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编撰，要有中国视野和中国特色。中国视野就是用中国人的眼光看世界；中国特色，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运用中国史学编纂的传统和方法，对世界各国的文明史进行研究和阐释。世界各地的学者都编纂文明史，也各具特色。中国学者背靠深厚的中国文化研究文明史，凭借的是中国的观察角度、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历史研究方法和中国的人文关怀传统。
一
15、16世纪，欧洲发生了一件大事，即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从西方人的眼光看，首先看到了近代国家与中世纪封建国家的差异。他们认为，近代国家具有主权、领土完整，官僚机器、常备军、议会，英国、法国等一些国家，结束了封建割据，获得了全国性的政治统一。中国的学者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以为上述诸种特点，如主权、领土完整、官僚机器、常备军等，在中国秦汉时期就已经具备，很明显，那个时期的中国断然不是近代国家。从中国的角度去思考，就能够认识到仅从国家结构完善上来论述国家的近代性是不充分的。欧洲的近代国家与封建制度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有关，也与民众政治参与的程度有关。从“民”这条思路去理解，就有民意、民生、民权，近代国家对此加以尊重并予以维护。民族国家，当然还要有对大民族的文化认同。所有的士瓦本人、法兰克尼亚人、巴伐利亚人，都认为自己是德意志人，这就是民族的文化认同。同样，还要有近代民族文化兴起，那是知识精英（如莎士比亚）创作、国家支持、符合民意的文化。所以，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问题上，中国学者至少可以加上几条：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近代民族文化的形成；大的民族文化认同；人民参与政治程度增强；政治合法性上摆脱血缘和神授，转向维护民众和公共利益。这些内容综合起来，对近代民族国家的阐释就比较完整了。
在西方国家出版的文明史著作中，我们经常看到整合和张力这两个概念。中国学者对它们比较陌生，在写中华文明史时，似乎用不到这两个概念。往浅处想，这与西方文明的替代性演进方式有关。西方文明的发展常常是替代性的，发展过头了，需要矫枉过正，所以需要整合。例如，希腊是一种样子，罗马是另外一种样子，日耳曼人的王国又与前两者相当不同，后来，又出现了中世纪的神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时代和工业革命后的物的时代。西方文明的这种发展方式，与中国文明循序渐进的演进方式是相当不同的。
中国文明的发展，连续性成分居多。每分每秒都在调整，但是，基本的结构、框架变动并没有欧洲那样剧烈。欧洲文明与此不同，文明的演进分成几个步骤：首先是文明的稳定阶段，不久进入争论阶段，出现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再接着，出现了实验阶段，大家发表观点，互相争论，落到实处就是做实验，积累经验，酝酿改革；然后，就进入改革或革命的阶段，暴风骤雨般把旧制度摧毁，建立新制度；革命之后，还有一个阶段，即整合阶段，就是把改革之前的合理因素和改革之后的合理因素整合到一起，扬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在制度层面上把改革或革命的成果巩固下来。这个时期过去，新的文明出现，就进入稳定时期。这种演进方式，使西方人感到整合是必不可少的。
476年西罗马帝国瓦解，欧洲曾经出现过一次规模较大的文明整合，触及一些深刻问题。一是希腊元素，感性，有创造力，但也很脆弱。二是罗马元素，强大的军队，强大的法律，结果却崩溃了。三是日耳曼元素，正处在部落联盟向国家转变时期的日耳曼人建立了很多小王国，逐渐发展出一些封建因素。四是基督教兴起。这四种元素的整合，看起来不是很成功。原因有三：一是四种元素的差异很大，不容易融合；二是这种整合是被动的，是西罗马帝国崩溃造成的，并非是一种主动的整合；三是西罗马帝国瓦解后政治分裂，没有强有力的政府来促进这种文明整合。从结果上看，西罗马帝国崩溃后，这四种元素基本上是独立发展，到公元800年左右才完成融合，建立起比较有规模的封建秩序。从西罗马帝国瓦解后三百多年的历史看，战争连绵不断，经济非常落后，城市文明变成了农村文明，发达的工商业变成了自然经济，这都与文明无法顺利整合有关。与之相比，文艺复兴时期提倡灵肉合一的整合就不一样了。那是一种主动的整合，结果比较成功。