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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构建
作者:赵超 来源:《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 时间:2021-05-25

  摘要:运用关键词研究方法分析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文本,发现所使用的“中华民族”话语包含“国家”“国民”和“民族”三重语义。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主要在“国家”语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话语,集中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外部他者的语境中使用,以“中华民族独立”“中华民族解放”为核心话语,侧重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面向,表达实现国家独立的目标。“国民”语义的中华民族话语凸显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对国民的人格侮辱和歧视,话语构建的核心目的是唤醒国民的爱国意识。“民族”语义上使用“中华民族”的次数不多,主要在国内民族关系的语境下使用,使用者主要是恽代英和李大钊,侧重阐述中华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不同语境和语义下形成的中华民族话语,构成了具有特定内涵和结构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国家;国民;民族; 

  无论是作为党和国家奋斗目标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是作为当下民族工作主线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中重要的核心概念。围绕“中华民族”这个核心概念,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在这个话语体系之下包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精神等子话语。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生成过程。在建党一百年之际,本文运用计算机辅助的关键词分析方法,着眼于分析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生成过程,并剖析不同语境下中华民族话语构建的目的和策略,以期为新时代构建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适应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提供历史借鉴。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02年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一词以来,它逐渐成为中国人身份认同的符号和称谓,也是推动近代中国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关键概念,无疑是理解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把关键钥匙。然而,学术界、社会大众围绕中华民族的名与实、内涵与外延、结构与功能、历史与现实等问题的争论持续不断。实际上,这些争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当下的争论是历史争论的延续和变体。围绕中华民族之所以产生如此多的争论和探讨,一方面是由东西方两套不同话语体系对接过程的张力所导致;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华民族并非纯粹的学术概念,还是与现实政治及社会关系紧密的政治概念,在这个概念之上形成的话语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各主体理论视角的差异和使用目的的差别是造成分歧乃至冲突的根源。遗憾的是,学界从政治话语的角度来研究中华民族的成果虽有一些,1但不多见,留下的研究空间和前景广阔。 

  不妨抛开争论,尝试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寻找可能的答案,总结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理解中华民族概念,以及如何围绕中华民族这个关键概念构建话语体系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第二年就开始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但其内涵难以确定。高翠莲发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里“中华民族”有时指政治上的含义,等同于“国家”;有时偏向于国民,等同于“中国民族”;有时与少数民族并列。2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中,中华民族既可以用在国内民族关系、民族-国家关系、国民-国家关系,也可以用在国际关系上,可见中华民族概念的多义性和复杂性。那么,中国共产党不同语境下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是什么,话语之间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这些子话语是如何构成话语体系的?这些问题尤其值得研究。 

  二、“国家、国民与民族”的三重语义下的“中华民族”词语研究 

  在语言学家的视野中,话语用来指称一组表达观念的符号体系,话语是主体间沟通交流的言语行为,包括言说者、听说者、语境、语言符号、目的等要素。福柯(Michel Foucault)则认为话语是一组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陈述所组成的一个体系。3不管怎么界定话语,话语的形成离不开核心概念,概念按照一定的表达方式形成判断和推理就是话语。多个子话语按照特定的逻辑构成话语体系。本文借鉴金观涛和刘青峰在观念史研究中提出的关键词分析方法。他们主张在建立专业数据库的基础上,将表达某一观念的一切关键词找出来,再通过关键词的意义统计分析来揭示概念的起源和演变。4观念史研究与本文的话语研究有所区别,但并不影响这一方法的适用性。因为,中华民族话语可以理解为是以“中华民族”这个关键词为中心扩展而成的种种表述。 

  使用这一研究方法的具体思路在于:一是将收集的资料数字化处理后通过计算机软件建立一个小型的数据库,并对文献进行分类;二是以“中华民族”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将关键词所在的句子按照年份进行归类;三是以句子为中心分析和统计“中华民族”的语义,对语义进行类型划分;四是跳出以句子为中心的视野,结合段落、语篇、事件、人物等宏观语境,对话语进行深入的分析和阐释。当然,关键词分析只是整个研究的辅助部分,并不能构成研究的核心内容,还需要结合传统的历史分析法。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生成与演变是多种因素推动的结果,需要分析其与特定历史事件、人物等因素的关系,挖掘出话语体系构建的目的和规律。 

