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以来，政治、学术、文化、思想诸领域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新旧对峙。新学对旧学的挑战激起旧学各方的应对，接连不断的以“新”或“现代”为名的各种学术文化运动，又加剧了新旧之间的紧张。就历史学而言，早在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已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至1933年朱谦之创办《现代史学》杂志，仍声称“对于过去的史学也不惜取批判的态度”。更有甚者，讽刺旧史家“妄自倨傲，旁若无人，对于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之鼓吹，与文化史家之新运动，均充耳不闻，熟视无睹，旧的观念仍牢不可破；但现在已完全暴露其落后性，而不为时代所容，甚至有危及史学本身存在之虞”。这种新旧对抗视角下的学术观察与叙述，虽也道出了事实的一个面相，却可能忽略了近代与传统之间至关紧要的关联。传统确曾一度“零落成泥碾作尘”，但它没有消亡，而是以一种强大的惯性形塑了近代。如福柯所言，传统让我们可以“毫不间断地追溯着对起源的永无止境的确定”。那么，传统是如何进入近代史学的？在中国近代史学的萌发与成长中，传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何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成为可能？思考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中国近代史学的形成路径，看清中国史学的学术底色，构建新时代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无疑是必要且迫切的。
一、取法旧史学：近代史家的学术灵感
所谓传统与近代，不止是时间符号，更是一对糅合了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习俗等诸多差异的复杂概念。尽管二者差异明显，但近代终究是传统的延伸。近代史家赓续传统的第一条路径是取法旧史学，从传统史家那里获得学术灵感。就连那些意在剥离传统的史学事件，因缘仍在传统中。由顾颉刚掀起的古史辨运动的机缘，便是从他与胡适关于清代辨伪家姚际恒的讨论开始的。
先是，胡适向顾颉刚询问姚际恒的《九经通论》。1920年11月23日，顾颉刚回信将查询到的姚际恒著述情况告知胡适，并认定姚际恒“是个辨伪书的集大成者”。翌日，胡适请顾颉刚点读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当天，顾颉刚即表示乐意接受这项工作，并将他作于1914年的《古今伪书考跋》寄给胡适。12月15日，顾颉刚欲将明人宋濂的《诸子辨》、胡应麟的《四部正讹》和《古今伪书考》合印为一册，名为《辨伪三种》。此时，顾颉刚已关注到姚际恒以外的辨伪家，不过顾氏的有关认识尚不够真切：“清代人辨证古史真伪的，我知道有二大种而都没有看过：一是崔述的《东壁遗书》，一是林春溥的《竹柏山房丛书》。”胡适手中恰有《竹柏山房丛书》，顾颉刚读后大失所望。“我没看见这书时，揣测他一定是辨伪的，因为他生于嘉、道间，应当如此。那里晓得还同马骕《绎史》一样！”这更引起了顾、胡寻找《崔东壁遗书》的兴趣。1921年1月24日，胡适得到《畿辅丛书》本《东壁遗书》14种，并先将《考信录提要》送给顾颉刚阅览。顾颉刚大受震动，“我弄了几时辨伪的工作，很有许多是自以为创获的，但他的书里已经辨证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这样一部规模弘大而议论精锐的辨伪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当“自以为创获”遇到“先我而存在”，混杂着惊讶、喜悦、艳羡的复杂情绪，暗示着学术认识上的相通暗合，学术灵感也在此间闪现。1921年，顾颉刚还点读了《史通》《黄氏日钞》《郡斋读书志》《王世贞集》、万斯同的《群书疑辨》、高似孙的《子略》等具有辨伪思想的书籍，辑录郑樵的《诗辨妄》，从《柳宗元集》《直斋书录解题》《周氏涉笔》《方孝孺集》诸书中钞录辨诸子的文字，并与钱玄同、王伯祥等交流辨伪心得。这是顾颉刚沉迷于疑古传统，畅快地从中汲取学术滋养的一年，是古史辨思想与方法形成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年份。