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宗教改革史和德意志农民战争史研究方面取得一些成果，有一些问题研究得比较深入。西方学者研究宗教改革，注意力集中在研究宗教，也探讨宗教改革后产生的教派对德意志诸侯邦国产生的影响。我国学者有所不同，他们更注重德意志的近代化，研究核心是政府管理宗教事务。从近代化的角度去研究宗教改革，就有了对宗教改革的新的阐释。例如，把从教会、修道院里没收过来的资金转变成公库，用来救济穷人和病人；年轻妇女不再在修道院里修道了，她们回归家庭；宗教仪式简化，减轻了社会的负担，把几十个宗教节日取消，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科学文化方面，大学引进了解剖学，引进了病理学，维登贝格大学就是这样做的,促进了近代医学的发展。这些发展有时要付出沉重代价。例如，1522年汉堡法庭宣判一名医生死刑，因为他为了完善妇产科医学，去观察妇女的生育过程，被抓起来，最后处以火刑。现在，解剖学确立，病理学确立，医学开始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这些都是德意志的近代化。这些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学者对德意志农民战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探讨运动的革命性上。与之不同的是，欧美学者研究德意志农民战争史，仅把这场战争视为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闵采尔、盖斯迈尔等人，被认为是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激进派。东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闵采尔等革命者，重点放在他们在反封建斗争中的英勇表现。中国学者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研究重点放在建设方面，即1525年的革命者如何创建新制度，如何构建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纲领。
闵采尔和盖斯迈尔是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提到的两个人物，恩格斯还提到反映在闵采尔思想中的早期共产主义萌芽。中国学者研究这两个著名人物，发现他们的斗争目标是建立人民自己的国家。政治上，实行选举制度、任期制度，保障人民的利益；经济上，废除私有制，实现分配上的平等。盖斯迈尔写的《蒂罗尔宪章》，对政府如何管理商业、矿业、农业，以及如何改革货币，都写得明明白白。经济怎么搞，农业怎么搞，沼泽地怎么搞，商店怎么设置，货币怎么改良，都呈现出人民国家的特征；在分配制度上要求集体富有；在社会方面，要实施社会救济，帮助病人和穷人。这些研究表明，德意志农民战争的革命性，不仅表现为反抗封建制度的坚决，更表现在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目标。可见，从中国立场出发，可以对西方文明史上许多争而不休的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二
重视史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运用中国研究史学的方法，能够对文明史研究作出积极贡献。
程应镠曾经这样论述史料：“史籍是我们现在研究国史的重要史料，除此之外，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历代碑刻、墓志、器物图录，都是史料。”可见，史料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2008年，周施廷发表《宗教改革时期新教木刻宣传版画中所反映的路德形象》一文，对路德的政治立场进行研究。据作者研究，在文字记载的材料里，路德在政治上是相当保守的，但在图像材料中，路德常被描绘为农民战争的领袖，包含着不少激进的内容。她提出要用多种材料研究路德，既可以对以往根据文字文献把路德说成是保守者的观点进行商榷,也可以利用图像这种完全不同的原始材料,对德国宗教改革运动进行重新解读。运用中国的历史研究方法，结合文献材料和图像材料，找到两种材料之间的不同，分析不同的原因，能够对以往的解释提供新的见解，也能够开辟运用图像材料研究外国史的新天地。
