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有关汤普森史学研究经历了初步性评价、专题性分析与整体性论述等不断深化的学术历程。
就以往代表成果看，有关历史分析与理论考察聚焦两个维度：一是在历史理论上挖掘汤普森“文化即历史”的形成方式，或从反思经济决定论和批评斯大林主义的角度，或从拓展文化视域中“经验”的范畴，切入考察汤普森基于底层社会史观的文化政治学与历史理论构建。二是在史学理论上探讨汤普森史学思想与英国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型，强调“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对英国社会史学演化的意义，涉及唯物史观范式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相比而言，国外学界对汤普森的史学研究则更为深入系统，呈现多维度、综合性和跨学科的特点，颇为关注汤普森史学研究的“文化唯物主义”及方法论价值。
理查德•约翰逊认为，汤普森与希尔顿、霍布斯鲍姆、威廉斯等倡导基于“文化马克思主义”或“文化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取向，迥然有别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莫里斯•多布等人推崇的经济社会史取向。中外学界特别强调20世纪70年代新社会史学内部“文化转向”的反响，汤普森作为先驱奠基者秉承这种社会文化史转型的理念及视域，具有开拓性贡献。
本文围绕汤普森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及其学理视域，在特定历史情境及思想语境中，结合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内部的社会史范式前提，反思史学认识主体的“文化主义”史学观念，重新梳理汤普森新社会史学理论体系，分析以历史文本与史学阐释为观念载体的汤普森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特征。在激进历史与史学观念的变化中，汤普森史学研究及其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的“文化转向”在推动70年代末从西方新社会史到新文化史的范式转换中具有一定理论贡献及实践意义，彰显了其在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嬗变和国际史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价值及学术影响。
一、汤普森和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文化转向”的生成机制
从文化发生学和史学理论渊源的角度看，一种史学研究取向与文化实践行为有其历史性的学术渊源与结构性的原生机制。从20世纪30年代至1956年左右，尤其经由二战期间至战后初期，英国社会的政治变动与英国史学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文化渊源和学术传统转向，成为汤普森史学取向“文化转向”的内生机制因素和史学外部情境。
1.时代政治文化中的“思想渊源”和学术理论语境中的“社会史观”
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滋养萌生与观念兴起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语境。在世界范围的红色革命浪潮与英国国内的政治文化风暴中，20世纪30年代以降，虽然英国马克思主义从未像西欧大陆马克思主义一般形成强大的理论传统，但是西方知识分子的政治左倾化与意识激进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与社会思潮，深刻影响了历史学科的理论方法、价值取向及史学实践，有助于学科范式的转变。虽然英国共产党自1920年成立始，政治上依附于英国工党，组织上听命于共产国际，始终未能发展壮大和独立领导英国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因30年代其党内“阶级对抗”路线导致的错误政策，也始终未能在纳粹法西斯主义不断扩张的非常时期担负责任，领导英国人民反抗张伯伦政府绥靖政策，然而30年代危机时代的局势催生了其党内路线的策略调整，建立由左派主导的广泛统一战线呼声高涨。随着联合了英国其他小左派和中间偏左势力的民主联盟与人民阵线应运而生，英国共产党与左派势力联盟则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在战后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借助人民阵线的社会运动实践，共产党组织形象和影响力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至40年代获得了英国民众的广泛认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信仰彰显了其政治声誉与道德影响，为激进主义者或社会进步人士反叛现行资本主义体制提供了实践方案。同时新左派运动也顺势兴起，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英国得到传播，为战后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夯实了根基。
尽管“1943和1944年‘历史’情境中的英雄意志似乎立刻凝结到了两个非常对立的组织机构中，其中每种力量在相应有效领域中只允许具有最小范围的活动自由”，依然可见汤普森激进政治观点及历史理论与这种激进主义传统及政治文化环境的密切关联。激进历史传统与人民阵线运动在客观上深刻塑造了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等第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社会史观及史学观念：关注底层社会及其生活经验的历史书写。同时，人民阵线运动使得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陷入了历史必然性和意志主义的理论批判与社会关怀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是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引领英国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是面临法西斯极权主义试图控制整个世界的冷峻现实与战争危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崇尚牺牲，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这种历史必然与社会行动、历史结构与社会动力之间的冲突与缓和，反映了蕴含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或约束了战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或促进了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趋向，也影响了1956年后汤普森的著史精神和学术路向。
自20世纪40年代始，随着战后反法西斯同盟体系日趋弱化和冷战时代到来，东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加剧，这既孕育了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政治语境和学术文化环境，也制约了其理论立场与研究路径。战后英国工党政府执政，共产党左翼原本期望工党政府实现社会改良的诺言，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真正的“福利国家”，从而平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然而工党的“修正主义”戳破了左翼的政治迷梦，凯恩斯主义和各种形式的新费边主义成了工党指导思想，1957年工党新右派修改了政治纲领，试图寻求体制内“公平分配”理论与社会发展目标。同时共产党左派缺乏足够的理论思想与策略准备以应对右派反攻，甚至整个战后英国左派陷入了集体性危机，都无力独立地领导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在社会史领域，“受到政治思想的激励，从20世纪60年代延续到80年代初期，几乎所有社会史家……都渴望获得更大的民主包容性，无论是从征聘该专业职位，质疑较早的研究成果与研究体制，还是获得学术认可等方面，都涉及民主的普及”。然而随着唯意志主义撞上了冷战思维的围墙，英国学术界全然在政治、组织或思想上面临东西两极格局的困境与政治文化观念的挑战。