  对于历史议题的研究而言,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无疑是决定研究质量和信度的关键因素。本文一方面通过报刊数据库(如中国共产党期刊数据库、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爱如生数据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等)大量收集中国共产党报刊相关文献;另一方面,大量收集整理中共中央的文献汇编、地区党史资料、领导人文献、文艺作品等文献的电子版(主要以PDF文件为主),并对这些资料进行数字化可检索处理。 

  运用关键词分析方法,通过Nvivo软件的检索功能以“中华民族”为关键词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8册)按年度进行检索,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词频统计 

  从图1可以看出,1922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但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到1931年都没有使用。从词频统计的结果来看,1928年无疑是一个重要拐点,即1921年至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构建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与国民党合作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提出“对外实行中华民族的独立”的口号,中共二大也提出“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的目标。加上国民革命最主要的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作为表达整体的国家身份常用的一个词,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语境中出现较多也就不难理解。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土地革命,处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之中,阶级矛盾更为突出。在阶级斗争为主的背景下,阶级身份处于优先地位,而中华民族话语式微也不难理解。为行文方便,本文将1921年至1927年这一时段称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 

  为了准确理解不同语境下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中“中华民族”的语义,以出现“中华民族”一词的例句为中心进行意义解析,可以发现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话语包含国家、国民与民族三重语义。比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5其中的中华民族独立指的是国家独立;谢觉哉在《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一文提出“帝国主义者对付我们中华民族,只有机关枪、毒烟炮,同对付黑人、马来人一样,绝谈不到什么人道”,6其中的中华民族指的是全体国民;恽代英在《论三民主义》一文提出“我们不是仅为汉族的利益而革命,是为全体中华民族的利益而革命”,7其中的中华民族指的是民族共同体。 

  通过对不同语义例句的统计,发现早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家”语义下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的次数最多,主要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语境出现;“国民”语义主要与“侮辱”“人格”等词共现,同样也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语境中使用;“民族”语义主要在“台湾人”“汉族”等国内民族关系语境出现。基于此,我们主张从“国家、国民与民族”的三重语义来理解不同语境下的中华民族话语。当然,国家、国民与民族的三重语义划分只是为了更深入揭示中华民族话语的丰富内涵,实际上这三重语义是紧密相连难以分割的,在许多情况下同时兼具两个或多个语义。中国共产党在不同语境和不同语义下形成的种种关于中华民族的陈述,就构成了具有特定内涵和结构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 

  三、实现国家独立:“国家”语义的“中华民族”话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国家独立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承担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对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认知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早期以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为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中共二大宣言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之一。从整个宣言的宏观语境和句子的微观语境来分析,中华民族是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对的概念,相当于“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实质上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完成国家建构的问题,即对外推翻帝国主义侵略、对内推翻封建军阀,建立独立自主国家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在表达影响国家独立的因素和实现国家独立的策略时,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核心话语来使用。 

  (一)阻碍国家独立: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话语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一些知识分子和革命人士以为只要中国内部革命成功,列强侵略是可以遏制的,他们设定的革命目标对内而不直接对外,甚至认为“公理胜于强权”,8幻想依靠外力来实现国家独立。与之不同的是,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就指出帝国主义的外部侵略和军阀的内部压迫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也是人民受苦的根源。中共二大明确提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创刊,第1期《本报宣言——〈向导〉发刊词》将军阀内乱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视为中国不能统一与和平的两大原因,无疑抓住了中国社会问题的实质。在论述国际帝国主义外患时两次使用了中华民族的话语:“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因此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民族自卫计,势不得起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9话语中的“中华民族”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对,含义与国家相同,以“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中华民族为被压迫民族”说明了中国要争取国家独立的原因。 

  1.帝国主义压迫中华民族的话语构建。 

  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由帝国主义造成,在强有力的外力推动下中国被迫卷入陌生的民族国家体系,并且面临分崩离析的政治风险。1922年10月4日,蔡和森在叙述中德俄联盟的外交政策时,指出中国与其他被压迫民族一样陷入帝国主义宰割的困境中,“帝国主义的英、美、法、日……就是最忌中华民族脱离他们的羁勒而独立”。10话语中的“中华民族”含义等同于中国,中华民族独立实际上指的是国家独立。 

