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历来是史学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历代执政者都十分重视“以史为鉴”。为巩固政权服务，同时史学不仅具有政治上的借鉴功能，还有教育的功能、文化认同的功能，近现代以来，史学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增添了很多新的功能，在近现代的新形势、新任务下，史学社会功能逐渐演变和提升，新时代以来，史学社会功能面临新的全面提升，史学不仅要更好地发挥。“资政育人”的功能，进行新的科学探索，而且要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促进民族文化认同上发挥更大作用。
关键词：史学 社会功能 以史为鉴 文化认同
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从史书问世起直到今天，历代的政治家、史学家和关心史学的人都十分关注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非常睿智的见解并且流传至今。不同时代的史学著作，都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因此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推进，人们对史学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会有新的变化。本文将讨论不同时代条件下史学的社会功能的演变与提升，特别是要着重探讨在新时代条件下历史学如何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
一 传统史学的社会功能
1.史学在政治上的借鉴功能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中对史学的功用曾经这样定义：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刘知幾在这里说得很形象也很深刻。他说如果史官制度能够代代相传大量的史学著作被保存下来那么千百年以后即使这些历史的当事人已经作古但他们的历史活动仍然会被后人知晓。人们坐在家里就可以和古人对话能够了解千百年来历史发展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仅可以知晓古人赞赏古人还可以批评古人。历史上成就大业的人们可以成为道德的榜样而那些祸乱国家社会的人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人们学习那些有益社会的贤人摒弃那些有害社会的恶人。于是史学不仅有着记事载言的功能还能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因此史学的功用是很广博的涉及社会上每个普通人都应该知道的紧迫问题更为国家治理者提供了借鉴。大到管理国家小到治理家庭人们都能够从历史中得到启发。
传统史学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借鉴功能表现在许多方面瞿林东在《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等论著中曾对此进行过多方探讨对我们很有启发。
首先，古代史家著史具有忧患意识并且对治国者有所影响。
中国古代史家历来有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主要表现为对国家兴亡盛衰的关注以及对社会治乱、人民休戚的关注。这是同史学的本质与功能密切相关的，也是史学中人文精神最集中的表现。《孟子·滕文公下》言：“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说明孔子作《春秋》时的一种忧患意识。到了西汉前期，司马迁言《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司马迁强调了《春秋》“辩是非”、“治人”、“道义”、拨乱反正等，把《春秋》的社会作用阐述得更加清晰，其主旨仍在于政治统治的原则。司马迁对汉武帝统治下的社会前景表现出种种忧虑。当是时，西汉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司马迁看到了这一变化，故而发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感叹。他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这就是以史为“鉴”的思想。司马迁所说的“自镜”以“居今之世，志古之道”为前提，他是就史学的社会作用来说明“自镜”的价值的。
史家吴兢生活在唐代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他目睹“开元盛世“的繁华，同时也敏锐地觉察到唐玄宗开元后期政治上的颓势，于是著《贞观政要》一书。此书以《君道》开篇，以《慎终》结尾，反映了这位董狐式史家的忧患意识。《贞观政要》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唐宣宗曾经把它书写在屏风上，“每正色拱手而读之”，辽、金、元、清四朝的最高统治者，都曾把《贞观政要》译成本民族文字，认真披览。
清人龚自珍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历代史家是怀着对社会深刻的忧患意识来著史的，治国者如果能从史著中感受到这种忧患意识，从而有所警醒，就说明史家著史的巨大社会功能。
其次，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唐太宗对史书编纂的意义有深刻的认识。贞观十七年（643），魏徵病逝，唐太宗非常悲痛，对身边大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里“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表达的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以史为鉴”的思想。
唐代初年，唐太宗非常重视编纂史书，他命房玄龄、魏徵等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贞观十年书成，他很高兴，并深刻地指出：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
可见唐太宗让魏徵等编纂梁、陈、齐、周、隋五代之史书，就是要从这段历史中吸取教训，即“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应该说唐太宗对秦始皇、隋炀帝的批评是正确的，他“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的态度是诚恳的，这从“贞观之治”的政治作风和社会面貌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我们甚至可以说，唐太宗对历史经验和史学的重视程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几百个皇帝中，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唐太宗曾在《修晋书诏》中以赞叹的口吻说道：“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这句话，凝聚了他对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的全部认识。
历史学家们常常把自己的著作当作令执政者警惕的镜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北宋史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书编纂完成后，他在给宋英宗的《进书表》中，恳切地期望英宗：
