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核心主题是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围绕这一主旨衍生出“重新认识史实”和“重新认识史学”这两大主题，前者推动了近代中国通史著作的编写与出版，后者催生了作为学科专史的中国史学史的诞生。较早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反思的学者有梁启超、朱希祖等。其后，姚名达、蒙文通、金毓黻等人先后就中国史学史进行了具体探索。早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范式呈现出取舍于经史之间的特征，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人以史官、史著、史家为撰述主体探究史学的发展，蒙文通则突出传统学术中的经学、义理等观念对史学发展走向的影响，形成一种自觉区别于梁启超等人的中国史学史的叙述模式，在早期中国史学史的书写中别具一格。深化当下中国史学史研究，可从蒙文通等早期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著述中汲取养料。
关键词：蒙文通 中国史学史 研究范式 由经入史
晚清民国以降，随着西学东渐，传统学术受到西方近代科学理念的强烈影响，长期奉守的四部之学逐渐向分科治学过渡，中国学术呈现出“历史缩短，空间变大，史料增多”等特征。在此背景下，如何将传统的学术内容置于西方的学科框架之下而不至于方凿圆枘、传统学术应怎样向近代学术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应如何认识史学等问题相继被提出，这些问题的提出促使具有近代意义的学科——中国史学史诞生。自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等学人首倡发凡，中国史学史学科已经走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对于这一百年史学史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变，学界也在不断进行总结和反思。有学者撰文指出，自20世纪初中国史学史成为一门专史以来，其研究范式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第一次以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提出的研究框架为代表，其后数十年间，国内相关研究大多不出此范围；而从实践层面看，其重心集中在历史编纂学和文献学方面。第二次大的格局变化，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经过这一时期对史学史研究对象、任务等理论的深入讨论，研究风格也随之转换，特别是大大强化了对历代史学思想，包括史家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和历史哲学的研究，由此形成了以史学思想、史料学和编纂学为基本内容，以史学思想为核心的研究范式。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随着史学史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拓宽，史学史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其研究范式有待进一步总结。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成长历程的梳理与反思，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过往的研究大多聚焦在一些公开出版的著作及以史学史研究为主要治学取向的学人身上，但事实上，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部分学人曾在大学讲堂讲授中国史学史。囿于各种原因，这些讲授内容未能及时刊布，影响相对有限，因而这一群体在我们的考察回顾中并未被充分关注，蒙文通即为其中之一。本文以蒙文通的史学史研究为考察中心，聚焦早期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前辈学人对中国史学史书写范式的探索，希望能为当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提供一些思考。
一
我们“如果想明白一个时代学术所发生演进的关系，必须考察这个时代前后的来因去果，而找出他们相互的影响与感应，这是历史的因果律所指示吾人的”，史学的发展其实就是社会变迁在学术领域的投射。钱穆有言：“一时代之学术，则必其有一时代之共同潮流与其共同精神，此皆出于时代之需要，而莫能自外。逮于时代变，需要衰，乃有新学术继之代兴。”自19世纪后期海通以还，伴随着西力东侵，整个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与之相应，中国近代史学亦呈现出一种与传统史学截然不同的发展样态。
