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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民族历史书写视域下的拜占庭研究
作者:庞国庆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5期 时间:2021-11-01

  提要:近现代希腊拜占庭研究的孕育、兴起和发展,见证了希腊自1821年独立以来民族历史书写范式的探索和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19世纪上半叶,新兴的希腊国家为了构建民族认同,采用“复兴”古希腊的民族历史书写范式,丑化拜占庭帝国形象,这一范式虽然孕育了希腊拜占庭研究的萌芽,但叙事逻辑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并未得到大众的接纳。19世纪下半叶,拜占庭研究的兴起,解决了“复兴”范式下希腊历史书写的断裂问题,拜占庭时期成为希腊民族历史的中古阶段,由此确立了“延续”的历史书写范式。20世纪前30年,希腊学者对拜占庭时期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以完善民族历史的书写,塑造源于中古的民族自豪感,实现了民族历史书写和拜占庭研究共同繁盛的局面。

  关键词:希腊;民族认同;历史书写;拜占庭研究

  民族认同与民族历史书写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欧洲诸多国家上下求索的重大政治课题。1821年,希腊在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近四百年后,爆发独立战争,最终建立了“希腊”这个单一民族的近代国家。对于这个新兴的国家而言,如何塑造民族认同、汇聚民族凝聚力,成为数代人亟待解决的问题。书写一部唤醒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的民族历史,无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最终,在希腊的民族历史书写中,希腊成为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在上古和中古时期均创造了灿烂文明、对西欧和东欧文化发展均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古国。希腊由于在欧洲文明史上兼具时空上的二元特性,成为欧洲备受瞩目的国家之一。

  在希腊独立战争迎来200周年纪念日之际,希腊的民族性、民族认同和民族历史书写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其中,希腊“多元”的民族特征成为近几年研究成果的焦点议题。2019年,英国著名希腊现代史专家比顿探讨了自18世纪初以来希腊的群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进程,他认为希腊的现代性与西欧社会紧密相连。在19世纪20年代欧洲从古老的“帝国模式”走向现代的“民族国家模式”时,希腊是先驱者,并在整个近现代历史时期,通过与其他欧洲国家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希腊始终是欧洲现代性的一部分;但同时,希腊并非一直与“西方的”价值观、传统、政治模式相一致,希腊还是“东方”正教的重要中心。2020年,希腊国家社会研究中心的两位学者迪米基斯和斯特拉杜达吉,称希腊的这种民族特征“矛盾而不失统一”。

  这些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2009年以来希腊与西欧主导的欧洲秩序在应对希腊债务危机时矛盾迭出现象的思考。而要理解希腊的“多元”民族特征,就必须回到希腊探索如何进行本民族历史书写的问题上。回溯历史,这是希腊国家在1821—1930年的首要任务之一。在此期间,希腊致力于塑造民族认同、书写民族记忆、建立民族自豪感。国内学者对此已有一定的研究,主要成果集中在阐释1830年之前希腊知识分子利用古典文化构建民族认同的努力。而对于拜占庭研究在希腊构建民族认同的过程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国内学界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和讨论。笔者认为,在希腊探索民族历史书写的道路上,拜占庭研究者扮演了更为核心的角色。在希腊,拜占庭研究不仅是一门社会科学,同时也是民族历史书写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希腊的拜占庭研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重要区别。本文将考察、梳理拜占庭研究在希腊萌芽、兴起和发展的过程,探讨希腊民族历史书写范式的转变和完善,从而更好地理解现代希腊的民族主义发展及其民族特征。

  一、“复兴”范式下民族历史书写的困境与拜占庭研究的萌芽

  1821年,希腊爆发独立战争。在战火中诞生的希腊国家,迫切需要构建自身的民族认同,于是在民族历史的书写中选择了“复兴”古希腊的范式。具体而言,“复兴”范式指的是19世纪上半叶出版的绝大多数历史作品认为,希腊的独立终结于公元前338年的凯洛尼亚(Chaeronea)战役,希腊城邦陷落于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公元前359—前336年在位)之手;此后,希腊的历史是一部漫长的遭受外族入侵的历史,希腊人先后处于马其顿人、罗马人(包括拜占庭人)和土耳其人的统治下,直到1821年希腊再度获得独立,实现民族的政治复兴。