重视史料、考证史料、研究历史、阐释历史、还原历史的真实，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自20世纪初，德国、美国、意大利都出现了相对主义思潮，对史学的客观性进行全盘否定。譬如，德国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事失败后，就有人出来指责客观的历史学。他们认为：人们获得的历史知识并非真实的历史，既不能反映真实，也不能反映真理。例如，西奥多·莱辛（Theodor Lessing）宣称：历史根本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赋予无意义生命某种意义的创造性行为。所有有关过去的观点，都是那些追求未来的信仰和希望的人所创造的神话。科学的历史观念只是另一个这样的神话，因为只有自然界才能产生真理，其确定性能够用实验和数量来表达。在他们笔下，历史学如此这般被糟蹋，戕害了科学历史学的发展。
中国的历史研究，强调任何事情的发生，都要进行原因和后果的分析，都要对事物产生的背景进行深入考察。这种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澄清欧洲文明史上的一些问题。例如，古代希腊的艺术作品大多是雕刻而成的神像，而且被制作得精美绝伦、美轮美奂，有脱离现实的成分。如果问一位艺术史家，他会告诉你，这是古典希腊的艺术风格，是对天堂中理想原型的描绘，是古代希腊人的精神信仰和理想寄托。但如果问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答案就会不同。
在中国史学家眼里，古希腊的艺术品产生于一个烽火连天的乱世。公元前12世纪，爱琴海文明遭到北方蛮族入侵的严重破坏。其后，希腊人在这块曾经有过丰硕文明的废墟上重建了灿烂的希腊文明，成为欧洲文明的真正始祖。进入奴隶社会后，希腊半岛上出现了两百多个奴隶制城邦国家，每一城邦以城市为中心连同城郊农村组成大小不等的国家，各自为政。其中最强大的是雅典和斯巴达。由于国穷民贫，为了生存和发展，各城邦国家之间不断发生战争，弱肉强食。为了保存自己，掠夺财富，城邦国家还实行了强国强兵政策。
在这种背景下，塑造神像用来维护希腊的国家统一，成为希腊艺术家的使命。古代希腊诸多城邦林立，要使处在战争状态的各个城邦的人都感到自己是希腊人，就不能塑造某个城邦的伟人，而要塑造各个城邦都公认的奥林匹斯诸神。如果艺术家只雕刻雅典名人，那么斯巴达人就不认可。如果歌颂斯巴达的英雄，那么雅典人也不高兴。那么，干脆雕刻神像好了，因为宙斯、赫拉等住在希腊北部高耸入云的奥林匹斯神山里，他们是整个希腊的文化象征。正是出于这个政治原因，希腊雕刻不仅以描绘宙斯、波塞冬、阿波罗等神灵的英俊为主，也雕刻以美丽著称的阿芙洛狄忒、雅典娜、赫拉。希腊艺术以神像为描述对象且又必须把神像雕刻得精美绝伦的谜团，在这里得到了一种解释，即实际上是用文化促成希腊统一的一种手段。
欧洲的另一个文化高潮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雕刻品与古希腊的雕塑非常相像。如果把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放到雅典博物馆去，毫无违和感。但是，尽管相像，两个时期的艺术品所蕴含的内容是相当不同的。古希腊人雕刻的是神像，而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雕刻的是人像。古希腊作品反映的是如何去当英雄的主题，古希腊人常常梦见自己去遥远之处摘采金羊毛，或去海边屠杀毒龙。这里面体现的是对英雄的崇敬和对理想的追慕。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有两个主题，既要弘扬人文主义新文化，又要批判封建时代的旧文化。以达·芬奇画作《蒙娜丽莎》为例，蒙娜丽莎的年龄是不确定的，既像是一位年轻的少女，又像一位保养得很好的少妇；她是否高兴也是不确定的，她在微笑，但更像是在郁闷；蒙娜丽莎的身份也是不确定的，她高贵如一位伯爵夫人，但其实是一个商人的妻子。达·芬奇用心良苦，他要在同一张画上反映出新与旧对立的主题，这种两重性就揭示了新与旧的对立。这种认识是注重因果的历史方法研究出来的，因为这种方法注重考察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不会混淆两个时期艺术品的内涵。
三
中国史学家研究文明，注重研究人，研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研究文明交往中的人类和谐。这些方法也可以运用到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中去。