从宏观上观察整个近代中国史学，我们大致可以有如下认识：中国近代史学的演进主线，一言蔽之，即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揆诸前史，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观念进入中国，使得传统士人在治史方面或主动或被动地增加了一个参照系，历时性为共时性所代替。在对标的过程中，中国史学得以逐步迈向现代之途。梁启超、邓实、马叙伦、陈黻宸等人于20世纪初就中国有史无史问题展开论争，由此衍生出观点对立的新旧史学之分，此后中国近代史学在重新认识史实与重新认识史学上呈现出多元并进的发展态势。首先，就史实层面而言，近代史家开始有意识地对中国历史进行重新审视，从编纂方法、撰史体例、通史内容等方面进行全面反思。诚如汤志钧所言：“近代史学，研究的范围也扩大了，由研究中国史而研究世界史，由研究内地史而研究边疆史，由研究以汉族为主的历史而研究少数民族史，由研究政治史而研究社会史、文化史，由研究古代史而研究当代史，由注意文献资料而注意考古发掘，等等。视野更加广阔，领域日益扩张。至于传统的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体，以至专记典章制度的史书，也卷帙繁多，品类丰富。”职是之故，整个20世纪，新型中国通史著作的编写与出版蔚然兴盛。其次，就史学层面而论，正是由于对传统史学遗产的清理与反思，直接促成了作为一门学科专史的中国史学史的诞生。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主线下，我们可以观察到两条推进路径：其一是传统史学的近代化，意在打通古今；其二是域外史学的本土化，意在沟通中西。而整个近代史学正是在古今中西交错的大环境下发展壮大的。
中国史学史应当如何书写？怎样研究？主要包含哪些内容？纵览20世纪前半期的各类中国史学史作品，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大抵不外两种：第一种是以梁启超及其后学为代表的“横通式”写法，第二种是以蒙文通为代表的“纵通式”写法。
“横通式”写法，即在厘清传统史学发展进路的基础上拎出若干关键节点，如史家、史书、史学发展趋势等专题进行阐释，分门别类，每一专题有始有终。这一写法颇类似于分类组合，内在逻辑是希望通过小专史的叠加组合成一部大通史。1926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课程时，将史学史划分在文物专史的框架之下，认为“这不是能拿断代体来做的；要想满足读者的要求，最好是把人生的活动事项纵剖，依其性质，分类叙述”，强调在研治史学时尤其要注意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和最近史学的趋势等四方面内容。事实上，早在梁氏之前，就已有学者有意识地对史学进行思考整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李大钊和朱希祖。李大钊自1920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开始在课堂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讲授中国史学和社会发展，相关讲义集结出版为《史学要论》。这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史学理论著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该书在当时的实际影响力，尤其是对早期中国史学史研究书写范式的影响还十分有限，这与民国时期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未能在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有关。朱希祖曾在北京大学讲授史学专题课程，相较于李大钊而言，朱氏的风格较为传统，更多关注的是史家、史官、史籍等要素。抗战时期，朱希祖的女婿罗香林建议将这些课堂讲义整理出版，遂有《中国史学通论》问世。朱希祖自陈，该书原定名为《中国史学概论》，内容主要是论述中国传统史书体裁的发展流变，并就各类体裁的优劣展开议论，从这个角度讲“谓之通论亦可”。朱氏对于中国史学史的关注范围与梁启超有很大程度的重合，两人分别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史学史研究思路，并影响到他们的门人弟子。
1929年梁氏去世后，众多学生秉其志向，开始投入到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撰述中，其中用力最勤者当属姚名达。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对中国史书众多、史学资源丰富但缺乏有志于专门从事史学研究者的现象颇为感慨，认为这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针对乃师之叹，姚名达曾有所回应：“民国十四年九月，名达初到清华研究院受业于先生，即有著《中国史学史》之志，曾向先生陈述；至今二年，积稿颇富，惟一时尚不欲草率成书耳。”为了推动这门学科的发展，姚名达进行了深入思考，在其师思路的基础上，将史学史的研究细化为九个步骤：