  在“复兴”范式下,与近现代希腊存在民族记忆关联的是古希腊的历史,民族复兴与古希腊密切相关。新兴的希腊国家通过一系列政府行为构建出认同古希腊的情境。首先,1822年1月,希腊临时政府在召集的第一次国会中,有意识地恢复了“Hellas”这个古代称呼,用其指称国家的名字,与之对应,用“Hellenes”指称新国家的民众。其次,与古希腊政治相关的元素和符号不断得到再现,以唤起民众对古希腊历史的认同感。例如,古希腊的钱币德拉克马(drachma)在1833年被重新使用,成为欧元之前希腊一直使用的法定货币;1834年12月13日,鉴于雅典在古希腊和欧洲文明源头中的重要地位,它被正式定为希腊的首都。与此同时,学界力图将古希腊的面貌重新呈现在近现代希腊人的生活中,以证明新兴的希腊国家与光荣的古典希腊之间的联系。源于此,希腊考古学得到重大发展。希腊在1833年成立考古局,不久后,雅典考古协会和《考古学报》(Archaeological Journal)在1837年问世。此外,“新古典式”建筑在整个希腊境内蓬勃发展起来,19世纪希腊新建的公共建筑几乎都被设计成古典样式。

  在独立后初期,希腊国家选择“复兴”古希腊的历史书写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欧知识精英对希腊历史整体认知的影响。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发展,古希腊在欧洲精英阶层中获得高度认可,古希腊成为崇尚自由、民主政治的象征,古希腊文明也被视为欧洲文明的共同起源。法国大革命对西欧世界的政治体系产生巨大冲击,一方面使得有关“民族”和“现代性”的概念扩散到欧洲各地,另一方面也使得古希腊这个民主制度的摇篮得到更多认可和支持。至19世纪30年代,欧洲的现代性和古典希腊历史之间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由于这种“亲希腊主义”(Philhellenism),欧洲诸多国家和个人成为希腊独立的支持力量。一个典型的例证是英国著名诗人拜伦(G. Byron,1788—1824年),他不仅通过诗作颂扬希腊,而且亲自投身于希腊独立战争,为之奋斗,最终病逝在希腊。

  在“复兴”范式指导下的希腊民族历史书写中,“古希腊”是构建希腊民族认同的唯一旗帜,与之相比,被视为“入侵者”的拜占庭帝国,其形象遭到希腊文人的普遍诟病和丑化。1841年,希腊考古协会主席内鲁罗斯(Ι. Ρ.图片,1778—1849年)在协会年度会议上便直言,“与拜占庭历史相关的几乎都是漫长的蒙昧行为和臭名昭著的暴力……它是希腊人极度痛苦和悲惨的屈辱史。”雅典大学古典文献学教授库玛努底斯(Στ.图片,1818—1899年)同样认为“拜占庭帝国充满着专制教条,民众缺少政治意识或处于沉睡状态。”“现代希腊历史之父”帕帕里勾布鲁斯(1815—1891年)在其早期作品中,也对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持否定态度,他在1843年出版的《关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某些斯拉夫部族定居的问题》中,将拜占庭时期描述为“最黑暗、最愚昧的时代”,他无法理解这样一个帝国“为何存活如此长久”。在这种理念主导下的19世纪上半叶,拜占庭时期的建筑遭到部分损害,特别是当它们影响到古代希腊遗址的发掘时更是如此。希腊独立初期,知识分子的“反拜占庭”观点同样具有其思想渊源。我们看到,在启蒙运动时期,以孟德斯鸠、伏尔泰和爱德华·吉本为代表的西欧文人,已经形成了对以基督教思想为主导的中古时期的负面评价,拜占庭帝国“专制”和“迷信”的批判观点在欧洲产生深远影响。

  由此可见,在独立战争之后,希腊知识分子为了构建民族认同,在历史书写中遵循的是复兴古希腊的一元模式。这种范式更多源自西欧世界宣扬古希腊优秀传统的理念,但由此塑造的希腊民族认同并不成功,在多方面都面临挑战。

  首先,反对“亲希腊主义”的学者,试图从根基上推翻希腊的“复兴”范式。1830年,德国历史学家法尔梅拉耶(1790—1861年)出版专著《中世纪伯罗奔尼撒半岛史》,认为在经历了中古时期日耳曼民族大迁徙和斯拉夫人入侵的两次大冲击后,希腊人种已经消失了。他在书的开篇直言:“希腊种族已经从欧洲被彻底除根。……希腊种族曾经存世的证据,只有在希腊本土那些不朽的作品和诸多历史遗迹中才能找到。……当今希腊人的血管中,已经没有一滴纯正的希腊血液。”在这种学说体系下,“复兴”范式失去了逻辑基础:既然古希腊的种族、文化都在连续的外族入侵中不复存在,那么何来“复兴”一说?基于此,希腊国家的民族认同受到严峻挑战。法尔梅拉耶的这部作品成为希腊知识分子书写本民族历史时始终无法绕开的问题。

