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系统地论述过历史文献问题，但他们关于历史文献的重要论述十分丰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是收集、整理和运用历史文献的一把“钥匙”。他们不仅重视历史文献的形式，而且重视历史文献的内容，尤其强调历史文献的社会主体性。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从本体论上科学、完整地把握历史文献的本质和特征。在认识历史文献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错误史观对认识历史文献的危害，概括了从认识历史文献到认识历史实际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历史文献引用规范上，他们提出了历史文献引用的四原则，并通过驳斥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谓的“捏造引文问题”，牢牢确立了这些原则,至今对学界仍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 恩格斯 唯物史观 历史文献 历史文献学
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文献是指包含有文字信息的史料。在当今大数据时代，历史文献总量呈现爆发式增长，如盖尔学术资源（Gale Scholar）就收录了约1.7亿页文献。如何在大数据时代查找、收集、解读和利用所需历史文献，已引起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互联网的发达，网上资料的数据库发展迅速，甚至一些手稿也上了网，问题再也不是过去缺乏原始资料的问题，而是要看研究者如何分析资料、如何得出结论的水平了。”这就要求我们比以往更加重视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它不仅研究历史文献的产生、保存、传播与利用，而且还研究人们的历史文献思想、理论和方法。然而，这一学科在国内发展不太平衡。中国史学科的历史文献学已获得长足发展，并密切关注着外国历史文献学的进展。世界史学科的历史文献学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就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对西方古典文献学、校勘学等方面关注较多，也取得了不少重要成就，但对世界史学科的历史文献思想、理论和方法等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国外学术界早在1895年就成立了国际文献学联合会（The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de Documentation, FID）。为应对大数据时代对历史研究提出的挑战，2007年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设立了“欧洲历史文献学”（The European Historical Bibliographies, EHB）项目。2016年《过去与现在》杂志出版增刊，专题探讨“档案社会史：近代早期欧洲档案保管”问题。同时，有学者已经着手建立世界历史档案馆，展开全球历史信息协作与分析工作。
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较多关注历史文献的查找、收集、解读和利用，却较少关注历史文献思想、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问题，更少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文献的重要论述。正如有学者指出：“对于文献学的理论探索，历来有一种偏见，认为文献学研究只有方法，没有理论，也不需要理论。受此影响，多年来文献学的理论建设比较薄弱。”本文将尝试解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文献的重要论述及其当代启示，以期推动中国的历史文献学建设，从而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一、理解历史文献的“钥匙”
马克思在1856年2月12日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谈到，他在英国博物馆发现了许多历史文献，这些历史文献涉及17世纪末和18世纪最初几十年俄国沙皇彼得一世与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之间的斗争，以及英国在其中“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在谈到1717年伦敦出版的两部历史文献时，马克思说它们“当然是一切历史家所悉知的，但是他们没有可以用来理解它们的钥匙”。只有马克思科学地解读和利用这些文献，并撰写了《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他不仅集中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外交思想，而且为我们找到理解历史文献的“钥匙”。那么，马克思所说的这把“钥匙”究竟是什么呢？
让我们遵循马克思的脚步来寻找这把“钥匙”。首先，马克思清晰地梳理了这些文献的作者及其时代、版本及主要内容等情况。他把有关的备忘录、条约、信件以及反映历史事件当事人意见的小册子等原始文献视为“主要资料”，把有关的历史著作和小册子等次级文献视为重要补充，并使这些文献之间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历史文献链条。接着，在解读和利用这些文献的过程中，马克思关注了这些文献的形式。在重点引用一些信件时，他不仅指出了这些信件均属于“秘密通信”，而且还注意到英国人的信件在谈到俄国及沙皇时“是诚惶诚恐、卑躬屈节和唯唯诺诺的语调”，而俄国人则“充满着模棱两可的气味”。当然，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独辟蹊径，深刻理解这些文献的内容，揭示了历史现象的本质。