在激进政治的时代与史学观念的变动中，汤普森早期学术生涯也深受现实社会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左派思潮及社会运动的影响：其一，如前所述，是从人民阵线运动到冷战时代背景中的汤普森思想变化。这段时期首先是反法西斯主义人民阵线的确立，其后是左派普遍出现政治的“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文化的“红色科学运动”，主要试图破除思想上对苏联模式的依赖，其间汤普森从积极活跃于人民阵线运动始，逐渐完成了在史学观念上从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向。其二是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熏陶，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创立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时期汤普森的思想产生变化，汤普森与其他史家一道奠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传统。
该史家小组以遵循历史唯物主义为圭臬，在坚持“人民的历史”理论和“自下而上”史学理念上，发掘英国激进人民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内在联系，书写底层民众的历史经验成为汤普森研究史学的基本信条。汤普森在这十年间继承的主要观念及思想成果则是来自莫尔顿的“人民的历史”和“自下而上的”观念、多布的“阶级斗争分析法”以及道娜•托尔的关注底层文化的思想。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史观是汤普森史学研究“文化转向”的史观依据。冷战时期的政治文化转向与新左派运动兴盛，成为汤普森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史观最终形成的历史语境和前提条件。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史观作为一种底层社会史观的核心内容，在汤普森的历史政治思想及史学思想中则占据非常重要地位。
苏共二十大引发的左派政治气候激变、苏伊士运河风波、匈牙利事件与冷战核裁军运动的兴起、“冷战”加剧与“丰裕社会”来临，以及工党政治右倾化等诸多征象，既标志着英国新左派运动序幕拉开，也为1956年汤普森联合约翰•萨维尔创办《新理性者》杂志和协同佩里•安德森等人创办《大学与左派评论》创造了条件，促成了汤普森史学实践路径的内在转向。同时，汤普森重新思考斯大林模式的僵化弊端与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在反对机械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史观。随后，这种人道主义历史观向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过渡则代表着“向人的回归”。当然，在汤普森本人看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模式“这样的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用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一种存在——行动、体验、思考、再行动的人……它们更像一个隐喻，它们为了帮助我们理解真正存在的——‘人’而存在”。汤普森实际上继承发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隐喻，为其继续独立且全面考察文化意识与历史形态等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
2.自由主义家学渊源、浪漫主义史学实践和英国新社会史学的“文化转向”
汤普森早期的学术取向既受特定的时代背景与20世纪30年代以来英国政治文化与学术文化环境的影响，更来自其深厚的家学渊源。他父亲爱德华•约翰•汤普森是卫理公会传教士、自由主义诗人和印度史学者，其史学观念表现出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他兄长弗兰克•汤普森拥有极高的古典学素养与语言天赋，大学时代思想左倾并加入英国共产党。家学渊源及其观念相通性则源自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认识与身份认同。汤普森在明确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同时，并非决然与自由主义决裂，正是深受20世纪政治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汤普森的学术思想蕴含着对19世纪英国传统文化中自由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精神诉求，表现为史学取向上崇尚自由意志主义。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即赋有热衷对“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这种激进传统的历史描述。这部经典著作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底层视野，恰与汤普森早期实践经历密切相关，其著作创作源泉与史学思想动机就得益于汤普森所经历的十六年的工人教育工作和丰富的社会实践，这种实践经历为其历史写作提供了社会感知与现实养料。〖BP(〗正如汤普森自己所言，恰是在成人教育实践中，“我……也从学生那里学到许多东西，这本书中提到的那些问题，有许多就曾和他们讨论过”。
而“我之所以参加成人教育工作，是因为对我而言这是一个能够了解工业化的英格兰、能够与学生教学相长的领域”。〖BP)〗这种个体化历史经验和群体性史学书写的最大特色，就是注重描述底层历史经验的演进逻辑，其史学情境和社会结构的内在关系蕴含着汤普森的史学研究轨迹，它是从自由主义社会政治领域出发，借助传统经济社会史学叙事，走向更为宽泛的整体社会史学的“文化转向”叙事模式。
从威廉•莫里斯到威廉•布莱克的研究路向，形塑了汤普森史学思想的浪漫主义色彩。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艺术家莫里斯将前工业社会的道德元素重新注入马克思主义历史美学体系中，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批判工业社会。汤普森早年研究和讲授莫里斯，养成一种“从底层看待一切事物的乐趣”和热衷对浪漫主义思想家研究的态度，继承了莫里斯对当权者的审慎态度和对底层人物的关怀意识。
汤普森的创作目标是找寻英国本土文化中浪漫主义元素对英国资本主义与工业化批判有利的文化资源。他将莫里斯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称为“道德现实主义”，并在揭示有关阶级斗争及其总体表现的历史叙述基础上，充分构建工人阶级道德现实主义影响下的阶级文化史观念，这影响了汤普森的“阶级结盟”观点，暗含了有关工人阶级“乌托邦”的历史构想与文化政治学的理论诉求。
随后汤普森史学思想的浪漫主义历史维度和浪漫主义史家的现实关怀，在其晚年对布莱克的研究中得到延续。汤普森首部史学著作《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于1995年出版，标志着其史学观念初步从斯大林主义马克思主义教条理论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独立思考在英国历史语境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历史问题。布莱克是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画家、英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和浪漫主义作家，其生活年代正值英国社会家长制面临倾覆危机，正处于共有权利的丧失和商业资本主义侵入乡村社会的工业社会前夜。伴随着理性主义的激进历史与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英国古老的“价值规范”正在衰落，平民权利遭受践踏。作为唯信仰论者，布莱克以浪漫主义态度挑战启蒙理性及其工业资本主义家长制，汤普森对此尤为赞赏〖BP(〗：“唯信仰论，特别是马格莱顿宗，可以被视为被社会排除在外的一种极端的资源。因为他挑战了所有作为意识形态的知识、教育和教养体系的上层建筑，主导社会思想的家长制特征都被受世俗压迫的虔信伟人挑战。”
根据史料可知，首先，莫里斯和布莱克两位作家、诗人前辈及其浪漫主义思想，曾经成为汤普森的人生榜样及价值追求。与作为历史学家相比，汤普森最初的夙愿是成为诗人和作家。其次，汤普森经历了从卫理公会家庭背景到虔信派马格莱顿宗的身份转变，就受惠于两位浪漫主义大家尤其是布莱克的影响。马格莱顿教派强调意志主义的唯信仰论，使得汤普森在后来的社会主义道路上，选择了新左派与和平运动，倾向于关注人类历史与社会人道主义立场。再次，汤普森的史学研究不论是聚焦于18至19世纪英国工人运动与工人阶级的历史形成，还是关注18世纪法律权利与公民关系，或者讨论18世纪工业化前夕的贵族与平民，甚至重视平民道德经济问题及对工业社会的批判，都是从浪漫主义出发对于激进社会历史、人民抵抗传统及其社会底层经验的历史书写与史学阐释，反映了汤普森史学著述中的“自下而上”的史学观念及价值取向。其史料来源的丰富性与文学性，实质植根于英国民族本土性的深刻影响。汤普森坦承，正是“莫里斯与布莱克的研究表现了我有多么具有英国人的特征”。