  其次,“复兴”范式并没有在大众层面实现民族认同。对于希腊民众而言,历史是一个含糊的概念,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是教会赋予的基督徒身份,他们的生老病死主要与教堂建立联系。因此,在追溯历史时,他们会首先联系到使基督教走向权力中心、成为国教的拜占庭帝国。对于大多数希腊人而言,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仍然是“那座城市”(图片),单纯强调对古希腊的复兴和构建在希腊民众中只能得到非常有限的认同。拜伦的好友、英国政治家约翰·霍布豪斯(John Cam Hobhouse,1786—1869年)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他指出:“那些热爱回顾历史的人,会从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I,306—337年在位)这位希腊人的皇帝算起。他们的所有希望都致力于以基督徒,特别是东正教徒的名义,重建拜占庭王国;我相信他们从未试图建立以古代共和为模板的独立政府。”和拜伦一样,约翰·霍布豪斯也是希腊独立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他称颂拜伦前往希腊支援独立战争的行为是“光荣的壮举”。在1823年4月29日写给拜伦的一封信中,他表示:“我坚信,我们可以为希腊人民做些事情。”因此,约翰·霍布豪斯对希腊局势非常关注和了解,他对“复兴”范式获得有限民族认同的客观评价,反映了当时希腊社会的真实情况。与古希腊历史相比,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更好地代表了大众层面的民族记忆。

  最后,“复兴”的历史书写范式难以自洽,其叙事逻辑中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复兴”范式在构建民族认同时,选择以语言作为民族认同的核心,并将语言作为确立希腊身份的主要因素。1823年制定的革命宪法中规定,希腊人除了包括希腊境内的土著居民之外,还包括“来自海外的人,前提是他们的母语为希腊语”。源于此,希腊官方大力整顿希腊语的使用,力推与古典希腊语相近的“纯正希腊语”(图片)书面语,并将国内许多地名由之前的土耳其语、斯拉夫语等更改为希腊语名称。另一方面,“复兴”范式人为地割裂了希腊近代与古代之间的联系,将中间的两千多年视为“外族”主导的历史,但事实上,在此期间,希腊语的使用并未出现断裂,希腊语始终是当地的通用语言。“纯正希腊语”也不过是古典希腊语与通俗希腊语的一种折中形式。此外,在中古拜占庭时期,以希腊语为基础的古希腊式教育模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古希腊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得以延续。例如,拜占庭晚期的著名诗人塞奥多利·梅多希提斯(Theodore Metochites,约1270—1332年)便直呼:“我们是古希腊这个民族和语言的继承者。”可以说,“复兴”范式强调希腊历史在中古时期出现的断裂,却无法阐释语言等文化元素在拜占庭时期的延续性。

  由此可见,希腊独立初期在撰写本民族历史中采用的“复兴”范式,迎合了源自西欧的文化思潮,却背离了希腊自身的发展历史。在“复兴”范式下,新兴的希腊国家的民族认同是分裂的:一方面是古希腊时期的光辉历史;另一方面是两千多年来被占领的屈辱历史,特别是拜占庭帝国的神权政治和奥斯曼帝国的异教统治。一个民族,跨越两千多年的漫长断档而实现复兴,似乎无法形成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是19世纪上半叶希腊知识精英在进行本民族历史书写时面临的困境。为了应对这一困境,一些希腊史学家转而探求希腊民族历史的统一性,而他们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便是,现代希腊是如何从上古希腊走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便是将拜占庭历史纳入希腊民族史的叙述范畴,希腊的拜占庭研究由此得以在“复兴”范式的困境中萌芽。

  二、拜占庭研究的兴起与民族历史书写“延续”范式的确立

  除了“复兴”范式的困境,还有两大因素推动了希腊民族历史书写的转向和拜占庭研究的兴起。其一,这一时期欧洲盛行的浪漫主义思潮为历史研究和现代历史书写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浪漫主义高度重视民族史研究,而中古是大多数欧洲民族形成的时代,因此,浪漫主义将中古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是欧洲诸多国家寻找民族之根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各国为了研究本民族的历史,而去研究与之直接相关的、拜占庭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时期和拉丁帝国统治时期等,使得拜占庭研究在欧洲学界迅速发展起来。希腊的拜占庭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的兴起,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

