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列强的“帝国英雄”，那些进行殖民征服、血债累累的战争贩子和残酷压榨非洲人民的殖民官员，在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中轰然倒下，成为千夫所指的过街老鼠。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非洲国家的殖民记忆和历史书写出现了令人惊愕的反转。“帝国英雄”回归非洲，代表着一种怎样的风向？
殖民统治罪恶累累
欧洲列强对非洲的“探险”、渗透、侵略与殖民统治，始于1415年葡萄牙人占领摩洛哥的休达，终于20世纪60—70年代轰轰烈烈的非洲独立运动。据估计，到1876年，欧洲列强占领的殖民地约占非洲总面积的10.8%；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除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外，整个非洲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500多年的殖民侵略与殖民统治，中断了非洲自身的历史发展进程，给非洲人民造成深重灾难。首先，在持续300余年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最低估计1000余万黑人作为奴隶活着登陆美洲。考虑到掠夺黑人的战争、黑奴运输中疫病和饥饿等造成的死亡等因素，非洲由此损失的人口至少一亿。其次，难以计数的殖民侵略战争或殖民者挑拨离间导致的非洲族群或王国之间的战争或冲突，造成非洲的伤亡人数根本不可能精准测算。再次，欧洲殖民者背信弃义，欺骗非洲酋长或国王签订协议、条约，掠夺非洲人的土地和主权，建立“保护国”或殖民地。更重要的是，殖民列强关起门来在“地图上作业”，大多以直线划分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强行阻碍非洲人民之间的流动交往。此举使得不少非洲国家与邻国的边界呈直线状，造成一族两国甚至一族多国，导致无数家庭离散、亲子相隔。最后，殖民统治，无论直接统治还是间接统治，抑或所谓“发展型殖民主义”，完全服务于宗主国利益。殖民者在非洲强派劳役，征收惨无人道的人头税、棚屋税，西方略有良知的学者、传教士甚至都对此大加鞭挞。“发展型殖民主义”非但造成环境破坏，更是造成非洲的“不发展”。否则，非洲人民为什么争独立、求解放？
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非洲人民没有忘却。相反，非洲国家独立后兴起的民族主义史学驳斥欧洲中心论，捍卫非洲自身历史，极力凸显非洲人民的主动性。
非洲历史书写的反转
欧洲殖民者及一些欧洲知识界人士的傲慢，臭名昭著。黑格尔声称，非洲从来就是一个“黑暗的大陆”，其“非洲没有历史”的谬论广泛传播，影响恶劣。殖民史学认为，除北非阿拉伯地区外，“非洲没有书面语言，因而也不存在历史”。既然“文字记载是历史的前提”，撒哈拉以南非洲没有文字，也就没有历史，只有欧洲人在非洲的历史。地中海南岸文明是欧洲历史的延伸，古老的埃及文明则是亚洲文明的产物。探险家的文字记载，传教士的书面报道，殖民官员的著述和历史学者的作品，或隐或显地弥漫着这种以欧洲中心论为底色的史观。质言之，列强居高临下地俯视和鄙视非洲人民和历史的殖民史学，无非是以探险家或传教士文字或历史书写形式出现、为殖民统治辩护的学术霸权和话语体系。
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二战以来非洲兴起波澜壮阔的民族独立革命，推翻了殖民统治，沉重打击了殖民史学，迎来了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春天。出于国家构建与经济建设的需要，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纷纷建立大学，成立研究非洲历史、书写本国历史的大学历史系和历史学会，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应运而生，如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学派、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学派、南非的自由主义学派等。民族主义史学强调非洲人民是非洲历史的主体，呼吁以非洲视角观察非洲，打破欧洲中心论的牢笼。尼日利亚历史学家、伊巴丹学派创始人戴克（K. O. Dike）不仅把非洲人民的口述资料作为史料运用到历史研究之中，抨击将文字档案等同于历史的欧洲史学传统，而且把多学科方法引入非洲历史研究之中，从而否定了把非洲史当作欧洲人在非洲的历史的殖民史学传统。
在为非洲民族国家构建的鼓与呼中，在构建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并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影响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在17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的1960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下，国际非洲研究学者大会于加纳首都阿克拉成立。这个学者大会着力推动非洲研究，“在非洲人中间唤起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意识”。196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编写《非洲通史》。1971年，《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正式成立，主席由肯尼亚历史学家奥戈特（B. A. Ogot）担任，各卷主编均为非洲学者。1995年完成的这部8卷本《非洲通史》，“更愿意站在非洲的立场、尽可能用非洲的声音向世界诠释非洲”。J.基—泽博（J. Ji-Zerbo）在该著作第1卷《总论》中振聋发聩地指出：“非洲是有历史的……与整个人类历史一样，非洲历史实际上也是一部觉醒的历史。非洲历史需要重写，因为长期以来，它时常被‘环境势力’即被无知和私利所埋没、伪造、歪曲和篡改。”
