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在这一时期，西方出现了很多历史学流派，如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以及实证主义史学等，其中兰克所开创的客观主义史学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在牛津学派的开创者威廉·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和其他历史学家的推动下，英国开始走出传统史学，开启了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的发展进程，主要表现为批判地运用原始档案文献及“科学化”研究方法的引入、专业历史学家群体的形成与历史写作的专业化、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办以及专业学术组织的创立与发展。批判地运用原始档案文献进行史学研究，有利于提升历史著作的客观性和可信度；“科学化”研究方法的运用，有利于增强研究者对历史问题的分析能力；专业历史学家群体的形成，有利于强化学术共同体意识，培养专业精神；历史写作的专业化，有利于摒弃历史写作的主观性，提高历史著作对历史问题的解释力；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办和学术组织的创立，有利于拓展史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塑造学术身份认同，确立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和学术标准，形成严格的同行评议机制。由此，英国现代史学研究的专业化趋于完善。学界尚未见到从上述诸多方面对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展开系统研究的论著。本文拟结合19世纪中后期英国历史学家的论著，以及后世历史学家撰写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论著，从文献解读、研究方法、专业历史学家群体、历史写作方式及专业学术期刊和学术组织的发展等几个方面，对英国现代史学研究的专业化进程进行系统的研究。
一、原始文献的运用与研究方法的“科学化”
19世纪中后期，英国现代史学研究的专业化发展水平落后于德、法等国。德国兰克史学传入英国之后，以斯塔布斯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受到兰克史学的深刻影响，在历史研究中开始重视对原始档案文献的运用，从而开启了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的进程。在历史写作过程中，以斯塔布斯为代表的专业历史学家自觉地与业余的历史写作者区分开来，以严谨的研究方法解读原始档案，进行严肃的历史写作。由此，英国历史学在这一时期实现了与文学的分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随着专业历史学家文献意识的增强，历史研究中的文献范围和类型都得到了扩展，这开阔了历史学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拓展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比较法和归纳法的运用提升了历史学研究者解读文献和历史写作的能力，这些“科学化”研究方法的运用促进了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的发展。
斯塔布斯为推动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斯塔布斯的著作建立了历史学作为实证科学的标准，进而通过这些标准确立了历史学作为新兴专业的学术地位。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提出了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的主张，英国史学专业化的进程正是沿着斯塔布斯与巴克尔所确立的路径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巴克尔基于孔德的实证主义，将历史学界定为一门科学，而斯塔布斯否认这一判断，主张人是有自由意志和独特个性的，拒绝接受任何将历史研究简化为纯粹科学框架的尝试。斯塔布斯并不否认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但他认为科学的历史学不是建立在孔德的实证主义基础上，而是基于对原始档案的批判和运用，凭借“科学化”的史学研究方法，得出客观的结论。专业的历史学研究在本质上就是对“客观性”的追求，斯塔布斯正是在遵循这一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历史研究，并推动了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的发展。
