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形成与军事活动之间的关系是西方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学者约翰·布鲁尔提出“财政—军事国家”概念，强调行政机构扩大、财政税收增加与军事力量膨胀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分析近代欧洲国家形成与军事活动的重要框架，但它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夸大了近代早期国家的能力、忽视了对财政资源的使用状况。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试图对“财政—军事国家”概念进行补充与修正。“承包人国家”概念挑战了“公共”与“私人”的二元对立，着眼于国家将部分战争工作承包给私人，强调了私人部门在近代早期欧洲军事活动中的关键作用。“财政—军事体系”则采取了跨国的视角，关注国家、次级主权政治体和私人之间在军事活动中的互动，通过一系列“财政—军事中心”交易战争所需的人力、资金、物资、专家、服务和情报，从而勾勒出一个遍及欧洲的战争资源网络。这些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近代欧洲军事史和国家形成的视野与思路。
关键词：财政—军事国家；承包人国家；财政—军事体系；国家形成
近代欧洲史可以说是一部战争史。作为地理疆域和身份认同的欧洲“国家”是在战火中锻造成型的，作为政治体的欧洲“国家”也是如此。军事活动与现代“国家形成”之间的关系向来颇受西方学界关注，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在1975年提出了“战争制造国家，而国家发动战争”这一经典论断。其实早在19世纪，恩格斯就在其遗稿《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中，论述了中世纪晚期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得王权可以用市民和自由农民组成的新式军队打败封建贵族的骑士，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后来出现的“新君主制”“绝对主义”“军事革命”和“新斯多葛主义”等理论也涉及战争与欧洲国家形成之间的关系。不过，以上学说主要涵盖的是从中世纪晚期到17世纪末的历史，针对18世纪的论述相对较少。
“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理论很好地填补了这一空缺。这一理论自1989年首次提出以来，大量相关论著不断涌现，不仅涵盖的时间和地域一再扩大，其概念本身也在逐渐发展。目前“财政—军事国家”论已经引起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但对其后续发展状况尚没有比较完整的介绍。本文试图梳理21世纪以来西方学界“财政—军事国家”论的研究动态，特别是对其概念本身的补充与修正，希望对国内学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财政—军事国家”论的提出与背景
在介绍“财政—军事国家”论的最新发展状况之前，有必要先对这一概念及其提出的背景进行简要回顾。1989年，美国学者约翰·布鲁尔出版《权力的肌腱：战争、金钱与英格兰国家（1688—1783年）》（以下简称《权力的肌腱》）一书。该书主要考察了17—18世纪的英格兰，作为欧洲边缘的一个中等国家，迅速崛起称霸欧洲，甚至主宰世界大片海洋和陆地的强国。布鲁尔认为，这一剧烈变化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既不是经济发展，也不是殖民扩张，更不是海陆军将士的英勇，而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一系列宪政和行政变革。“光荣革命”后，英国开始与法国进行长期争霸，史称“第二次百年战争”。从“九年战争”（1688—1697年）到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英国每年投入的陆海军兵力翻了将近一倍，而每年的军费开支更是增长了五倍，政府支出的75%到85%不是用于当下的军事开销，就是用来偿还以前战争欠下的债务。如此巨大的军事投入必然导致政府的税收和借贷不断增加：在这一时期，平均每年的税收从364万英镑增加到1200万英镑，政府的公债也从1670万英镑飙升至2.45亿英镑。而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英国不断膨胀的职业官僚机构。从1690年到1782年，英国政府各部门职员的规模增加了近两倍，而国内税收部门更是增长到原来的四倍。这些行政人员强化了政府的征税能力，而稳定的财政收入也保证了政府的信用，有利于政府扩大借贷的规模，最终让庞大的战争机器得以良好有序地运转。布鲁尔将这一时期的英国称为“财政—军事国家”，认为它的出现是在都铎时期政府改革和19世纪议会改革之间英国最重要的政府变革。虽然，他对这一概念并没有做社会科学式的严格定义，但不难看出，武装规模的膨胀、国家投入和汲取资金的增加以及行政机构的扩张是“财政—军事国家”的三大要素，而行政机构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正如布鲁尔本人在该书“序言”中所写：“它（指该书）的主人公，如果有的话，就是办公室里的文员。”