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资治通鉴》为编年体史书，读者们不容易从书中了解一件史事的始末，于是南宋史家袁枢以《资治通鉴》为资料来源，编纂了纪事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便于人们了解历史事件的始末，进而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难怪与袁枢同时代的文学家杨万里读了《通鉴纪事本末》以后，感叹道：“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反映了该书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
最后，传统史学具有广泛的经世功能。
唐初史家把史书分为13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并说明每类史书的性质、源流、著述成就。从各类目录名称来看，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更高了，作用更大了：政治仍占有主要的分量，而民族、家族、人物、文献积累等，也从不同的方面显示了史学内涵的丰富以及史学对于社会面貌的影响，历史、天文、地理、人事，都在史学的视野之内；彰善、垂戒、揭示执政者治国安邦的智慧、描述朝代兴盛的风貌，都是史学社会功能的表现。传统史学著作的这种经世功能主要以种种制度的模式为后代的执政者提供参考，其中以典制体史书最为突出。例如唐代大史学家杜佑在他的《通典》的序言中表明，他“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我们可以从王夫之对《资治通鉴》的评价来说明传统史学多方面的功能。王夫之说：
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
一部《资治通鉴》可作如是观，更何况全部传统史学呢！
2.史学的教育功能
传统史学著作具有明显的教育功能。这种教育功能在古代就已经显现，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史学的这种功能。
古代统治者重视史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例如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叔时论教导太子，认为应该教之“春秋”，教之“世”，教之“令”，教之“语”，教之“故志”，教之“训典”等，以便从各方面提高太子的素养。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设史学祭酒一职，史学立为官学之一，与经学、律学鼎足而立。南朝宋时，国子学有玄、儒、文、史四科。唐朝国子学设有“文史直者”，其弘文馆弘文生要通过《史记》、两《汉书》和《三国志》的考试；科举考试有“史科”从一史科到三史科，“每史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及第”。
除了人才培养之外，史书能以伦理的或道德的准则警醒人们、教育人们，协调或维护社会秩序。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说：“《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刘知幾说：“史之为务，申以劝戒，树之风声。”都表达的是这个意思。传统史书尤其“正史”，都是纪传体，保留了丰富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其中很多历史人物的事迹、言论，为人们树立了做人的标准，“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时代不同，价值判断标准也不同，但史书仍然可以给人们带来启示，为人们提供镜鉴，起到一种特殊的人生教科书的作用。
3.史学的文化认同功能
中国丰富的历史著作，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每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中国多民族“联结一体”，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优秀的历史著作有助于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仅以《史记》为例，看该书如何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这很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大一统”的政治观。突出表现为《史记》明确记载了中国历史始于何时，谁是中华文明的始祖。司马迁能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具有杰出的对历史文献的整理、综合能力，又具有将自己在广阔的范围内调查访问所得与文献记载相印证的高明的治史方法。他确定黄帝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这对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文化认同意义。司马迁在《史记》的首篇《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个古代帝王的历史，这是中国历史的最早阶段，也是中华民族意识的源头。在司马迁的笔下，黄帝不但是华夏文明初祖和华夏民族走向统一的奠基者，而且其后起称帝者都是黄帝的血胤。
其次，《史记》极为重视民族活动，以大量史实表达各民族“联结一体”这一重要观念。《史记》开创了中国史学重视周边民族历史记载的传统，对于促进全国各民族的融合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如《史记》中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在这些篇章中司马迁认为周边民族与中原民族出于同源在《匈奴列传》中，他一开头就说明：“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这就说明匈奴这一北方边境民族与中原民族是兄弟关系。
最后，《史记》具有广采兼容的文化观，为中华民族历史记载的连续性树立了不朽的典范。《史记》有这样一个特点，它善于吸收古代各派学术的精华，体现出拥抱全民族文化的广阔胸怀。应该说，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在当时要经受巨大的考验。当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司马迁重视儒家思想，但对诸子百家也是广采兼容。司马迁并不把尊重儒学与其他学派对立起来，他明确肯定百家之学各有自己的价值。
陈其泰在评述《史记》的文化认同作用时指出，《史记》把中华民族的历史写进书中，将各家各派的学术思想都囊括其内，把各具智慧和光彩的历史人物都载人史册。司马迁这种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广采兼容的文化观，与其“大一统”的政治观和各民族“联结一体”的民族观紧密交织，三者相得益彰。因此，“《史记》是在古代国家实现空前统一和全国范围内各民族的融合达到空前规模的汉代著成的，它的成就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进一步奠定了深厚牢固的基础，在两千多年漫长岁月中不断发挥其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巨大作用，其深远影响一直存在到今日!”
二 近现代史学功能的提升