1866年，斯塔布斯被聘任为“牛津大学中世纪史与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Modern and Medieval History at Oxford)。在就职演讲中，斯塔布斯提出“要在英国建立一个历史学派，它将与欧洲其他的历史学家一道完成一项共同的任务，它不是建立在弗朗西斯·帕尔格雷夫爵士(Sir Francis Palgrave)、约翰·米切尔·肯布尔(John Mitchell Kemble)、詹姆士·安东尼·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及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研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大量收集和整理的材料之上，因为上述学者试图基于那些稀少、分散、杂乱无章的材料进行写作”。斯塔布斯希望英历史学家能够与欧洲大陆的历史学家一起努力摆脱浪漫主义史学的研究范式，摒弃浪漫主义叙事史的写作方式，在运用原始档案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发展出英国本土的现代史学研究范式和学派。
在历史研究实践中，斯塔布斯竭尽全力地推动对原始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他是“第一位真正运用国家档案馆(the Public Record Office)文献，全身心投入原始档案文献研究中的英国历史学家”，也是“第一位深入档案室的钦定讲座教授”。在英国历史学家中，斯塔布斯是重视运用原始档案文献的先行者。斯塔布斯认为历史研究应当以追求真相为最高目标，不为政治家服务，也不受政治偏见的左右。由于重视对原始档案文献的运用，斯塔布斯在研究和写作历史论著时能够摆脱政治的影响，抛弃浪漫主义史学注重主观价值倾向的研究范式，秉持较为客观中立的立场，与兰克所倡导的“秉笔直书”的学术原则一致，这是斯塔布斯推动英国现代史学研究走向科学化与专业化的方法论基础。尽管斯塔布斯没有像兰克那样将历史研究中的一套科学的方法系统地阐述出来，但是在对运用史料呈现历史真相这一原则的追求上，斯塔布斯并不比兰克逊色。因此，斯塔布斯被公认为英国历史学“荒芜”时代中的“科学的历史学家(a scientific historian)”。
斯塔布斯从编辑中古时代的手稿开始，进而解读手稿背后所蕴含的史实和真相，这成为他历史研究获得成功与声誉的基础。1870年，斯塔布斯出版了《英格兰宪政史文献选编》(Select Charters and Other Illustrations of 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这本书很快成为学生的教材，并数次重印，是一代又一代牛津和剑桥学生的必读书。这本宪政文献集取得的成就一方面显示了斯塔布斯对原始档案文献的驾驭能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专业化的史学研究成果在大学中开始受到普遍重视。1873—1878年期间，斯塔布斯的《英格兰宪政史》(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得以出版，并在短时间内多次再版。该著作显示了作者深厚的中世纪文献功底，也证明了斯塔布斯是一位杰出的原创性历史学家，这是自爱德华·吉本以来无人能够企及的。这部著作的洞察力、深度以及非凡的准确性，唤起了人们对最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的记忆。上述两部著作是斯塔布斯基于对原始档案文献的整理、批判以及系统解读而写成的，与既有的文学性的历史作品有着本质的区别。“《英国宪政史》逐渐成为英国史学专业化的象征”，并且在出版之后短时间内反复再版重印。由此可见，斯塔布斯所开创的专业化的史学研究范式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
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威廉·梅特兰(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对斯塔布斯的《英格兰宪政史》倍加赞赏。斯塔布斯的成功主要源于他对历史真相的追求、对原始文献的运用及文本写作的准确性，这是客观主义史学的内核所在。在对中古时代手稿的编纂中，斯塔布斯展现出了追求真相的巨大热情。在这一点上，他受到了兰克的深刻影响。从对史料的态度与历史研究的方法来看，斯塔布斯所坚持的原则与兰克的主张在本质上有很多相同之处。
在历史研究专业化的进程中，斯塔布斯为牛津历史学派确立了学术研究的原则和规范。当时的法国历史学家保罗·弗雷德里克指出：“斯塔布斯在牛津大学的目标就是激发学生对原始文献研究的批判精神，而非直接应对政治事务。他的方法是要培养学者，而非未来的政治家，没有人能够比他更好地传授公正且科学的历史认知。”斯塔布斯培养的人才是纯粹的且拥有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他们成为推动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发展的主要力量。在斯塔布斯的努力下，英国的历史学家已经初步具备了“科学”研究的自觉，他们将主观认知从对原始文献的研究中分离出来，尽最大可能运用史料呈现史实。他们遵循了现代史学研究的基本学术原则，即“历史研究在对待证据和处理资料来源的方法上应该是科学的”。凭借“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和专业的历史思维，他们努力使自己成为可靠的历史真相的讲述者，避免陷入充满主观性印记的浪漫主义史学的陷阱中。因此，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认为“19世纪是个尊重事实的伟大时代”。卡尔所描述的正是19世纪下半叶浪漫主义史学衰落之后，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兴起时的状况。
