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讨论“为什么研究日常生活史”,有助于从研究动机层面梳理日常生活史研究范式的内在理路。在反思二战后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现代性悖论的基础上,西方学界出现了以法国哲学、社会学界的“日常生活批判”,以及德国史学界的“日常生活史”为代表的日常生活研究。由于理论关怀的不同,西方史学界新文化史与日常生活史研究范式有较大区别。21世纪初,日常生活史研究范式经译介进入中国大陆,其“以人为核心”“总体史”的研究取向,因应了国内史学研究克服“泛文化”“碎片化”倾向的需要。当下中国日常生活正经历深刻变革,大众有从历史层面思考日常生活意义的需求,同时中国史学研究范式也有更新的内在需要,故此有必要加强日常生活史研究。

　　关键词：日常生活史; 日常生活; 研究动机

　　近年来,日常生活史被视作一种新的史学范式,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日常生活史可以看作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革命之后,与21世纪初新文化史革命相辅相成的又一史学潮流。具体而言,日常生活史被认为能够超越传统社会史,特别是社会生活史“见物不见人”、单纯关注社会结构而忽视生活世界的问题。

　　粗疏地看,目前可以被归入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成果,大致存在着两种基本取向,一种情况是在研究题目上冠以“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史”等字样,但在论述过程中,并不把日常生活史作为一个自觉的研究范式;另一种情况则相反,在论述开篇,先给定日常生活史的具体内涵和外延,并沿着基本给定的理路展开讨论。

　　仅就第二种取向而言,由于不同研究者对于日常生活史的定义各有不同,虽然大致趋向一个宽泛的路径方向,譬如关注生活、关注民众、文化阐释的方法,等等,但具体什么是日常生活史,如何研究日常生活史,目前在学界却有着相当的争论。这些争论,正源自讨论日常生活史理论时的问题意识,大多是“何为日常生活史”“如何研究日常生活史”等对象、方法层面的问题。然而,对于“为什么研究日常生活史”这一动机层面的问题,却有待进一步着墨。

　　借用刑侦学的思路来看,把握一个案件最重要的是摸清案发的动机,紧随其后的具体过程,往往由动机生发出来。单纯探究案件细节,很有可能将案件本身脱离出案发情境,形成对案件的孤立认识。而探究案发动机,往往能够找出多个案件之间的逻辑关联,有助于并案侦破。这一思路,在廓清日常生活史研究范式上,有其可取之处:仅从研究对象、方法的关注生活、关注民众、文化史阐释方法等特点入手,很容易出现刻意嵌套对象、方法,而基本问题意识却大相径庭的情况,以至于看似内容、方法大致不差,但研究旨趣并不同道。

　　故此,对于日常生活史范式的讨论,有必要在以往“何为日常生活史”“如何研究日常生活史”等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为什么研究日常生活史”这一动机性问题。从诞生日 常生活史的具体情境、后世史家讨论日常生活史的理论诉求、当下讨论日常生活史的社会背景等层面,为日常生活史研究理论提供一个学术史层面的关照。此外,应当看到,由于内含“日常生活”这一哲学、社会学命题,有必要把日常生活史研究放在现代哲学、社会学、史学的问题脉络之中,则日常生活史究竟有怎样的学术抱负,其与诸如新文化史、社会史等其他范式,究竟有怎样的内在关联,也更有可能被揭示出来。

　　一、理论缘起: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史与法德的战后反思

　　(一)英法德语中“日常生活”一词的文化内涵

　　目前学界比较公认的观点是,西方史学界“日常生活史”范式的出现与哲学、社会学界“日常生活”研究的兴起之间有内在逻辑关联。

　　沈松侨关注到英语中“everyday life”与“daily life”的语义区别,指出everyday life更多是指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生活的特殊经验,而daily life则主要指的是前近代农村社会经济所形塑出的生活状态。3这一观点,基本上沿用了吉登斯对这两个词的界定。但是,后者的表述带有更多源于自身体验的情感成分。吉登斯认为,everyday life是“现代社会的单调乏味的机器般的有节奏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是“古代社会的充满着具体而丰富的意味的每日生活”。对比吉登斯和沈松侨的定义,在具体所指上并无出入,但在叙述方式上,吉登斯显然有其感情倾向:everyday life更加机械、无趣,daily life则趣味盎然。

