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史研究形成了试图摆脱传统民族—国家话语与突破西方中心话语藩篱的两种重要趋向。全球史研究致力于打破传统民族—国家话语，推动当代史学发生卓有成效的变革，但并未改变全球史话语构建者内在的民族—国家身份及其特定的文化诉求。除英、美、德、法等主要发达国家外，当前非西方国家的全球史研究和书写，反映了全球史领域突破西方话语藩篱的新趋向，是世界多极化在文化领域的反映。我们所追求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全球史，不仅仅是研究空间上的拓展与历史主体多元化的刻意塑造，而是通过不断发掘人类历史时空内涵的文化积淀构建的新型全球史。它基于全球视野对中华民族发展长河中重大历史问题的重新解读，在致力于突破西方话语藩篱的同时，发掘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世界之所以为世界的历史演进和现实呈现，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探索中国历史之世界意义与世界历史之中国影响的新型世界通史。
关键词：全球史；全球化；民族—国家话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全球史、全球史观在国际史坛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与世界史近乎同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世界史著作，有些已有摆脱“西欧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意识，尝试从全球文明史的视角来研究世界历史，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的出版是全球史作为一个领域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世界史著作，反映出西方学术界打破传统“欧洲中心论”和殖民话语的史学思潮,这一时期兴起的“全球化的历史”被认为是全球史的核心。20世纪90年代，全球史研究依托较为宏大的研究视野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意识，迅速发展。21世纪以来的全球史研究，由于契合了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文化需求，在中国得到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一般认为，全球史研究在中国史学界零星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90年代，受到普遍关注并逐渐形成新的研究领域则是在21世纪。这一时期，西方学术界关于世界史或全球史的各种观点迅速被译介、评析，深刻影响了中国全球史研究的发展。全球史研究的持续深化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形成一股强劲的学术潮流，在拓展当代中国史学的研究深度、克服碎片化研究倾向、推动历史学发生变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总体上讲，虽与世界历史学差不多同时“进入了全球文明史或整体历史（总体史）的时代”，中国全球史研究却存在一个“不断被发现”的过程——从认为中国的世界史不包括中国史、全球史是与世界史根本不同的全新研究理念和编纂方法，到认为中国的世界通史研究也是全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中国学者对全球史研究的新认识。
从整体上看，全球史研究虽然在深化诸如对“西欧中心论”与传统民族—国家话语的批评，围绕全球史与帝国、殖民主义研究的争论，对全球化与本土化等问题的认识上取得了积极进展，但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却是重新检视民族—国家话语之于全球史构建的作用和意义，亦即全球史与民族—国家话语的关系问题。本文即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辨析，探讨当前西方全球史研究中存在的去资本主义化倾向和西方中心论倾向，阐述民族—国家话语在全球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就如何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全球史提出自己的思考。
一、打破传统民族—国家话语的世界历史编撰探索
本文所论全球史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曾经发生的个体、群体、民族、国家、地区之间的横向关系以及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人类社会从分散到整体的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进程。全球化正在把世界联结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整体发展和一体化趋势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20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全球化在使各个国家和地区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也使所有国家、地区及其社会各层面的活动具有了空间上的全球性。事实上，只要是“睁眼看世界”的人都能够明显地感受到跨越地理界限的全球性力量和全球性问题，可以看到正在形成的全球性趋势。人们的世界观、历史观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并清楚地认识到，个体、社会群体、组织，甚至民族—国家均处于联系密切的各种网络中。这些日益发展的全球化因素和不断涌现的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等全球性问题，除了在现实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外，在文化上也要求重新整合历史知识，形成看待历史的新视角、新话语，赋予历史上的全球性力量和全球性联系以新的时代特征和思想内涵。因此，反映这些趋势和潮流的全球史研究日益发展。