随着历史学家重视文献的意识逐渐增强，英国历史研究中文献的类型和范围得以拓展。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经指出：“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不断出现的、新的材料涌入历史研究之中，汇聚成文献的汪洋，早期的历史学家在其中艰难地划行。”这一时期，学者们拓展了原始文献的范围，文献的类型更加丰富多样，比如信件、调查报告、日记以及报纸等。文献类型和范围的扩展拓宽了历史学家的学术视野，增强了历史学家从事历史研究的学术信心。阿克顿认为历史研究要避免或规避争论，就必须立足于文献，而不是观点。塞缪尔·罗森·加德纳(Samuel Rawson Gardiner)并不试图让读者觉得自己是一个证人，而是要求读者“异口同声地提出疑问，并记住他们阅读的不是对确实发生过的事情的叙述，而是对我经过调查后所认为发生过的事情的叙述”。显然，包括阿克顿在内的这些历史学家都坚定地认为历史研究要忠于文献。为了尽可能地做到客观中立，他们甚至倾向于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其研究成果，接受读者的质疑。
在强调忠于文献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英国历史学家也开始重视对“科学化”研究方法的运用。这提升了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的认知水平，促进了历史观念的进步，扩展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当时的中世纪史学家查尔斯·欧曼爵士指出“历史是人类为记录人类行为所做的努力”。英国历史学家开始在历史研究中重视“人”和“人类”的社会生活。1898年，J.H.朗德(J.H.Round)批评爱德华·奥古斯塔斯·弗里曼(Edward Augustus Freeman)对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几乎没有兴趣，是一位“政治的”历史学家。在此之前，政治发展史一直占据历史研究的中心，基于研究方法和历史观的更新，英国历史研究的内容逐渐扩展到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的诸多领域，并且开始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生活。由此，英国历史研究走出了传统的政治史窠臼，兴起了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势，这意味着英国历史研究有了显著的进步。
现代生产方式的变革和新兴学科领域的发展刺激了新的史学方法的运用，在解读和运用文献的过程中，比较法和归纳法被引入历史研究之中，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步。弗里曼在《比较政治学》一书中阐述了其对历史学家任务的理解，而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比较研究方法上。弗里曼把比较法称作那个时代“最高的知识成就”，认为它可以阐释“在不同时期的政治制度之间，以及在相隔最遥远的国家之间存在的发展差异”。对于研究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阿克顿勋爵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造就历史学家的不是天赋，不是文笔，也不是学识，而是研究方法。”借助其他学科的进步与发展，英国的史学研究方法也实现了突破，比较法和归纳法等“科学化”研究方法的引入，提升了史学研究的理论水平，为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二、专业历史学家群体的形成与历史写作的专业化
对原始档案文献的解读与批判及“科学化”研究方法的运用，是史学研究专业化的基础，而专业历史学家群体的形成是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的根本所在，正是依靠专业历史学家群体的努力，英国才突破了长期存在的历史写作的精英主义传统，进而确立了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一时期，以斯塔布斯为代表的史学研究专业化的先行者在大学中开展了系统的史学教育，培养了专业的史学研究人才队伍，形成了具备现代史学专业素养和研究能力的专业历史学家群体，实现了历史学研究主体的职业化。而“职业化意味着学科的专门性和独立性，它要使历史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思维方式及学科价值上能够与任何其他学科区别开来”。专业历史学家群体的形成与历史学科走向独立相伴而行。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许多学科逐渐从综合性研究中独立出来，将各自的研究定义为“专业性”研究，以科学方法作为学科独立的催化剂，例如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科学的发展推动了各学科领域研究方法的进步，包括历史学在内的诸多人文学科也依靠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进步逐渐走向独立。