1923年，顾颉刚发表《郑樵著述考》《郑樵传》，称“郑樵的学问，郑樵的著作，综括一句话，是富于科学的精神”。与《郑樵传》同期刊登的，还有胡适的《科学的古史家崔述》。胡适对崔述的评价是“新史学的老先锋”，且“深信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录》做我们的出发点”。顾、胡二人将郑樵和崔述的学术冠以“科学”之名，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因为他们从郑樵、崔述那里获得了近代史学所需要的科学精神和治史方法。也就在这一年，顾颉刚的《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发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从灵感成长为学说，从思想推演为运动，从个体发展为学派。梳理“层累说”前史可见，胡适“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鼓励与钱玄同的导引为顾颉刚注入了疑古的勇气，至于寻见门径，关键还在于取法刘知幾、姚际恒、崔述等旧史家。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没有旧史家的筚路蓝缕，顾颉刚就不会在1923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形成近代史学史上这一举足轻重的思潮与事件。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我们就有理由认定传统对近代史学的发展确有启迪之功。
从旧史家那里获得学术灵感的当然不止顾颉刚。如果说疑古传统是通过“古史辨”融入了近代史学的话，那么考据功夫则经由陈垣为代表的新考据派为近代史学的求真提供了本土学术支撑。陈垣治学从目录书入手，承乾嘉诸老考据之遗绪，又开拓出新境界。1943年11月24日，他在给友人方豪的信中总结为学途辙的转向，有“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之说。通观陈垣治史，根柢仍在清代考据学。他具有标识性的史源学，也是从顾炎武和赵翼等人的著述中得到启发，运以匠心别裁而成的。顾炎武出于学术的谨严，指出：“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又称“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已有讲求史源的意味。陈垣曾以《日知录》为“史源学实习”教材，“知其引书之法，考证之法，论断之法”，又穷年累月校注《日知录》，将《日知录》所引之书“全部找出，溯其史源，校其异同，注其起止，并正其偶误”，对亭林学说及其史学实践自是心领神会。
赵翼对陈垣史源学的启示作用可能更胜过顾炎武。赵翼善于考索史源，《廿二史札记》卷9“《齐书》旧本”、卷16“《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卷21“薛史全采各朝实录”、卷23“《宋史》多国史原本”诸条皆是考寻史源的佳作。而《廿二史札记》正是陈垣下大功夫研究的史部书，留下了《廿二史札记批注》《廿二史札记考正》两部专书，并有“百年史学推瓯北”之说。他从青年时代阅读《廿二史札记》，揣摩赵翼治史之法，如在《廿二史札记》卷二“《汉书》移置《史记》文”条下批注：“此条各段多言材料分配法，甚可学。”1903年，陈垣在《廿二史札记》上留下这样一段批语：“赵瓯北札记廿二史，每史先考史法，次论史事……今将原本史法之属隶于前，史事之属隶于后，各自分卷，以便检阅焉。”读书至于如此精熟的地步，真如庖丁解牛。此后数十年，“他一直阅读、使用这部书，在上面作了大量批注，留下了从青年到老年时代的不同笔迹”。陈垣又将《廿二史札记》作为他讲授“史源学实习”课程的教材，其用意在于“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逐一追寻其史源，检照其合否，以练习读一切史书之识力及方法”。1937年1月，陈垣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同学所拟史源学实习试题中，第一道题便是“赵瓯北先生读史之本领”，同年6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史源学实习的考试题目中又出现“以史源学读《廿二史札记》所得之教训”。陈垣还撰写了十多篇以《廿二史札记》为主题的史源学文章，金针度人。在陈垣史源学实习的训练下，培养了一批史学名家，如赵光贤、柴德赓、来新夏等。传统史学就这样成就了一代史学宗师，又通过师生间润物无声的授受，流入史学血脉。