1. 专家的研究；2.史书的解题；3.史学论文的抄集；4.史学年表的撰著；5.史学家传记的撰述；6.史官制度及史学起源的考究；7.史学术语的研究；8.中国史学辞典的编纂；9.《中国史学史》的撰著。
依照如上步骤，姚名达把一部完备的《中国史学史》分为中国史学通史、中国史学年表、中国史学论文总集、史学家列传、史学大辞典、史籍考六个组成部分，这显然是在执行梁启超所提倡的写法的细化。继姚氏之后，在课堂上曾多次讲授中国史学史的董允辉在其讲义中也提道：“兹编所述，特取旧日所谓史部中之正史、编年、别史、杂史、史评诸类，各顺年代，叙其作家事迹，著书经过，藉明当时学术之风气耳。……要之，本书则偏重‘史家’、‘史学家’之叙述。其对‘史官’，只略考诸古书所记而已。若史官能兼史家者，仍详述之也。……得四大编为：（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之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之趋势，亦梁氏启超生前所拟目也。”
20世纪40年代先后出版了三部史学史著作，我们都能从中看到明显的梁氏痕迹。如金毓黻即自述其著作“谨依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粗加诠次，以为诵说之资”。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在写作思路上基本根据梁启超所划定的研究范畴而略有增减，在具体的史料利用方面则更多地借鉴了金毓黻。王氏一书分为五章，“第一为史官，第二为史学名著述评，第三为历史体例，第四为历史哲学，第五则为近代史学之新趋势”，此书基本可视作梁、金二者的结合之作。相较而言，魏应麒的著作则在保持梁氏风格的同时，有了进一步突破。他的作品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主要围绕中国传统史学的特征与价值、中国史书的类别分类及在中国传统学术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等方面进行阐述；下部则综观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情形，尤其关注不同史家的治史理论与方法，对不同体裁的史书进行了比较考察。可以看出，魏书的上半部分依旧未能跳脱梁氏体例的范围。
上述三书甫一问世即受到学界关注。作为率先公开出版的总结中国史学的著作，评论者在肯定他们筚路蓝缕、勇敢尝试之功的同时，也对书中的缺憾有所评论。就王玉璋著作而言，学界认为，“是书为中学生作，乃一好读物，以之作大学教科书，其内容尚嫌不足”。而魏应麒所作《中国史学史》“条理尚为清晰，编制亦称平妥。惟采人成语过多，己所发明甚少，虽无大谬，亦鲜精彩”。相比之下，金毓黻的著作获得了更多好评，但也有学者指出，既然书名为史学史，则应“俾读者了然于二千年来史学演变之大势，及今后改良之途径”，而是书“作者过重故实，而忽略史学，仅言纂修经过，鲜及体例得失，史学之义，似犹未尽也”。除此之外，“本书有个地方值得补充的，第一，是中国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虽不能视为史学的正宗，但既谈史学史，似乎对于这一方面也不应该或缺的。中国的历史哲学有许多极有价值的，本可以重写一本中国历史哲学史，而史学史不略为叙述，也似乎是美中不足”。事实上，同辈学人在研究中国史学史过程中对上述问题已经有所注意，尤其是针对如何凸显传统史学之“义”，以及如何看待历史哲学在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蒙文通为代表的学者即进行了讨论，并逐渐形成了与梁启超等作法相区别的“纵通式”研究范式。
二
所谓“纵通”，即以时间为轴线，以王朝更替为叙述线索，对每朝每代史学的发展情形作系统考察，这种写法的代表人物即蒙文通。在蒙氏给柳诒徵的信中写到，1934年秋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拟开中国史学史一门课程，由此开始了对史学史撰写的思考。抗战全面爆发后，蒙文通返回成都，任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因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的需要开始撰写讲义。一年左右，讲稿初成。三四十年代初，部分篇章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重光月刊》《华文月刊》《国论月刊》等杂志上。这是民国时期较早完成的一部中国古代史学史著作，可惜当时未公开出版。