学界对“财政—军事国家”论的介绍一般很少提到布鲁尔本人的学术背景和写作缘起。其实，布鲁尔既不是财政史学者，也不是军事史学者，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18世纪的社会文化史。而布鲁尔也毫不讳言他对军事、财政和官僚机构等“财政—军事国家”要素的叙述借鉴了前人和同时期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2013年9月，英国牛津大学举行了一场学术会议，对英国的“财政—军事国家”做进一步的探讨和反思，已经多年没有从事相关研究的布鲁尔应邀对自己当初写作《权力的肌腱》一书时的情况进行回顾。他承认自己的著作是建立在不同领域学者的基础之上的：彼得·马赛厄斯（Peter Mathias）、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en）、彼得·迪克森（Peter Dickson）对税收和财政的研究；杰弗里·霍姆斯（Geoffrey Holmes）、杰拉尔德·艾尔默（Gerald Alymer）和科林·布鲁克斯（Colin Brooks）对行政机构的研究，以及若干陆军史和海军史学者的成果。同时，他还提到了一些着重探究国家和政治权力形成的社会学家的影响，例如，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查尔斯·蒂利和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人。
至于写作《权力的肌腱》的初衷，布鲁尔表示，他希望在当时的社会科学潮流以及欧洲史的语境下对英格兰国家进行讨论，试图破除带有明显“英国例外论”色彩的传统英国史叙事，即认为近代英国是崇尚个人自由的“小政府、大社会”，与奉行绝对专制、强势政府的法国、普鲁士和俄罗斯等欧洲大陆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布鲁尔绕开了“宪政自由或绝对专制”的政治体制问题，单纯看国家汲取资源、进行战争的能力。据此，他认为18世纪的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一样都是“财政—军事国家”，甚至英国在军事投入和赋税负担等方面丝毫不亚于后者。当然，《权力的肌腱》中也不乏英国与欧陆国家，特别是与法国的对比。布鲁尔在第一章中写道，与法国相比，早期的中央集权、没有卷入17世纪的重大欧洲战争以及食利官员规模较小等特点使后来的英国“财政—军事国家”获得了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优势。布鲁尔认为英国的宪政议会制度也发挥了一定影响，该书的后半部分就重点讨论“财政—军事国家”对英国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以及他们所做的反应，凸显“光荣革命”后确立的议会制度有效地缓解了“财政—军事国家”对社会的冲击，使看似“穷兵黩武”的英国并没有因为“横征暴敛”而像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那样陷入革命与动荡。但在布鲁尔的笔下，18世纪的英国并非走上了一条与欧洲大陆迥然不同的发展路径，英国的种种特点不过是让它在“财政—军事国家”这条道路上走得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加顺畅罢了；它与其说是“例外”，倒不如说是“特殊”。
二、“财政—军事国家”论的扩散与问题
布鲁尔称，《权力的肌腱》只是他构思的18世纪英国史三部曲“国家、社会与文化”中的第一部，此后，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会文化史研究上，没有过多参与对“财政—军事国家”论的讨论。但这丝毫没有削弱“财政—军事国家”论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力，原本付梓于小出版社的《权力的肌腱》很快在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年）和劳特利奇出版社（1994年）先后再版。布鲁尔将此前“各自为战”的财政、行政和军事研究巧妙地融入了一个故事之中，并冠之以“财政—军事国家”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名称，吸引后来的学者继续去探究政府、军事活动、财政收支、经济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英国学者休·鲍恩形象地将此比作一场“猎兔活动”：布鲁尔放出了这只“野兔”，其他的英国史学者竞相追逐，需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将它最终逮住。
少数英国史学者对将18世纪英国称为“财政—军事国家”并不以为然。例如，乔安娜·英尼斯和史蒂夫·平卡斯等人试图证明，当时的英国议会和各级政府将大量资金和工作投入了国内的治安、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甚至社会福利之中，他们认为英国是“财政—军事国家”的观点有失偏颇。但大多数学者还是在接受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正。例如，劳伦斯·斯通等人将布鲁尔的概念延伸到拿破仑战争时期；詹姆斯·斯科特·惠勒将英国“财政—军事国家”的开端上推到17世纪中叶的共和及复辟时期，认为那时的英格兰国家在武装规模、资源汲取能力和行政管理体系方面就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一些学者对苏格兰和爱尔兰“财政—军事国家”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布鲁尔著作的“英格兰中心论”倾向。不管怎样，“财政—军事国家”论已经成为研究英国国家形成乃至整个近代英国史难以绕开的问题了。英国学者迈克尔·布拉迪克在他的经典著作《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国家形成（约1550年至1700年）》中就将“财政—军事国家”“家长制国家”（patriarchal state）和“教派国家”（confessional state）并列为近代英国政治权力“结晶”的三种不同形式。