二、私淑旧史家：近代史家的学术偶像
老派学者推崇旧史家，显得名正言顺；新史家若以旧史家的私淑弟子自许，就有点令人费解，似乎不够顺理成章。但这是事实。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恰恰显露出传统进入近代史学的第二条途辙：旧史家成为新史家的学术偶像。这里以何炳松的章学诚研究为中心，做初步探讨。
1913年2月，24岁的何炳松进入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学习，不久考入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系，1915年秋至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专攻现代史和国际政治。翌年夏，何炳松获政治科硕士学位，7月回国。1917年9月后，何炳松受聘为北京大学文预科讲师，同时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讲授“西洋文明史”“外国地理”等课程。1920年，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开设“历史研究法”课程，选用美国史家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的《新史学》做课本，并将之译为中文，1924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若据此认定，何炳松在史学上偏向西方，则是一个不小的误会。正是这样一位具有留学经历，又在译介西方史学方面颇有成就的新派学人，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旧史家。
1928年，何炳松即称他与胡适、姚名达三人“都是私淑章氏的人”。“章氏”即章学诚。这里的“私淑”二字值得玩味。孟子表达对孔子的尊崇时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所谓“私淑”，即无师徒之名却有学术承传之实。私，窃也，属私人行为，是个人决定而非受他人意志左右。私淑之人，必是真心折服，出于纯粹的学术吸引。后学精研私淑之人的学说，以其为宗旨。一言以蔽之，于学者而言，私淑之意甚重，不可轻言。何炳松等人私淑章学诚，这是考索近代史家的学术偶像时不能不关注的问题。他们私淑实斋，确非攀附学术权威，而是有事实依据和充分理由的。早在1919年日本学人内藤湖南表彰章学诚之前，何炳松已关注章学诚史学，又与胡适“不约而同而且不相为谋的研究章实斋”。1922年1月，胡适志在“不但要记载他的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的《章实斋先生年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引发学界关切，至1925年11月已出第三版。1925年3月29日，姚名达购读《章实斋先生年谱》，一个月后听何炳松讲《文史通义》，“更清楚的想去研究章先生”。同年9月，姚名达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受业于梁启超，认定以“章实斋的史学”为题。姚名达发现《章实斋先生年谱》的不足，胡适便请他作订补工作。姚名达先成《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要“使读实斋书，求实斋学的，在适之先生做的实斋年谱之外更得一种帮助”。待到1929年胡适和姚名达合著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出版时，书首又有何炳松长序，盛赞实斋史学，并给姚名达的研究提出建议，道出了何、胡、姚之间“一种特殊的交情”，成为近代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何炳松的史学著作中总有挥之不去的实斋影踪。何炳松于1922年发表《读章学诚〈文史通义〉札记》，1925年发表《章学诚史学管窥》，此后反复研读《章学诚遗书》，且有常读常新之得。他的《历史研究法》意在介绍西洋史法，但“遇有与吾国史家不约而同之言论，则引用吾国固有之成文”。何炳松以为西洋讲求史法之名著如朋汉姆的《历史研究法课本》和郎格罗亚、塞诺波合著的《历史研究法入门》，不过是数十年前的事情。