  其二,从19世纪40年代起,希腊政府的关注重点从西欧转向东方。在君士坦丁堡等拜占庭帝国的固有领土上,依然居住着大量讲希腊语的东正教徒。这些仍然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人,也开始被视为希腊国民。在1844年1月的国会演讲中,希腊政治家克莱提斯(I.图片,1773—1847年)对他的“祖国”作出一段著名的界定:“希腊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而成为欧洲的中心。在它的右侧是东方,在它的左侧是西方。它注定要通过自身的衰落来启蒙西方,通过自身的再生来启蒙东方。……希腊人指的是那些信仰基督教、以希腊语为母语的人。”在这段表述中,希腊不仅是欧洲的中心,而且在“再生”之后更加着眼于对东方的影响,它强调“希腊人”这一概念及其所涉领域的延伸。希腊“伟大理想”(图片,亦称“大希腊主义”)正是基于这一演说而逐渐成型,并成为1922年之前主导希腊对外政策的基本政治理念。而希腊政界将东方纳入本国政治框架之中,其合理性、合法性都需要追溯到拜占庭帝国的统治权,由此也就不得不关注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政界的认可和支持下,希腊民族历史的书写逐渐从复兴古希腊光辉的范式,走向希腊历史从古代经过中古拜占庭历史延续至近现代的新范式。

  由此,希腊的拜占庭研究从一开始就承担着塑造希腊民族历史统一性的重任。这一研究目标始于学者扎贝里乌斯(1815—1881年),他致力于利用拜占庭研究确立“希腊主义”(Hellenism)的历史统一性,因此,被称为“希腊主义历史统一性的工程师和开创者”。他认为,希腊在1821年以前的历史是希腊民族国家形成的必经之路,而拜占庭时期则是希腊民族历史延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一个模糊的、未被开发的时代,一个连接着过去与现代自由阶段的时代”。

  为了塑造希腊主义的历史统一性,扎贝里乌斯借鉴欧洲其他历史学家的思想,特别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乔治·芬利(1799—1875年)和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J. G. Droysen,1808—1884年)。芬利在其经典作品《罗马人统治下的希腊》中,开创性地提出希腊人有能力同化入侵者,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民族构成之中:“希腊人的品质使得他们拥有对马其顿族群的完全优势,最终将其同化成为自己民族的组成部分。”在罗马人统治时期,“希腊人早在(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前很久,就已经改变了罗马人的官僚体制;希腊人虽然被迫接纳罗马人的法律和司法形式,但东部帝国的统治实际上已经由希腊元素主导,并按照希腊传统得到塑造。”由此,被希腊主义同化的马其顿人和罗马人的历史便可以被纳入希腊的民族历史之中。德罗伊森则是在1836—1843年出版的成名之作《希腊化史》(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中首次提出“希腊化”概念,并探讨了亚历山大帝国及其后继者时期的“希腊主义”。他的学生们将这一概念解读为“希腊种族”的文化。扎贝里乌斯延续芬利和德罗伊森的思路,强调“希腊主义”经历了古代、中古和现代三个历史时期,拜占庭时期相当于希腊主义的中古阶段,在这一时期,希腊主义不仅得到保存,而且其强大的同化能力将外族入侵者变成了本民族历史的一部分。他认为:“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是中古的后裔……我们无法摆脱那些将我们与中古拜占庭相连接的东方特征。”

  基于此,要研究中古希腊主义,就必须研究拜占庭历史。围绕这一主题,扎贝里乌斯主要完成了两部作品。第一部是1852年出版的《希腊民歌:兼论中古希腊主义的历史》。扎贝里乌斯在意大利求学后,访问欧洲诸多图书馆,研究手抄本和语言学方面的档案。对语言学的研究奠定了他探究希腊民族统一性的基础。在这部作品中,扎贝里乌斯通过保存在民间口语传统中的民歌,发现现代民歌与希腊古代的民歌高度一致,从这一角度论证了希腊主义的延续性。从篇幅来看,这部作品仅有160页直接介绍希腊民歌,却有595页在论述希腊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其研究重点是将现代希腊主义的根基回溯至中古拜占庭时期,从而论证希腊主义的历史统一性。在探讨中古希腊主义时,扎贝里乌斯认为其受众是信仰东正教的拜占庭民众,包括希腊种族、斯拉夫东正教徒在内,由此,东正教也被他纳入希腊主义的范畴。

  扎贝里乌斯延续这一思路,于1857年在雅典出版《拜占庭研究:关于现代希腊民族性的起源(8至10世纪)》一书。在这部作品中,扎贝里乌斯坚持将拜占庭时期置于希腊—罗马延续性的核心位置。他借用“三位一体”的概念来描述拜占庭帝国的基本特征,认为它的语言和学识是希腊的,信仰是基督教的,帝国管理体系是罗马的;罗马性处于最底层,基督教居中,而语言则是最重要的;他强调,正是通过语言的作用,希腊主义在拜占庭帝国内才得以不断强化。换言之,由于希腊主义、基督教和罗马性三大传统统一于希腊民众之中,现代希腊“民族性的复兴”得以实现。