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史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打破源于西方的传统民族—国家研究范式，关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人群、社会、民族和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力求从人类史的整体视角出发重构世界历史，将研究视野转向欧美发达国家以外的地区，转向跨地区、跨国家，乃至全球的广阔空间。因此，跨国视野成为全球史研究者的重要共识。从全球史研究与编纂层面看，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全球史研究领域产生了一些具有上述鲜明理论特征和自觉探索意识的代表性著作。英国学者巴勒克拉夫1964年出版《当代史导论》，提出了全球史观，并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和《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等著作中作了系统阐释。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1970年出版《全球通史》（迄今已有七个版本），将研究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运动、历史事件及其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上。美国学者杜赞奇1995年出版《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将对民族国家的解构与对“线性史观”的批评相结合，力图发掘被传统民族—国家叙事掩盖的历史。进入21世纪，美国全球史学者帕特里克·曼宁的《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和麦克尼尔父子合著的《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均反映出摆脱以传统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强调跨国联系、跨国纽带和发掘社会空间的强烈意图。作为对全球史观的回应，德国史学界形成一股跨民族史研究热潮，重点关注跨民族的历史空间，强调各种社会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以格布哈特《德意志史手册》为代表的德国通史清晰地反映出从传统的以国家和民族为主要认知视角的世界历史释读取向，向以整体的、跨民族和跨国家为审视视角的全球史取向转移的过程。在法国，年鉴学派已经开始抛弃“历史为民族叙事服务”的观点，帕特里克·布琼主编的《法兰西世界史》更是将“民族国家不能构成充分阐释其自身历史的有效框架”的学术旨趣发挥到了极致。这类全球史著作着力探研世界范围内的交互性“联系”与“互动”，反映了这样一个客观实际，即随着各民族各国各大洲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全球性成为现代世界区别于前现代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与以往基于传统民族—国家话语的历史叙事相比，全球史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研究空间由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地域转变为跨民族—国家、跨地区，乃至全球。在全球史视野下，人们尝试突破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空间地域的世界历史释读框架，将认知重点从逐个考察各民族和各国家的纵向发展历程来认识世界，转向从整体上有重点地呈现跨国家、跨民族乃至跨地区的横向发展联系来重新书写世界。在这样的形势下，全球史被认为是反映过去人类一体化进程的整体性发展存在，而全球史研究的基本理念则是倡导打破传统民族—国家的研究框架，将研究对象放置于更为广阔的相互联系的整体空间中考察，力求在跨国，有时是横跨大陆的空间内，研究涉及不同性质的社会和文化。这是全球史研究区别于以往世界史研究最明显的特征。
二是研究对象由民族—国家转变为从宏大历史主体到微观个体层面的“联系”与“互动”。目前的全球史研究，倡导将研究对象置于互动网络体系中，以互动来理解历史，也就是将“联系”与“互动”看作重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尝试将气候、环境、一切生物和微生物统一纳入人类“生物圈”来考察。这极大丰富和深化了当今世界史的内涵和外延。它研究的大规模移民、物种迁徙、疾病传播、长途贸易、技术转移、帝国扩张、军事战争、文化交流、宗教传播和环境变迁等都是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人们“联系”与“互动”的具体表现形式。这些研究对象既可以是宏观的思想理论，也可以是微观个体的实证考究，但都要求具有全球史观的独特视野。
三是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由注重纵向发展历程的考察转变为突出横向结构层次的挖掘。与以往注重纵向时间维度的世界史研究不同，全球史在空间上并不是要书写涵盖整个世界的历史，而旨在树立一种“全球性语境”的意识，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上更倾向于改变局限于传统民族—国家历史的书写范式，摆脱传统民族—国家范式与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的束缚。全球史，“不是指日益趋同，而是指日益相互依存、世界不同地区之间在不同分析层面上加强相互理解、互动和交流的历史”。在研究方法上，全球史跨越学科领域，既注重把握整体、呼应全局，又注意局部互动、发现联系。从编写形式看，全球史似乎更青睐不同领域的专题史研究，从剑桥中国史系列到哈佛中国史系列无不如此。上述《法兰西世界史》将超过三万年的历史用146个年份串联起来，各章节之间并无任何连续性，被称为用时间编排的“百科全书”词典。再如，德国学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将整个19世纪史不仅分成了包括时间、空间、定居与迁徙等11个层次，还阐述了能源与工业、劳动、网络、等级制度、知识、“文明化”与排异、宗教七个主题。美国学者理查德·W.布利特的《20世纪全球史》在不到50万字的篇幅里更是设置了23个专题。