他指出，这些历史文献不仅反映英俄关系以及欧洲国际关系的历史连续性，而且揭示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即英国商人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不惜与沙皇专制的俄国结为同盟：“在‘光荣革命’后靠牺牲英国人民大众利益而篡夺了财富和政权的寡头政治集团，当然迫不得已不仅要在国外而且要在国内寻求同盟者。他们找到的国内同盟者，就是法国人所称呼的大资产阶级，即：英格兰银行、放债者、国家债权人、东印度公司及其他贸易公司、大实业家等等。他们是如何细心维护这个阶级的物质利益，可以从他们的全部国内立法看出来，如银行法、保护关税实施法、济贫法等等。至于他们的对外政策，他们则要使它至少看起来具有完全受商业利益支配的外表，由于内阁的这项或那项措施当然总是会符合这个阶级的这个或那个小集团的特殊利益。”在这里，马克思从经济社会生活的历史实际出发，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科学地理解了这些文献的丰富内容，揭示了18世纪欧洲外交背后的复杂阶级关系和根本动因。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从1844年共同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到1856年马克思撰写《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不仅创立了唯物史观，而且还把它作为理解历史文献的“钥匙”。正如马克思1859年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总结的那样，“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接着他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系统阐述。为了进一步检验唯物史观的科学性，马克思经过长期研究，于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在该卷的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他是以英国为典型实例，以英国的社会统计资料为主要历史文献依据，以科学的客观态度，“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资本论》第1卷甫一出版，恩格斯就为之撰写书评，指出该书“对于论题的切实的正面叙述”，“直接丰富了科学。作者在那里用完全新的唯物主义的自然历史的方法考察了经济关系”。不仅如此，恩格斯还说：“这本书，不管它的倾向如何，包含着值得所有的人注意的科学研究和实际材料”；这是因为马克思不仅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而且通过科学研究和历史文献来检验和发展唯物史观，“他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这些事实他总是取自最好的来源，而涉及现代的情况时，则取自真实的可是德国还不知道的来源，即英国议会的报告”。马克思正是以科学的客观态度，以令人信服的历史文献基础来检验和发展理论，这就使理论具有令人信服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因此，恩格斯在1886年为《资本论》英译版所写的序言中说：“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这就是说，马克思正是通过研究英国经济史和经济状况进一步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列宁也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从而使唯物史观成为“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唯物史观不仅是科学的历史观，而且是科学的方法论。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但是，作为唯一科学的唯物史观并不能代替实际的历史研究本身。因此，恩格斯大力提倡，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提倡“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唯物史观的创立，对开展科学的历史文献研究从而推动史学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论》不仅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而且还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理解历史文献的典范。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1卷所写的书评中，特别指出马克思这部经典著作对科学理解历史文献的贡献。恩格斯说：“我们不能不注意，他同时向我们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这些材料几乎毫无例外地全部是从各种调查委员会向英国议会所做的正式报告中拿来的。”在英国，议会的委员会制度始于14世纪，到16世纪中叶已基本成型，是调查经济社会状况以及法律状况的重要制度。1836年，英国议会对特别委员会进行了改革，委员会成员数量稳定在15名，成员名单向社会公布，委员会成员向证人或专家所提出的问题应以速记的方式确定下来，从而大大提高了委员会报告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因此，作为历史文献，即使在西方学界，也都认为英国议会委员会报告文本内容质量很高。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从形式上而且更从文献内容上高度重视委员会所提供的材料。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版序言中明确指出，英国“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这些委员会“有全权去揭发真相”，他们调查的对象有“工厂视察员”“医生”及“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因而“内行、公正、坚决”。