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英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是英国人认识中国的一个转折点。使团成员在使华过程中搜集、记录了各种关于中国的资料,随后出版了相关的游记、报告和画册,将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利益放置在话语语境中心,使用互文、图像和数据等话语策略,构建了一个基本真实但又凸显英国立场的中国形象。在科技进步、工业发达的英国形象观照之下,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是等级制度森严、司法僵化严苛、科技停滞落后、民风淳朴愚昧的"落后东方文明"典型形象。著述中的中国形象描绘出自诩为优势民族看待想象中的落后民族的优越感,为后续的中英关系埋下了不可逆转的伏笔。

　　1792-1793年期间英国马戛尔尼访华事件在中英两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史上意义重大，被誉为是“世上最强大的国家”和“天下惟一的文明国家”1之间的正面接触和外交较量。对这次的访华活动，英国政府非常重视，任命马戛尔尼伯爵(Earl 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 )为正使、斯当东爵士( 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为副使兼使团秘书。使团成员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汇集了各种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吉兰博士(Dr.Gillan)、机械师丁威迪 (James Dinwiddie)、总管巴罗 (John Barrow)、画师亚历山大 (William Alexander)和随团见习童子小斯当东等及船员等800多人。使团奉英王之命出使中国寻求更大的中国市场，了解中国以探索更广阔的世界2。这些使团成员在使华过程中搜集了各种关于中国的资料，回国后出版了相关的游记、报告和画册3,以他们各自的视角描绘了他们眼中的中国，“对英国社会认识中国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4。

　　这些著作中的中国形象，是否沿袭了17-18世纪中叶前英国盛行的“中国热”中的美好形象，还是因实地考察、真实记录而出现中国形象的逆转?对此，学界看法不一。部分学者认为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及著作导致了“中国神话”的幻灭，是英人认识中国的一个转折点5;叶向阳则认为“《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启蒙时代欧洲仰慕中国的延续”6。对于如何评价中国，马戛尔尼曾说：“以我们欧洲人的准则来判断中国，没有比这更能使人犯错误的了。”7他的话表面上体现了客观公平的态度，但著作中实际用了什么(评判)准则判断中国、用了何种(话语)策略向欧洲人展现了一个怎样的中国形象呢?这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马戛尔尼使团全部著述构成了一个独特而统一的话语空间。一方面，他们以日记的形式描述了旅华行程中的所见所闻；另一方面，他们又以画笔刻画出当时中国的人物风俗和生活现象。两者交互映照、立体对话，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且风格鲜明的话语体系。关于话语，福柯认为，令其感兴趣的是某人在某时刻说了某事，他努力说明的不是意义，而是因某事在某时刻被说出所拥有的功能8。话语要拥有这种功能，不仅要遵循语言学上的语法规则，同时也受到社会其他非语言因素(比如话语社团)的制约。这些起着制约作用的社会非语言因素与社会语境密不可分。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一种行为方式”9,不仅反映或再现了社会现实，揭示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的潜在联系，也受到社会制度等的制约，揭示出话语机构依靠话语实践来实现社会控制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达到话语的建构功能。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费尔克劳夫把符号纳入社会实践所需的生产资料之中，即人们可以通过文字、图像等来生产话语10,多模态的话语方式可以让人们多角度、多层次地了解社会实践的表象与实质，从而得出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除此之外，互文等策略也可被当作话语工具来分析和检验话语秩序是否发生了变化，不同的体裁体现不同的话语意义，代表着不同人或群体的利益和意识形态。11基于以上话语分析的策略和可行性，笔者试图从话语分析的视角，以斯当东、马戛尔尼、巴罗和亚历山大的著作为中心，从互文、图像和数据等方面探讨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眼中的中国形象，分析话语策略与形象构建之间的关系，揭示著作中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及所蕴含的话语意义。

　　一、英使访华的利益驱动者：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

　　普里查德(Pritchard)评价马戛尔尼使团出访中国“是一次转折点，直接指向未来，事态朝着不可避免的战争发展”12。普里查德何以作出如此评价?若从马戛尔尼使团著述的内容来看，获得了关于中国的一手资料，“提供了丰富的情报资源和动力因素，成为英国抉择英中关系的重要依据”13,从这层意义上看，马戛尔尼使华并不是一次失败的行为。显然，普里查德评价此次外交活动另有其他的评价尺度和价值主体。冯平认为：“评价首先需要确定的就是价值主体，即价值关系中的主体。”14只有明确了价值主体，才能确定相对的价值客体，而后才能有评价尺度。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价值主体和客体都是明确而具体的。就马戛尔尼访华事件来说，除了和出使对象的中国形成一定的价值关系外，也和它的派出方和背后的利益集团形成更为鲜明的价值关系。后一类的价值关系是普里查德作出如此评判的主要依据，英国政府和英国国内涉华商业群体15的目标实现与否才是评判的价值尺度。