  扎贝里乌斯书写希腊历史的新思路、新理论在希腊文化史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对于被传统主流论调定性为“愚昧和野蛮时代”的拜占庭帝国,希腊学术界第一次出现了不同的理解视角:拜占庭时期不再被视为希腊文化发展的断裂期和希腊历史的中断期,而是在蛮族入侵中保存希腊民族性和文化的重要阶段。

  扎贝里乌斯的贡献主要在于对中古希腊主义的研究,而真正将希腊历史塑造为统一性民族历史的则是上文提到的“现代希腊历史之父”君士坦丁·帕帕里勾布鲁斯。帕帕里勾布鲁斯出生在君士坦丁堡,先后求学于希腊、法国和德国,从1851年起担任雅典大学的教授。如前所述,他在早期的作品中深受爱德华·吉本的影响,对拜占庭帝国持否定态度。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帕帕里勾布鲁斯开始探索希腊民族历史的统一性。1845年,他出版《法国人列维体系下的通史纲要》,公开呼吁重视希腊的中古历史,认为现代希腊人不应该只关注他们的“祖父”——古希腊人,却忽视了“父亲”——中古希腊人,后者成功地将“罗马人从君士坦丁堡的皇座上赶走”,成为拜占庭帝国新的统治者。换言之,他认为在某一时期,拜占庭帝国变成了希腊人的帝国。当然,这时他还没有明确将中古希腊人等同于拜占庭人。1846年,帕帕里勾布鲁斯发表文章《希腊人民重生史介绍》,呼吁学界书写统一、连贯的希腊民族历史,不过他也阐释了从历史哲学角度去解读历史事件的困难。

  扎贝里乌斯对中古希腊主义的研究和出版,解决了帕帕里勾布鲁斯的难题,成为后者书写统一性希腊民族历史的根基。帕帕里勾布鲁斯由此创作了著名的《希腊民族史》(图片)。在希腊民族历史的书写上,他的突破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他从希腊主义发展出希腊“民族”,将“希腊民族”界定为“所有将希腊语视作母语的民众”。其二,他以中古希腊为核心,发展出整个希腊民族的历史,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上古、中古和现代。他强调,希腊民族的历史是希腊从古代经由中古,延续到现代的统一历史,“连接我们与古希腊人的桥梁是我们说的语言、生活的空间、拥有的传统、培养的情感、起的名字;在经历了中古时期之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拥有共同的信仰、政体、政治诉求,以及共同的先祖。”

  其三,他改变了希腊学界传统上对拜占庭帝国的负面认知,将其塑造为希腊民族自豪感的又一来源。拜占庭历史不再是“外邦历史”,帕帕里勾布鲁斯称之为“我们的中古帝国”“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皇帝”和“我们的中古先祖”。他指出,得益于拜占庭帝国,“我们(希腊民族)存活下来,延续了宗教和语言,获得了重生”;“希腊主义不仅在中古时期得以保存,而且在很长时间内又再次强大起来”。他还从欧洲文明发展的角度,阐述了拜占庭帝国抵御阿拉伯人、塞尔柱突厥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向西扩张的伟大功绩。帕帕里勾布鲁斯塑造拜占庭帝国伟大形象的经典例证,是他对毁坏圣像运动的研究。毁坏圣像运动是拜占庭帝国在八九世纪围绕基督徒是否应该崇拜圣像而发生的宗教争端,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分裂和动乱。帕帕里勾布鲁斯将其塑造为拜占庭帝国的宗教改革。在他的笔下,毁坏圣像派被视为自由主义者、人文主义者,他们打击教士,捍卫世俗希腊文化和教育,倡导理性的经济改革。毁坏圣像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其影响却一直存在于拜占庭帝国中。帕帕里勾布鲁斯认为,拜占庭帝国的这场宗教改革为后来西欧的宗教改革树立了榜样;基于此,吉本对拜占庭帝国的批判难以成立,因为通过毁坏圣像运动这场宗教改革,可以看到拜占庭帝国既不缺少进取精神,也没有丧失自行革新的能力。

