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国近代社会和史学的变迁，历史编纂学也迎来一场体系性革新，从编纂旨趣到理论体系、从承载内容到表现形式等，都展露出明显异于传统的新特点。近代历史编纂领域形成的新格局，与西学传播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有的学者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对西方史学的移植和对传统史学的摒弃，似乎在传统和近代历史编纂学之间形成了一个断层。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有违中国史学、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这段话具有深刻的理论指导意义，提示我们在考察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时，不能只看到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更要看到对本土文化的自觉传承。抽丝剥茧后会发现，中国的史学和文化传统在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塑造作用，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对此加以深入考察，有利于对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形成更全面的认识，也能从侧面展现传统文化面对西学冲击时的应变力。学界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通史家风、公羊历史哲学和民本思想的影响，本文拟从其他几个层面，探究传统元素在历史编纂学近代转型过程中发挥的具体作用，以期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史学传统视角下对近代官方修史的再审视
在现代化语境之下，传统史学常常以被批判者的形象出现。这是因为，在经历过东西方“文野转换”的心路历程后，传统与野蛮、落后具有了语义上的一致性。尤其是当君主专制的政治合法性出现危机后，与此紧密联系的文化危机就必然会形成。在诸多传承千余年的史学传统中，高度政治化的官方修史就承受了最猛烈的炮火，被批得体无完肤。从史学思想视角看，晚清官方修史确实落后于时代，未能跳出旧有框架；但从历史编纂学视角看，其在“存史”方面的成绩不应被一笔抹杀。
实际上，中西方史学各有所长。中国古代史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历史编纂领域，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连续而准确的历史记载、数量浩繁的历史典籍，以及形式多样的体裁体例。梁启超早年曾宣称“中国无史”，但那是史学服务于政治的攻击策略，态度难免偏激。五四以后，他在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就站在相对客观的学术立场评价中国史学的世界地位。他说：“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此一世界地位的获得，显然离不开持续、宏大而严密的官方修史体系。尽管西方史家经常对中国古代历史编纂服务于王朝政治的“资治”属性展开批评，中国古代官方修史也确实存在严重弊端，但修史的制度化使中国在“存史”方面可以傲视群雄，这是毫无疑问的。历史记载是历史学的基础，所谓历史意识，首先是保存历史，然后才能衍生出考证、批判、资治等其他含义。因此，对于晚清官方修史的评价，不能只站在西方近代史学的标准之下，还应着眼于中国史学传统的延续这一视角。
清入关之前表现出对官方修史的高度重视，入关后又继承了前代官方修史的经验，制定出一套更为严密的修史制度，将官方修史推进到新的阶段。尤其是特开史馆的灵活性，让清代官方修史表现出特殊的活力。道光以后，特开史馆明显萎缩，修史数量也难与乾嘉时期相媲美。这主要是因为，不断加剧的社会危机和殖民危机使清廷陷于内忧外患之中，已无法保持“盛世”时对史馆的财政供给。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官方修史仍维持了相当规模，编纂的成绩也可圈可点。有学者曾统计这一时期完成的史书种类：“从宣宗到德宗的四朝实录1803卷、圣训545卷，太祖至文宗圣训762卷，清会典、会典图、会典事例1590卷，各部院则例40种1433卷册，志、案、录13种1022卷册，玉牒1种6卷，方略8种1410卷，国史馆写定稿本包括本纪、志、传、表和皇清奏议5686卷册，清一统志（道光22年修成）560卷，道光至宣统二年起居注千余册。”这说明，官方修史仍是晚清政治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绝非可有可无。其于艰难处境中仍在“存史”方面取得可观成绩，恰恰证明清廷对修史传统的重视。而且，这一时期编纂的史书虽有诸多缺陷，但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史料，理应在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晚清官方修史的资治功能也并未丧失，而是努力进行自我调适以应对新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则例编纂的改革凸显致用思想；二是中外交涉历史编纂的创设，如《筹办夷务始末》《各国政艺通考》等。