　　本·海默尔的视角更加宏阔,其著作讨论了西方文化中通行的“日常生活”概念的不同表述形式,包括英语中的everyday life和run-of-the-mill,德语中的alltagsleben和法语中的la vie quotidienne。海默尔将run-of-the-mill视作everyday life的同义词,正呼应了吉登斯对everyday life所蕴含的工业社会中,尤其是流水线生产方式大规模推行后,城市工人的劳作类机械化,以致生活本身变得枯燥乏味的认识。原本应该日日新的生活,像转个不停的磨一般陷入了死循环。在德语中,日常生活为alltagsleben,从构词法上来说,leben表示一种存在的状态,故而核心问题在于alltag。alltag在德语中,更多地指工作日。也就是说,德语alltag本身就带有工业社会所带来的二分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意涵。此外,alltag一词本身也可以表示日常生活,亦即德语中“日常”与“日常生活”两词间,并无本质的区隔。在法语中,la vie quotidienne以一个词组的形式出现,vie表示生活,quotidienne作为形容词,表示日常。与德语相似,表示日常的quotidienne的名词形式quotidien,也可以同时表示“日常”和“日常生活”,而这个日常,主要指单调而平常。

　　本·海默尔对于“日常生活”的定义包括两个层面:浅表层面,“指的是那些人们司空见惯、反反复复出现的行为,那些旅客熙攘、摩肩接踵的旅途,那些人口稠密的空间,它们实际上构成了一天又一天”;从深层来看,“游客熙攘、摩肩接踵的旅途可能变成了百无聊赖这种沉重的负担,人口稠密的空间可能变成了一座监狱,而反复出现的行为可能变成了压制性的路线”。结合英语run-of-the-mill死循环、德语alltag工作日的千篇一律,以及法语quotidien单调,大致可以发现,在西方语言文化环境中,“日常生活”并非仅指字面意义上的每一天的生活,而是包含着一种对于现代工业社会中生活千篇一律、毫无生气的厌倦情绪。

　　这种厌倦情绪的爆发,正是二战后西方学界讨论“日常生活”的出发点。

　　(二)日常生活研究与法国的战后反思

　　20世纪初,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提出“生活世界”一词,7提倡从注重观察社会结构性问题,转向考察琐碎生活所包含的问题。换言之,以胡塞尔为代表的学者,已经厌倦了康德、孔德等人基于理性、形而上、科学主义的现代性思考,而更钟情于在细碎中寻找意义。这一转向,隐约地体现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思想界“世纪躁动”的影子。18世纪后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高速发展,至19世纪末,所谓的现代社会已经开始暴露出其内部所包含的悖论性成份。基于对这些悖论性成份的省思,哲学、社会学界开始反思现代社会。细言之,欧洲,特别是欧洲大陆上对现代社会的省思,又大致包括德、法两个不同的脉络。德国(包括北欧国家、意大利)由于民族国家的初步形成,急于在现代性与民族话语之间寻找平衡,“神经质”式的表现主义更加受到青睐;而法国(包括西班牙)由于民族国家的建构早已完成,故此更加倾向于在浪漫主义式的现代性话语中发现存在的悖论。这些思考,往往被感性的、甚至非理性的艺术作品加以反映。无论是马蒂斯的画作《马蒂斯夫人》,还是斯特林堡的剧作《鬼魂奏鸣曲》,都透露出了厌烦宏大的现代性“元叙事”,注重省思生活的本质与意义的倾向。此后,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相关研究短暂转入低谷,待二战结束后,19世纪末以来对现代社会的省思,开始不断发酵,形成所谓的“后现代”思潮。

　　由于多种原因,二战后法国思想界的左翼色彩比较明显,自由主义、浪漫主义传统,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导致左翼力量从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出发,反思法国现代社会。承接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取向,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原点,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在1946年出版专著《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关于日常生活理论的缘起背景,列斐伏尔在写于1980年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中作了解释,“当时,人们正沉浸在恢复自由后的乐观精神(希望和幻想)之中”。列斐伏尔提到的乐观,主要是二战结束、法国光复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但是,战争的结束并不代表现代社会固有问题的消灭,即便在战前,法国社会已然面临诸多顽疾,战争的结束只会加速被战争掩盖的顽疾的爆发。

　　所谓的顽疾,哲学地来看,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受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影响,列斐伏尔得出了一个假设,“人们一般不了解他们如何生活,因此,提出日常生活理论是必需的”。在写于1956年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第二版的序言中,列斐伏尔明确指出,“《日常生活批判》完全是围绕异化理论而建立起来的”。异化理论,出自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具体含义是: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马克思语境中的异化,主要指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与其劳动以及劳动产品的异化。但是,列斐伏尔将这一观点作了内涵的延伸,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物质财富越丰富,精神空虚就越加重,生活的意义就越无从谈起,人类的日常生活已经脱离了前现代田园般的兴味盎然,其意义丧失在看似现代的城市景观之中。作为对比,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特别收入了一篇《一个周日在法国乡村写下的笔记》,文中列斐伏尔用文学化的笔调,描绘了前现代社会在乡村的某些残余,并将这种生活方式认定为更加有意义有趣味的生活。相比之下,城市中的现代生活,则完全暴露出quotidien所蕴含的单调乏味,甚至将人异化。