不幸的是，20世纪80年代非洲遭遇严重经济危机，西方新自由主义宰制下的结构调整政策横扫非洲大陆，同时在政治风向与非洲历史研究、书写上扭转了潮流。世事艰难，非洲的大学经费紧张，许多历史学者不得不到欧美国家的大学任职，直接受到欧美学术话语和历史叙事的影响。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就此衰落，为殖民侵略与殖民统治涂脂抹粉的所谓后殖民史学悄然兴起。
披着羊皮的狼：后殖民史学
后殖民史学或后殖民主义，是人们广泛使用而外延宽广、争议不断的术语。大致而言，它既包括第三世界对西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及相关学术话语的批判，又包括“西方对第三世界本土历史的消声”。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学界的非洲历史书写而言，后殖民史学就是对民族主义史学的反动，甚至可以说是殖民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喀麦隆雅温得第一大学教授恩科洛·福埃（Nkolo Foé）在《非洲政治的多重政治性——解放、后殖民主义、解释学和治理》一文中指出，“解放哲学退潮，敌视独立的意识形态逆势而上，大奏凯歌……以所谓繁荣神学替代解放神学；以随波逐流和游牧主义替代对非洲生存的稳固基础的寻求；以混杂化替代历史创举；以诡诈计谋替代斗争。后殖民主义攻势的矛头对准解放哲学，旨在颠覆自主意识和泛非主义大厦……宣称反抗殖民主义只是一件过时的武器，或者说只是一支旧猎枪。独立被认为是滋生无政府民族主义的一种神话”。
诚然，最近三四十年来后殖民史学对非洲历史的解构与歪曲，不如福埃说的那般粗暴、直接，相反极为隐晦，常以学术的面目出现，以科学的旗号唬人，回避殖民侵略的血腥和殖民统治的暴虐，以局部代替整体，以微观代替宏观，以次要矛盾代替主要矛盾。在殖民地政治史研究上，后殖民史学强调殖民地国家“具备相对独立于帝国本土利益的行动能力”，以帝国本土与殖民地国家、帝国议会与帝国政府各殖民机构，以及殖民地国家内部之间的“分权”，解构殖民统治。这种学术话语，似乎回应了非洲人民对自主性和能动性的诉求，以主体与客体的混合、颠倒与模糊，以各种力量的所谓互动建构“新殖民史”。
以“殖民霸权”取代“殖民统治”，以“治理”代替“统治”，这样的学术话语“创新”是后殖民史学的惯用伎俩。不错，非洲人民可以利用殖民列强之间的竞争“以夷制夷”，早期特许公司的殖民统治与二战以来“发展型殖民主义”的“治理”差别甚大，资源及人力的局限制约了殖民当局对农村和边远地区的控制，殖民地人民主动“适应”、反制乃至武装反抗殖民统治，等等。这些就局部而言、就某个时段而言，无疑具有真实的一面。然而，以“殖民霸权的有限性”的学术话语，制造殖民力量无限弱小的假象，令人觉得殖民势力何其遥远、极为渺小，这完全是本末倒置，更是极端错误的。试问，既然殖民霸权如此“有限”，数以千万计的黑人奴隶，是自缚双手主动到美洲的吗？令非洲人家破人亡、流离他乡的万恶的人头税、棚屋税，惨无人道的强迫劳动，难道出于非洲人的自愿？
20世纪80年代印度兴起的庶民研究，本意在于解构印度的殖民史学并纠正其民族主义史学的偏颇之处，“自下而上”地书写印度历史，为不能发声的下层人民书写历史。然而，庶民研究对非洲历史书写的影响恰恰相反，它关注的是庶民的“自治”领域，见微不知著，“对微观历史屈膝献媚”。举例来说，80年代末以来，非洲历史学者就缺席非洲经济史研究，而经济学家开创的新非洲经济史研究大多采取微观研究或专题调研的形式。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非洲历史的书写从物质方面转向文化方面，经济和社会史研究普遍被忽视，历史学者更多地关注种族或族群、身分认同等西方喜好的议题。所谓“传统的发明”，如部落的构建、习惯法在殖民时期演变为成文法等，成功转移了民族主义史学的研究议题和学术话语，不动声色地否定民族史观和整体化理念，以“民族的碎片”解构非洲各民族，企图阻止强大的非洲自主国家的出现和非洲一体化进程。
当然，这一切也要“归功于”后现代主义认识论。认识多元论、语言学的唯心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声势浩大，“一切皆是话语，万物无非叙事”。抓住问题本质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殖民与被殖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穷人与富人的两极对峙被悄然解构，无产阶级的声音被淹没和消解。福埃就此谈到，“作为整体的社会和民族就可能进入解体，造成不同形象的无限碎化……文化与后殖民研究通过将社会经济和政治差异文化化、部落化、种族化和宗教化，抹杀了激烈的社会对抗”。
历史是变动不居、不断演进的。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叙述和书写，也随着时势而改变。进入21世纪，一些非洲国家的殖民记忆发生颠覆性变化，曾经臭名昭著、罪行累累的殖民头目，摇身一变，以“英雄”的身分出现在非洲公众的视野中。一些非洲国家官方为之树立雕像，举行重大庆典，或以其名义开办大学，重评殖民历史，甚至以殖民总督为开国元勋，等等。这股逆流不能不令人警惕。
从表面上看，这是发展旅游业以赚取外汇、与西方“和好”以争取外援、发展“国际合作”的现实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非洲国家发展受挫，是这股逆流出现的根本原因。经济发展遭遇危机，迫使非洲国家吞下“结构调整”的苦果。经济基础的变化，波及文化、历史等上层建筑，曾经风行一时、为非洲国家独立摇旗呐喊的民族主义史学，遭到后殖民史学无声更无情的解构。欲亡其国先毁其史，当个别非洲国家把建国渊源与政治合法性放在殖民恶魔的肩膀之上时，其势也危，更说明非洲“思想的非殖民化”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