全球史研究呈现的上述三个特点，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的全球化趋势。然而，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当今世界上的民族、国家并没有因全球性因素的增长、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式微，伴随世界范围内反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它们更加呈现增强和凸显之势。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使国家权力在表面上似乎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却使资本更加依赖强大的民族—国家的推动与支持，近代资本的殖民化扩张是这样，当前世界的多极化发展也是如此。纵观整个人类历史进程，国家的发展脉络依然是清晰可见的：从作为早期人类文明重要标志的国家的产生，到世界历史上帝国的出现，到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快速发展，再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形态的新发展。这表明：只要民族国家存在，它始终会与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密不可分，民族—国家话语也始终是认识世界历史的一把钥匙。因此，深入分析、恰当认识民族—国家话语在当前全球史领域中的种种表现及其在全球史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应为当前全球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民族—国家仍为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当下，书写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的可能性值得怀疑，即便是对于全球史研究来说也是如此。二战后各国历史学家在全球史和后现代主义等史学思潮的影响下，在反对 “欧洲中心论”基础上，纷纷尝试批判或摆脱传统民族—国家的话语叙事，这种将国家历史和人类、自然等全球性的联系、交流与互动结合在一起的新的历史研究类型，确实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共享”全球性变化与发展的印象，除了要共同面对民族叙事在大众历史想象中的主导地位外，还不得不面对全球变暖、难民危机、流行病、战争和恐怖主义等诸多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但很显然，民族—国家话语并没有在全球史研究中消失，相反，全球史研究早已经成为重新书写民族—国家历史的新领域，民族—国家话语体系因之也获得了新的学术生命力。正像入江昭所指出的，民族—国家“仍旧是理解历史一个关键性的解释框架，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的重要性不会降低”。伊格尔斯和王晴佳认为，“尽管像欧盟那样的跨国政府已经创立，民族国家甚至还扩大了自己的功能。”事实是，只要民族—国家继续存在，民族—国家的历史也就将继续在历史编纂中占据广阔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国家无论是从研究范式上看，还是从研究内容上看，远没有退出全球史研究领域，而是与物种、战争、贸易、疾病、灾害、生态、气候、帝国、宗教等视角逐渐融合，形成诸如人口迁徙史、疾病史、灾害史、帝国史、海洋史、跨区域史、气候史、大历史等全球史研究新领域。
从当今全球史研究和撰述实践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全球史研究中的民族立场和国家立场并不比其他历史著作中存在的倾向少。梅根·沃恩认为，国家是当前在新的全球叙事中尚未充分探索的主要领域，当人们寻求超越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时，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仍然至关重要。即使是主张以新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取代民族国家和个体社会的本特利也不得不承认，民族国家和个体社会作为分析单位，依旧是和跨地区、大陆、半球、大洋和全球等框架一样，“能够为许多历史进程的分析提供合适的语境”。美国学者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中充分阐述了国家在全球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看来，国家在推进棉花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在推进自身构建，而恰是因为国家在新一轮的全球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全球棉花帝国比从前更加依赖于强大的民族国家与帝国”，虽然全球史叙事框架把研究对象带出国家史和地方史的局限，但并没有割裂新叙事与国家史和地方史之间的深刻联系，国家和国家行为仍是理解全球化的关键。全球史使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意义变得更加复杂化，全球史的视角没有将民族—国家视为多余和过时，而是通过对全球史的书写来重塑民族—国家的存在形态和历史意义。