恩格斯也指出：“这样的委员会——当然，如果有合适的人在里面——对于人民来说，是认识自己的最好的手段。”恩格斯还以英国的调查委员会对工业部门劳动条件的调查为例，具体说明了这一点。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高度重视英国调查委员会的材料，主要是因为这些材料来自人民大众，贴近社会生活实际，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因而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可信度。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更加重视历史文献的社会主体性内容，而不是其外在形式和类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调查委员会的文献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才更加真实、准确、可信。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从历史文献形成的主体性源头上严格把握历史文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具有深刻的历史文献本体论意蕴，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学者提出的史源学理论无疑具有重要启示。中国学者在理解历史文献时不仅关注文献本身的“书谱”，还关注文献责任者的“学谱”。欲知其书，必先知其人；欲知其人，必先知其世。正如孟子所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文献的重要论述息息相通。
二、从认识历史文献到认识历史实际
一旦找到了理解历史文献的“钥匙”，历史文献的价值就能够被发掘出来，从认识历史文献到认识历史实际的科学历史研究之路也就能打通了。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认识历史文献的基础性和重要性。马克思指出，认识历史文献是认识历史实际的基础，而认识历史文献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是“使众所周知的材料具有新的意义”；二是“提供新的材料，以便对历史作出新的说明”。归根到底，这两种路径都是以认识历史文献为基本依据的。恩格斯在整理和研究有关爱尔兰问题的历史文献时曾致信马克思说：“糟糕的是，并不总是能弄到第一手材料，可以从中搞到比加工过的资料中要多得多的东西，因为加工过的资料把原来简单明了的地方都弄糊涂，弄混乱了。”可见，认识历史文献是基础，也是历史研究者的基本功，尤其是认识原始的历史文献比认识二手文献更重要。
在认识历史文献时，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揭露了不同利益诉求对文献的恶意曲解、误解甚至篡改等错误行为，以及枉顾史实、蓄意编造、捏造甚至臆想历史文献的恶劣做法。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正是由于利益和阶级立场的不同，在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可见，历史文献的认识问题十分复杂，具有很强的社会政治属性。恩格斯也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在谈到俄国人撰写的有关1812年战役的文献时，他说：“阐述事实的严谨态度被淹没在滔滔不绝的浮夸之中，事件的真相按照民族虚荣心的迫切需要被歪曲，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被作者在纸上取得的更大胜利弄得黯淡无光，而敌人，无论他是谁，都自始至终被竭力贬低。”可见，恩格斯敏锐地注意到俄国人在民族主义情感影响下创作的文献，歪曲了历史实际，掩盖了历史真相。事实上，现代史学研究发现，类似的现象在西欧国家的历史上也不少见，如16世纪法国档案文献中皇家的赦罪书就具有“文学性质”，充满了“虚构的”修饰。这说明，即使是原始的历史文献也不能说是完全信实可靠的，也需要进行科学鉴别和批判。
只有坚持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我们才能对历史文献进行科学鉴别和批判。恩格斯指出：“直到现在，关于这个运动的系统的历史只有一个主要的史料来源。这就是所谓的黑书”，“本世纪两个最卑鄙的警棍制造的这本充满故意捏造的拙劣作品，至今还是一切论述那一时期的非共产主义著作的重要史料来源。”这部“黑书”是警察当局为了压制共产主义运动而撰写的，其中不仅有从错误立场出发叙述的工人运动史，而且还收录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参加运动的“黑名单”及履历表等，只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这部“黑书”就成为了“珍贵”的文献。不仅如此，恩格斯也注意到错误的历史观对历史文献保存具有严重的不良影响：“把重大历史事件看做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东西的这种观念，像历史编纂学本身一样已经很古老了，并且主要是由于这种观念的存在，保留下来的关于各国人民的发展的材料竟如此之少，而这种发展正是在这个喧嚣的舞台背后悄悄地进行的，并且起着真正的推动作用。”在这里，恩格斯重申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批判了错误的历史观，并着重指出错误历史观对历史文献保存的制约作用。