对于莫里斯与布莱克浪漫主义的史学实践，则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本土传统的历史基因及价值赓续的重要表现，这些对于汤普森促进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的范式转变产生了积极作用。
3.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属性与汤普森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汤普森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较为复杂，最重要因素是他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出发，坚决抵制庸俗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其主要理论诉求与历史属性。作为英国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创作者与社会活动家之一，汤普森更热衷于以历史为武器，以史学为手段，参加社会运动与政治实践。无论是二战后积极参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社会重建，还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欧洲核裁军运动的重要组织者，汤普森都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他被称为“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理论旗手”和“行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渊源与1864年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1881年的“社会民主联盟”和1885年的“社会主义同盟”关系紧密。英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威廉•莫里斯和亨利•海德曼等人在19世纪末英国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政治领域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费边社”和英国独立工党组织主导了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并无重大发展。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至20世纪30年代纳粹主义势力扩张的时期，英国马克思主义在学界获得广泛传播与认同，其在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都备受关注。如20世纪30年代，诸如海曼•利维和乔瑟芬•李约瑟等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家借助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成就，倡导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倾向的斯蒂芬•斯彭德和乔治•奥威尔等著名知识分子。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涌现了明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学者，举其要者，有古典学者本杰明•法林顿和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历史学领域则涌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家代表人物，包括约翰•斯特里奇对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研究、莫里斯•多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道娜•托尔对经典理论的研究等都卓有成就。
正在剑桥、牛津和伦敦经济学院求学的许多青年学生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信仰，大都在20世纪30年代加入英国共产党，其中包括汤普森、霍布斯鲍姆、希尔、希尔顿、基尔南等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派的著名史家。他们与30年代英国思想文化界其他激进左派知识分子一道，秉承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宣扬激进社会变革观念，筹集出版《左派评论》《现代季刊》等刊物，并在各地建有1500多个讨论小组，汇集成庞大激进的人民阵线运动，在英国获得社会瞩目。
从激进历史与史学观念的角度看，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这种学术语境与政治文化氛围中蓬勃发展，虽然其间并非全部历史著作来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恰逢其时的社会渊源却为二战后共产党史学家小组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派的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种时代要求反映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文化及其实践效应上，最突出者无疑是1946年共产党史学家小组的机构创立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初步形成。史家小组的初始目标是，“使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相近的领域中工作，从而讨论基本的历史学问题……小组的第二个功能是使历史学工作变得‘政治上有用’”。
从莫尔顿到托尔、再到多布，作为英国共产党创始人、社会活动家和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对20世纪初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形成起了奠基性作用。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等诸多史家构成了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五六十年代的安德森和罗博瑟姆等多位史学家则组成了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
他们都不断增强了对文化研究的关注，并在史学实践中强调从“人民的历史”到大众文化史的历史书写。约翰逊据此认为，这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和劳工史学研究中都代表一种史学观念转向，即对研究经济结构与组织关系的反叛。
随后，从多布到汤普森、再到安德森，在总体性的范畴内关注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话题成为其代际传承与观念延续之所在。应该说“继承与发展”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变化的常态，表明两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互动关系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的连续性。
20世纪50年代后，霍尔如同霍加特和威廉斯那样，是英国文化研究或伯明翰文化学派的奠基者，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继承人和实践者。在英国新左派运动和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双重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文化史取向推动了战后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繁荣。60年代的文化研究强调文化具有普遍性的特征，注重探索普通民众的情感、生活方式、价值观等日常生活的经验。随着世界范围内社会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和英国文化研究传统的应运而生，尤其是1964年霍加特创办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与英国伯明翰文化学派的建立，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大众文化分析与社会变动研究的新范式开始确立于英国学术舞台。普遍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堪称英国文化研究奠基的代表作有：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汤普森与霍加特、威廉斯、霍尔等诸位文化学者共同推进大众历史书写，起到了传播大众文化的先锋作用。通过对他们的思想批判，创立了考察底层文化的历史解释及认识论模式。