  1923年3月,旅顺和大连租期届满后,中国政府提出收回的要求被日本拒绝,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收回旅顺、大连与否认“二十一条”的运动,但有一部分国人幻想帝国主义帮助收回。针对这种幻想,向警予批评:“英美法……都与日本是一鼻孔出气的,无不是宰割弱小民族的老法家,也无一不是宰割我中华民族的老主顾,希望他们的同情帮助是不可能的。”11此处的“中华民族”与英、美、法、日等国家相对,等同于弱小民族,而弱小民族与弱小国家含义接近。1923年12月20日,邓中夏针对外国军舰干涉粤海关事件发表言论:“中国到现在,国家还不够统一,政治还不能就轨,人民还不能安乐,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拜食列强之所赐呀!”12邓中夏将国家不能独立归因于列强,话语中的“中华民族”与“中国”“国家”含义相同。1924年8月5日,邓恩铭提出:“想到这里,我们应该明白,非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我们中华民族得不到独立自由,及在国际上的平等。”13邓恩铭将不平等条约视为中华民族不能独立的重要原因。 

  在重大涉外事件中,“中华民族”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有力话语,“中华民族受帝国主义蹂躏”“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等话语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中被普遍使用。1925年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潮,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总工会、上海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上海工团联合会等团体纷纷发表通电,认为此次事件“实为中华民族全体之存亡问题”。同年6月23日,同样也是为声援五卅运动,广州各界20多万人在东校场举行市民大会,集会民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可见,“中华民族”一词已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常用的政治话语。 

  2.封建军阀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话语构建。 

  中国共产党认为阻碍国家独立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封建军阀,因而通过“出卖中华民族利益”“背叛中华民族利益”“给中华民族造成危险”等话语揭示军阀与国家的负面关系。1922年11月2日,蔡和森批驳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北伐计划将民主革命最好的形势扑灭,成为民主革命最可怕最反动的叛徒,“只要他的广东王做得成,谋杀党魁,推翻革命,消灭中华民族一切独立平等自由的根本运动,联结强援,私通英帝国主义而为其爪牙,都是他所做得出的……这样背叛民主革命和全中华民族利益的叛徒”,14在文章中首次出现“背叛中华民族利益的叛徒”的表述,从话语上将陈炯明孤立起来。针对帝国主义为控制中国政治和经济而借款给北京政府这一事件,高君宇在《向导》第8期发文批驳:“我们也要告欢迎新银行团的小资产阶级政派们,你们是以良心为社会伦理标则的,请你们拿良心来审查你们要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大危险罢。”15高君宇先用阶级话语将新银行团陈述为小资产阶级,随后否定其行为,认为其后果即造成中华民族危险。 

  1924年国共合作以后,打倒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席卷全国。1924年5月21日,陈独秀对直系军阀捕杀国民党人员的行为进行猛烈抨击,说直系军阀帮着外人压迫中华民族:“卖国媚外的直系军阀见了眼红……摧残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国民党其罪大。摧残为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国民党,实际上便是帮着外人压迫中华民族。”16此时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所以陈独秀将国民党“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直系军阀“帮着外人压迫中华民族”进行鲜明对比也就不难理解。1925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在反帝运动中工人、学生成为主力军,而军阀不但不能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反而下达戒严令禁止学生和工人开会。1925年8月29日,恽代英在总结各地惨案运动的教训时得出一个结论:“自争地盘的军阀,只顾自己利益,不管国家之存亡,是不可靠的。学者大商人是不可靠的。只有工人,农工,小商人,学生,国民军,国民政府是能替中华民族谋自由平等。”17可见,“出卖中华民族”“制造中华民族危险”等成为批判军阀的重要话语,对于解构军阀的统治合法性和帮助民众正确认知军阀的真实面目,以及推动国家独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实现国家独立:对外联合与对内团结的话语 

  革命首先是要学会区分敌人和朋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非常注重国内外的团结问题,对外主张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尤其积极主张与苏俄联合起来;对内联合学生、工人、国民党、中间派等进行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尽管已提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阶级话语,但并没有立即成为话语体系的核心。因为在国民革命的话语体系中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国共两党之间的阶级矛盾客观存在,但这种矛盾被放到次要的位置。陈独秀在《造国论》中为“国民革命”附上英文翻译“National Revolution”,18此时的国民身份优先于阶级身份。蔡和森更加明确指出,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19国民革命更适合半殖民地阶级联合的需要。在此,我们主要以中华民族话语为基点,分析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家独立所使用的策略。 