19世纪50年代，英国的历史学孕育了与其他学科领域分离的条件，斯塔布斯等历史学家开始将科学的、严肃的史学追求与文学性的、不成熟的史学实践划清界限。历史学家们决心效法取得重大突破的自然科学，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斯塔布斯为代表的英国历史学家有着强烈的学科独立意识和学术追求。在这些早期的专业历史学家看来，专业的史学研究必须与文学性的史学实践决裂，依靠“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和专业历史学家群体，历史学才能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斯塔布斯在1866年被聘任为“牛津大学中世纪史与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这成为历史学在英国作为一个独立专业发展的分水岭。英国历史学家们认为，斯塔布斯成为历史学领域的钦定讲座教授，是学界对历史学专业地位的肯定，意味着“历史学这一学科的独立存在得到了认可”。斯塔布斯的史学研究不仅使其本人成为英国第一位专业历史学家，也对历史学专业在牛津大学确立独立的学科地位做出了贡献。
在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后，英国出现了一大批专业历史学家，他们成长为独立的、受过专门训练并从事专业研究的群体，有着共同的学术追求。大学成为培养专业历史学家的中心，19世纪上半叶人们所熟悉的“绅士学者”们，到1900年前后已经转变为领薪水的教师。与清闲的前辈不同，他们以在大学里教授和研究历史为职业。大学中严格的专业训练使公众相信只有专业历史学家才有资格对历史做出评价和判断，并确定开展历史研究的方向。大学中的导师制度作为催化剂，在历史学科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弗斯的话说，“大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必需的专业训练”。19世纪后期，专业历史学家在英国大学中成长起来，他们经过了系统的专业训练并且掌握了复杂的知识体系，在英国各地的大学中担任教职，成为促进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发展的中坚力量。
在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的进程中，专业历史学家群体的形成极为重要。文学性的历史写作虽然能够吸引广泛的读者，但违背了专业历史学家对准确性、公正性和真实性的追求。专业精神要求历史研究不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而是由“专家团队”的标准决定的。在专业历史学家看来，历史研究和写作要遵循严格的专业标准，具备求真求实的专业精神，摆脱公众和市场的羁绊，历史研究的贡献和价值要由相应的专家来评判。H.A.L.费希尔认为历史与真理有关，所以真正的历史学家不愿由喜欢其风格的公众来评判，而宁愿由能够检验历史事实的专家来评判。这体现了英国历史学研究者的专业自觉，这一专业自觉使他们坚信，严肃的历史学研究是一项只有经过系统训练的人才能从事的事业，也只有他们才能确定历史研究的价值。因此，专业历史学家群体是推动英国现代史学研究真正走向专业化的核心力量。
实际上，在当时的英国学界，并非所有历史学家都有着强烈的专业化诉求，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研究和写作风格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以至于在这一时期，“历史学研究者的职业认同中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专业知识或方法论本身，而是历史学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专业历史学家希望把自己从公众需求所施加的限制中分离出来，试图摆脱与公众及市场的紧密联系，以追求某种自我验证的专业的学术研究。然而，这一专业化诉求遭到一部分历史学家的反对。作为牛津学派核心人物的弗里曼“尽管倾向于改善历史学家在公众中的形象，但他努力的目标不是专业化。虽然认可专业化的合理性，但弗里曼致力于提高公众性的历史写作水平，尽力弥合公众和专业读者之间的差异。对于培养专业历史学家队伍，弗里曼并不倡导以‘科学的’历史学家取代‘维多利亚贤明之士(Victorian sage)’，而是尽力促成双方的融合”。无论是历史写作，还是历史学家群体的发展，弗里曼都尽力弱化专业化诉求，试图迎合公众阅读习惯，弥合专业历史学家与传统历史学家之间的差异。约翰·理查德·格林(John Richard Green)公开宣称，他的使命是利用通俗历史“将各种观念灌输到普罗大众的头脑中”。后世著名的历史学家屈威廉也认为历史写作不是科学的推论，而是依靠想象力进行的猜测和概括。在弗里曼等历史学家看来，历史写作并非科学推论，而是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历史研究和写作如果过分强调专业化，就无法适应公众的认知水平，就会脱离普通受众和市场的需求。