作为一门专史的中国史学史，从整体着眼，它的内涵与外延应涵盖三个方面：首先是如何认识史学（包括含义与功用两个角度），其次是如何研究史学史（包括研究范畴与研究思路），再次是如何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分期。在蒙文通看来，“史者，非徒识废兴、观成败之往迹也，又将以明古今之变易、稽发展之程序。不明乎此，则执一道以为言，拘于古以衡今，宥于今以衡古，均之惑也”。蒙氏认为，晚周时期的各家学说对于既往历史的记载与描述言各有差，所以，在此之上得出的历史借鉴与管理经验亦各不相同，这背后反映的是对于历史发展规律认识的不同。也就是说，蒙文通认为，历史不仅是表面史迹的呈现，更应当透过史实表面看到历史发展背后的因果变化，惟其如此，才能于古今发展中探求历史演变规律，借以指导当下，有所裨益。蒙氏这一观点在近代极具代表性。清季民国以降，受西方科学思潮影响，中国古代史学中的资鉴致用传统与近代科学的探求规律思维交互合流，促使学者在治史过程中不仅仅追求单纯的学术探索，更体现出较强的现实关怀意味。
如上所言，蒙文通重视“纵通式”的写法，主张以时间推演来叙述史学的发展变迁大势，但并非包罗全部、无所不写，而是有所选裁，显示出自身的特色。蒙氏认为，“做学问要敢抓，能抓大问题、中心问题，不要去搞那些枝枝节节无关大体的东西，谨防误入洄水沱”。他还引用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的古训来强调研究历史要站位高远，视野开阔。蒙氏认为治史如观澜，要想把波澜壮阔的江水看清，就必须对其改变流经方向的转折处有一清楚掌握，而“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所以，蒙文通无论是分析整个历史发展走向还是具体到某一时段的史学发展时，他都能找到转折变化之处，详加阐释。在他看来，“譬之长江大河，放乎东海，虽首尾相属，然其曲折易向固已百变而曲折者，乃正在其相属者也”。是故，蒙氏研求史学，要在观其流变，于关键处着眼，细致考察，纲举则目张。至于其余细枝末节，或是在他看来并未对史学发展全局走向起到关键作用的内容，一概省略。正是在这取舍之间，其个人治史学史的识见得以凸显。
循此思路，蒙文通在考察中国史学时指出，中国传统史学有晚周先秦、汉魏六朝、两宋三个繁荣时期。他说：“窃以中国史学之盛,有三时焉。曰晚周，曰六朝，曰两宋，皆思想廓落之会也。体制革新，陈义深远，宏文迭出，名家踵武，虽汉唐盛世，未足比隆。”他之所以特重这三个时期，即在于这三个时期的史学俱能推陈出新，尤其是在史学学术思想、史书编撰体例、治史观点等方面有所成就并足以引领后世。在蒙氏看来，先秦诸子于历史哲学贡献极大，最不可及；六朝史家治史勤奋，对于史书体裁与体例的创新多有贡献；两宋史家“深于史识”、长于史论，其作品之精华不在具体史事的记载描述而在于史家围绕史事展开的议论见解。相比较而言，六朝史家不善于志书的修撰，即使流传下来的志书也多是缀拾之作而鲜少论断；两宋史家则善于观察历史推演变化，并能由此判断历史发展趋势，所以蒙氏在研究史学发展时“于此三段欲稍详，余则较略”。同时他又指出，不同时代每种学术的发展状况亦各有差别，就史学而言，“恒由哲学以策动，亦以哲学而变异”。蒙氏认为，中国古代史学的演进趋势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传统哲学的发展同频共振的，哲学盛而史学兴，哲学衰而史学微。在蒙氏看来先秦时期诸子百家讲学争鸣，学术盛况不可追及，“于时国史、家史，众制并作，灿烂足观”。其后继之两汉，学术气象收缩低迷，学人务求经术，只讲求考证章句，这一现象直至魏晋以后方才有所转变。六朝时期学界争鸣之风复兴，儒、墨、道、法、名、刑等诸家并起，一扫汉学萎靡之势，这一时期“干、孙之作，号五百年史例中兴，此史学之再盛也”。到了唐代，宗教学取代史学大放异彩，学术风气趋向保守，史学家如令狐德棻、姚崇等人只长于记注，因袭前规，注疏经文，而不能有所撰述。北宋时期“一排唐人博综之学，研精义理，超绝古今。……逮于南宋，胜义纷陈，此史学之又一盛也”。至于南宋以后，直至明清，在蒙文通眼中史学发展已经基本趋于沉寂，无甚创造。虽然两汉时期也有班固所编《汉书》、唐代亦曾编修五史，这些史学作品在史料搜集、比较对勘、史实梳理等方面不可谓不优，但在蒙氏看来这些史著都只是简单的“记注”之作，没有倾注史家的史识见地。他特别强调了“记注”与“撰述”之间的区别，并以之为史学良莠的划分标准。
“记注”与“撰述”这组概念本出自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易》曰：‘筮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依章氏之意，“记注”盖指史料的保存与编纂，它只是对过去有关事实的记载，要求尽量做到“赅备无遗”，因而在体例上有一定规制；而“撰述”的目的在于“知来”，成一家言，故在书法体例上往往不拘常格，贵在创新。蒙文通化用章学诚的观点，以“记注”指代一般的史料汇编整理，以“撰述”指代史家修撰史书，其所看重的仍是史学演进过程中能否出“新”，能否“成一家之言”，能否“示大法于将来”。在蒙氏看来，两汉史学未能如先秦般激荡出辉煌灿烂的思想火花，唐代史学很大程度上受宗教压制且多注疏之作，于思想义理无胜义可陈，至于元明清时期的史学不过是因袭两宋，无所创新，故而上述时期皆一笔带过，省略不谈。