这一新类型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官方修史传统的突破，应当被视为晚清官方修史面对新的世界形势作出的主动求变。以编纂质量而论，《筹办夷务始末》更胜一筹。它的编纂是以清廷藩贡外交体系被打破、被迫融入世界新秩序为背景，与涉外事务不断扩大的现实境况相适应。编纂者多身居要职、官职显赫，反映出清廷对此项编纂的重视。该书虽在编纂之初仍具有突出的天朝上国和华夏中心意识，对外国一律称“夷”，但这一思想倾向在编纂同治朝《始末》时发生了重要变化。编纂者开始正视和承认中西之间存在的差距，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并盛赞洋务运动。而且，道光朝《始末》的起始时间定于1836年（非道光帝即位），将有关鸦片问题的史料置于篇首，也能体现出编纂者的卓识。蒋廷黻评论称：“此书何以从道光十六年起始，编辑的人并未说明，不过起始两篇都有关于鸦片问题，亦可见编辑者对于‘夷务’的观察。”此外，光绪年间纂修《大清会典》亦呈现一些新的时代特点。比如，为保证图例的准确性，各省进行大规模的勘察测量，以重新绘制舆图，而这项工作“非平日留心舆地、谙悉中西算法之人，不能措手”，因此，会典馆从同文馆、水师学堂、广方言馆等新式学堂中调取教习、学生等。这些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人才对官方修史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将西方近代科学理念和方法带入了史馆。
总之，对于晚清时期的官方修史活动，不能一味站在现代史学角度定位为“衰落”而忽略其在“存史”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其面对新形势所做出的主动求变与突破。客观而言，作为政治文化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官方修史，真正走向没落是在清朝灭亡、君主专制终结之后。其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大为减弱，遂被以大学为依托的近代史学新体系彻底抢走主流地位。民国初年，围绕是否设立国史馆展开的激烈争论，一方面说明新的政治和史学观念已然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在提及官方修史时的确更多地关注其政治属性。不论是袁世凯将设立清史馆视为恢复帝制、拉拢“遗老”的一环，抑或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对国史馆政治立场的强化，民国时期的官方修史似乎已变为多方政治力量的博弈场。但我们仍应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尽管清史馆和国史馆的发展历尽曲折，史馆建制和运作都无法与传统官方修史相媲美，但设馆修史的传统毕竟延续了下来，并且不是作为单纯的政治符号，而是彰显出中华民族重视修史的文化传统的强大生命力。《清史稿》的纂成和国史馆在纂辑史料方面取得的成绩，都不应被忽视。许多政治家和学者都在如何弘扬优良传统和体现新的时代特征方面，提出了诸多具有卓识的主张，也为史料的保存和整理付出了极大努力。
二、经世致用：近代历史编纂新格局形成的核心动力
除官方修史外，近代历史编纂最先呈现的新格局，主要表现在边疆史、外国史和当代史编纂的兴起，亦即完成“三大转向”：由内地转向边疆、由中国转向世界、由古代转向当代。齐思和曾谓：“道光以来，学术的新风气是谈富强、讲经世……在史学方面，由考订校勘转而趋于研求本朝的掌故，讲求边疆地理（特别是西北史地）以谋筹边，研究外国史以谋对外。”西方入侵带来士人世界观念的重建，是发生上述转向的重要原因。而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考察，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思想则是新格局形成的核心动力。
在中西方史学体系里，经世致用思想都占有重要地位。前者的政治属性和实用意味显然更浓厚，后者则因私家修史占据主导而主要表现为文化属性。作为一项文化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在中国历史演进中始终发挥作用，只是内涵和形式并不固定。相较于乾嘉时期将经世致用思想隐含于历史考证之中，道咸时期的史学经世表现得更直接，对内形成“考史”“著史”并行之势，对外则实现从“通经致用”向“通史致用”的转变，兴起的标志即为边疆史编纂热潮的出现。外患的日益严重与清廷的自我封闭，促使晚清边疆史编纂者将学术视野扩展到外国，同时对本朝过往进行深刻反思，从而带来外国史和当代史编纂的新潮流。而且，他们开始突破传统华夷之辨的藩篱，发出了解外国甚至向外国学习的呼声。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在编纂外国史过程中，大量参考、引用外国人所著书籍。这些新变化的产生自然离不开外力的刺激，但内在的推动力更具根本性。这一时期经世致用被赋予新的思想内涵，表现为突破六经所规范的治国范畴及倡导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实已呈现接纳西学的趋向。这说明，近代历史编纂新格局的形成，并非完全由西学东渐所驱动，而有其自身内在的演进逻辑。此后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走向，也不是跟西方亦步亦趋，而是随着中国对西方理解的深入，不断根据自身发展的现实需求做出调整。换言之，经世目标的变化决定着历史编纂呈现出何种面貌。