这就极大地拓宽了历史文献的范围，并推动了对历史文献的科学鉴别和批判工作，从根本上打破了当时以兰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史学的“原始文献崇拜”。被西方视为现代史学鼻祖的兰克提出，史学工作者应是“远距离的旁观者”（lookerson at distance），应采取“自然的立场”（natural position）去叙述历史。由此，开始在西方史学界兴起了“原始文献崇拜”。“兰克四原则”，即历史真理的客观性、事实对于观念的优先性、一切历史事件的唯一独特性、政治的中心地位，成为西方现代历史学的基本准则。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看到，这种史学貌似客观和公正，本质上却是以政治为中心服务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史学，因而，他们十分重视扩大历史文献范围，开展科学的历史文献鉴别和批判。马克思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恩格斯把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作品《人间喜剧》视为重要历史文献：“他汇编了一部完整的法国社会的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可见，只要坚持唯物史观，我们就能够正确认识历史文献，发掘历史文献的真正价值，从而避免陷入“原始文献崇拜”的泥潭。
在实际的历史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既重视历史文献资料，也重视现实社会调查资料。马克思曾长期在伦敦“批判地仔细钻研”大量历史文献资料。恩格斯曾为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既搜集了“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的必要材料”，又“通过亲身观察和亲自交往来直接了解英国的无产阶级”。这是因为“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清晰概况，绝不会在当时就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整理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不仅如此，恩格斯批评了那种面对“史料的矛盾和自己的疑问”时，“死啃书本的学者”进行考证和整理史料的错误做法，即，不仅缺乏现实观察和实际交往体验的“阅历”，而且依靠“朴素的理性主义”那种错误的理论指导的做法。这是对那种陷入繁琐考证甚至企图以考据学代替历史学做法的尖锐批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重视通过亲身观察和体验所获得的局部真实，而且更重视基于历史文献批判所获得的整体真实，使得从认识历史文献到认识历史实际的过程成为从现象的具体到理性的具体过程。这就从根本上防止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表面化、片面化。
恩格斯还指出历史文献对认识历史实际的限制和决定作用。“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因而真理和谬误都是在特定的有限范围内才具有绝对意义。这就是说，通过认识历史文献达到认识历史实际的过程，是反复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历史文献是基础。在缺乏历史文献的领域，历史就不可能得到认识；随着新的历史文献的出现，历史就会被重新认识。因而，人们的历史认识是随着对历史文献的认识而不断深化的。历史认识的真理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辩证统一，二者统一于人们从认识历史文献到认识历史实际的活动中。
因此，在现代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以认识历史文献为基础，对科学的有效性做出了历史性解释，并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建起来的社会发展总框架中赋予其明确的描述性的意义，因而更具有说服力。只有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正视因“历史材料不足”而造成的历史认识的“缺陷和不完善”，我们才能摆脱后现代史学带来的认识论危机或“历史学终结”的困扰。后现代史学的所谓认识论危机或“历史学终结”，模糊了历史认识与文学虚构之间的界限，把历史认识的结果和表达形式视为历史研究者主观“建构”的结果。实质上，这是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危机，也就是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危机，其根源在于违背了唯物史观，割裂了历史认识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三、历史文献的引用规范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历史文献的引用规范。历史文献的引用规范主要是引文的真实性问题，也就是在引用历史文献时不得随意曲解、更改原文和原意。面对文献引用问题引起的争议，首先应核实并确保引文与原文在文字表述形式上的一致，其次是要保证引文与原文在文字表达内容上的一致。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树立了光辉榜样。
恩格斯明确地总结了他和马克思在引用历史文献时遵循的四项原则。
首先，在引用时需要弄清引文作者的立场。恩格斯说：“我在引用别人的话时，在大多数场合都指出引文作者所属的党派。”即使有时不指出引文作者的党派立场，恩格斯也把立场问题放在首位。这是因为引文作者党派立场不同，他们对社会历史事实的描述就可能有差别，引文内容就可能有偏颇之处。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涉猎不同党派立场的文献，运用科学的唯物史观进行鉴别和批判，才有可能认识到完整的、全面的社会历史实际。否则，“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他们甚至连事实都看不到，更不用说这些事实所产生的结果了”。这是恩格斯对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无视工人阶级状况的做法的严厉批评，至今对我们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其次，在引用时还需要鉴别引文本身的真实性。恩格斯说：“只有当我通过亲身观察了解了真实情况或者引文作者本身或文章的声望使我确信所引用的证据真实无误的时候，我才引用托利党人或宪章派的材料。”这就是说，实际的观察和调查是判断引文真实性的重要依据；同行以及社会各界对引文作者和引文本身的评价，也是判断引文真实性的依据之一，但恩格斯更重视实际的观察和调查，更重视实践的检验。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引文的真实性不仅是指引文形式的真实性，更是指引文内容的真实性。这就在历史文献引用中贯彻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即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基本原理。
