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养动物中，黄牛、绵羊和山羊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们不仅能提供肉、皮和骨等初级产品，也能提供奶、毛、畜力等次级产品，在衣食住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第一产业的主力，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提供原料和动力；在旧大陆西侧甚至有次级产品革命，是青铜时代城市化和复杂社会兴起的经济基础(Sherratt, 1983)。
黄牛（本文仅指普通牛）、绵羊和山羊起源于西亚，公元前4千纪晚期黄牛从伏尔加河中下游的颜那亚文化区出发经欧亚草原到达阿尔泰-萨彦山脉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区，并零星传播到东北地区和甘青地区；但这一波传播只是昙花一现，并没在中国社会留下深刻的烙印。公元前3千纪晚期，由于4.2ka气候变冷变干事件（距今约4200年），阿尔泰地区塞伊玛-图尔宾诺跨文化现象（公元前2200-1900年）起源地的先民，向西方和南方扩散(Nichols, 2021)，导致阿尔泰地区的切木尔切克文化南下(林梅村, 2015)，然后黄牛的传播在阿尔泰山南部余脉分为东西两路，东路通过额济纳河通道大约在距今4200年到达黄河上游地区，西路通过东天山大约在距今4000年到达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深处，参与形成了小河文化特有的奶酪文化；在此过程中黄牛与绵羊、冶铜技术很可能是同步传播。第二波黄牛传播，速度极快，短期内就席卷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宁夏客省庄二期文化、陕北石峁文化、内蒙古朱开沟文化、晋南陶寺文化、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等黄河上游和中游地区的若干遗址(Lu, et al., 2017, 吕鹏 and 袁靖, 2018, 蔡大伟, et al., 2018, 胡松梅, et al., 2022)。
4.2ka气候事件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冲击；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及印度河谷文明的消亡，以及中国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黄河下游山东龙山文化、内蒙古中南部老虎山文化的式微，都与之相关(方修琦、孙宁, 1998, Ran and Chen, 2019, Renfrew and Liu, 2018)。然而陕北地区和晋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并没有因为气候恶化而走入低谷，对应区域的石峁文化（距今约4300-3800年）和陶寺文化（距今约4300-3900年），反而大步迈向早期国家。在此过程中，以黄牛、绵羊等食草动物为主的牧业在先民的环境适应策略、社会复杂化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从而有效应对4.2ka气候事件带来的挑战。
在食物生产方面，利用黄牛、绵羊，中国先民开辟了一条新的生产型食物链，可以大规模开发之前难以利用的草地资源，提供了更多的食物剩余，缓解了日趋紧张的人地关系；尤其是奶的大规模开发，可以在不屠宰动物的情景下为先民持续提供蛋白质、糖类和脂肪等营养物质。动物的死亡年龄结构分析表明，饲养家羊在石峁文化中存在获取奶的现象(杨苗苗, et al., 2017)，我们对陶器吸附的脂肪酸单体碳同位素分析也表明陕北寨峁梁遗址先民有消费牛（羊）奶的现象。在食物结构方面，陕西、山西等地古代人骨骨胶原碳同位素的历时性统计分析表明，在距今4500-4000年之间存在一个碳同位素值达峰然后下降的拐点，研究者认为可能是麦类作物引入的结果(Cheung, et al., 2019)；然而，植物浮选的结果表明，这个时期该区域麦类作物的发现极少甚至没有(赵志军, 2020, Sheng, et al., 2021)；因此，碳同位素值的拐点更可能是因为先民消费了以C3植物为食的牛羊肉或奶；这些蛋白质的摄入，将改善营养状况，增强先民体质。显然，牧业增强了先民的生存优势，提升了人类社会的韧性。
在轻工业方面，牧业提供了更多的原料，比如皮革业和骨器制造业；我们通过ZooMS分析（基于质谱的动物考古学）就发现石峁遗址骨制口簧的原料是牛骨。在石峁文化和陶寺文化晚期存在获取羊毛的现象(杨苗苗, et al., 2017, 李志鹏, 2014)，毛纺业已经兴起。轻工业规模得以扩大。
在建筑业、运输业、采矿业和重工业方面，黄牛的负重或拉车功能，可以提高食品、陶器、食盐等轻工业产品、重工业原料和矿石的运输效率。在黄牛引入之前，中国先民缺乏驯化的大牲口以供驱使；黄牛的引入，让先民的动力选择主要由人力转向畜力，中国最早的“中轴建城”城址——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遗迹（不晚于距今4200年），可能牛车已投入使用（吕鹏，2021）；在陶寺遗址，饲养黄牛可能是为了牵引力(博凯龄, 2011)。值得注意的是，黄牛引入后，石峁遗址兴建了皇城台，陶寺遗址中期阶段修建了280万平方米的大城，这种大型基建工程必然会利用黄牛的负重功能，解放人力提高工作效率。动力的升级无疑会便利人员的流动和资源的流通。
尽管粟作农业仍然是北方地区生业经济的主体，但引入牛羊而引发的牧业革命会刺激生产力大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促进人口增长、货物交流，增强不同地域的联系，加剧家庭/人群间的财富不平等、社会分工和分层等，从而降低了当时人类社会进入早期国家的门槛。黄牛的作用是如此之重要，这可能是黄牛在第二波传播中很快成为祭祀用牲的原因，进一步强化神权或王权的地位。
公元前4千纪的次级产品革命促进了近东地区和欧洲的城市化和复杂社会的兴起，而公元前3千纪晚期的牧业革命是中国早期国家诞生的催化剂，二者珠辉玉映。对牧业在黄河流域的传播、利用和影响尚有广阔的学术空间，亟需深入开展动物考古、动物DNA、沉积物DNA、环境考古、牙结石和陶器有机残留物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多角度揭示黄牛与中国先民的互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