下属高校或研究院（所）组织本部门本行业的历史研究，由此形成的学术景观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哲学史、文学史、法制史、经济史、社会史等自不必说，自然科学领域有农业（农学）史、水利史、工业史、冶金史、交通史、医学史、生物学史、化学史、数学史、天文学史等，可谓行行皆有专史。在国家学科目录中，它们分附在不同学科门类（如农学、理学、医学）之下，与主流史学并行。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史和科技史研究，大体遵循“李约瑟范式”进行分科研究，传统知识体系的不同部分在“分科治学”框架下得到梳理。与从属于文科的文学史、经济史、法律史等不同，它们的研究内容和问题关注与主流历史研究较少重叠。
各种自然学科史和科学技术史研究，与特定自然科学门类直接关联，遵循其思想原则和解说方式，目的在于梳理所属科类的过往事实、知识和技术，为发展本学科本行业提供历史资源，而非以解说人类社会变迁作为主要目标，因而理论知识、问题意识、工具手段等等都与主流史学颇存隔膜，交流有限。然而，研究这些专史不仅需要具备良好文史功底，而且需要相应的知识贮备和研究训练，因此这些领域的研究者有两个来源：既有历史院系毕业，也有自然科学出身。按理说，此类机构及其学者更具沟通和融合“两种文化”的条件。但实际情况是：既未填平同行内部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鸿沟，更未促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盟。究其原因，一则同行同机构学者之间文理相轻照样严重，二则这些机构归属不同，虽各具特色却自成一统，并不积极主动关照主流史学界所提出的重大社会历史课题。其成果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自非一般史学著述所能及，但缺乏历史通识和人文质感亦为通病。更严重的是，早期科技史研究队伍颇有一批既具深厚旧学功底（旧式教育打下了“童子功”）又受良好自然科学教育的学者，有竺可桢、梁思成、钱临照、席泽宗、邹树文、石声汉、缪启愉、刘仙洲等一大批杰出自然科学家参与，相关研究因而兴旺，成果甚可圈点。遗憾的是，随着分科治学和专业教育体制不断固化，新生代科技史学者罕能具备那样的综合素养，拥有更好职业前景的理科生愈来愈少人愿意修书著史，导致中国科技史研究人才凋零、水平下降渐趋严重，流弊愈来愈显现出来。
三、跨越“两种文化”鸿沟：环境史学能否架桥铺路？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学术，因每个时代都有必须解答和处理的新问题，同时拥有解答和处理问题的新思想、新手段和新方法。诚然，历史学家总是眼观“过去世”，但心之所向仍是当今与未来，他们是为了认识和应对现实问题（或许还试图预测和规划未来）而努力了解过去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手段亦都是“现在世”的。从这些意义上说，确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文明迅速发展，世界事务日趋繁杂，变迁日趋迅急，许多重大问题（如环境生态问题）愈来愈高度复杂化聚合化，一个重大问题往往不仅关乎社会而且关乎自然，牵连众多学科门类而绝非单一学科所能解决，以分析作为主要特征的近代分科治学体系愈来愈不能满足时代需求。因此，当代世界学术必须走向交叉、综合和集成，“两种文化”鸿沟必须努力跨越甚至填平。这既给历史学科提供了新机遇，也给历史学者提出了新挑战。在自然与人文严重疏离、物质与精神严重割裂，而人类进步事业亟需学术统合的今天，“合众科而自为一科”的历史学能否架起跨越“两种文化”鸿沟的桥梁以促进人文与科技的完美融合呢？倘有可能，须从何处着手努力？
环境史学是在文化与自然交错带上新开垦的一片多学科合作试验场，环境史学者怀着前辈史家不曾拥有（至少不曾全力付诸实践）的学术理想。我们知道，环境史学自开创至今不过40余年，“环境史”定义已然众说纷纭，每位研究者自有其心中的“环境史”，内容涵纳、思想方法和研究路径各有不同表述。不过分歧之中有共识，没人否认这门新史学的跨学科性质——不只是横跨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更重要的是跨越文、理、工、农、医众多学科。这似乎意味着，环境史学因其新的问题关怀和新的治学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博综天人的前近代中国史学传统，它能否成为一些学者所期待的那种“整体史”未可遽论，但在日益深阔的“两种文化”鸿沟上搭起一座彼此通达对岸的思想桥梁，确实是它的一个重要学术理想。在美国环境史学主要领袖之一唐纳德·沃斯特看来，持续存在于我们知识生活中的科学与人文隔裂造成了严重后果，环境史这个新兴领域为桥接彼此隔裂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提供了机会，它要求历史学家更熟悉环境科学并将其洞察力应用于探研过去。在《穿越河堤的小径》一文中，他充分表述了“两种文化”汇合的意义，指出：