汤普森关注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并不同于霍加特关于工人阶级文化传统的历时性比较分析，也迥异于威廉斯基于总体性的社会性格观念与价值体系冲突的历史考察。汤普森认为他们缺乏主动认识那些工人阶级历史和全面阶级斗争历史背景的态度，批评他们的文化理论略带悲观主义成分，忽视了当下工人的“创造性潜能”。他认为他们的著作文本越发囿于理论象牙塔，脱离了新左派的政治实际，不能与工人运动有机结合，产生社会效应。汤普森强调，霍加特和威廉斯对文化的批判太过注重文化独立性的单向度，实际上缺乏历史维度。他重视历史事实，认为19世纪英国工业化之后，工人阶级转变为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控制的消费者；在劳工生产运动与激进历史运动的斗争中，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起到了实践的先锋作用，从自觉抵制统治阶级的文化操纵与思想控制，转向争取社会民主与权力斗争的政治实践。
相比而言，汤普森在1961年《漫长的革命》系列文章中认为，威廉斯太过传统而漠视工人阶级与激进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侧重在总体性上理解一种未经批判审思的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忽视了社会文化在深层意义上的阶级冲突与权力关系。其有关人民激进主义的历史描述，旨在将社会历史总体性与阶级斗争理论相结合，可视为对威廉斯“系列空洞声音”的合理扬弃，体现了汤普森的阶级文化史观的精髓：文化是阶级整体的斗争方式。
汤普森通过批判霍加特与威廉斯的文化分析路径，在系列著作中展现了独特的文化实践方式，构筑了新文化史观，其历史书写让文化变成历史，让历史成为文化，将历史还给大众，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下，“试图从总体性、多因素、互动论的角度深入‘一条生活之道’，在大众文化政治中重构1780—1832年的英格兰工人阶级形成史”。
在史学实践中，无论是两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与结构主义者，都未能走出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的时代困境，最终都退回到抽象的观念领域和本质主义的策略中，对“文化转向”和经验立场进行持续论辩。汤普森与威廉斯的论争实质彰显了新左派内部文化理论传统的两种倾向：一是强调文化独立性与社会“总体性”变迁，关注社会文化的连续性和缓慢性“革命”历程；二是强调阶级及阶级意识的文化形成，关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与社会整体斗争方式的文化构造。譬如，有关18世纪90年代底层民众暴动、19世纪工人阶级生活质量和新千年历史愿景的大辩论，均可归结为关注社会阶层和阶级“情感结构的变化”的文化理论取向及文化解释路径。
在当时工党修正主义兴起、保守主义来袭、冷战意识形态加剧、军备竞赛猖獗、英国新左派运动盛行交织的背景中，两代马克思主义者及新左派知识分子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思想路线和社会策略问题的争论也必然波及史学领域，其论争过程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传统重新涤荡与“文化转向”研究理念及其拓展影响的过程。
二、汤普森和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文化转向”的理论诉求与史学实践
汤普森的“文化转向”历史理论、新社会史学文化史观和著史成就，是他投身20世纪30年代国际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历史产物，也是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小组黄金十年的理论形态和实践成果，反映了他参与工人阶级教育的社会效应。作为历史认识主体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史学实践中，汤普森主要聚焦于英国历史进程中的底层群体生活状态、社会行为意识及“阶级经验”等因素，运用独特的史学表现形态与历史叙述方式，系统展现特定历史的社会文化价值和社会行动结构体系，从而连续性地阐释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时间性存在、文化意识结构和历史形成问题。汤普森构建了以“关系—过程”论为重心的唯物主义历史解释模式，研究1780—1832年英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转向“自为”阶级的发展过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及分析理论，逐渐奠定了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的“文化转向”历史书写格局。
1.“主体性”历史书写与“文化转向”史学阐释
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整体史观指导下，汤普森“自下而上”的史学观念与“阶级经验”的文化解释首先突出两方面：
第一，汤普森的“主体性”史学著作文本既呈现了对苏联斯大林主义历史解释模式的反思批判，也表现了对于以哈蒙德夫妇与韦伯夫妇为代表的英国传统自由主义和以克拉潘与艾什顿为主将的战后计量史学派的英国工人阶级历史书写的批判分析。他认为苏联唯物主义的阶级解释模式及其静止的社会结构分析，是极其简单的“基础—上层建筑”与“物质—社会关系”理论，实际上形成了大量有关革命精英意识形态取代底层阶级觉悟的史学现象叙事及简单历史还原论。
第二，汤普森的“文化转向”史学阐释鲜明地反对认为工业革命后无产阶级的出现是简单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的历史论说，主张从共同的阶级剥削经历出发阐释当时工人阶级的共有“情感结构”。
他批判了英国传统自由主义与社会科学学派的史学解释模式，认为假设在特定社会历史模式中存在着在静态社会结构中承担“社会功能”的“无产阶级”主体，或是用“激愤的情感……将历史道德化”，无疑忽视了在具体的历史事实与真实的历史过程中“人”的丰富经历。
他还有力地批判了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及其两大缺陷：“首先，实证主义者把一些历史事实从这个过程中孤立出来进行考察。……然而，实证主义者还有第二个研究步骤，他们可以把这些支离的研究成果组合在一起，又放回去重现一个由许多个相互关联的‘必然’所构成的历史过程模式，亦即用零碎拼凑起来的整体。”
实际上在与战后英国计量史学派展开的关于工业革命后英国工人阶级生活质量的大辩论中，汤普森基于有力的定量数据，凭借“生活方式、传统关系和道德约束”等质性分析，否定了后者有关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史学解释。在对于种种阶级史观辨析与理论批判的基础上，汤普森实践了“自下而上”的“人民的历史”叙事，形塑了关于工人阶级历史经验的理论立场和“文化转向”的史学书写取向。
在具象化“阶级”的基础上，汤普森尊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历史观和“自下而上”的史学观念，以阶级经验为基础，以共同的实践经历为导向，围绕英国工人阶级阶级意识和工人阶级形成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和阶级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汤普森突出“经验”与“主体性”，构建了“文化转向”的基础概念和解释模式，揭示了两个层次关系：一方面，他着力阐释“阶级经验”与“文化转向”的关系，认为经验是“一批人的共同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决定”，是连接生产关系与阶级意识的中间变量，共同的经验就是对剥削经历的共同感知。
“经验”历史的提出使得汤普森在处理阶级形成这个复杂问题时有了宽阔的参照视域。这些“经验”与“关系”从多维度涉及社会生活，包含所有工人对其所受剥削的主观回应，不仅存在于实际斗争活动中，而且存在于众多家庭与团体活动中，也存在于他们的闲暇活动、宗教信仰及社会实践场所中。就著史动机与史学解释的效果看，这不仅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且对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新劳工史学、新女性主义史学和新社会政治史学而言，都使之在研究范畴与史料来源上获得极大拓展。此外，这种把“文化视为必不可少的，而又非完全自主”的历史解释模式，实质是在尊重唯物史观生产方式决定性的基础上，将历史事件“文化编码”，进行经验解释的“文化转向”叙事研究。凭借重新反思和系统研究以工会、工人运动、工人政党政策、工会精英等各种“组织”“机构”“事件”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劳工史主题，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则实践了范式的创新。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宏大的历史语境不再是社会历史分析的核心对象，诸如无产阶级男女工人群体的生活经历与基于英国本土文化的激进反抗传统的不断融合，经汤普森史学研究“意义化”处理，共有的“阶级经验”与“阶级意识”成为英国工人阶级史学阐释的重要论域。