由于社会背景的变化，近现代史学的内容和撰史的宗旨、编撰的方式等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因而史学的社会功能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扩展和提升。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学到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新史学，从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以来的中国史学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史学，随着史学本身的发展，史学的社会功能也出现诸多新变化、新特点。
1.近代史学的开眼看世界
第一，经世致用功能的提升。
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局势发生深刻变化。鸦片战争失败，《南京条约》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史学著作的编撰形式和理念都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与传统史学不同的新趋势。严酷的社会现实，促使有识之士把眼光转向社会，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在史学思想上最突出的代表是龚自珍。他利用公羊资料锻造现实斗争所需要的哲学思想并取得了出色的成果，这昭示着社会的动向，标志着公羊学发展史上的巨大飞跃。在举世昏昏时，他感受到社会危机的深重，忧虑憔悴、日夜不安。他发出有力警告：“乱亦竟不远矣”，他所阐发的公羊三世哲学观点，新鲜活泼，容易触发人们对现实的感受，启发人们警醒起来投身改革事业。
一些原来锐意攻训诂、习考证的学者开始改变风气，走上了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的史地研究道路。西北史地学就是在19世纪中叶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潮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方面，成就最大的是张穆和何秋涛。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蒙古地志，它的出现可补辽、金、元三史之阙，同时提供了清代蒙古各部的沿革变迁与社会风貌，此书在近代西北史地学发展史上占有突出位置。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也是近代的一部史学名著。该书不仅取材广，考订精，而且经世的意图十分鲜明。何秋涛对清代前期的历史进行考证和总结，希望清政府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像康熙帝那样有所作为，可见其用心之深。
第二，“开眼看世界”的开始。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史学界兴起了研究外国史地的热潮。这股热潮为中国的史学发展注人了新的血液，同时在介绍和输人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方面也起到了桥梁作用。
林则徐和姚莹是“开眼看世界”的杰出代表。他们都亲身参加了东南沿海的抗英斗争，从残酷的现实中认识到清廷之所以在鸦片战争中惨败，是由于中国书生“不勤远略”，不了解海外事势，一旦与外夷交战，便“惊若鬼神，畏如雷霆”，以致“偾败至此”。林则徐、姚莹不仅提出了“开眼看世界，的主张，并且身体力行，积极从事世界形势及各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林则徐在广东时，就经常令人搜集西方材料，翻译西书，积累了大量资料。他所编的《四洲志》是根据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译出，介绍了世界三十多个地区和国家的历史与地理情况，是我国近代第一部较系统的世界史地译作。姚莹的《康輶纪行》记录了不少有关英、法、俄、印度等国的历史地理知识，考察了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的源流，绘制了世界和中国西南边疆地图揭露了英国对西藏的觊觎和英俄在中亚、西亚的争斗情况。
真正把“开眼看世界”的思想付诸史学实践并且取得较大影响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1841年6月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由浙江发往伊犁途经京口遇见魏源。林则徐将他主持编译的《四洲志》等有关外国资料交给魏源嘱他继续编纂。《海国图志》是中国人编纂的第一部世界史地志。当时中国刚经历鸦片战争失败的巨痛，人们渴望了解世界大势，故此书一出，即风行天下，给思想界以极大的启示，其不仅对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起了凿破鸿蒙的启示作用，且在史学上也有独特建树，为中国近代的世界史地研究奠定了基础。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随着运动的开展适合时代需要的世界史研究进一步展开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就是其中代表性著作。《日本国志》写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改从西法革故取新”的历史，所涉既详又广，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国志》由于提供了国人迫切需要的外国史地和世界潮流的知识故被时人誉为“奇作”。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所表现的杰出创造力在近代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
在当时，中国要改变积贫积弱的状态，就应该效法日本，走维新道路，学习西法，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故《日本国志》就成为符合19世纪末中国社会进步的迫切需要之“千秋史鉴”，是一部反映时代精神、体现时代脉搏的杰出史著。也是孔子、司马迁以来史学与社会密切联系，发挥经世致用社会功能这一优良传统的大发扬。
第三，振兴民族精神的史学著作出现。
由于文化专制主义特别是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影响，清代的明清史研究为学术“禁区”。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史家为解决社会面临的军事和财政危机把眼光转向清史研究希望以此来追本溯源探求国家积贫积弱的原因。魏源的《圣武记》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清代军事政治史著。
魏源认为，国家欲兴数百年之利弊，士大夫就必须能够“舍楷书贴括而讨朝章、讨国故始”。他很早就开始留意这方面的研究。道光九年(1829）以后，他利用在京任职的机会，广泛阅读“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说”，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为清史的撰写做准备。鸦片战争中，清军节节败退的消息传来，他悲愤异常，于是开始奋笔书写《圣武记》。《圣武记》对晚清时期的历史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圣武记》是近代第一部系统记载道光以前清朝军事史的私家著述，《圣武记》的强烈的经世色彩及其在清史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为它在社会上赢得了很大声誉。《圣武记》成为一部振奋民族精神的史学著作，体现了近代史学功能的提升。