“财政—军事国家”论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英国史领域。由于布鲁尔暗示18世纪的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也是“财政—军事国家”，研究其他欧洲国家的学者也很快嗅到了这只“野兔”的气味。早在1999年，英国的德国史学会（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就组织了一批德国学者与布鲁尔等英美学者围绕“财政—军事国家”问题进行对话。他们摒弃了“德意志强势国家—英国弱势国家”这种简单的对立，在强调18世纪英德国家相似性的同时，将差异放在了更加微妙的问题上，例如，是否出现体系化的行政理论等。2003年，瑞典学者扬·格利特将这一概念应用在对西班牙、荷兰和瑞典的研究上，认为这三个国家是欧洲最早的“财政—军事国家”。他强调，近代国家在“出售保护”（protection selling）和“聚合利益”（interest aggregation）两方面相比其他组织形式具有明显的优势，可以组织常备陆海军来更加有效地进行战争。此后，还出现了不少对哈布斯堡帝国、普鲁士、法国、俄罗斯、葡萄牙、萨伏伊、威尼斯等其他欧洲“财政—军事国家”的个案研究，本文在此不一一赘述。
就这样，“财政—军事国家”从一个用于描绘18世纪英国史的概念逐渐成为近代欧洲史的经典范式，美国学者切斯特·邓宁认为“财政—军事国家”模式很有可能最终取代“绝对主义”成为研究近代早期欧洲的框架。当然，“财政—军事国家”论在传播的过程中也有被“泛化”的倾向，“官僚机构—攫取资源—从事战争”这样的框架可以纳入1500—1815年的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甚至其他时期的非欧洲国家，这就导致这一概念在影响力日渐扩大的同时，其解释力也大为减弱。此外，这一概念的内涵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布鲁尔直言，自己受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找回国家”（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思潮的影响，这一思潮倾向于将“国家”视为一套“组织制度”和一个拥有自主性的“行为主体”。虽然，布鲁尔在表述中加了一些限定，但他基本上将“国家”定义为一个“公共权威”异于“私有权力”的政治实体，其中的官员是以这个单一权威下的一套政治组织制度为主要效忠对象的。换言之，“财政—军事国家”论将重点放在“国家”这个组织制度上，它（通过科层化的官僚组织）是税收、行政和战争的行为体。尽管不同利益群体的合作对于“财政—军事国家”的良好运作非常重要，但由私人构成的“社会”终究只是“国家”征税、治理、募兵等行为的对象。
这样的视角带有明显的“结构”取向，使得本来就强势的经济史和财政史学者凭借其擅长的领域在对“财政—军事国家”的讨论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许多文献直接使用“财政国家”这一术语，对军事方面的问题几乎不予考虑。而更关注“事件”和“时机”的军事史学者原本就处在西方学界的边缘，在“财政—军事国家”的对话中往往处于下风。一些军事史学者对“财政—军事国家”论对军事的忽视颇有微词。例如，英国学者杰里米·布莱克认为，布鲁尔对资源和政治体制的强调导致他忽视了战术、战略、后勤等军事因素的重要性，而英国之所以能在18世纪的争霸中战胜法国，不仅在于它能以更少的代价获取更多的资源，也在于它在各种军事因素上比对手更胜一筹，或是犯的错误比对手更少，或是干脆运气好，“军事史不仅仅是会计的账簿”；美国学者克利福德·罗杰斯也批评格利特在对比西班牙、荷兰和瑞典时没有考虑这三个国家在军事上的相互借鉴以及在实际战场上的胜败。
三、承包人国家：从“公共”到“私人”
由于“财政—军事国家”“重财政、轻军事”的不平衡现象，这一概念本身有一个关键问题没有得到回答：近代早期国家不断增强的税收和行政能力是否足以维持其日益膨胀的武装力量和战争行动？其实在18世纪，前线将领总是抱怨自己手下士兵被拖欠军饷、自己无法获得足够的人力和物资。这些问题在过去常常被归结于具体官员或政治家能力不足，但这也反映了“财政—军事国家”的各要素之间仍然存在不小的张力。欧洲各国的政府部门和官僚队伍固然在18世纪有了很大的扩张和发展，但同时期的战争在持续时间和规模上还是超出了国家承受能力的范围。因此，对“财政—军事国家”论的研究只有在这个方向上有所突破，才能真正延续自己的生命。