需要指出的是，蒙文通对于“义理”的强调和“撰述”的推崇并非意味着其将史家个人的主观作用置于修史过程中的无上地位，相反，他对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过度强调“义法”的负面效应有着深刻的检讨。在梳理先秦史学时，他指出：“《春秋》由大夫家史发展而成为诸子，便是专以理论阐述为中心的作品了。”即使是《春秋》当中也引用或记载了相关历史事件，但这些史实的功用在其看来并不在于历史记录而在于为其思想理论作佐证。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作品为了申说自身理论观点不惜改变史实，强行套用，如此《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就“大大降低了”。同时，蒙文通还强调，诸子之学是由家史发展演变而来，“诸子之学大盛，史学当然就逐渐衰落了”。蒙文通一方面肯定《春秋》笔法深邃，于历史背后蕴含思想成果，使得史书作品不再是简单的比年记事，开始从单纯的历史记录迈向历史撰述；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这种书写模式的弊端——史学家为了充分表达自己的好恶情绪，有时往往不惜牺牲史实，强事实以就我，如此就背离了写史的初衷。
在20世纪前半期的史学史撰述及实践中，无论是梁启超及其后学所进行的“横通式”研究，抑或是以蒙文通为代表的“纵通式”研究，他们在书写范式上都表现出徘徊于经史之间的特征。由梁启超等人开创的早期史学史书写模式，大体以史官、史著、史家为撰述主体，带有较重的史部目录学的色彩，蒙文通则在这种撰述模式之外另辟蹊径，注重史学思想、历史哲学的作用。蒙氏治先秦史学，十分注意发掘诸子的历史哲学思想，他之所以把晚周、六朝、两宋视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三个繁荣时期，是因为这三个时期“皆思想廓落之会也”。在《中国史学史》第三章“天宝后之文、哲学与史学”一节中，他十分重视学术思想的变动对史学发展的影响：中唐后经学变化带动研究诸子的热潮,子学的研究带来了思想的解放,而思想的解放则引起了文学的革命,经学、子学、文学变革的共同特点是“归于义理”。这与唐前期的学术截然异趣，用蒙氏的话说是“划若鸿沟,隔如胡越”。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新史学乃萌于是也”。关于经史关系，蒙文通论述甚多。我们知道，蒙文通治学是由经入史的，他早年随今文经学大师廖平习经学，对儒家义理之学十分推崇，反映在其史学史的撰述中，表现为对专务考索的乾嘉史学评价甚低，而对评史论事、褒贬人物、“折以义理”的宋代史学大加褒扬。关于此点，曾借读过蒙文通《中国史学史》稿本的金毓黻看得最为清楚，他说：“蒙君治史盖由经学入，其治经学，更以《公》《谷》为本柢，故所重者为研史之义理。”蒙文通以义理审视史学，表现出以经治史、史哲相照，着眼重点、明其流变，推崇义理、通观达识等研究特点，形成了另一种自觉区别于梁启超等人的中国史学史的书写模式，在民国史学史的书写中的确别具一格。
三
清末民初以来，经学衰落，史学勃兴，并由边缘走向中心。蒙文通早年以经学起家，壮年由经入史，成为史学名家，但转入史学后的蒙文通治史则不弃经学。在他看来，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集中国古代文化之大成，这是史学、子学所不能涵盖的。他说：“由秦汉至明清,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思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皆不能出其轨范。虽二千年学术屡有变化,派别因之亦多,然皆不过阐发之方面不同,而中心则莫之能异。其力量之宏伟、影响之深广,远非子、史、文艺可与抗衡。”所以，由经入史的学术背景，使蒙文通踏入史学史这一研究领域时便与当时史学史书写主流范式异趣。自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史成为一门专史以来，以史官、史著、史家为撰述主体来探究史学发展的书写模式成为主流，蒙文通则“不乐为一二人作脚注”，在这种主流叙述模式之外另辟蹊径，着眼于经学义理的阐释和史学思想、历史哲学的解读，提出了另一种中国史学史的书写范式，为当时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开辟了新境。
以蒙氏对宋代史学、清代史学的研究和评论为例。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蒙文通最为究心称扬的是宋代史学，常言“经学莫盛于汉，史学莫精于宋”。在近现代史家中推尊宋代史学的不独蒙氏一人，陈寅恪、金毓黻、钱穆等人也多有论及。与陈氏等人偏重北宋史学不同，蒙文通推尊南宋，他说：“汉代经术以西京为宏深，宋代史学以南渡为卓绝。”又说：“余少年习经,好西汉家言。壮年以还治史,守南宋之说。”在南宋史学中他特别推崇浙东史学，他说，北宋史学上“重《春秋》而忽制度”，政治上“重人治而忽法治”，而浙东史学则集义理、制度、事功于一体。蒙氏曾言：“《经学抉原》所据者制也，《古史甄微》所论者事也，此皆学问之粗迹。制与事既明，则将进而究于义，以阐道术之精微。”在蒙氏看来，“制”和“事”只是“学问之粗迹”，儒学义理才是“道术精微”之所在。“北宋之言史专于理道之旨，义每狭而浅”；而南宋浙东史家“治史而究乎义理之源”，既重儒家内圣心性之学，又不忘制度、事功，致力于外王治平之业，“道之精粗，政之本末，皆于是乎备”故言：“浙东之学，以制度为大宗，言内圣不废外王，坐言则可起行，斯其所以学独至而言无弊。”显然，浙东史家这种治学风格与以今文学起家、视儒家义理之学为“第一义”的蒙文通深相契合。所以，在其《中国史学史》讲义中，蒙氏对浙东史学的精神再三致意，心有戚戚焉。