近代历史编纂的第二次高峰和转折，出现在甲午战败以后。经此一役，经世致用的目标超越了重新认识世界及器物救国的层面，跨入带有整体性的文明层面，试图通过全方位的改革实现国家崛起，以克服异常严峻的亡国危机，并让中国步入世界文明之列。与此相适应，历史编纂呈现新的面貌。一方面，外国史编纂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史地知识介绍，而是将目光聚焦到西方国家的整体盛衰上，侧重革命史和亡国史编纂，如美国独立史、法国革命史和波兰亡国史、朝鲜亡国史等是当时传播度最广的外国史。所谓“处将亡之势，而不自知其所以亡者，则与其读建国史，不如读亡国史”，即道出了时人编纂亡国史的根本动机。另一方面，以文明史学为蓝本的“新史学”理念被系统贯彻到新型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中，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重写中国史浪潮，为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争得应有位置及最终崛起而服务。清末新史家一面以日本为中介引入西方文明史学来重写中国史，一面又对其中所包含的“中国停滞论”展开严厉批评。事实上，“新史学”首先应当被视为对传统历史编纂体系的批判与重建，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皆旨在“说明一部通史应如何作法”。只有从这一视角观察，我们才能发现当时史学革命之有的放矢与真正意义，即：推倒以专制王朝为中心的历史编纂体系，建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编纂体系。
近代历史编纂的第三次高峰和转折，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其背后同样是经世致用思想的推动。与民国初期史学的学科化和专门化相适应，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历史编纂学呈现通史编纂继续发展、专史编纂异军突起的基本格局。梁启超明言：“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各类贯通性的专史编纂如学术史、民族史、宗教史、文化史、制度史、政治史等层出不穷，从不同角度再现客观历史进程，使历史编纂的内容获得极大丰富，实际上已取代通史编纂的主流地位。吕思勉、何炳松、陈训慈等不少史家都围绕专史和通史之间的关系提出独立见解，大多强调专史研究和编纂的基础作用，如谓“现在史学的发达，实得力于各种专门史的竞出。各种专门史日益进步，而普通史乃亦随之而进步”，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当时的学风是以历史研究为主导，而非历史编纂。这一学术状态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而被迅速扭转，“书生何以报国”成为摆在每一个知识分子面前的重大命题。经世致用也有了新的内涵，表现为强化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进程。中国史学遂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合流趋势，无论是推崇历史考证者，还是推崇历史解释者，纷纷将视野聚焦到经世致用层面，主张通过传播历史知识来增强国人的民族文化认同、指明未来应走之路。历史编纂再度成为时代潮流，不仅产生了大量各具特色、形式多样的高质量通史（皆以民族主义为编纂主旨），而且促成了通俗历史编纂的热潮。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是新历史考证学派代表顾颉刚将诸多通史编纂构想付诸于实践。
可见，近代历史编纂新格局的形成和阶段性变化，是与史学、政治和社会的整体转型相适应的，而在外部刺激的表象之下，尚隐藏着经世致用这一内在动力。如果只讲西学冲击，忽略本土的经世需求，恐怕很难对上述变化作出完整的概括和解释。
三、结构·文字：历史编纂审美传统的延续
20世纪初“新史学”旗帜树立起来以后，各家对于科学的理解虽然存在差别，但实现史学科学化几乎成为所有现代史家的目标，中国史学的主体也由历史编纂渐次转变为历史研究。时人谓：“今日中国的历史学是一个论文写作或专题研究的时代。”相应地，如果将叙事视为传统史学的主要特征之一，那么，近代史学的发展方向则显然是对叙事的疏离。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史学专题化、以史料审查为依据的史学精细化、以哲学探索为目标的史学规律化、以学科互涉为方法的史学多元化等学术规范的形成，不仅昭示着这一趋向，而且使得近代历史叙事在整体风格上与传统历史叙事大相径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历史编纂的审美传统就此中断，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延续，从而使近代历史编纂学彰显出浓厚的民族风格。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审美历来都是史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古代史家也很早就对此展开专门论述，古希腊卢奇安的《论撰史》和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先后提出相近看法，认为史学之美大致应包含真实之美、结构之美和文字之美。