现在（引注：20世纪90年代）……我们有机会和理由在两种文化之间找到新的共同基础。这个机会以世界环境危机的形式出现，从曾经蜿蜒曲折的母牛河一直延伸到亚马逊河、尼罗河和湄公河岸。科学家、历史学家甚至来自所有学科领域、不同国家学者都应走到一起，找到跨越专业堤防的通道，理解我们在大自然中的共同生活。这样做，不仅为了我们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启蒙，也为了地球及其所有居民的利益。
沃斯特表达了环境危机迅速加剧时代历史学的新追求，为中国同仁所赞同。事实上，由于中华民族历史底蕴更深厚，与大自然交往的经验更丰富，所面临的环境、生态和资源挑战亦更严峻，中国率先提出了“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崭新发展理念，对人类福祉和世界未来做出了深远谋划，指引中国历史学者胸怀远大理想勇敢担当新的学术使命。
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探索，中国史学自有渊源和积累。思想源头可以上溯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资料贮备拥有数千年不曾中断的典籍文献，蕴藏着丰富历史自然信息；前期基础则有近代以来地球变迁、历史地理、农林渔牧史、灾荒史、水利史等多领域的丰硕成果。20多年前，一批中国青年学者初闻美国兴起了“环境史”这门新史学，试图跨越传统史学疆界，将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作为并列的主题，为应对日趋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提供新的思想知识，他们感到新鲜和兴奋，立志发展本国环境史研究，系统整理中华民族丰富的环境历史经验和生态文化智慧，为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资鉴。但他们正如西方同行那样，最初曾经遭到冷遇，人们质疑这是哪门子学问？历史学者是否应做、能做？对他们试图轶越人类社会历史边界的学术“野心”更是投以异样目光。最近十多年，党和国家日益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最高战略；随着水、土、空气、食物污染及其他问题对经济生活和健康安全的负面影响不断暴露，公众对环境生态问题的关注度迅速提高。素具深厚家国情怀和“经世致用”传统的中国史学界很快认识到：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急需历史理性引导和思想文化滋养，公众亦需了解当今环境危机的历史根由，而历史学者应当有所作为，环境史研究因之很快被主流史学界宽容地接纳，参与学者、立项课题和研究论著日见增多。
但是，由于特殊的学术主题设定，与以往历史研究相比，环境史学在价值观、方法论、资料获取、信息解读、编纂叙事乃至治学模式等方面都面临诸多新情况和新挑战，需从多方面进行革新。以往历史研究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主要考察“社会的人”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环境史则不仅继续考察“社会的人”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更要着力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历史设问的起点不是“我是谁”？而是“人是什么”？换句话说，首先是从“自然的人”或人的自然生物属性与生物需求出发来理解历史，这意味着环境史学既转换了对“人”的历史认识角度，同时显著扩大了对“人”的认识范围。由于上述转换，环境史研究首先明确：人类是地球生命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生物类群（具有自我意识和文化能力），自然界则是人类“无机的身体”。不论人类是多么万能，永远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必须依赖大自然提供的各种条件存活和发展；文化或文明，不论多么繁荣发达，也不过是人类这种特殊动物认知、适应、改造和利用自然的方式与结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及其文化的理解。
既然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那么就必须承认：大自然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和社会劳动实践的对象，也是参与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塑造人类社会面貌乃至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能动因素，而不仅仅是被动的道具和不变的舞台。自然环境既制约和影响人类生存发展亦为人类劳动实践所改变，与社会文明始终处在双向作用、彼此塑造和协同演变之中。环境史研究正是试图透过时间纵深揭示人类与自然双向作用、彼此塑造和协同演变的长期过程与动力机制，不仅揭示当今环境生态危机的根源，而且认清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的人类自身在大自然中的地位。