这种全球史研究只是将研究对象由传统世界史分析框架下的基本研究单位——民族—国家变成了全球性的“联系”与“互动”，而研究者本身的民族—国家立场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并且这些立场和诉求最终还是要在研究中体现出来。这恰是目前许多全球史研究者或忽视、或有意遮蔽，甚至讳莫如深的地方。今天，一些全球史研究者将大量精力投注于环境、气候、疾病、物种、商贸、文化、移民、宗教等领域，有意无意地剔除和屏蔽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这固然是在纠正“西方中心论”等弊端，但也在不同程度上遮蔽了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国家和地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此类全球史话语不仅掩盖了中心国对边缘国的经济剥削和政治操控，而且也呈现出一种去国家化、去民族化的研究路径，被认为具有“把近代早期的全球交往与欧洲自身资本主义的发展割裂开来，甚至‘去’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脱钩”的倾向。这种全球化中的“去”资本主义化倾向，在过去的20年里，使得人们不愿意谈论资本主义，更倾向于使用强调全球性联系和互动的话语，客观上淡化了这种关系的不平等性质，遮蔽了19世纪以来资本—帝国主义依靠暴力和血腥侵略所建立的全球殖民体系。当备受推崇的“联系”“互动”和“交流”等词汇被频繁用来描述近代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关系的“去资本主义化”时，其中的一个结果便是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人们关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殖民体系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压迫与剥削的认知，遮蔽了全球史中的很多历史主体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一致性。由此，我们不难看到：以“互动”“交流”为主题构建的全球史，始终无法完成打破民族—国家话语的“惊鸿一跳”，相反却在最本质的意义上，自觉不自觉地书写着全球化进程中特定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历史。
二、非西方民族—国家的全球史编撰
正如世界多极化日益成为世界历史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一样，文化多样性也愈发成为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潮流，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重要力量。民族—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性愈益凸显，世界经济发展重回“经济主权”时代，在文化上的独立意识和多样化发展愈发自觉，这在全球史研究方面引发了重要变化。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全球史研究，特别是帝国史研究，仍在对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进行强力阐释和规训重塑，试图在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新秩序下对世界历史进行解构、重构和再包装。比如，新清史学者声称以全球视角来重新探讨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试图构建出清朝的帝国本质及其浓厚的内陆帝国特色，从而得出清朝具有殖民主义特征的结论。新清史学者通过有意提前近代殖民主义产生和扩张的时间、拓展近代殖民主义活动空间，使得殖民主义的暴力、血腥，以及资本扩张所带有的“血和肮脏的东西”，一并成为各个民族，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存在。这样就可以将“帝国”理解成一种在民族和文化多样性条件下保证政治稳定的统治形态，而不仅仅是欧洲殖民者的罪孽，殖民行为也大可看作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种自然现象，是天经地义的了。这种帝国史研究的泛化与前述“去”资本主义化，共同构成了当今西方全球史研究中的两大强势话语。与此同时，国际史学界也显示出越来越多非西方民族—国家学者研究和编写全球史的新尝试，这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西方学者在全球史研究中占主导的局面，推动形成了全球史研究领域多中心、齐流并进的新态势。
全球史的形成，实质是生产力迅速发展基础上各民族普遍交往的结果，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普遍联系，毫无疑问也就成为全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全球史观不应该是以西方文化为唯一核心内容的历史观念，更不应为西方文化所独有，全球史分析并不意味着“必然就会成为帝国主义或者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它是历史认识的一种新方法、新视角，是呈现人类历史的一种历史编纂形式。一部全球史著作表现出怎样的意识形态倾向，关键要看是谁站在怎样的立场上来使用它。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对本土价值的重建已经没有可能通过躲避或排斥经济全球化、现代化的浪潮和趋势来进行，对于各式各样的“中心论”的批判和质疑，不可能通过思想上的“闭关自守”和强调纯而又纯的思想文化来完成，“不应该从所谓原生文化精髓开始，而应始于重建传统形式的地域归属感与‘文明’被重塑的过程”。正如有学者指出：“发展中的落后民族在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时，应该正视现实、积极参与到全球化的大潮中去，争取机会，加速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融入国际社会发展的主流，与整个世界的发展互动。”从这样一种理念、方法出发，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不同的历史思维和历史认识，会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从而使全球史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