　　英使访华是18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的必然产物。自诩为“贸易帝国”的英国，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后，迅速成为西方头号强国。英国工业的空前发展势必带来资本积累和对外贸易的要求，对外开拓殖民地和商品市场的行动一直在不间断进行着16。成立于1600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女王支持下的英国商人在亚洲的贸易公司，是英国政府在东亚的海外代表。东印度公司“对亚洲贸易的垄断权，完全是通过国家特许而取得的。而东印度公司又用积累的资本，维护了政府的统治”17。东印度公司一步步推进它的东亚贸易版图，从马来的香料贸易，到印度建立殖民地，再把中国当作商品贸易的主要市场。彼时，中英之间虽然已经通商，但因为清朝自给自足的农业体系和高度集中的皇权制度，清朝对外开放的口岸不多，导致中英双方的贸易不均衡——从中国出口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商品较多，而中国从英国进口的商品较少。而且，中英贸易几十年来摩擦不断，关税和其他税目的征收对渴望获得更多便利贸易条件的英商来说非常不利。据统计，“1834年4月以前，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在华贸易的主体”18,英国散商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英国政府和作为中英贸易主体的东印度公司希望改变贸易现状，试图打破贸易藩篱。但18世纪50年代以后，清朝政府为了巩固统治，改变了以往温和的对外政策，采取较强硬的限关政策。此间发生的“宁波事件”和“洪仁辉事件”19是英商和清政府贸易冲突交涉的典型例子。要改变清政府的态度，打开中国市场，英国政府派遣使者势在必行。

　　在中英交流史的舞台上，英国第一次正式派遣使节来华是在1787年(清乾隆五十二年)。凯思卡特(Cathcart)使团就是“由东印度公司、散商和私商共同推动，由英国政府最终加以支持而出现的”试图借助外交手段扩大中国市场的第一次尝试。20但因途中使节病逝，英国首次正式访华尝试夭折了，这让英国出使中国的计划一度中断。时隔五年后，马戛尔尼在俄国、加勒比地区以及印度的出色表现21让他接续了带领使团访华的使命。马戛尔尼使团的准备工作展开后，使团的目标也很明确，包括“一般使命和特殊使命”22。一般使命即要尽一切可能搜集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社会和哲学等领域的情报，了解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纠正中国人对英国人的偏见，给中国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以便扩大贸易，通过外交手段去达成中英之间的交往。而特殊使命，则在英政府和东印度公司下达给马戛尔尼使团的任务明确列出23。对照来自英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双重任务24,可简要概括为创造一切条件(开放新口岸、广州派驻大使、开拓市场和割让土地等),为中英贸易保驾护航。归根到底，一切的中心就是贸易，马戛尔尼使华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东印度公司以及其他利益集团进一步打开中英贸易大门。

　　在使团访华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秘书处的詹姆斯· 科布(James Cobb)就写了《关于中国和过去赴华使团的简况》(Sketches Respecting China and the Embassy Sent Thither),介绍欧洲使团访华的经验，论证了英使出访中国的可行性25。航行途中，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马戛尔尼使团沿途补给食物，并负责与中国的信息沟通，将使团出访北京的消息传达至清政府。在出访中国的过程中，处处都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在26。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使团出访所需的经费都是由东印度公司资助的，1792年9月8日百灵和柏吉斯在给马戛尔尼的训令中一开始就写道：“因君此行之成功，关系于东印度公司之利益甚大，而使团之费用亦由公司负担，吾人为公司计，欲将所见敬陈于阁下。”26

　　英国政府扮演的角色是将此次的访华提高到国与国交往的层面，便于东印度公司和其他经济利益主体进行海外市场和殖民地的开拓。因此，东印度公司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价值主体。站在东印度公司的角度，根据当初给使团下达的任务去评判这次访华事件，可以很好地理解普里查德为何将这一外交事件定位为“是一次转折点”,再加上后来阿美士德使团的失败，严重损害了东印度公司以及整个英国的利益，为鸦片战争的爆发提供了历史依据和借口。