2004年9月，西班牙纳瓦拉大学召开了一次主题为“战争资源动员”（Mobilising Resources for War）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西班牙和英国的“财政—军事国家”研究者对18世纪英西两国如何搜集、组织和调配资源以用于维持并扩大遍及全球的战争行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次会议对“财政—军事国家”论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首先，与会学者既没有为“财政—军事国家”寻找新的个案，也没有纠缠于这一概念的名称和时间断限，而是回到18世纪的西班牙和英国这个“财政—军事国家”的最初案例上，对“财政—军事国家”的具体运作机制进行详细探究。不少学者发现，在战争集资、组织和指挥的工作上，各国官员在发展并细化政府的各项职能的同时，也与私人金融家、商人、公司和承包人等展开合作。政府在兵力和物资的筹集上严重依赖这种“公共—私人”合作关系，使之成为18世纪“财政—军事国家”必不可少的环节。特别是英国学者斯蒂芬·康韦强调，18世纪英国政府一方面在征兵、筹集战备物资乃至借贷方面离不开不领薪俸的地方官员、殖民地当局、私营商人及东印度公司等“非国家”部门的配合；另一方面也牢牢掌握了发放军饷和部分关键军备生产等工作，并且凭借强大的财政能力争取到私人部门的合作；“公”“私”双方并不是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而是相互依赖的良性合作关系。
其次，此次会议将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固定下来，为今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会后成立了以纳瓦拉大学为中心的“战争资源”（Resources for War）研究网络，至今有来自英国、西班牙、美国、法国等国家的二十余位18世纪史学者活跃其中。他们在随后的几年里密集地举办各种会议，例如，在2006年芬兰赫尔辛基和2009年荷兰乌得勒支的两届“国际经济史大会”都组织专门的会议单元，甚至还在乌得勒支的会议单元前后分别举行了预备和跟进的研讨会。这些会议都以18世纪欧洲国家政府在战争中与私人部门的合作关系及其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为关注焦点。
这样的努力很快取得了重要进展。2008年，在英国海军史研究重镇格林尼治大学的一次工作坊上，首次有学者提出“承包人国家”（contractor state）概念，用于描述政府与私人部门的合作关系，而英国学者罗杰·奈特和马丁·威尔科克斯在2010年出版的《维持舰队（1793—1815年）：战争、英国海军和承包人国家》一书将这个概念正式提出来。这本书以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海军部下属的粮食供应委员会（Victualling Board）为主要研究对象。该部门负责为英国皇家海军以及部分海外的英国陆军提供粮食补给，虽然麾下的官员和职员在战争期间从65人增加到105人，但他们面对的是每年近20万、遍布世界各地的英国陆海军士兵，仅每年供应的饼干或面包就多达8.3万吨。为此，粮食供应委员会采取了承包的方式，将为国内军用仓库和海外部队供应粮食的工作承包给大大小小的私营商人，在对法战争期间一共签订了近一万份承包合同。奈特和威尔科克斯认为，一方面，承包人凭借私人身份，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法国的封锁从境外采购粮食，而且他们更加了解复杂多变的市场，拥有政府官员不具备的知识和渠道；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将粮食供应工作承包出去，节省了大量前期投入，既可以迅速地在地域和规模上大举扩张，又可以在战争结束后很快转换到平时状态。绝大多数承包人都是中小商人甚至个体户，他们往往通过粮食供应委员会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参与竞标，在赢得承包合同后需要在约定的时间内将相应的商品运送到指定地点，而粮食供应委员会则对合同执行情况以及商品质量进行监督。通过这种方式，英国政府能以每夸脱只比市场平均价高2先令左右的价格，及时为遍布全球的十几万英军供应充足的粮食，而承包人也能从中谋取相应的利润。奈特和威尔科克斯认为，与在俄罗斯严冬中倒毙的拿破仑大军相比，在北美、波罗的海、地中海甚至印度作战的英国陆海军基本上没有饿过肚子，这反映了英国不仅作为一个“财政—军事国家”更能汲取资金，而且也作为一个“承包人国家”更善于有效地花钱，因此，在对法战争中获得了决定性的优势。需要指出的是，对18世纪军事活动中私人承包行为的研究并不新鲜，英国学者诺曼·贝克和戈登·班纳曼以及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安·比谢等人此前都对18世纪英国陆海军供应的承包问题进行过重要研究。但奈特和威尔科克斯的研究着重强调了私人部门对近代国家的重要性，即18世纪的英国已经建立了庞大的官僚体系，但它仍然必须依靠私人部门来为日益扩大的战争提供各项服务，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粮食供应领域，武器装备、船只、各类军需物资，甚至新兵的获取都有私人部门相当程度的参与。国家的公共部门与社会的私人部门之间的这种相互合作关系构成了所谓“承包人国家”。