对于近代新派学者极为推崇的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汉学，蒙氏深不以为然。他认为，清人治学每每以细枝末节处的争辩相较，过度究心于名词章句、音韵文字的考订纠讹，宏纲巨目弃而不顾，反而寻其枝叶、较其铢两，过分关注个体局部，以致不能对经典大义有正确深入的理解，肢解了经文义理，离本益远，歧出益迷。因此，他说：“清代学术呢，只是反对宋明理学，说是汉学，其实只是考证而已。史学像赵翼《廿二史劄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都不能算作史学著作。史学不是史学，经学不成经学，诸子不是诸子；一部《十三经注疏》，就是将经、史、文选混在一起，真是不伦不类饾饤之学。这种学问“以言捜讨史料或可，以言史学则相间犹云泥也”。循此思路，他对清代史学未加申说，一笔带过，且对清代以前的考史之作皆略去不提。
近代以来，经史易位，面对经学日益边缘化的命运，由经入史的蒙文通将经学方法引入史学研究，在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和叙述模式上别起新途，“取舍之际，大与世殊”，有了进一步突破。与此同时，蒙文通对清末废科举、兴学校，袭用西方学术分类法，将本来为一整体、自有其对象的经学人为割裂开来，分为文史哲数科的做法也深致不满。他痛切地指出：“自清末改制以来,昔学校之经学一科遂分裂而入于数科,以《易》入哲学,《诗》入文学,《尚书》《春秋》《礼》入史学,原本宏伟独特之经学遂至若存若亡,殆妄以西方学术之分类衡量中国学术,而不顾经学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之故也。其实，经学即是经学,本自为一整体，自有其对象，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为后来文化之指导者也。”在蒙氏看来，把儒家经学典籍强行分入哲学、史学、文学等西方近代学科当中，其实是对经学的一种巨大破坏，这样做不仅在形式上拆解了经典，更重要的是粉碎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元神，导致国人价值观念的崩塌。蒙文通的这种看法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卓尔不群。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学界的大方向始终是在西方科学思潮和现代学科法则的深切影响下发展的，近代以来传统学术的基本走向之一是“经学的蜕变与史学的转轨”。在这种情况下，蒙氏并没有盲从时风，而是对学科的格局进行了主动思考和反省，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见解，值得重视。有研究者指出，在由经入史的时代背景下，蒙文通所扮演的并非仅是一名被动改变学术方向的研究者，更是一名主动思考近代知识体系与学科格局的教育者。蒙文通的史学史研究在由经入史的背景下显示出独到的学科反省意义，他引入儒家义理与制度，将其视作衡量中国史学发展的标尺，侧重以思想为中心讨论史学的发展演变，凸显儒学义理和经史之学，由经入史，再由史返经，以经学统摄史学，故而在叙述范式与研究重点上都与梁启超首倡发凡的“人物—代表著”的范式截然不同。
对于早期中国史学史书写的这两种模式，学界已有一些议论和评说。以梁启超及其后学为代表的“横通式”研究，因其书目解题意味过于浓厚而被视为史籍提要；以蒙文通为代表的“纵通式”研究，因其高扬义理，对传统经学过于推重而被指为经书之延伸。有学者指出：“近代史学与传统史学有重大区别，中国传统史学与经学有密切联系……而近代史学最重要的特点则是摆脱经学的枷锁。”依此而论，蒙文通的史学史著作似乎与近代史学的时代特征不相契合。也有学者反思蒙文通《中国史学史》讲义中经学痕迹过重的问题，认为“蒙文通的史学史著述意识，某种程度上是对梁（启超）、金（毓黻）史学史模式中所存缺失的完善，然而蒙文通过分看重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经学、义理、名教等理念对史学发展走向产生的作用，以至于多少影响到了对现代史学‘学科’性质的新认知，忽略了史学的载体仍旧是史家、史书本身这一基本事实”。应当说，这种批评和反思有一定道理，当然也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首先，作为传统学术之首的经学，其拆解、融汇、隐退于近代学科之中的过程贯穿于近现代学术发展的全程，并非短期内一蹴而就；其次，作为新旧交替时期的学人，其知识结构、思维模式、著述取向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以经学为核心的传统学术资源的影响。换言之，“处在20世纪初的转型阶段，那些先行者所关心和焦虑的，可能更是如何兼容中西、并蓄新旧的问题，他们才刚刚踏上接纳新观念的阶段，还远远不到排斥旧体制的时期”。所以，对于学科草创时期的这种可贵尝试，我们应更多地给予“同情之理解”，给予这些探索以恰当的肯定。
四