众所周知，全球史研究自20世纪中期出现以来一直标榜并致力于反对“欧洲中心论”，摆脱各种地域、种族、国家权力的偏见，书写处于多种文化统一过程之中的整个世界。在一些全球史学者看来，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种族主义和其他富于进攻性的民族中心主义的视角，都不可避免地歪曲其他民族和社会的形象，因而，全球史研究理应跳出将一些历史经历看作完全特殊的、无从比较的并与其他人的历史毫无关系的窠臼，在更大范围的历史语境中理解全人类的经历，即“以不同的视角审视世界，将我们对过去的诠释去中心化”，客观地看待不同观点，“而不是强调这些观点之间的差异是固有的文化差异”，惟其如此，才有机会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和其他民族中心主义历史观。在此，康拉德对全球史研究中实现“去中心化”的途径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一方面要处理好根深蒂固地内植于知识生产学术机构中的“欧洲中心论”与不善交流的本土化范式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处理好各个民族—国家在其撰写的全球史中表现出的主体性与新型中心论之间的界限。在康拉德看来，“全球性”（globality）命题总是直接与利益、立场和权力关系挂钩，受制于知识生产的等级秩序，这也就意味着意识形态性与“全球性”无法彻底分开，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全球史研究的中心和视角上。因而，通过编写所谓“去中心”的全球史是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中立和客观的，其实质也就只能是一种倡导所谓无中心的“西方中心论”。因为，以西方为主导支撑的“全球”一词的话语和概念掩盖了形塑现代世界的社会等级秩序与权力不均，以及深受权力不均与暴力影响的“去政治化”的事实。康拉德进而分析指出，之所以能够造成这种格局并不是这些术语和概念“具有内在的普世特质，它们的主导地位往往得力于强制与压迫，以及对其他概念的排挤”，所以他更强调“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概念创新，以及源自非西方历史研究的新术语的引入”。
学者们开始意识到非西方的视角对于描绘世界历史的可能性，并且纷纷为此作出积极尝试。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学者围绕“如何界定人类历史的统一性”“如何理解文化的多样性”等重要问题“进行持续的对话、交流甚至竞争”，越来越多的“西方外部”国家源源不断地向世界提供不同的方案和智慧。他们“一方面试图找到一条使自己国家实现物质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在尝试在这个过程中寻找一种对现代世界的描述方式”。非西方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兴起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主体性意识觉醒的宏大潮流，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不断对自身历史主体性与旧帝国秩序进行理论性思考与实践，呈现出越来越自觉的全球史意识。在西方学者当中，斯塔夫里阿诺斯较早认识到这股宏大潮流的全球史意义，专门撰写了全球史经典名著《全球分裂》一书来探讨第三世界的兴起。康拉德则从理论上探讨了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研究在全球史领域明确反欧洲中心主义方面所具有的地位和优势。他认为：“‘西方’与其他地区的交互关系、非西方行为体所扮演的角色，会跟南—南关系一样被认真对待。”目前，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的主要有下面几个流派。
一是印度庶民学派。代表人物是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萨义德·阿明（Shalid Amin）等人。该学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通过底层立场、跨学科方法和文本批判性的话语分析，努力构建一种在西方话语和模式之外的，能够展现第三世界历史发展差异性和多样性的非西方历史书写新范式。面对风起云涌的全球史研究浪潮，印度学者提出“再不能不假思索地将欧洲人的概念移植到非西方语境之中”，而是要“重新找回印度自身逻辑的权威，并以此界定印度及其他前殖民地国家的历史”。印度庶民学派对于殖民主义史学的质疑与批判，以及以后殖民主义为研究视角的历史编纂实践，给学界提供了一个构建非西方史学新范式的典范。“底层研究”系列丛书因而得以和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相提并论，被认为不仅对改变西方、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历史思想和写作有着重要意义，对中东和亚洲也有重要意义。有国外学者将类似庶民学派等学术团体看作全球史领域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先驱，更有印度学者直接探讨了庶民学派和全球史的关系。
二是尼日利亚伊巴丹历史学派。伊巴丹学派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其代表人物有著名历史学家肯尼斯·戴克（K. O. Dike）和阿德·阿贾伊（J. F. Ade Ajayi）。该学派主要致力于打破由欧洲史学派生的研究方法和概念框架，侧重本土化的研究方法，构建非洲的本土史学。这类学术思潮对国际学术新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对全球史学研究形态的转变更是难能可贵”，成为全球史研究领域的一支新兴力量。尽管非洲历史研究还存在很多显而易见的局限，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其进步意义在于通过这些学者的努力，使得“欧洲中心论所鼓吹的把非洲视为没有历史的大陆的观点已经寿终正寝”，非洲历史日益成为全球史研究无法忽视的内容。伊巴丹学派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大量学术著作的出版、理论观点上的突破和研究方法上的开拓，与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学派共同成为“非洲史观”的代表性学派。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八卷本《非洲通史》的绝大多数主编来自非洲的中南部，这表明非洲的专业学者在国际学界非洲历史研究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非洲历史的重写”，强调应当脱离“欧洲扩张”框架，树立自身主体性，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已经具有全球史视野的非洲史研究正日益成为新的发展趋向。