郑和是一位对世界文明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对他赞赏有加。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中，他对郑和下西洋发出过如此感叹：“永乐皇帝的海军将领——云南籍太监郑和，在1405—1433年间曾七下西洋。他到过波斯湾的咽喉之地霍尔木兹，到过亚丁，至少两次到过红海口；其船队的个别船只曾到过非洲东海岸，在这一系列船队中，中国船只的规模、数量以及船员的总数都是葡萄牙船队所不能比拟的。在第一次航行中（这次到达过印度），中国人派出62艘船，载有28000人……在15世纪后期葡萄牙航海设计家的发明之前，这些中国船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所到之地的统治者都对之肃然起敬。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中国人的力量能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文明世界中的‘中央王国’。他们本应在葡萄牙人之前就占有霍尔木兹海峡，并绕过好望角；他们本应在西班牙之前就发现并且征服美洲的。”
这段话的前一部分是客观的历史陈述，但最后的两个“本应”却是作为一个西方人的汤因比发出的惋惜。问题在于：既然郑和的航海旨在传播友谊，既然他所到之处的统治者都对他“肃然起敬”，又如何能够判断他的出航目的一定在于“征服”：不仅是占有霍尔木兹海峡，还要绕过好望角；在西班牙人之前发现并征服美洲？
汤因比是文化形态学的创始人之一，读他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第71章的路德新教部分，就知道他言辞确凿，没有一句话是没有历史依据的。但是，在《历史研究》单卷插图本里，他却认为，历史学家会制造意义：“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中所考虑的客观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看法当作公理，即人类事务的研究具有某种意义或者‘制造’历史的意义。只要他在两个事件之间建立某种因果联系，他就开始‘制造’过去的意义；也就是说，把过去整理成某种秩序井然的体系，以便人们能够理解。”从中可见，汤因比对郑和的研究，失误是在“制造意义”方面。在这里，他背离了历史的真实，用西方人的想象代替了客观的历史陈述。在中国史学家看来，这是错得非常离谱的。
因古代中世纪长期政治分裂、近现代社会又高度竞争的缘故，西方人具有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对立起来的看法。在古代中世纪，有灵与肉、暂时与永恒、人间与天国的对立；在近现代，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中国的历史发展与此不同，自秦汉以来，虽有分裂，但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统一国家，从而形成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因为只有修身、养性、齐家，才能够治国平天下，也就是没有要把各种事物硬性地找一个相反面，再把它们对立起来的习惯。
与西方不同，中国文化是一种高情感的文化。什么东西都是有机的，什么东西都是有情的，“天人相合，天地有情”。天地怎么有情呢？天和地在一起，那就要生万物，就会生阴阳，就会生五行，所以，中国的本体论，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本体论，以人为本，自然有情，人与自然之间是要取得和谐。同样，还要取得人与人的和谐，人与文化的和谐。在天地人那里，突出的还是个人字。天地生万物，人要孝敬天地，孝敬父母，这是中国的本体论，并没有把人与自然、人与人对立起来。
中国的认识论不是二元对立，而是要求二元中合、二元和谐。天与地要合一，人与事要合一，物质与精神也要合一。灵与肉要合一，怎么合一呢？我们说，孔子是大思想家，但是孔子确实是提出“食不厌精”的人。苏东坡是大文豪，但是东坡肉也是他研究出来的。所以，灵与肉完全是合一的。
中国文化是求真和强调现实的。认识论上求的真就是返璞归真，还自己的初心。这是中国人的心性，也是中国人要求实施的实践理性。
中国的美学是特别强调情境合一的，要产生一种情境，用美来陶冶性情，产生善，在中国善是怎么来的？是用美陶冶出来的。西方的美也有一种作用，用美来激励你当英雄，中国人认为一切世俗的劳动，一切与改善有关的劳动，都堪称是集体的劳动。因为，那是大家的工作，是整体的活动，功劳也不归功于个人。这就是中国人的利他主义。
这样的文化背景，使中国的史学家视国家统一、人类和谐为文明的进步。文明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其中有世界各个国家的贡献。这种追求世界大同的理念，与视文明为冲突、为战争来源的史观非常不同。强调文明的发展，强调社会的和谐，强调历史演进今古相承，古为今用，今胜于古，这都是中国史学的传统。这种观察历史的方法，也可以运用到对欧洲文明史的研究中去。