　　1961年,列斐伏尔出版《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后来在该书第三卷中,列氏回顾了前一卷的写作背景。思想层面上,自1946年至1960年间,“斯大林主义的巅峰,然后是斯大林主义的衰退,最后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尤其是在法国,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失败”。社会现实层面,“在1946—1961年,日常生活变化了——不是在展示日常生活掩藏着的富裕这个意义上,而是在相反的意义上:贫困、(市场等的)操纵、被动。那些年里,资本主义正处在征服新部门的过程中……最后,无独有偶,资本主义正在征服日常生活”。列斐伏尔的关注视角,正是法国在二战后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左翼人士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观察。在法国左翼力量看来,战后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新的秩序,消费社会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的异化。这种观察所得到的再思考,很大程度上导致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

　　“五月风暴”所展现出的社会问题,以及风暴本身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促使思想界从反思现代社会,跃迁到反思这种反思本身。在此背景下,米歇尔·德·塞托推出专著《日常生活实践》。在《日常生活实践》的序言《研究的历史》中,鲁斯·贾尔提到,出版于1980年的《日常生活实践》的写作动机是德·塞托对“1968年5月至9月间发生的‘事件’风暴进行了活生生的剖析”,“他辨认出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事件的开端,发现了子辈们合理的焦虑,无论是平凡的快乐还是对社会秩序的管理都无法缓解这种焦虑”。德·塞托最重要的发现,就是观察到无论是现代社会本身,还是针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其本身都带有浓重的焦虑情态。换句话说,在德塞托看来,列斐伏尔认为现代社会的城市景观象征着焦虑,这本身就是一种焦虑情绪。

　　透过法国哲学、社会学界有关的讨论,大致可以发现,日常生活研究所以关注日常生活,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深刻反思19世纪以来西方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焦虑,这种异化、焦虑,并非存在于史诗般的宏大叙事之中,而是渗透在生活的点滴之中。要省思、批判这种异化、焦虑,就必须回到“生活世界”中,以哲学、社会学的人本主义视角,透视现代社会隐藏在生活中的悖论性成分。

　　(三)日常生活史研究与德国的战后反思

　　在法国哲学界、社会学界兴起日常生活批判的同时,德国史学界出现了名为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的史学流派。从词义来看,alltagsgeschichte指的就是工作日内的机械性日常活动。

　　根据德国史研究者Geoff Eley的观察,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常生活史范式开始在德国兴起。对于这一流派,目前国内学界较有代表性的认识是刘新成结合George G. Iggers的专著《20世纪历史书写》形成的叙事脉络:

　　上个世纪后期,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十分活跃。一方面,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机械运转将人们自由选择生活时空的“权利”碾得粉碎,日益增强的社会理性则严重抑制生活的创造性,以至自古以来人类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在现代社会突然成为一个“问题”,因而引起关注和思考。另一方面,人们对福山的论断——“现代化标志着永恒福祉,历史将就此终结”——日益产生怀疑,同时对现代化的“代价”以及这一“代价”的承担者——既包括殖民地人民,也包括宗主国的“草芥之民”或非精英阶层——越来越倾注关怀和同情。

　　这一认识体现了从动机层面考察日常生活史范式的倾向。在此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考察“西方”中,德国与法国所代表的研究取向的异同,上节讨论了日常生活研究的法国背景,本节将分析战后德国与日常生活史的兴起。

　　德国史研究者Geoff Eley将日常生活史的社会历史背景作了总结:德国新左翼势力的崛起,民族学认知路径被推崇,以及对法西斯主义的关注与反思。有关新左翼的问题,在讨论法国哲学界、社会学界的日常生活批判中已经作了讨论,这一点也为刘新成教授所揭示,在此不作深入分析,仅借用Brad S. Gregory对吕特专著《日常生活史:重建历史经验与生活道路》书评的观点。他认为,德国的alltagsgeschichte反映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左派社会历史学家研究视角的转变。通过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或衰落)使被边缘化的大众得到解放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政治体制、企业权力、技术创新之间的相互作用似乎阻碍了对被压迫者的解放,换句话说,长期、大规模的进步导致囚禁而非解放。这一悖论促使社会历史学界开始反思以往的历史进程。总的来看,这一认识基本上是西欧左翼思想界的共识,并未彰显德国的具体情势。要回答何为德国史学界日常生活史的独特背景,则须聚焦于民族学认知路径和对法西斯主义的关注与反思。