  帕帕里勾布鲁斯的《希腊民族史》第一次书写了统一的希腊历史,它被誉为19世纪希腊文化领域最伟大的成就。其续写者卡罗里迪斯(Π.图片,1849—1930年)称其为“不朽的财富”。在《希腊民族史》的影响下,希腊民族历史书写中的“延续”范式得以确立,成为此后希腊历史教材的基本准则。在这一书写范式下,希腊民族在古希腊、马其顿、古罗马、拜占庭时期创造了灿烂的成就,并在奥斯曼土耳其人近四百年的统治中保持着民族性和文化传承,最终进入现代。在此后出版的希腊通史作品中,这种民族历史的延续性始终成为叙事的核心脉络。例如,希腊著名民族史学家、拜占庭历史学者拉布罗斯(Σπ.图片,1851—1919年)在1886—1908年出版的《希腊史》中,开篇就强调了亚历山大大帝对希腊民族的重要贡献,称其为希腊人的“统帅”。他指出,希腊文化在亚历山大的推动下传播到东方,这有助于基督教的传播,也使罗马帝国得以保持完整性,使希腊民族的历史得以延续。然后,他开始论述古希腊和拜占庭时期的历史,在写到拜占庭历史的尾声时,拉布罗斯指出:“希腊民族并没有逝去。近四百年的奴役无法掩盖故土的美好,无法遏制希腊人的宗教、语言及其对自由的热爱……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希腊民族获得了新生,建立了新的国家。”通过这些文字,我们能够读出,“延续”范式已经取代了“复兴”范式。

  三、希腊民族历史书写的深化与拜占庭研究的发展

  在希腊民族历史书写由“复兴”范式转向“延续”范式的变化中,拜占庭研究是关键所在。正是由于拜占庭历史构成了连接上古希腊和现代希腊的中古时期,希腊的民族历史才具备了统一性。在新范式的推动下,拜占庭历史成为希腊民族历史书写中的新核心和关键点。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对拜占庭历史的叙述成为希腊民族历史中最详细、最重要的部分。例如,在帕帕里勾布鲁斯的《希腊民族史》中,拜占庭历史大约占据3/5的篇幅。拉布罗斯的《希腊史》实际上是希腊民族史的上古和中古部分,全书共六卷,其中拜占庭历史占据了约四卷的篇幅。

  民族历史书写范式的变化也重塑了希腊精英阶层对拜占庭历史的态度和认知:拜占庭不再是腐朽和黑暗的,而是伟大且重要的。在该理念的影响下,希腊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进一步强调拜占庭帝国的正面形象。例如,希腊著名文人、后来成为第一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维凯拉斯(Δ.图片,1835—1908年),在1874年出版的《论拜占庭》(图片, Williams and Norgate)中,直言应该恢复拜占庭帝国的声望。

  基于这两点原因,希腊的民族历史书写与拜占庭研究,从“延续”范式确立时起便形成了互助互利的关系,二者从20世纪初期开始处于共同发展的态势。与此同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希腊所处的国际局势,进一步推动了民族历史书写与拜占庭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

  具体而言,当时希腊与保加利亚为争夺北马其顿所有权、与土耳其为争夺爱琴海诸岛而不断发生冲突。在与保加利亚的纠纷中,保加利亚在拜占庭时期遭到“希腊民族”沉重打击的史事得到希腊媒体的大肆宣扬。1903年出版的一份社论称,“根据拜占庭历史学家的描述,那个民族(即保加利亚)羞辱、憎恨上帝,他们本性难移,直到我们的时代依然如此。”1911年出版的一本写给儿童的故事书《“保加利亚屠夫”的时代》,描述了拜占庭皇帝瓦西里二世(Basil II,976—1025年在位)远征保加利亚的伟大事迹。在这一时期,绰号为“保加利亚屠夫”的瓦西里二世被塑造成史诗英雄。另外,在“伟大理想”成为希腊国家的主要政治理念后,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矛盾不断得到渲染,希腊政界、媒体时常在讲话和报道中提到应该重新夺回君士坦丁堡,恢复“希腊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上建立起领土更加广阔的希腊国家。希腊与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在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在历史书写中都被追溯到拜占庭帝国时期。

  在这种基调之下,研究拜占庭历史便是研究希腊民族中古时期的历史。相较于古希腊在欧洲的知名度和认可度,拜占庭帝国更需要得到希腊学界全面、深入的研究,以便完善其民族历史,宣扬希腊民族在中古时期的伟大形象。以此为目标,希腊的拜占庭研究开始蓬勃发展。一系列教育和研究机构应运而生。在高校教育领域,1912年雅典大学开设拜占庭艺术和考古课程;1924和1926年,雅典大学和塞萨洛尼基大学先后开设拜占庭历史课程。在研究机构方面,1918年拜占庭研究协会成立,协会规章明确阐述了拜占庭研究与希腊民族认知之间的关系:“协会的目标是加强拜占庭和中古时期的整体研究,普及对于拜占庭和中古历史、文化的认知,激发民众对于千年希腊帝国的兴趣。”该协会自1924年开始出版专业学术刊物《拜占庭研究协会年鉴》,在创刊号中再次明确拜占庭研究之于希腊民族历史书写的重要意义:“希腊学者的学术职责是致力研究、宣讲拜占庭的历史、艺术和文化,不仅要推动艺术和学术发展,而且要将其作为桥梁,将古希腊的宝贵遗产传承给现代人,用语言和宗教将古代和现代连接,让绝大部分希腊人对拜占庭世界获得更全面的认识,这是拜占庭研究协会的首要目的。”该宣言表明了希腊拜占庭研究者肩负的双重责任:一是书写关于拜占庭帝国全面而深刻的历史;二是以拜占庭研究为纽带,书写希腊民族通史。