环境史研究必须运用生态学思想原理对有关历史问题开展系统探研特别是“生态关系”分析。如所周知，关系，即各种事物和现象的联系，向来都是历史求索的重点，不论政治史、经济史还是社会文化史，都必须基于可靠资料证据对相关人、事、现象和要素进行关系分析以求证其因果。环境史研究既以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作为主题，就必须在既有史学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引入并正确运用生态关系分析方法。就完整认识历史这一目标而言，引入生态关系分析并非取缔其他关系分析，而是对它们的增加和补充。必须明白：人类毕竟具有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社会性”，是处在一定社会形态和构造之中的政治动物、经济动物和文化动物，人类活动包括与大自然交往的活动都是在一定社会关系网络中进行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众多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历史变化，只有放置于特定时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之中才能全面正确解说；而人类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又是以特定自然环境条件作为中介建设起来的，从终极上说，亦必须透过人类认识、适应、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才能进一步圆融解说。
基于上述思想理念和学术诉求，环境史学者将制作新的历史镜像，书写新的历史故事。在新的历史镜像和故事中，自然不再缺席，也不再僵硬和抽象，而是与人类活动彼此因应的、具体而灵动的历史角色。环境史学者将发掘新的史料以丰富既有的历史叙事，将进行新的解说以丰富和修正既有的知见，还将基于人与自然统一的观念对过往人类活动及其结果进行新的价值判断——不仅要进行社会价值判断，而且要提供生态价值判断。
以上方面，都要求环境史研究者不仅需要更加开阔的眼界、更加宽博的知识，还需要更加复杂、圆融而周备的思维。对中国同仁来说，这些无疑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也是他们跨越“两种文化”鸿沟，全面认识人与自然关系，揭示当代环境生态危机根源所必须克服的障碍。否则，同仁无法对自然与社会互相接触、彼此渗透和作用的广大界面做细观察和深思维，无法沿着历史长河，纵深而非短视地认清人类本质及其在自然界的真实地位，也就无法为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文明永续发展之道提供正确的历史导引。
四、迷魅与祛魅：环境史学怎样借鉴和运用自然科学？
任何理想目标的实现，都是积于跬步之行，中国环境史学者向前进发，不但需要充足的勇气，而且需要充实的行囊——只有备足资粮，才能稳步远行。最近几年，中国环境史研究迅速变得热门。但表面热闹难以掩盖同仁举步维艰的事实，艰苦摸索了20年，至今尚未立起“四梁八柱”，更未形成一套逻辑自洽的概念话语，基本知识体系的构建更需时日。关于它的目标、旨趣、路径、资料、问题和方法歧见纷纭，具体成果更是参差不齐，片面因果分析，简单事实罗列，价值判断矛盾，基本常识（主要是自然科学常识）错误等等，都是相当普遍的通病，整体水平与时代需求相形见绌。造成其发展阻滞、进步迟缓的原因有很多，目前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学人的知识贮备和综合素养普遍严重不足，是为长期过度分科治学和专业教育所致。要想走出困境，必须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路线，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正确运用其基本原理，同时还要特别努力地学习自然科学，提高科学素养。
相信大多数闯入环境史学领域的同仁都已经真切体会到：这实在不是一个轻松的领域，博杂的自然知识贮备是开展这一研究必备的资粮。倘若对生态、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地理、气象、土壤、水文甚至化学、医药等众多学科的知识缺少一定了解，首先就无法查找、汇集和解读史料，对蕴藏于各类载体之中的相关历史信息，要么视而不见，要么不知所云，也就不可能提出问题、判断史实并且提出有价值的见解。举例来说，研究中国古代环境史，事物名实考证就是令人头疼的障碍，文献典籍记载地理、植物、动物、矿物、器具、疾病以及其他各种自然现象的名称不计其数，同物异名、同名异物等情况非常复杂，而古人记事用语缺少统一规范，道听途说、以讹传讹随处可见，不知曾经难倒过多少博学通儒。及至近代，新、旧文化断裂，许多古代物事无法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循名责实”。但弄清名实是进行判断环境史实的基本前提，倘若连研究对象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在起点上就弄错了，整个研究也就没有任何意义。研究近现代环境史问题，更遇到大量的科技名词、术语、统计、图表，涉及化学、生物、土壤、地质、矿产等众多行业和学科专门知识，不论开展何种专题研究，若缺少必要知识，课题设计、资料搜集和问题分析都无法进行。因此，环境史研究从证据发现、信息解读、史实判断到价值阐释，每个环节都需要相应的自然科学理论知识支撑。对绝大多数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弥补这些理论知识欠缺都是十分艰辛的。正因如此，与一般历史学者不同，环境史学者深知自身不足，对自然科学有着非常急切的渴求——对他们来说，学习自然科学，既已成为必需，亦已成为自觉。