2.20世纪新史学对史学功能的提升
“新史学”开始了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20世纪初，梁启超在他的《中国史叙论》(1901年）、《新史学》(1902年）等文章中提出了改革旧史学、创立“新史学”的急迫主张，大声疾呼“史界革命”。在批判旧史学的基础上，从“史界革命”的高度，梁启超提出了建立“新史学”的理论。他认为，“新史学”应该以进化论为指导，探讨人群进化和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他认为“新史学”的任务，在于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使后人能够循其理率其例而增幸福于无疆。
梁启超批评旧史学有“四弊”，认为其治史的观念是以古人、死人为本位，他说：
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姓，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也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历史为死人古人而作耶？为生人今人而作耶？据吾侪所见，此盖不成问题，得直答曰为生人耳。
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就是适应这种潮流的第一部中国通史著作。夏曾佑在该书序言中说明，自己研究中国古代史就是为了寻找救国之法。他认为，历史和现状之间有密切的因果关系，现实社会中的种种迹象，必须也只有从历史中才能找到根源。他也是为了当时维新变法的政治需要，才潜心于历史研究的。这部30万字的《中国古代史》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从“传疑时代”即太古三代的神话传说写起，一直写到隋朝。虽然只是半部中国通史，但是它突破了传统史学的编撰方法，采用章节体，贯彻今文经学和社会进化论的历史进化观点，显示了与传统史学完全不同的面貌。他能够把中国历史放在连续发展过程中来考察，强调古今历史的因果联系，注重揭示社会历史的进化规律，显示了20世纪新史学的新功能，在当时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声誉。
此外，20世纪上半叶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运用进化论的理论和爱国主义的思想编著中国历史，教育广大民众。如吕思勉早在1922年就出版了四册《白话本国史》，这是中国第一部用语体文写出的中国通史，对当时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都有不小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他又先后完成了《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于1946年写成两卷本《中国通史》。吕思勉的这些著作，材料详备、考订深入，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为当时学习中国历史提供了很大方便。他还激励广大青年，通过学习历史了解社会进化的道理，告诫青年读者，要加强对历史的学习，“读了历史，才会有革命思想”，“才知道人类社会有进化的道理”。
每当中国处于民族危机关头，就会有史学家以史学著作阐扬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并试图以此来振奋民族精神。
萧一山在他的清史研究中就表现了一种“民族革命史观”。萧一山在1923年至1927年著成的《清代通史》中就已经形成了“民族革命史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在清代三百年历史主线中肯定了郑成功的抗清事业，重视天地会的作用，评价太平天国运动是民族革命的巨大洪流，论述了列强侵略造成的中华民族的无穷灾难等。在抗日战争时期，萧一山在前一段学术探索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他的“民族革命史观”。1943年，他撰成《清史大纲》一书，标志着他的“民族革命史观”的升华。
萧一山的“民族革命史观”发展的标志有两个：一是他总结清代三百年民族革命经历了三个阶段，“天地会肇其端，太平军扬其波，革命党竟其功”；二是他极其明确地以鸦片战争作为近代社会开始的标志，并强调由此“才走到剧烈变动的时期”，此后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抗战时期萧一山“民族革命史观”的发展，表现在他明确提出了“民族革命是支配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的总枢纽”的重要观点。这显示了萧一山论述历史演进之因果关系及内在规则性的高明史识。他提出研究晚清史的重要任务，是要“勿忘国耻”，确凿记载，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如何对中国实施侵略、掠夺，并造成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他通过独立的学术研究而形成的“民族革命史观”，在对清代三百年历史演进基本线索、鸦片战争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肆意侵略、救亡图存成为民族革命的重要任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上，与坚持唯物史观的学者相呼应，甚至有诸多吻合之处。
3.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与史学功能的全面提升
从1919年到1949年这3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中，同时也配合革命任务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五四运动以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李大钊从1920年开始，就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并且开启了把唯物史观运用于史学研究的过程。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就体现了他为这个结合所做的努力，这也意味着李大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进行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在《史学要论》中，李大钊特别强调了史学与人生的关系，为史学的社会功能做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史学既能成为一种学问，一种知识，自然要于人生有用。他认为，研究历史是为了看清现在、预见未来。他说：
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无限的未来世界，只有在过去的崇楼顶上，才能看得清楚；无限的过去的崇楼，只有老成练达踏实奋进的健足，才能登得上去。一切过去，都是供我们利用的材料。我们的将来，是我们凭借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的。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科学的态度。