  换言之,希腊史学界基本达成一种共识:拜占庭研究应以希腊民族历史书写为导向,通过深化拜占庭研究来提升本民族历史写作的广度和深度,证明希腊民族历史的延续性及其在中古时期的伟大、辉煌。这一明确目标体现在以下三个具体的研究领域中。

  这一时期,希腊学者首先注重对拜占庭教会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教会史料是拜占庭帝国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东正教文化在现代希腊民众与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它是中古希腊对于欧洲文明(特别是在斯拉夫世界)作出的重大贡献,使得希腊确立了在基督教世界中相对更高的地位,因此,教会历史也成为希腊民族历史书写中的核心要素之一。早在19世纪中期,拉里斯(Γ.图片,1804—1883年)和波特里斯(Μ.图片,1810—1863年)就已编纂出版六卷本的《教会法规集》,包含东正教教规、大公会议决议、地方宗教会议决议、圣使徒和教父的作品等,奠定了现代学界关于东正教教会法研究的基石。19世纪晚期,希腊著名小说家帕帕迪亚曼提斯(图片,1851—1911年)创作《贫穷的圣徒》《两个怪物》等作品,探讨东正教会与现代希腊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文学作品迅速引起希腊民众的热烈讨论,大众表现出对教会文化的认可和需求。伴随着东正教在希腊国家意识形态中重要性的日益增强,东正教会相关史料的整理及研究成为拜占庭学界的研究热点。仅在《拜占庭研究协会年鉴》创刊号中,与东正教相关的文章就超过1/3,涉及梅黛奥拉(图片)、阿索斯圣山(图片)这两大东正教圣地,以及圣徒、修道院手抄本,罗马教宗与拜占庭皇帝的关系等重要问题。

  其次,该时期希腊学者重视研究拜占庭时期的语言。阿纳诺斯托布鲁斯(1884—1936年)在《现代希腊方言学导论:现代希腊方言的起源》一文中追溯了现代希腊方言的源头和发展,认为它起源于中古初期,但对现代希腊方言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13世纪之后的一系列历史进程。彼时拜占庭帝国中央政府解体,首都的影响力日益削弱,在此期间,大量外来词汇进入希腊语,最终形成了“现代希腊通用语”。希腊民歌中反映的语言现象也得到进一步研究。古古莱斯(1881—1956年)是该领域研究的杰出代表,他通过收集、分析拜占庭后期的民歌,探究12世纪拜占庭人与现代希腊民众的相似性,描述“我们中古先祖”的日常生活。学者们对希腊语言的研究,就其根本目标而言,仍是服务于统一性民族历史的书写。用古古莱斯自己的话说,这种研究方法的指向是“对现代希腊主义的历史渊源进行精准研究和利用……以便更好地呈现中古希腊人的历史和心理”。

  最后,该时期希腊学者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是拜占庭时期的地理学。地理学涉及民族历史疆域的研究,对民族历史书写同样重要。对希腊祖先生活空间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现代希腊确定国家疆域提供了合法性来源。正如拉布罗斯在《希腊史》中开篇所言:“在希腊历史上,希腊曾经扩展到伊庇鲁斯、色雷斯、马其顿和小亚细亚。事实上,不只是这些地方,可以说哪里居住着希腊人,哪里传播着希腊文化,哪里就是希腊。”中古希腊地理研究领域最著名的学者是阿曼图斯(1874—1960年),他注重考据现代希腊地名的来源,运用词源学和地名学的方法进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他的研究也因此被称为“语言地理学”。通过对地名的考证,阿曼图斯致力于梳理希腊主义在中古时期的存在空间,进而论证希腊主义广阔的影响范围,包括地中海沿岸、希腊山区、民间的修道院、爱琴海地区人口众多的城市,以及整个东方。例如,在《多德卡尼斯群岛》一文中,阿曼图斯梳理了该地名的含义从拜占庭时期至20世纪初期的变化,指出该地名指代的区域从提洛岛(Delos)周围的群岛逐渐演变为北斯波拉迪斯群岛(图片)。作者的考证旨在说明:现代希腊的诸多地名在拜占庭时期已然存在,它们长久保存于大众的口语中,并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由此,希腊主义的延续性得以体现。这种研究方法贯穿于阿曼图斯的整个研究中。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对教会史料的编纂分析,还是对语言地理学的研究,新时期希腊的拜占庭研究主要致力于深入探讨希腊中古时期的历史与文化,论证希腊民族在中古时期的伟大和希腊民族整体历史的连贯。例如,阿曼图斯在《小亚细亚中古时期的希腊主义》一书中,在分析了希腊主义在小亚细亚的延续性历史后,明确阐述了希腊民族在中古时期的伟大贡献:“数百年间,希腊主义与小亚的蛮族抗争,不仅自我拯救并铸造不凡,还拯救了欧洲”;“希腊人创造了独特的基督教文化,传承至整个东欧。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斯拉夫人,以及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学习了中古希腊人。得益于希腊人的帮助,意大利人在9世纪从萨拉森人手下解脱,他们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并传承至西方。”对于阿曼图斯的研究方法,扎金西诺斯(1905—1993年)认为,它“既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也是对希腊历史及文化统一性问题的全面思考”。事实上,这一评价不只适用于阿曼图斯的作品,也同样适用于希腊的这一代拜占庭研究者,拜占庭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是深化希腊民族历史书写的需要。