第三，在引用时需要注意引文的价值和说服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愤恨”。恩格斯也多次“引用官方文献、议会报告和政府报告”，来揭露和批判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相矛盾，同样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愤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时，不仅要站在人民的立场，重视利用非官方文献，而且更要以官方文献揭露和批判官方当局。在这种情况下，引用官方文献的价值就更加明显，因为它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和战斗力，从而以鲜明的立场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达到引导和教育人民大众的目的。因此，在弄清引文作者立场、保证引文真实性的基础上，注意引文的价值和说服力，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文献论述的重要内涵。
第四，在引用时需要明确引文的目的。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时使用引文有两种目的。第一种目的是“在大多数场合，也和往常一样，引文是用作证实文中提出的论断的文献上的证据”。在真实性的前提下，引文是用作“简单的例证”。第二种目的则不是把引文用作所提出论断的文献依据，而是用作对正文内容事实的补充。这时，马克思并不表明自己是否承认或赞同引文内容，也不管引文内容是否具有普遍性，“这些引证是从科学史上摘引下来并作为注解以充实正文的”。这是对引文及其作者历史地位的尊重，充分表明了马克思的严谨态度和科学精神。恩格斯指出，即使作为证据或事实补充，引文也会因人们的立场、观点和利益的不同而受到质疑。这不仅提醒我们自己在引文时要注意引文的目的，而且在阅读他人的引文时也要注意鉴别和把握其目的。
当时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诽谤马克思所谓的“捏造引文问题”，是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历史文献引用规范思想的典型实例。恩格斯说：“据我所知，马克思的引文的正确性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过。因为马克思逝世后这段引文的事又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不能不讲一讲。早在1864年，马克思曾引用当时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在下院的讲话，并着重引用“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样一句话。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正式出版，其中也引用了上面那句话。然而，到了1872年，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协和》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匿名（实际上是由路·布伦坦诺撰写）文章《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公开诽谤马克思所引用的那句话是捏造的。这就是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诽谤马克思的所谓“捏造引文问题”。马克思亲自撰写两篇文章予以驳斥。在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为了证明他所引用的历史文献的真实性，把他所引用的文献与另外两人所引用的同一文献进行对比之后指出，他们三人的引文完全一致，“一字不差”；同时，马克思还比较《泰晤士报》《晨星报》等当时主要报纸的相关报道，并与出版英国议会文件的汉萨德印刷版本进行逐字逐句的对照，最后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所引用文献形式和内容的真实性。在马克思逝世后，剑桥大学一位教授又重提马克思的所谓“捏造引文问题”。恩格斯对此予以坚决驳斥，明确指出：“这帮大学教授们所策划的在两大国持续20年之久的整个这场行动，其结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1891年，恩格斯为此专门整理出版了马克思的所谓“捏造引文问题”的详细经过以及所有相关文件。这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获得彻底的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对所谓“捏造引文问题”的坚决驳斥，为我们提供了科学、规范引用历史文献的范例，即文献之间的互证一定要与文献生产者和使用者的社会条件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保证引文形式的真实性，又保证引文内容的真实性。