　　关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背后操控者的探索，对我们理解马戛尔尼使团著作的背景和意图意义重大。将马戛尔尼使团的著述放置在以英国和东印度公司为机构语境的中心，考察话语生成的历史语境，去探讨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在形成话语的过程中使用的策略，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下的中国形象构建，廓出一个更为清晰的中国在英形象。

　　二、语篇互文与中国形象构建

　　在马戛尔尼访华之前，英国获得的中国印象往往出自欧洲大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的描述、早期《马可波罗游记》《曼德维尔游记》《鄂多立克游记》等游记作品以及18世纪初耶稣会士们的中国境遇。在这些描述中，对中国文化的赞美是主旋律，特别是在17世纪，中国在英国是受到尊崇的27,18世纪初耶稣会士们对中国的描述也是褒奖有加28。而综观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的游记、画报和报告，除了个别成员在字里行间体现出了傲慢和偏见外，所构建的中国形象确实比较贴近清政府统治下的现实。实地考察后的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对中国的记录和描述尽量保持所见原貌。这种话语里体现的中国形象“并不全是作家们(形象制造者)不着边际 (当然是出于自身目的)的文化想象”。29

　　这种客观真实的描述是带有立场的，而且带有一定的目的性。这种立场，是东印度公司的立场，是英国政府的立场。除了商业目的，掌握中国的情报资源也是该使团访华的重要目标之一。使团的文字记载，是为认识真实的中国而服务的。这种一致的立场和目的性，体现在马戛尔尼使团的著作中是非常明显的互文性，不同语篇相互印证、相互建构。

　　克里斯蒂娃1986年提出了“互文性”,认为“任何预判都是由隐喻镶嵌而成的，任何语篇都是对另一种语篇的吸收和转化” 。30在此基础上，索莱尔斯又将互文性重新定义为：“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31这种语篇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在表现相似主题或共同目标时尤其明显。马戛尔尼使团成员为了完成同一个任务而记录的语篇，先后出版，其互文性体现在目的的一致性和语篇的复读性。

　　首先，使团成员著作出版的前言或声明形成了显性的互文关系。马戛尔尼在他日记开头坦诚，因为语言不通，只能跟中国上等人物打交道，即使旅行了中国的广大地区，但也会“误解人意”“难免会犯错误”,但是，他接着又强调书中记录的是“所报道的实情。它将主要是我现场所见所闻的结果，哪怕不完整，而不是我从书上读到或在欧洲听到的” 。32表明了虽然他记录的所见所闻可能会有缺陷，但有别于两种渠道得来的中国形象：文字经验和道听途说。在他日记的结论部分，他还写道：“在我出使中国前，我熟读了我能够理解的各种语言记录该国的书……但一当我到达黄海，我就开始另一种研究这个题目的方式，不再读别人的报道，我转向原著本身，尽力熟读和思考。”32同时，安德逊在《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的初版序言也反复提到他的写作态度，即“忠实”,“本书的主要部分是……所有经历的忠实记录”, “这一本访问录是……尽了我最大努力和深切的观察，忠实地写下来的”,表明“我全部的期望是由于叙事的忠实而获得读者的赞许”。33在再版序言中他再次强调“保持本书的风格不改”,目的是让公众“关于一个为世界上其他各国很少知道的国家的知识有所增进”,从而“满足对充满着新颖事物的访华使团的好奇” 。33巴罗在《中国行纪》的声明中同样说明了该书是“作者完全基于自己的观察，自己作出的公平结论”34。这些序言和声明，表明作者们都有意说明著作是自身以客观视角对于中国的真实记录，目的是让英国公众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这个目的和英国政府及东印度公司所赋予使团的一般使命是相符的，即“要尽一切可能搜集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社会和哲学等领域内的情报”35。