汤普森以叙述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群体状况为基点，从传统道德、现实价值及心理意识等文化因素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关于阶级意识和阶级理论的历史分析模式。这既反映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家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批判态度与承续能力，也突显了阶级文化或阶级经历不但是涵盖底层阶级整体的生活斗争方式，而且是不同利益集团或社会力量的相互冲突与整合形态。汤普森断言：“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
因此，“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历史叙事方式及其文化研究魅力，强化了汤普森把工人阶级经历视为历史叙述核心对象的倾向，这种文化分析与史学阐释是一种阶级分析历史理论及文化史研究的新范式，可称为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及其底层史观的新形态。
另一方面，汤普森重在明晰历史主体性与“文化转向”的关联，其关于阶级构成的文化解释和历史认识，有益于理解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家如何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和文化理论，促进构建“自下而上”大众历史的史学阐释。在反经济主义机械论的基础上，汤普森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充分立足于无产阶级“主体性”立场，侧重叙述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建构。
他阐释强调工人阶级在文化中形成，同时也在塑造自身文化。从社会史观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还原历史主体性的史学叙事，即“从行动中推断出文化与意识的本质，或确立‘共同期望和意义’的体系”。
汤普森的工人阶级史观，在20世纪60年代劳工史学内部的“文化转向”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劳工史学研究主题及内涵意义的转变：“通过对英国历史进行如此雄辩的反叙述来反对阶级形成的论断，从而激发了所有人的灵感……使得从劳动机构研究到劳动者社会历史的转变获得了巨大动力。”
汤普森建构了工人阶级的文化身份，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史观及其“向人的回归”的历史书写中为“文化转向”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方法论基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20世纪八九十年代，汤普森成为新文化史领域和文化理论突破的关键人物。
2.文化“霸权”视野中的“贵族—平民”史学解释模式与“文化转向”
汤普森的阶级史观与文化史观是紧密相关的，其有关18世纪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则是阶级形成及理论诉求的实践表现。
伴随着战后“丰裕社会”的到来和新型社会管理方式的出现，资本主义社会进入高度繁荣时期，英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资本社会的历史情景，选择采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具，在特定历史与社会语境中进行理论反思与史学解释。意大利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获得了左派知识分子的青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普遍关注。
汤普森在批判性继承文化霸权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18世纪英国文化研究中的“贵族—平民”史学解释模式，撰写了《英格兰的特性》《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18世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贵族社会与平民文化》《18世纪的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共有的习惯：18世纪英国的平民文化》等论著，系统表达了“文化转向”的理论观念及其史学实践的知识形态。
虽然汤普森承认葛兰西的话语霸权思想可以更新其对国家专政意义的理解，并找到工人阶级获取霸权意识的某种途径，但在史学实践中他摒弃了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霸权理论中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决定作用”论说。
一方面，在《英格兰的特性》中，汤普森批判了安德森将遭受霸权统治的英国工人阶级简单视为“共同的阶级”的观点，他反对安德森将资本主义描述为拥有“不可变动的、共同的阶级意识和几乎不具有任何霸权思想的意识形态特征”。
按照安德森的阶级意识与社会结构分析，唯有统治阶级拥有霸权意识，被统治阶级只有共同服从意识。汤普森指责安德森忽视了底层阶级意识也可表现为秩序许可范围内的有限霸权。当然，汤普森所认为的霸权并非葛兰西宣称的一种顺从与一致关系，至少在18世纪英国社会是如此，比如“服从变得可以协商了……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实际上在日常工作中变得更加不受纪律约束，在雇主之间以及在工作与休闲之间有更大的选择自由，而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却较少处于一种依赖的位置”。
然而对于后世来说，关键不再是从政治学角度探讨霸权行使控制作用的机制，而是探究这种不服从在“大众心态中权力与权威的复杂图景”。实际上，汤普森积极地吸纳了葛兰西霸权思想中的“斗争秩序”，认为18世纪的英国社会有一种日渐增长的平民文化和另一种社会秩序的复杂构想，它们与贵族文化相距很远，甚至表现出或强烈、或温顺的抗争特征，但从来没有超越它的边界。霸权并不意味着那幅诸如平民只会接受任何贵族家长制所赋予其称谓语词的单纯境地，或者贵族认可的平民肖像的单一图景，因为在18世纪的英国，霸权秩序的维持并非一个简单过程，“这是一种堪比‘家长制及其递延性’模式下通常能够想到的更为活跃的交互关系……”
它始终关涉伴随着17世纪反复不断的政治动乱与社会变迁之后，社会关系保持的相对平衡。
另一方面，汤普森讨论了持续不断的“贵族与平民”社会秩序和关系变迁，强调18世纪表现为“旧的控制着劳动群众全部生活的家长制正在衰退……穷人拒绝服从是一种困境而不仅仅是一种威胁。半自由形式劳动力正在削减，包括佃农数量的减少、劳务服务的最终灭绝和自由移动的工薪劳动力的不断增长。然而政治文化与建筑风格、贵族装饰及其艺术修辞却似乎宣告着一种稳定和自信，一种成功应对任何威胁其霸权的传统习惯”。
这些历史事实意味着劳动力比过往享有更多的自由，而贵族依据商业税收或者庄园劳动力剩余价值维持生存，并试图采用以往家长制时代借以宣传贵族形象与自我意识的一些戏剧化仪式——烤牛行为、比赛颁奖、慈善捐献等活动——宣示贵族与平民的差异区隔。在汤普森看来，正是在这种劳动人民与贵族生活的文化差异和巨大分野中，18世纪工业社会塑造了底层社会与平民文化的基本样态。
汤普森最终选择运用社会活动的“力场”模式来取代看似非常松散的“家长制”霸权：“直到18世纪末，群众站在一端，统治者和贵族站在另一端，职业人员和商人像吸铁石一样与统治者的生活相连，或偶尔沉醉于群众的日常活动中。”
在社会生活与历史结构的关系中，既然贵族和平民都不敢越雷池半步，那么具有众多商业、小商贩及手工业作坊性质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就悄然兴起。这种平民文化的力量与历史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平民也许不是工人阶级。他们的意识可能缺乏自我定义的一致性，也没有明确目标和阶级组织的结构。但是，群众运动或‘暴民’、或‘人群’的政治存在是显而易见的……它在许多关键时刻影响了高级的政治活动”。
故而，有关平民文化的研究就体现了“文化转向”的大众文化历史书写及其历史解释的固有力度与理论高度。虽然在分析由平民、商人和贵族构成的“力场”结构关系时，汤普森忽视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内部因财产分化而呈现的不同政治态度，但是“力场”作为一种“道德经济学”模式的社会调整与秩序恢复功能却得到重视。至此，汤普森关于18世纪英国社会的“贵族—平民”史学解释模式得以基本形成。