中国史学家认为，要实现和谐，国家制度的创新是关键。476年西罗马帝国瓦解后，日耳曼人在欧洲建立十来个小王国，但是，这些王国还比较落后，仅处在部落制度向国家转型的时期。政府统治靠的是以国王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私人政治网络，没有固定的疆域，政治分裂，地方割据，也没有完善的政府机构。更为致命的是公私不分、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常见，公权力常被用来服务于私人利益。11世纪，这些小王国瓦解，让位于英国、法国那样的领地国家。蛮族的王国为什么会走向衰败？而英、法这些国家为什么能够胜出？答案就存在于国家体制的优劣上。与蛮族王国相比，后来居上的英国、法国更加国家化、制度化、行政化、官僚化。国家规定公权不得私用，领土比较完整，不仅政治统一，而且机构齐备，国家掌管司法和税收，欧洲政治渐渐步入正轨。15、16世纪欧洲发展出民族国家，主权分散走向了主权完整，对个人的忠诚转变为对国家的忠诚，非专业化、非制度化的体制转变为专业化、制度化的国家体制，这说明国家制度的发展对于社会和谐是何等重要。
国家与社会之间实现和谐，政府管理公共利益是关键。在欧洲，由于长期政治分裂，社会生活与国家生活分离，公益活动掌握在自治社区、教会和地方领主手里，导致人民生活痛苦，禁欲主义流行，加剧了社会与国家的矛盾。文艺复兴初期，但丁、彼特拉克等人提倡美德，致力于用道德建立社会秩序，收到一定效果。14、15世纪，佛罗伦萨城邦国家在“市民人文主义”的旗帜下，开始了政府管理“公共利益”，国家与社会关系得到大幅度改善。15、16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以后，国家成为中心，开始了全面性的社会管理。启蒙运动后，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加强了国家与社会和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国家的形成重新塑造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格局。
国家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关键在于环境保护。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和谐，关键在于积极、主动打造整个大民族的文化认同。中世纪德国的全名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其实名不副实，被伏尔泰称之为“既非神圣，又非罗马，更非帝国”。以语言为例：各地德语的发音非常不同，有西部的“法国音”，南部的“意大利音”，东南部的“斯拉夫音”，只有中部在讲比较纯正的德意志语。后来德国利用文化和科学优势，在数学、物理学、光学、生物学、医学、哲学、音乐、文学方面走到世界前沿，同时，在环境保护和福利制度的建设方面也极有特色。德国不仅把语言统一了，也把德意志民族这个观念树立起来了。其正面经验是避免了民族分裂，积极地打造全国性的文化认同，增进国家凝聚力；反面经验是纳粹搞民族分裂和种族主义，把大批优秀科学家和文化精英驱逐出德国，德国的综合国力、科技实力、文化实力大为削弱，几乎一蹶不振。
从全球文明的角度来探讨文明，能够看到文明是治乱兴衰、强国富民的强大推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强盛的国家都是文化强国。人类文明史的研究至关重要，因为它揭示出“文化兴，则国家强”的规律性。远古的人们通过“文字、城市、国家”告别了原始社会，今天的人们通过“文化、科学、创新”建造现代世界。没有文化，哪有思想；没有思想，哪有创见；没有创见，又哪有强国富民的大政方针？一部文明史，讲的都是文化兴国的道理。
文化是国家发展的大战略，把中国文化置于世界文化的整体格局中看，能够知道为中国找到一个世界发展中的有利位置是何等重要。在世界大文化格局下，国家是按照规则逐步发展起来的，正如一个齿轮咬住另一个齿轮，却又在运动之中有规则地行进。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代表了一种高层次的和谐、相容和包容。当今世界，谁具有文化上的引领性，谁就拥有建设现代国家的制高点。研究文明关乎国富民强并且触及国之根本，对此又有谁能够不参与、不投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