观察近20年来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同仁运用自然科学探讨环境史问题已经取得一定进步，成果的专业性和技术含量在逐渐增加，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学习和运用自然科学并不是一件简单易行的事情，必是一个渐渐进步和提高的过程，并且一定会经历许多曲折，不能操之过急。近年来拜读同仁的成果（包括学位论文），一些情况令人隐隐感到不安：有的急于采用某些自然科学理论知识，不免望文生义，误解误用；有的成堆套用科学术语、说辞，其实只在故弄玄虚，并未说清科学道理，甚或牛头不对马嘴；有的刻意模仿自然科学论文形式，拨弄一堆图表、曲线、模型却不能予以正确分析和解说，其实并无科学意义，只是唬人的包装……这些都是值得警惕的现象。更有一种现象尤其值得注意，这就是：盲目崇信自然科学家的具体研究成果，魅惑于他们所提出的某些并不正确的历史解说，跟风追捧，鹦鹉学舌，放弃历史学者的主体性和判断力。
世界万事万物，样样都有历史。历史是一门奇怪的学问，涵盖自然和社会却并无专属领地，如今虽是与诸科并列的一门学术，实则研究对象和探讨问题并不拘于一域，天然地需要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一切科学理论知识、技术方法皆可根据需要借取运用。方今学人动辄声言采用“跨学科”方法，甚是无谓。另一方面，虽有一批人专职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却并无可以尺量的入行门槛，只要有兴趣，人人皆可以有自己对历史的看法，一位大学历史教授的历史识见并不必然高于一位业余历史爱好者，因此历史话语权并非职业历史学者所能独占，自然科学家当然也有资格发言。
职业历史学家特别是环境史学者有理由感到担心：近期以来，对人类历史进行自然科学解说似乎正在悄然风靡。在当下流行的“大历史”中，有些著作即是出自非职业历史学者之手，它们轶越人文与自然学科边界，历史叙事的时空尺度超过人们久已习惯的视阈，那些颠覆既有历史常识的新颖见解，给予包括历史学者在内的广大读者以巨大思想冲击，因而广受追捧。自然科学家的证据获取途径和问题分析方法都具高度专业性，由于认识和观察角度不同，其新的问题意识和对既有历史命题的新解说往往出人意表，职业历史学家即便并不赞同，亦因缺乏自然科学基础，几无驳议能力，只能噤声不语，听之任之。对媒体来说，自然科学家颠覆既有历史认知的“另类”解说，更能博人眼球，更具新闻效果；对公众来说，他们特异而新颖的历史解说在形式、方法和内容上往往更具科学性和启发性，亦更具权威性和公信力。以治史谋生者难道不应担心自然科学（家）有可能攘夺历史学（者）的话语权吗？
最近几年，我们陆续研读了《自然》《科学》等顶级杂志刊载的一些有关中国历史的论文，结果颇感意外、甚至相当失望，这不仅给我们提出了某种警示，而且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反思：蔡元培百年之前富有先见之明的担忧——“分科治学”“分科教育”流弊是否只给历史学者造成了负面后果而自然科学家并未受到影响？历史学者与自然科学家的思维逻辑和认知方式有何差异？那些满是让历史系学生头晕目眩的数据、图表、曲线和模型的论文果真更加科学、正确吗？自然科学家的历史解说更加接近事实真相吗？环境史同仁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自然科学家的相关研究成果？这些都是值得认真质询的疑问。如此一来，一个双重性任务摆在同仁面前，这就是：既要积极学习、借鉴和运用自然科学以解说历史问题，又要注意鉴别自然科学家的相关成果，勇敢祛魅那些其实并不科学的历史解说。
必须肯定：历史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问，许多历史问题不仅需要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而且需要借助自然科学理论知识和技术方法，甚至需要联合多学科学者开展多维综合探究。学习和借鉴自然科学对环境史学者来说乃是必修的功课。尤其是我们这几代学人，综合素养先天不足，正在承受过度分科治学和专业教育的流弊，短期内难以完全走出困境，根本出路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和交流、交流、再交流，乃至终身学习和交流，不断弥补自身欠缺，努力具足基本能力。