对此，倡导史学研究专业化的历史学家则认为历史中的英雄崇拜和神话传说不足为信。在这一时期英国的历史写作中，迎合公众的流行标准和专业标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英国历史学家在对待历史写作专业化时，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一分歧有着深刻的根源，因为此前英国的历史研究和写作更多地只是作为一种别致的兴趣或消遣，仅仅属于贵族和知识精英，即英国历史写作的精英主义传统。古代和现代的职业模式，在当代的史学观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英国精英们坚持认为，写作一部伟大的历史作品意味着要找到一位拥有社会地位、闲暇时间及至少对公共事务有所了解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看来，伟大的历史学家通常对公众生活有着最直接的了解，他们或者出身于贵族家庭，从事某种公共服务；或者出身卑微，但凭借在政府基层的工作，一路晋升到有影响力的职位。因此，这些精英们认为英国历史学家或者是贵族，或者是政府文官和将军等具备政治经验和社会地位的人，只有他们对历史和公共事务才有最直接的了解和认知，才能真正写出伟大的历史作品，这样的传统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的发展进程。表面上看，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的阻力源于公众的阅读需求，实质上则源于英国历史写作的精英主义传统，正是这种传统的长期存在塑造了公众的阅读习惯。所谓历史写作的精英主义传统是贵族与社会精英对文化权力的贪恋，希望凭借自身的社会地位，依靠较强的语言功底、艺术想象力及叙事技巧进行历史写作。因此，这类历史著作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能够赢得公众的认可，并且获得了牢固的市场地位。相反，专业历史学家基于对原始档案文献进行烦琐的考证与分析，撰写的历史著作注重客观与信实，回避了对情感的关照，大多显得枯燥乏味、晦涩难懂，自然无法得到一般公众的认可。
尽管如此，专业历史学家最终还是突破了历史写作的精英主义传统，通过运用原始档案文献和“科学化”的研究方法，确立了专业历史研究成果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身为议会记者的历史学家威廉·格思里(William Guthrie)和詹姆斯·拉尔夫(James Ralph)对英国历史写作的精英主义传统表示质疑，他们认为历史著作的优劣是衡量历史学家身份的首要因素，历史学家获得普遍认可是基于其著作的“学术价值”而非其自身的“血统和社会地位”。优秀的历史学家是在恰当运用学术方法的基础上，解读原始资料，以证明自己作为叙述者的权威性。英国历史研究与写作应当从重视社会地位或政治家经验的模式，逐渐转向历史学家注重获取和解读原始档案文献的模式。在专业历史学家看来，先进的研究方法以及对原始资料的运用一定要取代原有的历史写作的精英主义传统，历史研究和写作的专业化是英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办与学术组织的出现
专业学术期刊和学术组织在历史学研究者成长为专业历史学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85年，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安排克莱顿(Creighton)、阿克顿勋爵、约克·鲍威尔(York Powell)和A.W.沃德(A.W.Ward)会面，讨论效仿德国和法国，在英国创办一份历史学专业学术期刊。克莱顿同意担任编辑，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英国历史评论》(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于1886年1月创刊，他们设法与欧洲大陆学术界保持同步，并确保它能成为一份国际期刊。《英国历史评论》的创办者们对这一历史学专业学术期刊充满期冀，希望以此促进英国历史研究，并能够跟上欧洲大陆历史研究的发展步伐。
对《英国历史评论》的这一希望和定位，也体现在克莱顿写给阿克顿的多封书信中。克莱顿多次强调当时的英国历史学研究和写作存在偏狭和封闭的特点，他希望在阿克顿的帮助下，《英国历史评论》能够推动英国的历史学家同欧洲大陆的历史学界进行接触与交流。克莱顿对英国的历史学研究落后于欧洲大陆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希望通过《英国历史评论》改变这一状况。在《英国历史评论》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克莱顿提出了该刊的办刊原则：《英国历史评论》刊载文章的研究范围不局限于政治史，而是包括人类文明发展的所有方面。为了避免党派嫌疑，该刊拒绝刊登关于当下政治和宗教问题争论的稿件。无论是古代史，还是现代史，无论是国内史，还是外国史的稿件，都会得到及时公正的处理。克莱顿阐明的办刊原则体现了《英国历史评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稿件上不局限于政治史，而是涵盖人类文明和历史发展的所有方面；在时间上涵盖古今，在空间上容纳国内国外。相较于既有的历史研究领域，《英国历史评论》的学术视野是非常开放的。另一方面，《英国历史评论》在历史观上持中立立场，不参与现实中的政治和宗教论争，仅仅致力于呈现历史真相，这与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学术追求是一致的。