三是日本的全球史研究。日本学界的全球史研究体现出日本学者鲜明的民族—国家构建意识，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冈田英弘的《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强调消解传统历史书写中的东西方界限，试图从全球史的视野重新诠释东亚文明。以杉山正明为代表的日本全球史研究者的目的则更为明确，即：“将现有的世界史叙事，悉数作一次拆解，然后再加以重新组合，也是一种解决办法。这在日本若能实现，说不定反倒会出现一个更好的世界史图像，一个由日本发声的世界史。”这个新构建的“世界史”，就是要对以往的“以西欧中心主义的西洋史为主，再加上从中国史出发的东洋史的基本结构”作彻底的改变。很显然，这也就是日本人心中的“全球史”，羽田正将其归纳为“全球史”的日本视角。沟口雄三认为，把世界作为方法来研究中国，这样的世界归根结底只不过是欧洲而已，而以中国为方法研究世界，就是要呈现“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作为构成要素之一的多元世界”，“就是要用这种连同日本一起相对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并通过中国来进一步充实我们对其他世界的多元性的认识。而以世界为目的就是要在被相对化了的多元性的原理之上，创造出更高层次的世界图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讲谈社推出的21卷《兴亡的世界史》，以帝国为锚点，横向连接各个地区，构建出全球历史的四维图景，其中文版首辑已推出九卷，与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合为双璧，基本代表了日本全球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上述各国的全球史探索表明，突破西方话语的束缚正在取得积极进展。值得注意的是，东西方学界仍有不少人看不到这些变化，顽固地坚持西方话语决定论。比如，一些西方学者对能否冲破西方话语藩篱问题讨论的结果是：历史学家们要么成功地，要么颇费周折地将他们的观点移植到西方理论和概念的基础上，虽然跨专业研究领域和学科之间的对话容纳了更多角度，但目前这些社会科学分析类别不可避免的是西方的。具体到中国，尚有一部分学者一方面沉溺于西方话语中自怨自艾、不能自拔，认为“无法跳出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更无法在西方之外建构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另一方面还把非西方国家学者站在自己立场上开展的全球史研究斥之为另外一种“中心论”。这种观点看不到全球史研究的发展变化，不承认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新秩序给文化发展带来的决定性影响，抹杀了全球史研究背后的“主导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物质因素与结构因素”，因此是没有前途的。这些观点事实上已经成为非西方民族—国家的全球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各国兴起的全球史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学者正在尝试摆脱有关世界秩序的西方学说纠葛，即保有西方文明现代化的积极成果与抛弃西方殖民主义的两难处境，试图跳出以西方为主导的传统民族—国家话语，重新书写新的具有全球视野和品格的民族—国家史。这些非西方“历史学家对重新规划和重新定义国别史范式的参量产生了新的兴趣”，形成构建非西方全球史的种种学术探索。全球史研究的这一新趋势，显示出西方话语越来越无法维系其霸权和垄断地位，日渐泯为众多知识构建话语和知识生产中心的一种，包括西方与非西方在内的多中心知识生产格局已经初露端倪。国际学术视野下的全球史研究，固然需要一个国家的学者撰写出尽可能客观、尽可能为各国学者所认可的全球史，更多的可能则是不同国家的全球史成果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在相互激荡中共同促进全球史研究的发展。事实上，这是一种无法阻挡的文化潮流，也是全球史编撰避免陷入“西方中心论”或者去中心化窠臼的唯一可行途径，它本质上是世界多极化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真实写照。从整体上看，全球史研究是在包括西方与非西方不同国家、民族推出的全球史成果不断交流碰撞、激荡扬弃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而单纯所谓“去”中心化的全球史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一种维护既有的“西方中心论”的话语决定论。
文化从来都是在相互借鉴和交流过程中融合发展的，作为“文化中的文化”的历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具体说来，中国全球史研究要独立地对世界历史进行研究和思考，不可能去抵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更不能去被动适应强势文化国家的全球化模式，将自己的头脑让与他人作思想的跑马场，希冀在别人的概念体系中完整地阐释自己的观点，而应该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好地探讨如何平衡拓展中国历史时空内涵与增进中国历史文化认同两者之间的关系，将西方和非西方的历史放到全球史进程中加以叙述和书写，自觉地构建有中国风格和特点的新的世界史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这在某种意义上既能够拓展和丰富中国历史的内涵，又可恰当地对待基于19世纪西欧学术领域框架和价值基准的历史书写范式，以改变“全球史中的大多数话题是由西方历史学家书写的，90％的全球史的重要著作缺乏东方视角”的状况，探索全球化时代更趋真实的世界史图像。这样的全球史研究，应该成为构建当代中国历史学，乃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
三、探索构建中国特色全球史范式