回顾百年中国史学史之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门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线到多元、从平面到立体的发展历程。自从梁启超首倡发凡，提出建立一门学科史意义上的史学史框架以来，学界的叙述模式便主要是依据梁氏的意见展开，以史著、史家为主要对象的研究范式居于主流。随着研究的推进和深入，这种史部目录式的研究范式遇到了瓶颈，不断受到学者的批评和质疑。随着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两次史学史大讨论，史学史的研究内容已由过去侧重史家、史著拓展到历史观、史学思想、史学思潮与流派、史学建制、中外史学交流等众多领域，历史哲学、史学思想已成为史学史研究的应有之义，乃至重中之重。其实，对于这些问题，蒙文通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所思考，对书目解题式的研究范式可能遭遇的困境做出了预判，并对造成这些困境的关键原因给出了某种解决的答案，这体现了他治学的敏锐和识见之精深。当今新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范式正处在调整、改进和转换之中，有待于做进一步总结。在这种背景下，重温并深入探讨蒙文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构建的区别于梁启超等人的史学史研究范式，无疑具有补弊救偏的学术意义，并可为当今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
如上所言，要深化当下中国史学史研究，我们可从蒙文通等早期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著述中汲取养料。通过对其治中国史学史研究方法和特色的考察分析，我们认为，蒙文通的史学史研究还有如下几点可供当下借鉴和思考。
其一，在研究立场上，应坚持民族本位，吸收外来研究成果的同时注重本土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以经史之学为志业的蒙文通对于传统史学一直持有高度的肯定，认为“中国史籍之富，并世诸国，莫能与抗，而究论作史之法，亦以中国为最先”。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学界深受西方科学思潮和学科分类的影响。早在20世纪30年代，周容在总结近世史学风气时指出，民国以来是“翻译世界各国史籍最风行的时代，对于欧美史书与史学理论，皆竞相介绍。……最近三十年的史学可以说是中国新史学运动的启明时期。至于史书的著作方面，多趋重于翻译外史与著述专门史两途”。随着各类西学思想的涌入，中国思想界的价值判断由“向后看”变为“向外看”，一时各家学说如过江之鲫，学者们在吸收采用的过程中很容易就走向了不加甄别、拿来是从的偏径。在这种情况下，蒙氏没有盲从时风，在治史中并未一味采取西法，而是能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开掘出新的视角和有用内容，研史学而不废经学，用经学关照史学。蒙氏虽出身旧学，坚守传统本位，但其观念却并不保守，也不拒斥西方学术思想。同时代的其他学人容易走向好新求奇、全盘西化，或唯中是从、唯古为真的两种极端，相较而言，蒙文通的做法则相对客观，能够全面合理地看待西方思想。蒙氏在治史中对西方史学表现出极大的包容，看到了其有益于中国史学革新的一面，认为传统史学欲求进步，必须借鉴西方史学。他指出：
自近一二十年来，凡国内刊物，十九皆关史学，而言文学言史学者，其述作又多属考订。在昔风靡一时之文、哲学，结果乃无纯然文、哲方面之伟制，岂以凭虚者难继、而蹈实易攻哉！夫去浮华就征实，不可谓非学界之一大进步也。然中国史册，浩穰无纪，苟惟从事枝节之勘定，而纲领滋晦，则将于何竟其功？况前世治史方法，尤需改辙，非借径于西洋史学难为役，故举纲洁要之作，于今日为更要。夫中国旧为史学之国，由今日之情观之，最近以往，又将为史学迈进之时，而最急切赖资借鉴之西史洁要专书，寥落不可多得，是非一大缺憾欤！
但同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西方史学虽有其长，却并非与中国史学的发展实际严丝合缝，在学习采用的过程中要时刻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可将其吹捧过高，更不可生搬照抄。例如，对于民国时期风靡学界的“历史法则”之说，蒙文通就看到其理论适应性的问题。他认为，“就经济形态、社会形态以解释历史，以成立所谓历史法则，其为说果坚定不易。然就西方史料以成立者，只能谓之西方历史法则，不能即认为世界法则，似未可遽以之适用于东方之历史。况所谓西方法则，尚未得西方学者之普遍承认，则治东方史者，更无迁就此法则之必要。晚近之研习中国史学者，以能袭西方之陈言为名高，而惮于就国史以创立东方法则，削足适履，弊何可讳。盖亦以近世学人，生活动荡，学未充实，不得尽其材也。……其实，中国之历史，自有其特殊性质，不能勉强据欧洲史之方式，即以为中国史之方式也”。