和“财政—军事国家”一样，很快也有学者试图将“承包人国家”概念应用到荷兰、西班牙、法国、葡萄牙、威尼斯和瑞典—芬兰等欧洲国家。在对欧洲“承包人国家”的研究中，以拉斐尔·托雷斯、阿古斯丁·冈萨雷斯、塞尔希奥·索尔韦斯等一批西班牙学者最具代表性。他们认为，18世纪的西班牙也是一个“承包人国家”，通过承包（asientos）的形式，将为军队提供粮食、船只、火炮、军装，甚至提供制造索具和帆布用的亚麻的工作也委托给私营商人完成。但和英国不同的是，这种承包工作往往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例如，托雷斯发现承包人为西班牙军队提供的面包价格时而高于市场价，时而低于市场价，表明其中有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在起作用。而且，西班牙政府对市场也并不信任，不仅经常对承包人活动进行过度干预，甚至会在承包和自行组织生产之间来回摇摆。到了18世纪晚期，承包工作基本上被少数与王室或大贵族有联系的特权商人垄断。因此，政府的军事开支常常由于市场被垄断而居高不下，并且一旦政府难以及时支付，不少以政府军事项目为生的承包人就会破产，不但导致军队各方面的供应出现危机，与之相关的地方经济部门也受到消极影响，西班牙政府、商人，乃至整个国家都因此大受削弱。
“承包人国家”理论目前在西方学界颇受青睐。“战争资源”研究网络后来更名为“承包人国家研究小组”（Contractor State Group），而《商业史》（Business History）和《战争与社会》（War & Society）两份期刊分别在2018年和2021年推出了以它为重点的特辑。需要指出的是，使用“承包人国家”概念的学者并没有打算用它来否定或替代“财政—军事国家”论。奈特和威尔科克斯表示，他们提出“承包人国家”并不是为了与“财政—军事国家”进行争论，而是对后者的补充，它解释了18世纪“财政—军事国家”是如何将筹集的资金变成战争所需的人员、装备和物资；鲍恩更是将“承包人国家”和“财政—军事国家”比作一对“暹罗连体婴”（Siamese twins）。这一对概念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近年来一些研究“财政—军事国家”的学者受此影响，不再仅仅以“理性”“科层制”的眼光来看待近代早期的国家及其机构，开始重视其中“公共”和“私人”的利益与关系的相互交织。例如，英国学者阿龙·格雷厄姆对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英国陆军主计部（Pay Office）的研究认为，这个部门的运作不仅依靠一套严格的制度，更多的是依靠历任主计长（Paymaster）与党派政治家、官员和私营商人之间非正式的个人关系；美国学者威廉·戈德西对下奥地利“财政—军事国家”的研究显示，哈布斯堡王朝虽然没有彻底用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取代传统的教士、贵族、城镇等“等级”，但后者作为地方上的精英，却和大公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不仅愿意为大公国的军事行动交税、放贷，还积极配合常备陆军征募、宿营、补给、运输等方面的工作，为奥地利在18世纪的战争中得以生存下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外，“承包人国家”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近代欧洲军事史的经典叙事。长期以来，很多学者会以17世纪下半叶欧洲各国常备军的建立作为一道分水岭。例如,英国军事史学者迈克尔·霍华德和查尔斯·蒂利分别用“商人的战争”与“中间人时期”描述在那之前的历史，即国家依赖由私人招募并指挥的所谓“雇佣军”来进行战争，而在之后的“职业军人的战争”或“国家化时期”里，欧洲各国组建了由国家政府直接供养指挥的职业常备军。但“承包人国家”理论指出，虽然国家在常备军建立后垄断了其指挥以及军饷发放工作，但政府在为军队提供足够的新兵、武器、补给和军服等方面仍旧离不开私营承包人。受“承包人国家”论的影响，英国学者大卫·帕罗特在研究近代早期欧洲军事企业的著作中就强调了这一延续性。2011年12月，“近代早期欧洲的战争、国家和企业家”（War, the State and Entrepreneurs in Early Modern Europe）学术会议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私人部门参与战争活动成为主题。
的确，“财政—军事国家”论突出了近代早期欧洲国家“正式”制度建设、官僚体系形成的重要性，但它忽略了即便欧洲国家的政府部门和行政能力到18世纪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包括战争在内的众多事务仍然需要各种社会力量来承担相当一部分工作。而“承包人国家”概念的提出，从“国家”与“社会”、“公共”与“私人”互动关系的角度，更为完整地叙述了近代早期欧洲战争与国家形成的进程。“国家形成”并不简单等同于国家正式的官僚行政体系的发展，更不等于“国进民退”、国家行政部门包揽一切，而是国家调动社会力量达成某种合作的互动关系。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的“找回国家”思潮过后，反思国家与社会关系、强调社会能动性的著作并非没有，但这些作品往往以人口管理、乡村城市规划等经济社会方面为主，战争与军事仍然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国家政府完全掌控的“保留地”。而“承包人国家”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引入战争与军事领域，并强调社会力量的参与并不是国家能力不足时的无奈之举，反而可以更好地帮助国家的战争工作。“承包人国家”概念不但解释了“财政—军事国家”论没能完全解释的问题，而且将社会力量的作用有机地融入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丰富了学界对战争与国家形成的认识。