而中国专论史学的名著，有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史通》和近二百年前的《文史通义》，不仅早于西方史家，而且“其议论之宏通及其见解之精审，决不在西洋新史学家之下。唯吾国史学界中，自有特殊之情况。刘、章诸人之眼界及主张，当然不能不受固有环境之限制。若或因其间有不合西洋新说而少之，是犹讥西洋古人之不识中国情形，或讥吾辈先人之不识飞机与电话也，又岂持平之论哉？”时至今日，此等见识仍是不刊之论。《历史研究法》共十章，每章开篇都用一段中国古人的名言高论为引子，其中以章学诚的言论为多。如第一章《绪论》引用章学诚的“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第四章《知人》征引章学诚的“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第五章《考证与著述》抄录的“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亦出自《文史通义·答客问中》。第八章与第九章也都分别摘录《文史通义》的《和州志列传总论》《古文十弊》。何炳松分明是在讨论西洋史学研究法，却时刻不忘回溯至章学诚，这不仅是一种体例上的有意安排或历史知识上的疏通，更是一种学术精神上的认同，或者还有向学术偶像致敬之意。
何炳松撰写于1928年的《通史新义·自序》，也是一篇阐发实斋史学的大文章。这篇序言毫不掩饰对实斋的推崇：“其史学见解之卓绝精微，在著者眼中观之，有时且远驾西洋名史之上。”何炳松介绍《文史通义》中《释通》《答客问》《申郑》诸篇的通史观念，尤为服膺“撰述”与“记注”之分，认为凡有志于编纂通史者应对此说“尽力发扬，固可无待于稗贩西洋史学而后恍然大悟，涣然冰释也”。1932年，何炳松又说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态度之谨严与立论之精当，方之现代西洋新史学家之识解，实足竞爽”。综上，称章学诚是何炳松的史学偶像，大概并不为过。当然，倘若何炳松的见识止步于此，一味赞美章学诚，也就不足称道了。高明与迂腐虽有天壤之别，但有时又只有一步之遥。何炳松的高明在于，他以章学诚为偶像，却拒绝盲目崇拜，不以感情掩盖理性：“我们倘使把章实斋的史学鼓吹得过份了”，就“有‘腐化’的危险”。这正是何炳松具有了近代史学意识的重要表征。
何炳松等人在史学上私淑章学诚，犹如传统与近代史学之间的一条精神脐带。何、胡、姚三人中，姚名达虽早逝，却对章学诚的学术多有领会与实践；胡、何二人是民国史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有力推动了章学诚史学的传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密集地讨论章学诚，挖掘实斋史学的意蕴，形成了中国近代史家关于《文史通义》的集体记忆，至20世纪40年代“几于家有其书矣” 。此说不免有些夸张，但章学诚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在近代史学发展史上扮演了古今对话和中西沟通的重要媒介这一角色，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时期有关实斋史学的各种研究与撰述，生动地彰显了中国近代史学的本土底色。
三、整理旧史料：近代史家的学术接力
在史学科学化理念的笼罩下，近代史家普遍重视史料的开掘、考辨与整理，傅斯年的名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就反映了这一史学认知。百余年来，新史料催生了近代史学新的学问门类，如甲骨学、敦煌学等，自然引人注目。但新史料大多可遇不可求，有一定的偶然性。旧史料则凝聚着古代史家对社会的认识，包含古人对史学范型的形塑，给近代史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选题和知识库，具有新史料不能替代的价值。近代史家不仅追逐新史料，也热衷于整理旧史料，为近代史学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学基础，让“传统”以文献整理的名义获得了近代身份。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史料整理工作具有接续前贤的鲜明自觉，从而构成了中国近代史家赓续传统的第三条途径。