大革命失败以后，思想界开展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同各种不同观点的论战中，初步对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问题，进行了贯通性的系统考察，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中国历史的发展体系。这个过程锻炼了我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其中，郭沫若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立首创之功。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他系统地研究了先秦的历史，从渔猎、畜牧、耕种、工艺、贸易等社会生产活动中，找出了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并从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革、阶级的产生与对立中说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于1934年出版，该书对殷商以前远古社会的分析，根据摩尔根、恩格斯著作的精神，以仰韶各地出土器物为主要史料，从古籍、神话传说、民间习俗中探求史前期中国社会，探寻出中国原始社会的一般特征，确定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传说中的夏代为父系氏族社会，是对中国的原始社会研究的开创性贡献。1936年出版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对殷代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了具体分析，论证了殷代为奴隶社会，这一研究成果在当时的史学界具有开创性。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迅速发展，革命史学工作者的队伍日益壮大。他们聚集在延安和重庆两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延安对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有过很多重要论述。他号召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他说：
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所以学习运动也有它的普遍性和永久性。
这一时期，史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突破。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专论问世，古代社会史历史阶段划分问题讨论的展开，封建社会发展长期性和农民战争问题的探讨，近代社会研究的开展，思想史研究的开展，等等。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于1938年出版，书中提出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论述了“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历史的适应性”等问题。始作于抗日战争期间的一系列中国通史著作，区别于传统的正史模式，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史作为一个有规律的过程来看待，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1941年，中册1943年），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前七章1941年，后八章1948年），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一卷1943年，第二卷1947年），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1941年），吴泽的《中国社会简史》（1942年）等。这些通史著作，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既从纵的方面来体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又从横的方面表现了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特点。这批通史著作的问世，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逐步趋于成熟。
4.新中国史学的科学探索功能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们开始对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如中国历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些讨论关注的是中国历史中的长时段和重大理论问题。如历史分期问题所讨论的殷周之际、春秋战国之际、秦汉之际、汉魏之际、隋唐之际、宋元之际、明清之际、鸦片战争之际，都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大节点，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上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历史分期的讨论并不仅仅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等概念问题，而是广泛涉及周秦至明清、近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等许多问题。尽管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认识，但这些讨论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推动了人们从宏观上、理论上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与变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无论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还是世界史、史学理论研究，都呈现繁花似锦的局面，各个领域都有代表性著作问世。至于各具体领域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更是不胜枚举。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对外关系、法律、军事、民族、生态环境、灾害与救灾等领域，都有大量论著问世。以中国通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例，就有范文澜、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十卷，郭沫若曾任主编后由编写组完成的《中国史稿》七卷，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十二卷，林甘泉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九卷，龚书铎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八卷，郑师渠总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十卷等。这些成果都有助于人们用唯物史观来科学地了解中国的过去，全面认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三 新时期史学功能的全面提升
1.改革开放为历史学功能的提升创造条件