四、财政—军事体系：从“单个国家”到“体系”
虽然“承包人国家”概念有力地补充了“财政—军事国家”论在军事方面的短板，解释力也更强，但这一概念仍然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承包人国家”的着眼点是金钱以及可以用金钱换取的物资与服务，基本没有脱离杰里米·布莱克所说的“会计的账簿”。更重要的是，“财政—军事国家”和“承包人国家”均以某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涉及的案例基本都是英国、西班牙、法国、荷兰这样的民族国家，而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的神圣罗马帝国诸邦国虽然也积极参加近代欧洲的历次战争，却难以被简单纳入这两个概念的解释体系。例如，英国学者彼得·威尔逊和克里斯托弗·斯托尔斯对勃兰登堡—普鲁士和皮埃蒙特—萨伏伊的研究发现，这两个“财政—军事国家”都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即在不同程度上依赖英国、荷兰、法国等列强的财政援助，而一些更小的邦国还会将自己的军队提供给列强使用，以换取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而且，即便到了18世纪，各欧洲列强依然出于不同原因大量雇佣其他国家的军人，甚至直接招募外国人编入本国部队。例如，即便在欧洲人口最多的法国，1789年革命前夕的陆军中有将近1/5的团是外籍部队。同时，国际间的军事人员流动往往也伴随着知识甚至情报的转移，例如，散布欧洲各地的苏格兰、德意志和法国胡格诺派军人都为所服役的军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近代早期欧洲国家不论大小，都无法仅仅依靠本国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获得战争所需的全部资源。因而，近代早期欧洲战争与国家形成之间的关系或许还需要进一步突破“财政—军事国家”论和“承包人国家”概念，寻找一个更为全面、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疆域的理论框架进行解释。
2017年1月，以研究神圣罗马帝国军事史见长的彼得·威尔逊正式就任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奇切利战争史教授（Chichele Professor of the History of War），他在就职仪式上做了题为“通过合作进行竞争：欧洲财政—军事体系（1560—1850年）”（Competition through Cooperation: The European Fiscal-Military System, 1560—1850）的讲座。威尔逊指出，不管是“财政—军事国家”还是“承包人国家”，都是倾向于在一国之内考察其获取战争资源的能力；但近代早期的战争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员、资金、物资、信息和服务等多种资源，还需要把这些资源在正确的时间配置到正确的地点，这种复杂的工作不论通过官僚机构直接控制，还是承包给私人部门，都不是一个国家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可以完成的。因此，他试图勾勒一个“财政—军事体系”（fiscal-military system），这个覆盖全欧洲的体系中有若干个“财政—军事中心”（fiscal-military hubs），将主权国家、神圣罗马帝国诸邦国等“半主权政治体”（semi-sovereign polities）和私人部门三种类型的行为者联系起来，战争所需的各种资源在其中进行交换与流通。打得你死我活的国家其实也是在共同维持这一体系，而一个国家的战争能力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将自己嵌入这一体系中。威尔逊认为，这一体系形成于16世纪下半叶，当时政治、经济、技术和宗教等因素的变化，一方面导致政治权威的扩张超出了其制度手段所能维持的范围，需要面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挑战；另一方面，拓展了政治权威获取各种外部合作伙伴的机会。这一体系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发展成熟，甚至到18世纪下半叶，欧洲国家仍严重依赖这一体系进行战争，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动用了黑森—卡塞尔等五个神圣罗马帝国邦国的军队。但随着19世纪民族主义的兴起，依赖外国和民间私人进行战争逐渐成为政治禁忌，工业化和海外殖民地的扩张也让欧洲国家获得了进一步将战争行为“国有化”的实力，再加上“半主权政治体”随着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而消失，“财政—军事体系”最终在19世纪中叶以后解体。