　　其次，这些著述的作者们相互复制或引述了彼此的材料或观点，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一目了然。出使中国是整个使团的共同行为，使团成员各尽其职，充当不同的外交角色，关于中国的所见所闻都是使团成员作为一个整体共同经历的，是一种集体的记忆，也有意在文本中寻求文本的相互照应和态度的印证。据张顺洪的整理36,关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出版物当时是先后陆续出现的。37先后出版的著作也为材料来源和观点的一致性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便利。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前言谈到了该著作的材料来源：“主要取材于英王陛下派往谒见中国皇帝全权特使、巴茨骑士、马戛尔尼伯爵阁下，使节团的指挥官伊拉斯马斯·高尔爵士及使节团中各部分的其他先生们的个人文件。”38这种材料的互通性在其他成员的著述中也显而易见。马戛尔尼从北京前往热河拜见乾隆皇帝并为之祝寿的这段经历，在不同的著述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描述或转载。马戛尔尼只是和部分随同人员来到热河，巴罗先生等被留在北京另有安排，但巴罗的《中国行纪》中仍有关于马戛尔尼勋爵关于热河园林的描述以及关于大使谒见乾隆的记载。另外，关于大使在谒见皇帝时的礼节冲突，马戛尔尼、斯当东和安德逊在各自的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回避事实真相的一些策略，记录中不仅有意改短了英使等候乾隆接见的时间，还重点叙述了通过大使们的努力协商，用单膝下跪的方式表达了对中国皇帝的敬意、同时又不损英王尊严的细节。叙述的角度和口吻偏向于英国一方，面对礼节交涉后清朝政府妥协，其得意之情见于笔端。但历史的真相是否如此?我们在小斯当东的日记手稿里，看到了他写了又划掉的“把头低到地上(down to the ground)”以及“描写的礼仪是按照诏书上进行的，除了叩头，都是按照官方礼制一成不变的规定进行的”39这样的字样。同为见证者和参与者，马戛尔尼这些官方叙述者们的口吻却相当的一致，故意淡化了中国礼节让他们感受到的耻辱，转而用文本的互文策略维护了英国政府的形象，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清政府固守礼节的迂腐形象。

　　可见，马戛尔尼这些官方叙述者们虽然有意避免了先在的中国印象对他们的影响，也在著述前言中标榜的那样“真实”记录关于中国的一切，但这种实地考察的经验与以往得到的中国形象还是会置换成“‘文学’与‘现实’的撞击与重塑问题”40。对关于中国所见所闻的具体描写确实反驳了之前传教士们书本中的一些印象，但根本在于他们是以英国和东印度公司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在关于中国资源的情报上力求真实，而在中英关系的描述上，则采取了互文策略，有意优化了英国的国家形象，强化了中国固守繁文缛节、落后守旧的形象。

　　三、图像刻画与中国形象构建

　　除了大量的文字记载，马戛尔尼使团还留下了宝贵的图像资料，共同构成了记录中国的珍贵史料。在人数众多的庞大使团成员中，除了外交官、翻译、机械师、医生、科学家等，还有官方正式画家托马斯·希基( Thomas Hickey, 1741—1824) 与他的助手威廉·亚历山大。在出使的过程中，希基留下的画作不多，而他年轻的助手亚历山大则完成了关于中国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象的大量速写，共计3000多张，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展出过相关的版画作品，也先后正式出版了关于中国题材的两本画册41,为英国乃至欧洲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直观而形象的重要窗口。

　　图像，跳脱于艺术和绘画的框架，是一种了解历史思想的重要资料42。作为一种具象性的语言符号，图像(如彩陶纹饰、洞穴壁画等)在文字出现之前，就已经作为一种信息传递的方式在人类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初兴起的法国叙事学就已把图像作为叙述的媒介或材料纳入叙事研究中，如法国学者罗兰·巴特(Roland Bart)所言：“叙事承载物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是固定的或活动的画面、手势；以及所有这些材料的有机混合；叙事遍布于神话、传说、寓言、民间故事、小说、史诗、历史、悲剧、正剧、喜剧、哑剧、绘画、彩绘玻璃窗、电影、连环画、社会杂闻、会话。”43图像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语言……就效果而言，图像符号试图和物体一样令人信服……向我们的感官呈现不容置疑的景象”44,是一种“在场”的言说45。图像此时并不是文字的附庸，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或建构策略，致力于表达文字文献中无法呈现的意思和含义。马戛尔尼使团以图像的形式形象地传达了使团成员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亚历山大画笔下的中国并非是一个“乾隆盛世”的繁华景象。相反，他用图像加文字说明的方式构建了一个多层面、多角度的彩色中国形象，传递了因文化差异带来的视觉冲击对他的思想震撼。亚历山大关于中国题材的画作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人物、景观、宗教、艺术、军事、服饰、民俗和事件的描述。从功能上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关政治军事方面的形象，具有一定的情报信息作用；另一类则是有关中国社会风情的画作，表现民众和文化习俗及风土人情。”46