第一，历史学的资政育人功能的新体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历史学的政治教育的功能。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就重视对全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教育。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动员全民投人改革开放的各项工作，国家告诫全民“落后就要挨打”，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学习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成为最热门的书。这种针对实际的历史教育对动员全民积极投人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把中国近现代史的教育列人高校政治教育课的内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就是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这门课程主要是要求学生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的。
第二，科学探索功能的进一步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的科学探索功能有了更大的提升。国家重点投人组织实施了一批史学重大项目，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清史》纂修工程、《中华大典·历史典》编纂工程、《儒藏》工程、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抗战研究专项工程等。这些工程的实行，大大地提升了史学的科学探索功能。其中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促进了三代年代学研究从单个分散遗址研究走向贯通、整合性研究，推动了三代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序列及其标尺的建立。
《清史》的纂修工程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清史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清朝灭亡以后，社会总体上对清朝的评价非常低，认为清朝政治腐败、丧权辱国、大兴文字狱等，其统治一无是处。这种评价不是科学客观的。清王朝也有做出贡献的一面。比如，清朝的疆域版图基本奠定了中国的领土范围，这样大的领土面积在世界上也是很少见的。如果仔细去分析，仔细去研究，就会发现整个清代其实是有可以继承和学习的地方的。我们用这样的思路去拓展研究，会对清代有一个更全面客观的认识。
第三，历史学的人才培养功能的提升。
历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成为具有人才培养功能的一门重要学科。党和国家对教育与科研的重视，使史学人才培养和史学研究队伍建设很快走上了制度化的道路。1977年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1978年研究生招生得以恢复，1981年正式确立了新中国自己的学位制度，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人才队伍的培养。一大批历史研究机构和高校史学教学机构的设立，使历史学学科建设有了稳固阵地。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11”工程大学、“985”工程大学、“双一流”高校建设等措施，对于高校史学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历史学的国际交流功能。
一方面，历史学具有重要的了解世界的功能。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世界史学科无论在教学教材体系，还是在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上都很薄弱。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学者主要通过学习借鉴苏联史学成果，开启了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现实需要我们更多地了解世界，这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史研究的繁荣发展。世界史研究在组织机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成果上都取得了可观成绩。1978年后，世界史的相关学会、研究和教学机构也开始建立，世界史研究所创办了《世界历史》。相关单位开始组织翻译西方世界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就包括很多西方史学名著。此外，年鉴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剑桥世界史系列等著作的引进，开阔了世界史研究者们的视野。在世界史教材、专著的编写方面也取得成果，如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武寅总主编的《世界历史》等，对于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和广大读者了解世界历史，起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历史学科特别是世界史也是进行中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媒介。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走出国门，直接从国外的历史研究机构中学习、研究历史，也有更多海外学者来到中国开展学术交流。众多重要的史学名著被翻译到中国。广泛的学术交流有力推进了学术发展，中外学者在很多历史问题的研究上拥有了更多相同或相似的主题与话语。改革开放使我国历史研究工作者与其他国家历史学者有了广泛接触，各种国际性学术讨论对于我国历史学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有的科研项目由于中外学者的合作而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出席了1980年及以后历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2015年还在山东济南成功举办了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些大会让国际史学界的同行们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史学有力地促进了中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
2.新时代历史学期待更好发挥其社会功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对历史学的任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史学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学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领会精神实质，自觉担负起构建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任务。