学习自然科学，包括多个方面：一是学习了解自然科学思想原理（如进化论、热力学定律），二是学习应用自然科学方法和分析工具（如计量方法、生态系统分析），三是掌握一定自然科学常识（如生物学、气象学、水文学、土壤学常识），四是随时关注相关领域（如第四纪研究、气候变迁、地质学、古生物古人类学、科技考古）新近成果。百余年来的学术实践证明：自然科学可在问题意识、思想方法和工具技术等多个方面为历史学者提供助益，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不但为我们提供新资料、新证据，而且提供发现问题的眼光和判断史实的方法。在人文历史与自然科学长期割裂的情况下，自然科学家基于本学科视角考察历史问题，提出思想见解，尤显难能可贵，值得特别关注。古史幽微，资料有限，证据难得，真相难求，自然科学家很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他山之石”，让我们别见洞天。即便有些特异观点颠覆既有的历史认知，令人难以接受，仍能给予环境史学者以异质思维的刺激，其探索意义不应完全被抹杀。但是这里必须特别警示：同仁对于相关领域自然科学研究的具体成果，决不可以盲目崇信。
20世纪以来，“科学”涵义已经极大泛化，并且成为一种权力话语，几与“正确”同义，世人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科学迷信”，历史研究也受到相当影响。对此，迫切需要自然科学武装的环境史学者保持应有警惕。应当知道：从严谨的学术意义来说，任何一门自然科学都只是人类认知世界的诸多方式之一，都拥有自己特定的学术目标、问题导向和探研范围，任何一群科学家所开展的具体研究都只是针对特定问题进行探索，其结论即便得到所在学科同行公认，亦只能呈现局部性和阶段性的认识而并非绝对真理，其合理性和解释力始终存在一定的边界和限度，不能不加分辨地盲目崇信，过度推衍。
科学的根本精神是勇敢质疑，不轻信，不盲从。多年阅读自然科学文献，我们确信“分科治学”和“专业教育”流弊并不只是造成历史学者缺少自然科学素养，自然科学家亦可能由于学科专业囿蔽，对其他领域缺少必要了解，学术视阈和认知能力同样存在缺陷。一些涉及历史问题解说的科学论著，其理论方法、技术路线和研究结论，就作者所在学科的思想逻辑、学术脉络和目标导向而言或许非常合情合理，推进了所在学科的问题认识，但就历史认识而言，其因果关系解释或不免失之简单、机械和片面化。
以《自然》《科学》杂志刊发的两篇讨论夏季风与古代王朝关系的论文为例，其思想逻辑很清晰：东亚夏季风强弱变化影响中国降水，降水量影响农业生产，农业丰歉影响社会治乱，进而决定帝国命运和文明兴衰。在地质地球环境（特别是气候）变迁研究的学术脉络里，这些探讨肯定具有一定推进意义，气候变迁引起社会变动乃是合理的逻辑推衍，具有其学科内在合理性。但是，站在历史学者立场，即便其获取资料的技术方法和基于测量数据建立的气候变化时间序列完全正确（其实中国气候史家和地球科学家提出了强烈质疑），即便其所描绘的气候变化曲线与中国古代王朝兴衰过程合若符契（事实上存在历史常识性错误），我们仍然无法认同他们忽略人类社会诸多复杂因素的协同作用及其对气候变化的调适能力，将大唐帝国及多个王朝的兴衰简单地归因于东亚夏季风减弱所导致的干旱。或许，相关领域自然科学家与历史学者的研究原本即具有不同问题导向：他们意图解说夏季风强弱变化对古代文明的影响，而我们则需回答究竟哪些原因导致大唐帝国和其他朝代灭亡？由此我们想到：学习自然科学，尚需了解那些学科与历史学之间的差异。
不同门类的学术研究具有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以及实现其学术目标的路径与方法。德国弗莱堡学派和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李凯尔特曾把“科学”划分为自然科学和历史的文化科学，并将它们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特别强调历史的个别化方法和特殊性原则，否定历史规律探索，当然是非常错误和必须批判的。不过，自然科学和历史的文化科学存在诸多差异乃是事实。历史学（理论上应）是“合众科（包括自然科学）而自为一科”，但与其他科学研究不同，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已然发生并且无法重复的事实。已然发生的事实必定具足其之所以发生的条件和原因，这些原因和条件不能像在自然科学研究中那样被人为设定，无法像自然科学研究对象那样可以直接观察，甚至通过人工控制实验进行模拟、重现从而验证（证实或证伪）。历史学者不能假设在“排除……因素”或者“在满足……条件下”历史将如何如何，像帝国兴亡、文明盛衰这样重大的历史变动，必定是众多既定的自然和社会因素彼此因应、协同演化的结果，人类历史具有高度复杂性，严重忽视其高度复杂性而轻率地把某种单一自然因素（如气候）变化指认为重大历史事件的主要原因或关键因素，不是历史研究的正确思维。历史学者判断和解释事实力求周备论说，不做条件假设，不简单下结论。纵深而非平面观察、广泛而非单向联系、辩证而非机械思维，是环境史同仁应具备的历史科学素养。要之，相关领域的自然科学家各受其学科规训，各具其特殊品质，他们探究历史问题常常另有洞见，令人顿开茅塞，但同时有其自身学科的特定诉求和局限，并不能替代历史学者的工作。学习、借鉴和运用自然科学家的相关成果，既需采取谦逊态度，亦应保持质疑精神，避免轻信与盲从。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