与“承包人国家”类似，威尔逊表示，提出“财政—军事体系”这一概念并不是要取代“财政—军事国家”论，而是对后者进行补充。他认为一套对内的税收和行政制度对国家形成固然重要，但一个政治体能否成为“国家”同样要看其他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是否承认它为国家，因此，对外的互动也是国家形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基于这样的观点，威尔逊对近代欧洲的“雇佣兵”现象进行了重新诠释，认为雇佣外国军人作战不仅仅是近代国家力有不逮时的权宜之计，也是国家与外界行为体形成密切互动的过程。他指出，近代欧洲的“雇佣兵”其实有组建外籍部队、临时雇佣外国军队作为援军、以财政援助换取外国军队协同作战和直接招募外国人编入本国军队四种形式，而这几种形式都需要国家、半主权政治体和私人的互动，欧洲的现代国家格局就是在这种相互合作、承认，甚至竞争的环境下成型的。就连鼓吹民族主义、推行国民总动员的法国大革命都没有杜绝外籍军人现象，拿破仑的军队中有相当一部分士兵来自中立国以及华沙大公国等仆从国。直到19世纪中叶，欧洲人口增长、海外殖民地大幅扩张，各国政府才最终用本国普遍义务兵役制加上招募殖民地部队的方式完成军队的“国家化”，而雇佣外籍军人的做法被国际法取缔。
威尔逊认为，“财政—军事体系”最为关键的内容是欧洲各种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进行互动的“财政—军事中心”。2019年10月，牛津大学成立“欧洲财政—军事体系（1530—1870年）”（The European Fiscal-Military System, 1530-1870）课题组，在威尔逊的主持下，集合欧洲各国的学者对阿姆斯特丹、但泽（格但斯克）、日内瓦、热那亚、伦敦和维也纳六个“财政—军事中心”进行研究。这些城市因其政治地位、开放性、总体发展、资源区位、商业金融精英以及与战区的距离等多方面原因而成为中心，通过这些中心及其向外辐射的商业、社会和政治网络，参战国家、半主权政治体和私人可以交换兵力、技术专家、情报、金钱、物资以及服务等战争资源。例如，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不仅法国通过阿姆斯特丹向瑞典汇去巨额财政援助，瑞典也从阿姆斯特丹的军火商那里采购了大量武器弹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英国经由阿姆斯特丹，通过胡格诺派新教徒，甚至詹姆斯党流亡分子的商业网络，向法国境内汇款，以维持被俘英军官兵的生活；同样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总计有十余万法军和反法联军在热那亚登陆、修整、住宿和治疗，法国还通过热那亚犹太商人雅各布·莱维（Jacob Levi）购买了近3000万磅小麦和1.8万桶火药供应军需。
“财政—军事体系”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但从已经取得的成果不难看出，它试图从对外互动的方面来考察近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这样的思路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响应，例如，“财政援助”这一“财政—军事体系”的重要内容在近年颇受关注。瑞典学者斯万特·诺尔赫姆突破对古斯塔夫二世、查理十二世等瑞典君主军事功绩的经典叙述，转而从法国对瑞典财政援助的角度探究17、18世纪瑞典的军事发展。瑞典伦德大学出版社在2020年出版论文集《欧洲的援助、外交与国家形成（1494—1789年）》，其中的论文围绕着“财政援助”展开讨论，关注这一现象对法国等提供方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各邦和瑞典等接受方的影响。此外，也有学者开始探讨将这一分析框架应用在欧洲以外地区的可能性。阿龙·格雷厄姆认为，这种“中心—资源—体系”的着眼点可以为近代全球不同区域战争与国家形成的研究打开新的思路。例如，18世纪大西洋上各国商人和军队在圣尤斯特歇斯岛和开普敦往来贸易和补给，亚洲的新加坡、槟榔屿、中国香港和广州等地在19世纪是资金、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流动的中心，印度的王公和英法东印度公司之间更是通过孟买、马德拉斯（金奈）和加尔各答等地频繁地交换金钱、武器、印度土兵和欧洲军事专家。
“财政—军事体系”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此前研究的不足。“财政—军事国家”关注的是一个国家行政（特别是税收和财政）部门的发展，而“承包人国家”考察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力量”参与战争工作的程度，但一个国家与外部的互动却很少涉及，无形之中把“国家形成”看成相互孤立的现象。而“财政—军事体系”关注的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政府和私人之间的谈判、代理、借贷、汇款等行为，打破了以往以某个民族国家进行研究或者对几个民族国家进行简单“比较”的范式。它转而以“财政—军事中心”来探究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这些“财政—军事中心”，如阿姆斯特丹和热那亚等，已不仅仅被视为所在国家的“重镇”，而是被看成跨国互动的枢纽，这也与近年来城市史的“跨国转向”不谋而合。因此，“财政—军事体系”可以说是从“跨国”或“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来研究战争与国家形成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欧洲财政—军事体系”课题由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不同国家的学者参与，受欧盟的欧洲研究理事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资助，又成立于英国脱离欧盟之际，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欧洲“民族国家”与“超越民族国家”之间的复杂张力。