　　在政治军事方面，亚历山大除了给乾隆和其他官员画像外，将关注点放在了清朝的士兵和武器上。全副武装的士兵、穿着常服的士兵、手持火绳枪的舟山士兵以及步兵和骑兵等都出现在他的画板上，与这些画作相配的解说词中，他发表了“士兵服装臃肿，不利于行动” “中国军队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令人敬畏，他们很软弱，也不像西方士兵那么有勇气”以及“中国军队纪律松弛，优势仅仅体现在数量上，这完全不能弥补军事战术和勇气的缺失……令人震惊的是，尽管已有手艺精湛的匠人做出了与西方相媲美的毛瑟枪，但中国政府仍在使用这种笨重的武器”47等言论。另外，他并未亲眼所见，通过亨利·帕里什中尉口头描述，对长城、碉楼等军事设施进行了栩栩如生的图绘，让图说置换了言说，将“不在场”的聆听者跨越时空成为“在场的”观看者。但这种依照想象绘制的图像，难免会带入自身的偏见与对异域文明的预设，直接强化了他眼中的中国形象描述。他精湛的绘画技艺以及对军事情报的敏感性让他把这些军事信息以最直观的方式传递给英国政府和英国民众，以图像加文字解说的方式展示了一个外强中干、不堪一击的中国军队和中国政府形象。

　　而在关于中国社会风情的画作中，庙宇与和尚、桥梁与建筑、船只和纤夫、妇人与孩子、农民与商贩、马车与车夫、戏剧与伶人等都是他图绘的对象。这些具体的人像、物像通过他的画笔再现了当时清政府统治下的人民的生活景象和精神状态。在亚历山大的笔下，乾隆皇帝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健康并精力充沛”48,作息规律，而且勤奋，看起来并不像实际年龄那样老。其他的画作基本上也如实地反映和再现了当时的人和物，但他的配图文字却附加了他对笔下的人、事和物的态度和思想。视觉图像除了传递审美信息之外，更重要的是表述蕴含的语义信息。他的画作除了这些视觉的美感外，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在文字解说词的补充下，有了其他的“图外之意”。在名为“中国妇人和她的儿子”的图中，“裹脚后，女性便不能自由地活动自己的肢体。这种行为不应该被效仿”47的解说词表明了作者对中国女性裹小脚的否定态度。而在名为“武生”的图解中，亚历山大写道：“中国戏剧的突出特点是喧闹的音乐和夸张的表演……我们宁可建议读者去读一下马戛尔尼勋爵、斯当东爵士和巴罗先生对这个话题所提供的奇特而有趣的描述。”48一句话道出了亚历山大等人对中国戏剧不以为然的态度。此时，图像在文本的补充和印证下，赋予了图像审美意义之外的信息，立体地构建了一个亚历山大眼中的贫穷而落后的中国国家形象。

　　同时，图像作为一种话语策略，有目的地插入可以让文本的意义更加凸显。与单一的文本模式相比，在塑造形象，帮助读者思维塑造、强化、扩展和提升文本意义方面，视觉图像更加灵活。作为一种在场言说，亚历山大的速写和水彩画作为插图大量用在马戛尔尼使团其他成员的日记或回忆录，以及关于该使团著作的评述中，如巴罗的《中国旅行记》、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和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等，以佐证他们文字中的中国形象。在众多的符号元素中，文本语篇作为传统的话语策略，在激发读者的想象力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在帮助读者准确把握一个与本国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国家形象时，图像功不可没。在亚历山大之前，欧洲社会也曾有过关于中国题材的画作49,因未深入了解中国，主要呈现零星而不系统、主观想象居多的特点。在这些画作中，中国形象是加入了想象元素的、“变形”的中国。令人称奇的是英国著名讽刺画家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 1756-1815)在1792年9月14日出版了《在北京朝廷接见外交使团》,画中使者单膝跪地，向中国皇帝行礼，中国皇帝则是一脸傲慢和不屑。此时，距离马戛尔尼使团出发的时间尚有一个月，画家就凭借他的想象，“预告”了一年之后的会面场景。可见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并不需要亲身经历或者亲自体验，已经存在一定的“历史认知”,即18世纪欧洲对中国的印象和态度。尽管亚历山大的写实绘画并未完全改变中国在英国的形象，但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的形象具象化、物质化，而不是停留在以往的“历史认知”上。为此，亚历山大首次在英国写实地、详尽地用图像描绘中国的风土人情，特写镜头似的人物描写以及准确的细节表现让他关于中国的作品具有如此强烈的视觉效果和重要历史意义，“使欧洲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好地了解了中国”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