如果说在“求真”方面双方不相上下的话，中国史家对史书结构和文字表述显然更为重视，不论是理论探索还是编纂实践都自成体系、一脉相承，常被视为中国史学的一大特色。其中，又以体裁体例的继承与创新最为突出。以往学界常将近代以来的史书体裁简单归结为西方章节体的流行，而忽略了史书中包含的本土特点。其一，很多史家认为西方的章节体与中国的纪事本末体之间并无本质区别。王舟瑶就明确说：“今之西史，大都纪事本末体也。”因此，最初编纂的诸多通史或断代史都带有突出的纪事本末风格。其二，史家虽在主体上采用了章节体，但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把中国传统的体裁体例灵活地融入其中。比如，萧一山编纂的《清代通史》是章节体首次在大型史书编纂中的成功运用，但他同时又广泛吸收了传统体裁的优点，不仅在史表运用方面独具匠心，而且在体例上亦显示出娴熟的作史技巧。其三，以整合、兼顾不同体裁优点为旨归的“新综合体”蓬勃发展，如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与典制体的融合等。晚清《海国图志》《元史新编》《法国志略》等，都曾在传统体裁之间进行整合。此后，梁启超、章太炎、金毓黻、卫聚贤、吕思勉等诸多史家，也曾进行大胆尝试。
至于历来被视作良史重要标准的“善序事”“资文采”传统，近代以来在史学科学化大潮下确有被边缘化的趋势，无法与历史事实的考证和历史规律的总结相媲美，史学与文学之间的边界也逐渐由模糊变得清晰。严复曾谓：“我们中国论史，多尚文章故实，此实犯玩物丧志之弊……故当前说出时，或谓以历史为科学材料者，文章之美，必不及前，而纪述无文，即难行远云云。然此皆明于一方之论，不知史之可贵，在前事为后事之师。是故读史有术，在求因果，在能即异见同，抽出公例。”吕思勉则指出：“史学和文学，系属两事。文学系空想的，主于感情；史学系事实的，主于理智。所以在人类思想未甚进步，主客观的分别不甚严密的时代，史学和文学的关系，总是很密切的，到客观观念渐次明了时，情形就不同了。”不过，从历史编纂学的视角来看，文字表述仍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会直接影响史书的编纂质量。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重论史家四长时，就专门谈到文字表述问题，他认为：一要简洁，即“文章以说话少，含意多为最妙”；二要飞动，即“历史的文章，为的是作给人看，若不能感动人，其价值就减少了”。陆懋德也认为“善作史者，固可一方面能保存其事实，而在另一方面又能不失去其兴趣。如是既使历史可为科学的，而同时又可为美术的”，明确主张“历史的著作实需要高等文学”，史家为文应做到“举重若轻，词浅义深，方显出‘大手笔’之能事”。金毓黻同样指出，不具有深厚文学素养的人难以做成良史，“史文翔实高简，非大手笔不能为……文以载事为职，事必资文以传，二者相需甚殷，不可偏废”。在文字表述要求上，他则总结为：“一曰雅而能健，二曰举重若轻，三曰无格格不吐之病。”
不管是历史研究还是历史编纂，最终都需要通过文字来表达，两者在准确性这一点上并无二致。20世纪以来的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编纂，基本都不再秉持“寓论断于叙事”的传统，而采取夹叙夹议的写作风格，也常常将考证过程置于叙事中。差别主要在于，历史表述该不该讲究文采，通过生动的文字来增强感染力，以引发读者的共鸣。上升到更广泛的理论层面，即为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性质之争。在这一问题上，立场最为明确、贡献最大的是张荫麟。他先后撰写了多篇文章，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主张，旗帜鲜明地反对单纯将史学视为科学，而忽略其艺术性的一面，认为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他主要援引西学来阐明上述观点，但也有对中国史学美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尤其高度评价了章学诚的史学艺术论。他将对史学之美的追求贯彻到历史编纂实践中，完成了一部广受赞誉的《中国史纲》，既践行了“史学是艺术”的宣言，也让章学诚所谓“圆而神”、梁启超想望的“活的历史”成为现实，堪称开创了通史编纂的新范式。
历史编纂学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变化都会在历史编纂学中体现出来，并且往往以通史编纂为载体。比如，20世纪初兴起的“国史重写”运动，几乎都贯彻了“新史学”理念——以进化史观为理论指导、以民族国家为叙述范围、以民史取代君史等。在接受西方史学观念过程中，公羊历史哲学、传统民本思想等也都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同时又是中国史学特有的“通史家风”的传承。综上可知，近代历史编纂学新格局的形成并非简单的模仿西方，而是中西方史学理论和文化观念相互融合的结果，无论是官方修史的延续，还是通史和断代史的编纂，都带有浓厚的本土特色。中国史学的主体性，也并没有因为吸收外来文化而丢失。恰恰相反，随着中国史学近代化程度的加深，中国史家越来越强调中国史学的主体性，对争夺史学话语权抱有充分的自觉，并努力构建带有中国特色的史学话语体系。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