汤普森随后探究了14至18世纪英国人民时间观的变化及话语权问题，认为一种新的时间定制、纪律规范及其执行过程，也是维持一种剥削与抵抗剥削的权力关系的过程。其间，底层民众的情感结构与社会价值观随之产生深刻的变化。实质上对剥削的抵抗即对于时间控制的反抗与话语霸权的诉求：“一种新的辩证法将会产生，其中某些旧有的进攻性的精力和纪律迁移到新的工业化国家里去，同时旧的工业化国家企图重新发现在工业化历史前就已经开始被忘却的经验模式：……任何文化都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再现。如果人们要同时适应高度同步性的自动化工业和极大地扩大了的‘自由时间’领域这两种需要，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使旧的和新的成分达成一种新的综合，找到一种既不基于季节也不基于市场，而是基于人类需要的意象。严守工作时间应是尊敬一个人的工作伙伴的表示；漫无目的地消磨时间应是文化赞许的行为。”
在《18世纪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中，他强调社会规范与社会义务、共同体内各方经济职责相关的传统观念。在资本主义家长制伦理下，道德经济学强调“道德”的历史因素，是民众反对商人投机倒把、寻求一种满足他们经济生存条件的合法解释。
在18世纪英国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时代，法律也成为统治者在局部范围内建立有限文化霸权的有效手段。汤普森认为法律可反映与调节社会关系：“法律是生产关系的体现，它不仅仅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反映法律制定者的利益并且有其自身演变发展的历史。”
由此，“法律准则”成为贵族与平民借助阶级斗争的文化习惯与合法产物。这里不能把汤普森简单理解为单纯文化唯物主义者，他并没有提出“文化决定论”观点，在分析阶级形成时他并未忽视对客观决定因素的批判考察。本质上，它标志了汤普森在18世纪英国社会史研究中“霸权”思想的实践运用及“贵族—平民”史学解释模式的最终形成。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汤普森史学研究“文化转向”的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突出了“阶级经验”和“主体性”等推动“文化转向”的基础概念。
总之，汤普森创造性地推进“文化主义”的研究方法，赓续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人民历史”与“自下而上”的史学观念，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社会文化史思潮从“潜流”到“主流”的理论先驱。他倡导了英国新社会史的历史叙述框架与史学解释范式，其“文化转向”研究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系谱中一种主流示范的历史叙述方式，对西方新社会史学繁荣具有桥梁纽带的价值功效，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新史学实践转向新文化史领域的内在动因之一。
三、汤普森和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文化转向”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西方新史学再次转向之后，英国新社会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产生了域外回响与社会效应，国际史学越发关注历史底层书写，重视普通人物、非主流区域“他者”文化的历史阐释。汤普森史学实践的“文化转向”，对英国社会史学更新与国际史学演进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颇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新文化史转向研究，同样离不开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史学观念及历史思维。具体而言,汤普森史学研究“文化转向”的意义可概况为以下几点:
1.维护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传统，拓展在英国文化研究与域外文化史领域的传播及认可
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第一波新左派运动和第一次核裁军运动逐渐衰落，英国政治经济形势恶化，社会结构与阶层集团变动不居，工党屡遭挫败，保守党连续执政并不断调整“福利国家”政策，包括降低工人工资标准和保险待遇，从根本上触及底层社会利益。1961年《新左派评论》主编斯图亚特•霍尔辞职，安德森1963年掌握机构财政和改组权力中心，将汤普森、萨维尔和威廉斯等从编委会机构中清除，调整刊物思想宗旨，标志着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及新左派理论陷入困境与社会实践终结。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攻击第一代面对时局缺乏针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有效策略，实际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安德森提倡新策略，主张借鉴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改变英国本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贫困”。以安德森和汤普森为代表的两代新左派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者分别从人道主义立场与结构主义角度，围绕社会主义理论和英国民族性问题，从1964至1980年进行了持续论战。在社会史领域，主要是围绕英国革命后果、“文化主义”理论方法与社会历史结构关系等方面展开。
其一是关于17世纪英国革命后果的批判及其价值意义的论争。安德森认为，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革命具有其不彻底性，英国社会主义运动自19世纪末后就迥异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普遍道路，导致革命后果只是“改变了英格兰的社会结构而不是上层建筑”，英国商业新贵族特权更为巩固。
安德森抛弃了“17世纪革命……是英国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转折点”的积极评价，否定了希尔有关清教徒意志在英国革命与变迁中起到积极作用的历史认识，实际上由此否定了英国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劳工历史和英国近现代历史。汤普森则认为，安德森归根结底是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准，衡量17世纪英国革命及其后英国社会发展道路，因此未能准确把握英国历史的内在性。
他充分肯定英国革命的积极影响在于创造了一种“精巧地适应于当时社会平衡的制度安排”。关于革命后果的原因理解与历史解释，汤普森则认为，若从英国近代历史变迁的内部规律看，“要理解这些真正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结构主义观点），却不援引萨特‘去总体化的总体性’理论，就会比参考其有关帝国主义鼎盛时期的伦敦社会整体模式的解释效果更为糟糕”。
汤普森坚信，英国本土并非缺乏革命的意识形态，它确实存在于“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权利意识和清教主义的叛逆传统之中，存在于长期以来人民群众和工人阶级的持续斗争生活中，存在于革命的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对本土反抗文化的理论贡献之中，然而这些都被安德森从理论到实践上漠视了。汤普森正是在坚持历史运动中真正的“人”的能动性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史观基础上，基于英国文化特殊性的文化理论和文化史观，运用其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法，阐明了英国本土历史经验的特殊意义。
其二是“文化转向”与结构主义的论争症结。这体现了理论与历史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是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风靡欧洲大陆学术思想界的重要年代。在社会历史观上，阿尔都塞主义强调社会结构不同层次的相对自主性，属于历史发展的多元决定论。这与“文化转向”所强调的“自下而上”与“人民历史”、“经验”与“意识”的理论路径是判然有别的。在社会史领域，安德森于1974年出版了《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两部史著，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历史观具有双重并蓄的解释功能：“阶级间的长期斗争最终是在社会的政治层面——而不是在经济或文化层面——得到解决。……‘自上而下看的历史’——阶级统治的复杂机制的历史，其重要性不亚于‘自下向上看的历史’。”