  结语

  综上所述,希腊在19世纪爆发独立战争后,迫切需要构建民族认同。在民族历史书写的过程中,希腊最初接纳西欧主导的文化和价值取向,力图“复兴”古希腊的荣耀。但这种历史书写范式遭到多重挑战,无法解决古典时代至1821年两千多年的历史断裂。希腊历史学家,特别是拜占庭学者,以史料为依据,强调拜占庭研究的重要性,将拜占庭时期塑造为希腊的中古阶段,从而塑造了希腊民族历史的统一性。拜占庭研究的孕育、兴起和发展,见证了希腊民族历史书写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的历程。以书写民族历史为导向,是20世纪30年代之前希腊拜占庭研究的基本特征。

  通过对拜占庭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希腊民族呈现出巴尔干半岛和近东地区认可的中古传统,它既是对古希腊传统的传承,又与之不同,存在诸多差异。由此,希腊的民族历史中存在两个辉煌的时期,古典文化与东正教文化是希腊历史发展脉络中最核心的两部分。时至今日,希腊人民仍然对这两大民族特征引以为傲。这一书写民族历史的范式,源于19世纪中期以来以希腊的拜占庭学者为首的知识精英的研究和构建。在这一过程中,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形象逐渐得到改善,拜占庭研究在希腊等国蓬勃发展。

  19世纪下半叶以来,希腊民族历史书写中的“延续”范式,既是欧洲普遍强调民族历史统一性这一历史书写大趋势影响下的产物,也为东南欧、东欧和中东欧各新兴民族国家探索本民族叙事逻辑提供了样例。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国的历史学家在20世纪初期书写本民族历史时,纷纷效仿希腊史写作中的“延续”范式,对本民族中古历史的再发现和重新占有,也成为这些国家历史研究和民族史书写的首要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文所探讨的历史时期,服务于民族历史书写的拜占庭研究,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偏颇。除了前文提到的帕帕里勾布鲁斯将拜占庭毁坏圣像运动类比西欧宗教改革的阐释之外,这一时期的其他希腊学者也存在过度解读拜占庭历史贡献的问题。例如,扎贝里乌斯认为,意大利南部希腊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毁坏圣像运动时期,因为一批崇拜圣像者从君士坦丁堡前往意大利避难。这一观点显然低估了上古时期多立克希腊语的历史贡献。当然,大多数研究以扎实的史料为依托,其研究成果经得起时间的检验。1930年之后,希腊知识精英书写本民族历史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拜占庭研究随之逐渐开始摆脱政治的影响,学科的科学性和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1960年,拜占庭研究中心建立,逐渐发展为希腊拜占庭研究的中坚力量,希腊的拜占庭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

  与此同时,在大众层面,鉴于拜占庭研究在民族历史书写中的重要地位,拜占庭历史与文化得到希腊民众的广泛接受。历史学教育是最明显的例证。在希腊所有设立哲学院的高校中,都开设了拜占庭历史课程,而在中小学历史教学中,拜占庭历史也是基础课程,且占据重要地位。以教科书为例,在希腊教育部官方网站上,我们可以搜索到仍在使用的电子版教材,包括教师和学生用书73种。在小学、初中(包括教会初中)、高中(包括职业高中、教会高中)的历史课程中,拜占庭时期的历史均占据大约1/3的课时量。细细考究,这对应了希腊民族历史书写的三分法,即上古、中古和现代三个历史阶段,而拜占庭历史大致等同于希腊民族的中古时期。显然,在希腊独立战争后大约一百年间,希腊学界通过拜占庭研究所塑造的民族历史书写范式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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