在中西学术交流深度融合的今天，如何在学习借鉴西方研究成果的同时不迷失自我，在积极构建本土学术研究体系的同时不排斥海外有益养分，蒙氏的这种中正平和、实事求是的立场无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其二，在实践过程中，应将史学史研究置于社会时代背景下考察，避免片面的文本分析。晚清以来，由于受到社会现实的强烈冲击，学者在读书治学的过程中普遍注重学问与时代之关联，对于学术的致用性与应时性尤为看重，认为“有一代之变，即有一代救变之学，天下之变无穷，而天下之学亦无穷。学术者，所以通时变而为用者也”。这一思路一直下延，影响到民国史学界的治学风气。蒙文通研究史学史非常看重史学发展与其所处时代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包括史学在内的任何学术都是所处时代环境的思想结晶，是物质层面在精神领域的投射，所以时代发展对学术兴衰有着方向性的影响。他指出：“研究学术史者，以为某一时代有文学、经学、史学、宗教、艺术等，他时代亦如之，排比尤无二致，殊有大谬不然者。盖各种学术因时代之不同，盛衰亦有异。”同时，在分析各类史料时也应关注到其背后的时空因素，尤其是这些因素对史料自身真实性和研究者对于解读史料正确性的影响。诚如其言，“要给予某项史料以恰当的地位，首先是应该分析该史料产生的社会环境。因为任何史料都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它必然受到该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制约。在考察产生它的社会环境时，首先就是考察产生它的‘时代’和‘地域’。只有在时代和地域明确以后，才能结合该时代该地域的文化、经济、政治作进一步的分析。在排除了该时代该地域的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对该史料的歪曲、影响之后，才能使该史料正确地反映历史真象”。
蒙文通强调史学与时代的交互影响关系，其实也是一种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的思路。蒙氏认为，史学是随着世情而同频共振的，时代变迁，史学亦随之改变。他指出：“世益降，史益变，而儒亦益变。儒史相资于不穷，为变不可极。”蒙氏这种治史看其发展的眼光与他一直强调的“观其流变”“事不孤起，其必有邻”等原则一理相通，其意不仅着眼于史学内部自身的演进逻辑，更考虑到史学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尤其关注如何寻求史学、社会、史家三者的平衡共进，蒙文通在这方面做了深度思考，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
就研究方法而言，我们习惯于通过归纳总结、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史家作品进行考察，完成其史学思想的呈现。这一过程中对于文本和史事的关照程度往往不均。有一种思路认为作品是个人思想的最好载体，所以在探讨史学思想问题时走向了立足文本，进而局限于文本，最终陷入文本的窘境，将史学思想的探究简化为史学作品之间的文字比较，浮于表面，谈而不透。事实上，文本与史事的张力自本学科创立之时就一直存在。钱穆认为，中国史学是以人为主脑，西方史学则以事为中心，而史学史则在很大程度上以“书（史著）”为中心。所以，早期的史学史研究者大多以史籍为撰述主体，甚至用“史籍考”之名来替代史学史，令其深深打上了史部目录解题式的印迹。我们的研究若要有所突破，就应该跳出这种只倚重于文本分析的做法。诚然，任何研究史学史的史家都不会否认史学思想的重要性，“无论哪一位史学家，哪一个史学流派，都有一定的思想作指导”。可以说，史学思想始终是史学的核心所在。但是，探究史学思想的路径并非只有分析文本一途，史家的研究著述是一种历史活动，归根到底是史事。如果我们在考察中没有充分把握历史环境与历史活动，就只能流于空疏。孤立平面的总结既无法把握其思想精髓，更有甚者还会造成看朱成碧的错误。归根结底，历史研究的落脚点应是历史本身，而不是以书籍实物为主要载体的史料。而“历史本体就是现实人生”，所以史学家在进行史学史的考察过程中仍需要对“历史”有着深刻的了解，也就是对实际客观历史环境有着通透的把握；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情境我们是不可能也没办法认清史学史的，毕竟史学是建立于历史之上，而史学史又是两者的升华。正如伊格尔斯所说，“一部史学史只考虑到历史学规范内部的因素乃是不可能的”，史学史不是孤立的学术，断不能将其隔绝于社会环境与时代风气之外，亦不能将史学史从各种体制机制中抽离出来单独研究。我们对于史学史的学科定位是历史学的反思，所以它的特点体现在反思性、总结性、前瞻性上。按照逻辑的应然，作为历史学之历史，史学史应该对历史研究的既往经验作出总结，并对未来研究趋势予以指导。而这一目的的达成，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把史学还原于广阔的时代背景之下。由此而言，蒙文通立足文本呈现史家的思想，但又不被文本所拘，注重思想与史学的关系及其史学流派的区分，尤其注重寻求史学、社会、史家三者之间的平衡共进等主张值得当下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