安德森坚持在多元决定论基础上分析政权与国家的优先性，着眼国际主义的历史分析立场，从欧洲的视角看英国，从世界的视角看欧洲，重视历史理论的分析模式，运用结构主义视域看待阶级斗争与社会结构变迁。1978年汤普森在《理论的贫困和错误的太阳系仪》中，针对“文化转向”与结构主义的争论、阿尔都塞哲学本质、理论与历史关系和史家原则等问题持续发表见解，宣称“阿尔都塞主义是恶魔，本书所采取策略的目的是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将阿尔都塞体系清除出去”。
他极力阐释了阿尔都塞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唯心主义的、自我确证的和理论化的，本质上是反历史的。尤其是在理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汤普森认为历史研究是客观真实的解释体系，“历史学并不是一个生产伟大理论的工场。历史学的任务是要发现、解释和理解它的客体：真实的历史”。汤普森试图维护历史唯物主义和“人民历史”的观念，旨在揭示阿尔都塞主义理论体系反人道、反历史、反民主和“唯理论”的本质缺陷。
就英国社会史学的“文化转向”及其书写范式而言，结构主义（强调理论与体系）和“文化转向”（强调经验与解释）二者各有优劣，应是辩证统一的。就学科的发展趋势而论，汤普森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更能体现20世纪60至80年代新社会史学要求关注普通民众、研究日常经验和追求学术民主的体制化趋势。总体上，以安德森和汤普森为各自典型代表的结构主义与文化唯物论的理论争论及其意义在于：一是在维护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引领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新社会史学的“文化转向”；二是在史学观念与著作实践上，有利于学界内部广泛讨论“文化转向”理论及其研究方式。“就社会史和新文化史而言，关于‘结构’与‘经验’及其相互关系的论题及其争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到达了高峰。”
由此，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的“文化转向”在英国文化研究与域外文化史领域得到传播及认可。
2.催生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取向的内在转变和实践效应
在英国史学史上，作为英国现代史学劲旅的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勃兴，预示着一种史学研究范式的新突破。在社会经济史领域，“这一主题在1963年爱德华•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中显示了其强大影响力”。
在社会文化史领域，《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作为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经典之作和文化理论研究的先驱文本，极大地影响了新社会史学取向的实践转型：汤普森“文化主义”阐释模式在推动战后“华威学派”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第一波新左派运动衰落和1963年汤普森辞去《新左派评论》编委职务，汤普森社会活动及政治诉求的热情衰退，随后他担任了华威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从1965至1973年，汤普森倡导了“华威学派”对18世纪英国劳工史、犯罪与社会史、文化史等主题领域的系列研究，1973年出版的有关18世纪法律社会史的论文集《阿尔比安的致命之树》是代表作。前述的汤普森有关18世纪英国平民文化研究的“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贵族社会与平民文化”、“阶级经验”和“力场”的关系等诸多理论观念，深刻影响到后世学者的学术理念及研究路径。具体而言：
首先，汤普森“去政治干扰”的学术理念及其华威学派的“文化转向”，使社会史研究主题得以扩大，学术培育机制不断成熟。
面对当时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和华威大学社会主义社团的纷纷建立，对青年文化一度保持谨慎态度的汤普森强调，青年学生不能“与那些政治积极分子和放任自流的学生们（纠缠）不清，以致忽略了研究工作”。
汤普森及其同事“不太喜欢学生具有太多自决性、冒险性和自恋性”，华威社会史研究中心奉行严格管理的原则。
在历史教育与教学方式上，汤普森向后学讲述文化理论及文化主义路径的最新动态，旨在改变他们对早期工业化世界的看法，激发其“积极性与进取心”，并且激励他们从英国传统文学文化中发现历史研究问题。
汤普森的课堂氛围轻松幽默，讲课内容灵活有趣，其史学受众广泛，这些都有助于华威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学员不受外界干扰，保持了办学理念的稳定性，提升了年轻学者的史学素养。华威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群体的关注点逐渐从传统劳工史领域扩大到包括犯罪学、治安学、医学史、文化休闲、工业化及其对家庭和社区影响等社会史领域。在学术人才与培养机制方面，中心奉行集体主义原则，汤普森及同事们遵行学术规则，提倡合作探究精神，反对不经集体讨论发表作品，所有论文、专著都要经过师生共同的批判讨论。
这确保了学术成果证据充足、观点全面、正反平衡、逻辑完善和结论合理。完善的学术制度与良好的研究风气使得“华威学派”及英国新社会史研究呈现深入发展势头与文化转向路径。
其次，有关18世纪英国法律犯罪史研究的实践促进了劳工史学的新进展和新社会史研究范式的确立。
汤普森参与和指导了“华威学派”首本研究文集《阿尔比安的致命之树》的出版，其学生及追随者由此自觉地运用“文化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史学实践中创作了大量的学术成果。
这本著作与同期的《辉格党与狩猎者》一道，冲破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史学的陈词滥调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僵化教条，在更广泛的理论与实践层面，通过探讨犯罪心理、文化理论及史学观念的变迁问题，重构了18世纪英国社会文化中“阶级斗争”的历史记忆。
华威学派开创了战后英国法律社会史领域，涉及18世纪英国犯罪史、历史主体权利与群体正义价值观的拓展研究，对后世法律史领域的贡献巨大，甚至对法学研究领域的意义都较为深远。与此同时，华威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劳工史学研究非常注重考察工业革命期间底层劳工与工会运动对政治、文化与社会关系及其能动性问题。
同样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关于工会工联的历史反思与实践探究领域。华威社会史研究中心还广泛与国际合作，开设有美国白人劳工史专业的硕士点，吸引了诸如大卫•蒙哥马利等美国、澳洲、日本社会史学家到英国访学交流。汤普森领导下的华威社会史研究中心及“华威学派”始终延续了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转向”的研究路径，使得“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战后英国社会史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推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的现代转型。
3.推动国际新社会史学研究领域的不断发展
汤普森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中的著名社会思想家、激进新左派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家，其人生境遇和学术路向主要经历了早期社会主义活动、中期新左派政治与晚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的“文化转向”。其中，汤普森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更是对域外社会史学与国际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就整个国际社会史学而言，“在20世纪60至80年代之间，我们学科（这里指社会史）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越来越多的职业史学家开始将自己定位为‘新社会史学家’，然后从80年代始，声称与‘新文化史’相关的史学家比例开始显著增长”。