第一，要进一步提升“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功能。习近平指出：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因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习近平的这段话是对“以史为鉴“精神的最好诠释。2015年8月23日，他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强调“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他说：
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
关于“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的思想，是习近平一贯的思想。这些论述把历史学在今天的社会功能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二，强调历史学需要更加深刻地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
习近平曾不止一次引用司马迁在论述《史记》的撰写宗旨时说过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话，来表明对历史学在今天的使命的期待。2015年8月，习近平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又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
2019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历史研究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
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在党史学习动员大会上再次强调把握历史发展规律问题，他说：
进一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70多年前就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立足现实，把握好每个阶段的历史大势，做好当下的事情。
习近平的这些论述把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指出了我们今天到底需要怎样的历史学，或者说，历史学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哪些社会功能。史学的真正使命是探索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与规律，为文明的升华提供借鉴与参考。今天，新时代对史学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历史研究不能缺席，也不会缺席。史学工作者要深切理解时代需求，继承弘扬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在理论创新、经世致用、学科融合、服务公众等方面下功夫，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第三，历史学要为促进中华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发挥作用。
习近平多次阐述过促进中华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重要性，他说：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各民族在文化上要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在各族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对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要以此为引领，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要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就要学习好中国的历史，在这方面史学工作者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新时代的史学工作者，首先要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且将其体现在自己的学术工作中，不断推出促进各族群众认同中华文化的精品力作。2013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瞿林东主编的五卷本《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就是这方面的一项重要成果，该书被学术界评为“再现民族间心灵沟通的历史长卷”。
第四，适应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学习历史的新要求。
自2016年12月7日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学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来，习近平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党员、干部要学好这“四史”。2021年2月，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再次强调要重点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广大党员要以学习党的历史为重点，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在学习领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习近平强调，对学习党史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习近平对党员、干部学习历史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对史学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史学工作者必须用这些领域的新成果为这个学习服务。
总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已经不仅仅是“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历史学不但要让人们了解历史、借鉴历史，而且要能够通过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对历史逻辑的分析，让人们更好地认识今天，放眼未来。不仅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更要知道我们要向哪里去，即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只有如此，历史学才能充分显示它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应有的作用。因此，新时代历史学任重道远，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将有全面的提升，每个历史学工作者都必须了解时代的要求，自觉地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庄严使命，出色地完成符合时代需要的新课题、新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