一般而言，通史编撰水平集中体现着一个国家历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全球史编撰反映着一个国家的历史研究对本土化与全球化关系问题的把握，从较高层面上体现出整个国家理性思考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的能力与水平，标志着这个国家和民族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参与水平和融入程度，及其文化在世界学术发展中的话语权。这触及如何恰当处理文化的民族化与现代化、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制定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世界史和全球史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如何将中国通史编纂的优良传统与全球史书写结合，探索一种既能发挥两者所长，又能满足新时代所需的全球史，即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范式，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新课题。
中国特色全球史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学者对全球史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并且将其作为历史研究与书写的重要方法，甚至重要范式加以探讨。它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更加彻底地摒弃“西欧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既不脱离世界史坛的主潮，更不脱离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而是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纳入全球史的广阔背景中去认识和思考，并对其中的重大问题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又要实事求是体现出开放繁荣、共赢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种客观审视全球史研究中的国家、民族立场的观念，其实并不妨碍全球史研究过程中的科学性，相反正是由于在这方面具有清醒的认识和冷静的头脑，才更可能编写出经得起检验的全球史著作。
中国特色全球史应将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引领的历史大变革作为重点。迄今为止的全球史研究，还只是探讨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过程”，这不是全球史的全部内容，而是“仍直接或隐含保留有‘西方中心论’的全球史”，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史。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释的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世界历史理论，以及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全球范围内的“世界性交往”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客观历史来看，这些内容书写了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史的上篇。事实上，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发展、传播；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即苏联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社会主义的历史；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翻天覆地的实践等内容，在目前已有的全球史著作中，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就更不用说系统、客观地阐述了。通常在西方话语的描述中，“马克思被赋予的角色是恐怖和古拉格的先知，而共产主义者被赋予的角色实质上即使不是恐怖和古拉格的先知，也是它们的卫士。”这些现象已成为全球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阻力。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不仅要重新书写以往全球史关注的人类文明互通互联的历史，而且还要关注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演变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模式的合作斗争史等，尤其是应将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引领的历史大变革作为重点，这将构成马克思主义全球史的下篇。
中国特色全球史应该体现中国文化本位和中国立场。对于那种想当然地认为，通过全球史研究来发掘中国历史的空间内涵和多元族群，甚至企图构建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多个主体、多条主线来展现更加“客观真实”的中国历史的观点和做法，我们应该特别慎重。这些观点与做法，尽管在殖民地国家发挥了清除西方价值观念、挖掘自身历史等积极作用，但在中国，可能更多的表现为消弥中国历史上赓续不断的历史文化认同、共同价值理念和共同理想追求等。而这恰是中华民族在当代赖以生存并不断发展的文化基因、精神血脉。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和统一和平的政治理想，是书写中国特色全球史的根本立场。事实上，历史从未远离我们，“每一个国家过去的经验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人们今天的思考和行动方式……中国历史学家仍然能够尽量借助过去来影响他们在未来世界历史中的位置。”从总体上看，中国特色全球史，不仅仅是空间拓展与历史主体多元化的刻意发掘，更是一种基于对中华民族发展长河中重大问题的重新解读而丰富和发展了的历史时间的内涵积淀，发掘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世界之所以为世界的历史演进和现实呈现，进而构建起中华民族记忆中的全球史。这才是当代中国史学应有的胸怀和气度，也可看作具有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全球史研究的新目标和新追求。