结语
“财政—军事国家”论三十多年的不断演变发展，为我们从历史学的角度理解军事活动与现代国家形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分析框架。首先“财政—军事国家”论的演变发展可以说是历史学者逐渐摆脱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回归历史情境和原始史料的过程。布鲁尔受蒂利、迈克尔·曼和斯考切波等历史社会学家影响，因此，“财政—军事国家”论一开始带有浓厚的社会科学理论色彩。虽然这一概念风靡一时，但也出现了被滥用和解释力不足的问题。随着历史学者开始从理论框架回归具体的历史情境，从原始史料探究粮食供给、士兵招募等近代欧洲战争中的细节问题，原先“财政—军事国家”在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等方面的问题暴露出来，而“承包人国家”和“财政—军事体系”概念也应运而生，对“财政—军事国家”论进行了修正与补充，不仅赋予了这一概念新的活力，也反过来拓展了我们对近代欧洲国家及其形成过程的理解。
其次，“财政—军事国家”论倾向于从国家这一“上层建筑”入手，布鲁尔笔下的英国“财政—军事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卷入欧陆战争后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产物。但后续的“承包人国家”和“财政—军事体系”则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私营商人、市场经济、资本和城市，认为它们对近代欧洲战争的进行同样不可或缺，战争不仅仅是国王及其臣仆的事。可以说，18世纪末以前的“战争资本主义”不仅在欧洲以外存在“奴隶制、对原住民的剥削、帝国扩张、武装贸易”，在欧洲内部同样也有暴力的一面：荷兰17世纪上半叶从欧洲军火生意获取的利益与东印度公司贸易相当。突出商人、市场和城市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延续了恩格斯的论述：“王权”与“市民”的联盟在中世纪晚期粉碎了封建贵族，而这样的联盟又在近代早期的相互竞争中确立了欧洲的国家体系。
“财政—军事国家”论的提出及其后续发展演变也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布鲁尔提出“财政—军事国家”概念正值冷战末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从水下到外太空的军事竞争日趋白热化，相关政府机构耗费巨资进行各式各样的军事项目，无疑是“财政—军事国家”的灵感来源，随后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所展现的强大资源动员能力也可以说是“财政—军事国家”的最好注解。而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大量雇佣“黑水”（Black Water）等私人军事承包商，自然对“承包人国家”有所启发。2011年西方国家临时组成的干涉利比亚的军事同盟表明，军事行为愈来愈不是单个国家政府的行为，而卷入叙利亚冲突中的各国家、库尔德地方政权等非国家实体以及形形色色的武装组织之间在人员、武器、物资、资金和情报上明里暗里的密集流动，可以说是“财政—军事体系”在当代的又一案例。
“财政—军事国家”及其后续概念的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可能的盲点。例如，相关理论的研究时段主要是17世纪晚期以后，重点关注的是在战争中投入的资金、补给和兵力等，而较少关注战争方式本身。在经典的“军事革命”结束后，18世纪欧洲的战争方式固然没有发生重大突破，但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变革，例如，轻装部队的广泛应用，高地苏格兰人、森林猎人、克罗地亚边民和哥萨克等边缘人群开始被成规模地编入国家的正规武装力量，这或许也会对欧洲国家的形成产生影响。再如，现有研究大多是从国家政府官员、邦国统治者或者富甲一方的大商人等政治经济精英的角度出发，而亲身参与战争工作的中下层精英和普通民众则较少被关注。意大利学者朱利奥·翁加罗就试图打破这种状况，将目光投向为战争生产硝石、修葺堡垒、留宿士兵和提供民兵的城乡社区，考察它们在16、17世纪威尼斯国家形成与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此外，现有研究也主要以那些存活到现代的民族国家为考察对象，而像苏格兰、波兰—立陶宛这样在18世纪就消亡解体的国家则较少被关注，但这些案例对认识战争与国家形成或许同样有研究价值。总之，“财政—军事国家”论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发展，仍在不断演变之中，每年都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对人们认识近代欧洲国家形成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值得国内学者持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