这种新社会史“文化转向”的研究理念逐渐被欧陆、北美、澳洲、亚洲、非洲等地区与国家的史学家广泛认可，有助于他们在国际劳工史、大众行为与大众文化、移民史和日常生活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就。当然，在不同地域的历史语境中，“文化转向”的研究理念及影响范围，在时间、主题和程度等方面稍有差异。
在美国，在强大社会科学史学派的理论传统中，基于对战后美国“一致论史学”的实践反叛，汤普森的文化主义研究方式依然能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产生巨大影响。美国著名新社会史学家查尔斯•蒂利、大卫•蒙哥马利、赫伯特•古特曼和尤金•吉诺维斯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汤普森的文化主义阐释方式的影响。
特别是汤普森的“文化转向”研究拓宽了美国新社会史视域，在从传统劳工社群逐渐扩张至社区、移民、日常生活及大众文化领域过程中，形成了许多重要主题。彼时美国史学的发展情境，正如20世纪英国牛津历史学术史系列著作的评论所言：“新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劳工史扩展了该领域的主题，超越了政党与工会的旧制度史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叙述，注重研究普通社会生活中可衡量的事实。”
例如，美国新社会史家不再借助传统的工会组织等中介因素考察工人阶级，而是直接研究工人群体的生活经验，涉猎工作时间、闲暇活动、邻里关系和消费文化等内容。移民史家开始重视美国社会黑人、波多黎各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移民的生活经历研究。
政治史家侧重在借鉴“霸权”理论的基础上，在传统家长制解体、阶级间竞技妥协、国家政权形成和多元种族文化语境中，考察19世纪美国大众文化对美国“白人例外论”的价值影响及话语批判。
在理论观点与方法论视野上，围绕着汤普森的“经验”与“阶级形成”的先后关系问题、是否有“能动的”工人阶级经验问题，美国学术界形成了以蒂利为代表的“经验派”与“能动派”，和以帕特里克•乔伊斯为代表的“后发论”与“经验差异”派。同时，利昂•芬克主编了新杂志《劳工史：美国工人阶级研究》，其主题涵括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劳工史研究领域，创刊宗旨是在“文化研究”视野下为劳工史的历史分析和史学评论提供新场所，这都为理解当代劳工史的困境及根源提供了历史解释新框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国新社会史学的勃兴时期，而美国新社会史研究的瞩目成就，特别是劳工史、日常生活和新政治史等领域，都离不开汤普森“文化转向”理念的影响。
在加拿大，汤普森对加拿大新社会史学的集中影响表现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推动了加拿大劳工与工人阶级史学领域的迅猛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有布莱恩•帕尔默在80年代出版的系列著作，如《工人的梦想》《E. P. 汤普森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历史》《工人阶级的经历》等。当然加拿大社会史学界也不乏对汤普森的批评，包括对其浪漫主义、唯意志论、阶级定义和误用其他学科理论方法的批判，强调劳工史研究应转向普通工人群众的生产关系及文化生活，特别是研究移民劳工在工人运动中的不同作用。
在德国、法国和澳洲，汤普森“文化转向”的研究理念则延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发挥影响。比如《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东德广受赞誉，直到1988年西德学者才对汤普森“经验”理论反思做了评述，因为汤普森对机器生产的突破性研究可有效地与共产主义史学叙述结合起来。德国学界最终被“18世纪英国社会文化”的历史叙述所吸引。法国的伊丽莎白•马可尼特借用汤普森发展的“文化霸权”概念，系统地分析了第三共和国时期贵族维持霸权的各种努力，运用大量贵族家庭私人档案，关注家庭内部主仆之间言语、仪式和姿势交流在不同场合的表现与意义，提出了在第三共和国时期不同类型的家庭服务形态已然逐渐消失的结论。澳洲的罗伯特•伯拉德研究了1917年大罢工时期占据罢工人数13%的底层民众及其文化活动，运用“自下而上”的阶级视角，让旧时代隐藏于历史背后的底层人物发声。
20世纪70年代后，汤普森“文化转向”的研究路径还传播到亚非地区。但与欧美新社会史学的景象不同，亚非地区新社会史领域的“文化转向”更多表现为挖掘殖民地“工人阶级”作为整体视域的群体历史经历，重视在复杂历史语境下更具交织性的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分析，同时拓展特定底层大众文化与历史经验研究。
在非洲，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成为劳工史学勃兴的年代，汤普森的史学范式首先在南非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化转向”突显了在阶级分析中“从结构转变为后结构的机制”。在南非工人阶级史领域，汤普森对阿尔都塞主义的批判“开辟了一种研究非洲工人阶级的新思路与新方法”。其中汤普森的“阶级经验”范畴对80年代以后南非新社会史学界有着尤其突出的作用。这个时期非洲新社会史家群体还注重研究底层劳动义务、工人运动、工人通信网络和工人身份认同，包括与民族、性别、种族相关的身份交织与认同问题。
在亚洲，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中国学者对汤普森的史学著作持续关注并加以研究。但凡关注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与社会关系问题，都会关注到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汤普森曾于1985年来华访问并在上海、北京和南京等地讲学。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史学界已通过直接与间接两种渠道广泛接受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影响，非常重视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的“文化转向”研究对中国文化史和社会史发展的影响。
当时中国学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将诸如汤普森的“文化转向”那样的外国史学思想资源与中国社会史学实证研究相结合，实现重要域外理论本土化。从传统革命史、政治史、文化史等到类型繁多的新专题史领域，从传统社会史到服饰史、节日史、习俗史等底层社会史领域，中国学者在强调问题意识与跨学科研究的同时，越发关注文化生活与意识形态，重视普通人群的历史研究，在这些研究当中都能找寻到汤普森等外域学术思想的共有理念。
中国以外，20世纪70年代晚期的印度新社会史家也开始转向了对大众政治运动、大众经济生活和大众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庶民研究》杂志的创办及其对汤普森的史学观念及理论方法的大量吸纳。《庶民研究》这本由堪培拉、苏塞克斯和牛津学者共同主编的社会史研究杂志，出版了大量有关印度底层研究的专论。
比如，2011年沙什•阿帕德海耶的《普列姆昌德和北印度殖民地的农民的道德经济学》认为，在亚洲历史语境中，由汤普森提出的道德经济学概念可有效分析北印度乌尔都语作家普列姆昌德对北印度农民的历史叙述，普列姆昌德提出的农民自身文化资源观念可用道德经济概念加以阐释。
与此同时，日本学界也开始关注汤普森的研究，反映出由社会经济史转向大众文化史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汤普森在日本的多重形象是新左派辩论家、劳工与社会史家、社会文化史学家及和平主义者。七八十年代，汤普森作为一个道德经济学的社会史家而被日本学界广泛关注，虽然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直到2003年才首次以日文翻译出版。
总之，在新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历程中对汤普森的史学思想及其意义进行考察，无疑佐证了“文化转向”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普遍发生在中外史学界诸领域的研究路径及范式转换：“新社会史的主要理论来源都强调历史发展的社会和经济根源,这种理论被应用到历史研究，就造成文化方面的内容和个人的活动不受重视,其历史作用被轻描淡写，而文化转向则挑战了上述史学倾向。”
世界各地的社会史学群体积极促进了国际新社会史学内部的交流与共鸣，在积极批判、借鉴和吸收汤普森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思想与区域国别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方面，共同促进了20世纪后半期国际新社会史学的繁荣。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