马克思晚年对世界历史的关注，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其关于历史文献引用规范的重要论述提供了生动的实例。在《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中，马克思指出梅茵在引用文献时的问题：“只知道译文，而不知道原文”。在马克思看来，依据原文的原始文献更重要。马克思还很重视后人的研究文献，批评梅茵“根本不提爱尔兰作家已经谈到的东西（参看前引哈弗蒂著作），却把下面一点当作自己的发明”。在《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在作摘录时并不是简单地复述他所研读的著作文句。他是一面摘录，一面表达了他对各种历史现象的认识、理解和述评”。其中，马克思阅读格林《英国人民史》的笔记指出，《克拉伦敦条例》为英国“审判立法系统奠定了基础”。仅仅为了这一句判断，马克思几乎全文摘录了格林一页多的有关论述。在评价罗吉尔·培根时，马克思在全部摘录格林有关培根的论述后，并未囿于格林对培根的评价，而是一再指出，培根是“唯一杰出的例外”，是“英国经院哲学中最勇敢的思想家”。可见，在引用历史文献时，马克思不仅重视文献形式的真实性，而且更重视文献内容的真实性。
总之，马克思在引用历史文献时，并不局限于历史文献形式本身，而是在保证引文形式真实性的同时，遵循历史文献引用的“四原则”，对引文内容进行系统的分析、批判和纠正。
四、总结与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未曾专门系统论述过历史文献问题，但他们有关历史文献的重要论述十分丰富，体现了深刻的历史文献思想，形成了完整的历史文献理论和方法，开创了现代科学的历史文献学。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历史文献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从而奠定了现代科学历史学的基础，从根本上批判了兰克所标榜的“旁观者”立场及其史学原则，揭露了其“原始文献崇拜”的本质，超越了当时资产阶级史学的局限。这对当今我国历史文献学的建设乃至整个历史学的发展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一，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科学地认识历史文献。唯物史观不是一个“套语”，不是一个“标签”，而是研究工作的指南，是理解历史文献的“钥匙”。在实际的历史文献研究工作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就是要对历史文献的形式和内容进行唯物的、辩证的分析与批判。从本体论意义上看，历史文献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认识历史文献既不能偏重历史文献的文字表述形式，也不能偏重历史文献的文字表达内容，而要从形式的真实进一步深入到内容的真实中去，把形式和内容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坚持从历史文献形成的主体性源头上严格把握历史文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只有这样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文献，认识到具有本质规定性的历史实际及其内在规律。
第二，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全面理解和把握历史文献学的理论体系。历史文献学不仅包括历史文献形式学而且还包括历史文献内容学，是二者有机统一起来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因此，历史文献学不仅要研究历史文献的产生、保存、传播与利用，而且还要研究人们的历史文献思想、理论和方法。我们对历史文献的评价标准和分类原则不应该拘泥于外在形式，而应着重于其实际的社会主体内容。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够“按照阐明历史过程这一或那一方面的内容”对历史文献进行科学评价，从而“充分揭示史料内容以及把全部现存史料按各别时期进行划分”，建立“联系到社会关系发展的史料科学分类”。这就突破了传统历史文献学重形式轻内容的窠臼，为发展历史文献学提供崭新思路。
第三，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历史文献学的理论方法与实际的历史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历史文献本身并不等同于历史真相，它本身不会说话，只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定地走从认识历史文献到认识历史实际的科学研究之路，历史文献的价值才能够被发掘出来，历史真相才有可能被揭示出来，历史规律才有可能被找到。这就要求我们筑牢历史文献学基础。否则，“有一些学术工作者不甚了解传统的历史资料整理及其成果的重要性，在数字化的‘茫茫大海’中，并未建立起来扎实的、系统的历史资料整理的理念和能力，而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处于从搜索资料到连缀成文的状态，这就缺少了一个从认识历史资料到认识历史的艰苦过程。”这就导致许多历史研究成果往往经不起检验。
在当今大数据时代，历史文献学亟待守正创新、与时俱进。正如有学者敏锐指出：“来自大数据资源的材料，因其量大和庞杂，在发掘、整理和运用时，还需要花更大力气来做考证和辨析。”例如，通过library genesis网站免费下载的大量pdf格式的电子版书籍，若限于条件未经核对原书就在历史研究中加以引用，就有可能出现误引误用等学术规范问题。这是因为有些书籍的电子版与纸版在文字内容、版权信息甚至书籍页码等方面并不一致。更值得注意的是，数据化文献的检索功能在减轻史学工作者文献阅读负担的同时，也可能使人未通读和理解全文就贸然引用，从而出现断章取义，甚至误解、曲解文献等错误。另外，不同的电子终端设备、阅读软件往往显示的内容和页码有所不同。至于伪造的电子文献，在网络上比比皆是。因此，只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加快建设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文献学，并进行大量的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实践，我们才能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准确地理解和运用历史文献，我们的历史研究成果才能经得起检验，我们的历史学才能得到繁荣和发展。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2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