1936—1937年开明书店辑印的《二十五史补编》陆续出齐，搜罗历代有关正史表志的增补、注释、考订、校勘多达246种，与开明版《二十五史》相辅而行，蔚为壮观。这两百多种著作大多散见于各种丛书，少有单行本，还有一些稿本更难为一般读书人见到。《二十五史补编》是“好古敏求”的结晶，传承文献何尝不是一种学术接力。顾颉刚对开明书店的这一大手笔，一方面“喜而不寐”，称其“为近年史学界中一绝大快举”，另一方面又从近代史学的视角出发，谈到史家抱负：“此书之出，非书肆中有此一举为已足也，必将有以答对今昔诸贤为学术工作之苦心，而后可以无愧”，传统的职官、地理、艺文之外，“既有新问题，斯有新需要，于民族、社会、宗教诸端，俱当加意搜捕”。“我辈生于今日，惟有随时增补之，使无一物失其所。前人之业，可修正而不可非也。”这里的“答对今昔诸贤为学术工作之苦心”和“可修正而不可非”，就有接续发力的意思。顾氏之言颇有回响。《二十五史补编》汇辑旧史料的良法美意，随着时间推移未被岁月遗忘，反而日益为学术界认可。先是，张舜徽与岳麓书社合作辑录《二十五史三编》，“搜罗之未刊稿与稀见书，凡一百五十余种”，“以续成《补编》未竟之业”。随后，徐蜀又编成《二十四史订补》，收书一百六十余种，接续《二十五史补编》之意也十分明显。这些大型史料整理工作，无论是选题意图还是学术效果，都有代代相承之意。
与学者个人和出版机构合作完成《二十五史补编》《二十五史三编》《二十四史订补》不同，近代史家中不乏以一己之力从事一代史料整理并取得大成绩者，陈述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史家。20世纪30年代中期，陈述完成了他早期史学生涯中的两部重要著作《金史氏族表》和《补南齐书艺文志》，都属于史料整理的范畴。关于编纂《金史氏族表》的初衷，陈述再三强调顾炎武曾“蓄志整理有史以来之氏族”，可惜“顾氏有此意而未能成书”；钱大昕重视舆地、官制和氏族，于是，陈述“仿钱大昕《元史氏族表》之例，就《金史》为据，旁及别史、杂记、文集、墓志、碑刻，成《金史氏族表》六卷”。继亭林、竹汀而为《金史氏族表》，陈述欲完成前贤未竟事业的心意一目了然。《补南齐书艺文志》亦是有为之作：“清代史家为前史补志艺文志者，不下二三十家，至于南齐则阙焉弗述。”由此可见，陈述之“述”自有拾遗补缺之功。陈述对辽史用功最深，他注意到辽代文献搜辑不完备，“元修《辽史》，已有文献失征之叹，仓卒成书，未足具见一代之制作。故其佚文坠简，今日弥觉其珍贵矣”。清人厉鹗撰《辽史拾遗》“称引淹贯，训释详明，然所取辽代之直接记录无多，此则以时、地之限制，非可以责厉氏也”。此后，周春辑《辽诗话》、缪荃孙编《辽文存》、王仁俊辑《辽文萃》、黄任恒成《辽文补录》，皆有功于辽史研究。不过，陈述认为诸家“犹有未尽惬意者。辑录之事，贵乎正确。虽一字一句之歧异，犹当明录，用存矜慎”。于是，陈述“以拓本校其讹谬，以新见补其所遗”，最终编成“以存史料为旨”的《辽文汇》，后增订为《全辽文》。
相较于近乎“述而不作”的《辽文汇》，《辽史补注》更能体现陈述在史学上善于接力、后来居上的治学特点。1933年，陈述初谒陈寅恪于姚家胡同，得陈氏指点，“以唐、宋、辽、金、元为主，不敢多读汉唐以前书。在此千年诸史之中，尤以《辽史》记载最阙漏，遂以厉、杨之书附《辽史》，并以五代、宋、元诸史及《册府》、会要、碑志、杂记补其阙，参取钱大昕《考异》、陈汉章《索隐》汇集一编”。所谓“厉、杨之书”指的是厉鹗的《辽史拾遗》和杨复吉的《辽史拾遗补》。这便是陈述撰《辽史补注》的动机与做法。陈寅恪对《辽史补注》予以高度赞誉，谓“《补注》之于《辽史》，亦将如裴注之附陈志，并重于学术之林”，陈寅恪看重的是《辽史补注》在史料辑录上的价值。所谓“补注”，按照陈述的说法，“补者效褚少孙之补《史记》，注者效裴松之之注《三国》。广征后魏以来诸史、文集、笔记，包括钱大昕、厉鹗诸家所考订及晚近出土资料和研究成绩，全面网罗，证其合否，一一补入《辽史》。考证之学，譬如积薪，现在的工作，即就前人所积者，接力积累，对《辽史》作全面增补订正”。陈述继承了褚少孙、裴松之补注正史的传统，又在钱大昕、厉鹗诸儒的基础上，对《辽史》正误、补阙、补歧异、存类事，引用书目在800种以上，真正做到了“接力积累”，将《辽史》整理与辽史研究推向了新高度。
传统遇见近代，是一个时代命题。一个多世纪以来，复古倒退者早已被历史无情淘汰。而那些曾经誓要抛弃传统的激进者们，也未能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彻底告别传统。优良传统和学术遗产在经历一段隐逸的行程后，渐显由边缘回归之势。对抗、超越与赓续、演化是可能而且必然共存的，政治、文化、思想、学术莫不如此。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与传统完全断裂、毫无关联的思想与学术。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