  1.中华民族对外联合苏俄等国家的话语构建。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者的影响很深,尤其是1920年前后苏维埃政府宣布放弃沙皇在中国的特权,使许多革命者深刻认识到苏维埃的不同。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也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列宁论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从而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资本主义融合,其中的反对帝国主义主要是一致对外的民族(国家)革命面向,反资本主义更多是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面向,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紧密相连,表述为“民族民主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主张“以俄为师”,模仿苏俄的革命方式实现国家独立也就不足为奇。尤其是中共二大加入共产国际之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对外联合苏俄。实际上,为了实现国家独立,中国共产党对外并不仅仅是主张联合苏俄,同时还主张联合其他被殖民主义者压迫的国家、民族、工人、兵士等。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主要主张联合苏俄。为什么要联合苏俄?高君宇从中俄的地理关系、双方的共同需要、国内外局势等方面进行论述,“我们要看到中俄地理的关系及目前双方共同的需要,我们更要看到俄国与中华民族国际地位及相互发展关系的重要”,他认为中俄两国地理接壤万里,有良好的友谊关系,而且共同面临日本这个敌人,因而具备很好的联合起来的条件;高君宇还举例说明联合苏俄的必要性,“土耳其国民党胜利给我们证明:世上惟有苏俄是被压迫民族的好朋友;中国要脱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只有是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20 

  蔡和森还从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的角度,提出联合苏俄的必要性。蔡和森基于殖民地革命的性质提出中国革命运动只有与世界革命运动汇合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为西方已普遍形成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东方则普遍形成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两种运动的焦点指向推翻国际帝国主义。蔡和森进而提出联合苏俄是重要的先决问题,但国民党不敢与苏俄联合,因而他呼吁:“我们诚恳的希望中山先生们迅速估定革命新方针,朝着国民革命的正轨走去,而且朝着世界革命走去,中国革命才得成功,中华民族才得解放!”21从蔡和森“只有……才”的表述可以看出,他将世界革命、联合苏俄作为中华民族解放(实现国家独立)的必要条件。除了联合苏俄之外,蔡和森还提出联合日本反对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7.9级的关东大地震,造成约10万人的伤亡,还导致了霍乱流行。同月,蔡和森撰文认为日本大灾使国际形势发生重要变化,即日本军事实力大大减弱,苏俄在远东问题上更有发言权,中国的大患只有英美两国。蔡和森据此提醒,“在适当限度内,联合日本以排除盎格鲁萨克逊帝国主义于东亚之外;那时候中华民族才能得到独立与解放”,22从东亚国家合作的视角提出在适当的限度内联合日本。关于为什么要进行国际间的阶级联合,1927年,苏兆征在太平洋劳动会议上的开幕词也进行了说明。他指出:会议迫切要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唤起沿岸各国工人来反对帝国主义,而中国是帝国主义者竞争的焦点,因此需要太平洋沿岸的工人阶级来援助中国国民革命;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故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其利害是分不开的”。23 

  2.对内阶级联合的话语构建。 

  如何实现国家独立的目标,保守主义者倾向于从观念改造、乡村建设、文化复兴等改良的方式入手,往往运用东方化、国粹、保种、保教等话语表达其渐进主义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则不同,强调通过激进的社会运动实现革命目标,重视将观念和行动结合起来。正如陈独秀所说:“像中国这样的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及经济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激进的Revolution, 时间是否容许我们渐近的Evolution呢?”24激进的社会革命不仅需要广泛发动国内的工人、农民、学生、青年等群体,还需要建立广泛的联合战线充实革命力量。 

  苏兆征提出国民革命时期对付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的总策略。“这个策略简单的三句话就是:团结自己实力,联合我们的战线,作持续的奋斗!更详明地说出来就是:团结全国各阶级,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持续的向一切帝国主义进攻。目前尤要坚持罢工,以断绝帝国主义之手足……唯有这个策略,才能根本打倒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25苏兆征提到了团结国内各阶级,但各阶级指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团结并没有明确。1924年8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告工人兵士学生》的通告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的工人罢工需要团结学生和兵士:“沪港等处工人,为中华民族独立与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已经两个多月了。罢工工人不但力争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并且奋斗打破帝国主义者束缚中国的种种条约。”26这份通告指明了工人罢工的一个核心目的是挣脱帝国主义束缚,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在此基础上提出学生应该更加努力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给予工人援助,而兵士们和工人阶级同样也是中国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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