　　由于德国的民族国家建构迟至19世纪中期才完成,紧接着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参战都与德意志民族建构的尝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在构建德意志民族的过程中,过度的不恰当的工具理性,导致了纳粹主义的诞生,以及由此造成的种族屠杀问题。战后德国学界特别是民俗学界,一直在反思这一问题。在德国民俗学家的访谈录中,柯尼希认为战后德国民俗学研究具有双重责任,“管理纳粹时代的遗留,同时也要清算这段历史”。针对纳粹式的民族主义的反思,催生了战后德国民俗学界针对现代“技术社会”中日常生活的反思与讨论。这类讨论以鲍辛格为代表,跳出了对volk传统的执念,回归对“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亦即现代社会城市景观所含文化的考察,以期解释现代化进程为何,又如何带来影响深远的历史包袱。

　　对纳粹以及传统民俗(民族)学的批判,深刻影响了史学界。根据Geoff Eley的观察,20世纪70年代,德国民众对于希特勒、纳粹开始大规模的反思,大量回忆性作品先后问世。对“民族国家”的省思明显为保守政党所利用,左翼政党也通过各种渠道参与历史讨论的洪流。对此,Geoff Eley指出,“日常生活史有明确的政治 背景”。在解释何为日常生活史时,日常生活史的主要提倡者吕特专门指出,“对于纳粹主义的日常生活史研究或许能进一步表明,这种观点可能首先适用于20世纪独裁体制的分析,以发现‘横亘’在社会与统治背景下的日常生活 性”。

　　由于动机上附加了反思现代性及其产物——纳粹的包袱,德国史学界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不得不从造成纳粹在德国风靡一时的社会根源因素——德国民众入手。吕特在其题为《何为日常生活史?谁来书写日常生活史》的文章中概述了Alltagsgeschichte的几个特征。第一,日常生活研究侧重于普通人的质性体验;第二,该方法将历史演进视作普通人动态实践的产物,而非抽象的国家或市场所施加的非个人结构或力量;第三,这种观点强调了从底层视角所观察到的现代社会所谓进步、理性化和解放的成本。如果点破这一学理的总结,其核心感情倾向基本上可以被解释为“为何德国民众选择了纳粹?(而非传统研究中所认为的纳粹如何控制了德国民众)”,具体到日常生活史,就是“宏大进程”如何在日常生活的“小世界”中被实践。在此基础上,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将纳粹问题归入了现代性所固有的弊病之中,认为纳粹主义就是现代性本身“病态”和“矛盾”的产物。

　　透过这一动机来看,讨论下层民众并非研究日常生活史的目的,而仅仅只是手段。吕特本人也强调,“‘日常生活史’这一概念指的是一种观点,而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相反,所谓‘小人物的历史’的说法虽然提出了重要视角,却局限于社会的一部分”。相比于“小人物的历史”,吕特认为“下层历史”较为贴切,认为“它指出了一种视野转换,即不再从‘关键部门’的视野出发,而是把关注点放在实践的过程”。在这里,下层显然不只指代“小人物”,而是所有“非关键部门”,正是由于非关键部门的群体性倾向,才会诱发“宏大进程”。

　　基于上述反思,德国的日常生活史更关注“主体性和经验,强调意义的社会生产和建构”。回看日常生活史的主要倡导人吕特主编的专著《日常生活史:重建历史经验与生活道路》所收录的各篇专论,无论是对工人生活的关注,还是对工人文化的讨论,抑或是对工人经验与德国法西斯关系的反思,虽然具体问题不尽相同,但其研究动机都围绕着现代工业社会所带来的问题,探究工业文明中的人——工人的日常生活所体现的意义。这一点,深刻体现了德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现代性反思动机。

　　通过对二战后以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哲学、社会学、史学界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社会背景和研究动机的回顾,大致可以看出一条隐约可见的主线:现代性/现代社会批判。所谓现代性,在哲学层面基本上源自康德的理性主义,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衍生出“世俗趣味、工具理性和个人表现”三个取向。随着思想层面现代性的演进,以工业化、资本主义为特点的现代社会也高歌猛进。然而,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或巨或微的现象,都迫使学界反思现代性/现代社会。在这一背景下,出于对“现代”的省思,二战后出现了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与讨论,至于关注生活、关注民众,更多的是手段而非目的。故此,甩开现代性反思而讨论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史,很容易出现忽略动机、纠结对象/方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