中国特色全球史应该承继中国世界史的优秀史学遗产。在西方学者眼中，全球史与世界史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二者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不同的是，中国的“世界史”与西方的“全球史”是两个内涵和外延“颇为不同”、两者“应该而且也必须区分开来”等认识却是根深蒂固的。类似的观点，尽管在当前依旧大有市场，但已然有了很大改观。前有梁启超在20世纪初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历史的尝试，后有王国维、陈垣、陈寅恪、向达、齐思和、傅斯年对“塞外之史、殊族之文”，尤其是西域的探研。吴于廑将世界通史界定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阐述”，而全球史理论与这一理论“正好属于同一理论层次”，都具有世界通史编纂方法论性质。还有学者指出，全球史研究强调的对跨文化互动的研究与吴于廑的世界史体系构想中关于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思想相吻合。齐世荣也认为，世界通史编纂、世界通史体系研究是一门专门的学问，而全球史教材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国的世界通史重合。这些认识从不同角度表明，中国的全球史研究和教学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对全球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的意义和价值。20世纪50年代以来，雷海宗、周谷城、吴于廑等老一辈学者对宏观世界史的探索和理论思考，以及近年来得到重视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1991—1994年出版的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被认为是中国运用“全球史观”撰写世界通史的代表性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世界历史》反映了我国世界通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实践了全球史编纂的旨趣”：既展现全球化是一个具有几千年行程的由分散走向统合的渐进性历史进程，又“凸显了整部《世界历史》的全球史特色”。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中国史学界在全球史研究领域形成了吴于廑提出的整体世界史观、罗荣渠构建的现代化史观、彭树智和马克垚开拓的文明史研究三种研究路径，“是中国全球史理论与方法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成果”。这些认识标志着中国的全球史研究的新进展、新趋势，同时也表明在进一步发扬中国世界历史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史学遗产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中国学者关于全球史研究的总结和辨析更应成为编撰中国特色全球史的理论出发点。
中国特色全球史研究的现实需求是认清中国在全球化新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要以中华文明的原创力和影响力为着眼点和出发点，探索中国史的世界历史意义，以及世界历史的中国阐述。如果说以往的全球史研究更多地着眼于中国融入世界进程的话，那么今后的全球史研究很有可能会更加自觉地探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中国。有学者指出，“一带一路”正在开创全球化3.0版本，它“将打破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所造就出的既有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签署落地等多边主义举措大大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大推动重塑新型全球化新格局。这从事实上印证了关于全球化是世界上几乎全部民族—国家共同参与的重大历史发展进程、“有一些重要的推动力来自其他地区，尤其是东亚”的观点。具有中国特点的全球史研究，事实上就是要构建充分反映这种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科技进步必然趋势的全球化研究。
中国特色全球史要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等“大历史观”指导下，深入阐述当代中国面临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具有中国五千多年历史发展的纵向眼光，深入阐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底蕴和现实基础；又具有全球联系的横向视野，充分展现在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发展长河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合作与斗争，充分展现人类历史波澜壮阔的文明历程，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在充分辨析全球史研究与书写的实质、在充分吸收西方和非西方全球史研究的优秀成果基础上，中国学者应该认真总结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特别是深入发掘中国历史编纂的“通史家风”和通史精神，书写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全球史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