《英国历史评论》在创办初期遇到了经费严重不足的困境，在克莱顿等历史学家的努力下，这份期刊得以存续下来，并成为英语国家中最早的历史学专业期刊。这一事实表明，在英国历史学研究领域中，一种独特的专业态度和专业精神已经形成。克莱顿承认，他把《英国历史评论》当作年轻历史学家的“训练场”，将其作为大学里有抱负的历史学家所能获得的专业训练的一种补充。在克莱顿等历史学家的主导下，《英国历史评论》成为年轻历史学家进行专业训练并提升学术研究水平的重要平台。随着学术影响的扩大，《英国历史评论》逐渐成为鉴别历史学研究者是否精通专业史学研究的重要衡量标准。以至于在《英国历史评论》上发表论文，成为历史学研究者向未来的学术雇主证明自己在“专家团体”中学术地位的公开且正式的方式。《英国历史评论》不仅为历史学研究者提供了专业训练，也为专业的历史学研究确立了学术规范和学术标准，其学术水平和影响力得到了专业历史学家的普遍认可。
《英国历史评论》的发展得益于来自英国、美国以及欧洲大陆的历史学家的贡献，这一事实表明，英国历史学界已经突破了原有的狭隘性和封闭性。《英国历史评论》编辑部越来越像一个非正式的信息交换中心，学者们借此相互联系，从而形成了密切的学术交流网络。质言之，《英国历史评论》将英国专业历史学家以共同的学术态度和目标团结起来，成为英国历史学家提升专业水平的重要平台，促进了专业历史学“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正如汉弗莱斯所指出的，及至19世纪90年代末，“业余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历史学研究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英国历史评论》加强了英国历史学家与外界的学术交流，确立了英国历史学研究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规范，使年轻一代历史学家得到训练，提升了英国历史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培养了英国历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意识。克莱顿实现了其办刊初期的学术追求，《英国历史评论》践行了克莱顿赋予它的历史使命，推动了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的长足进步。
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的发展除了得到《英国历史评论》的推动之外，也得益于专业学术组织的出现。1868年，英国成立了皇家历史学会(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与《英国历史评论》不同，皇家历史学会创立之初并不具有专业性，其最初的目的是把历史研究和娱乐结合起来。皇家历史学会的创始人查尔斯·罗杰斯(Charles Rogers)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一方面，罗杰斯未经王室授权就擅自使用了“皇家”的名号，直到1872年维多利亚女王才真正授予其“皇家历史学会”的称号；另一方面，学会成立之后罗杰斯便主宰了学会。当时，一个屈从性的委员会投票让其成为学会中受薪的“历史学家”，并为其建了一所房屋，资助其出版家谱著作。因此，这一时期皇家历史学会的财务管理和出版物的质量广受诟病。及至1881年，罗杰斯才被罢免。学会的创办者罗杰斯劣迹斑斑，学会的成员也鱼龙混杂。在汉弗莱斯看来，皇家历史学会的早期成员主要是“神职人员、医生、军官、公务员、律师、银行经理、记者、工程师及教师，还有一些贵族和乡村绅士”。显然，皇家历史学会在创立初期乱象丛生，财务管理混乱，会员身份复杂多样，根本无法开展真正专业的历史研究。
在罗杰斯之后，学会先后由军官、文官及绅士等业余的历史爱好者主导。直到世纪之交，学会仍然固守维多利亚时代贵族社会的传统。学会的会员发现他们处在一个横跨古董爱好者、业余历史爱好者及专业历史学家之间的地带。1870年代至1880年代，学会的论文数量增多，学会会员既有别于罗杰斯及其亲信，也有别于新的专业历史学家。与罗杰斯相比，他们的身份不能被定义为古物爱好者，对家谱的兴趣也明显下降。到了1880年代中期，会员的情况开始有所改善，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如阿克顿、克莱顿、西利等都出现在会员名单上，但该学会的学术成果和会员整体专业素养仍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在创立近20年之后，学会的会员中才出现了阿克顿等少数专业历史学家，但依然还有很多不同出身的业余历史爱好者参与其中，以致学会仍然未能得到普遍认可。
在1886年《英国历史评论》第一期出版之前，皇家历史学会的会刊(Transactions)已经创刊十余年。学会会刊第一卷分为两部分，分别在1871年和1872年出版发行。由于学会会员鱼龙混杂，会刊刊登的文章质量和水平参差不齐。1872年之后，学会会刊由罗杰斯担任主编，相较于第一卷仍未能取得明显的进步，甚至一度成为罗杰斯发表其自身作品的工具。1880年代之后，在奥斯卡·布朗宁(Oscar Browning)和威廉·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等新的管理者的努力下，学会会刊所刊登论文的质量和水平才有了显著的提高。尽管皇家历史学会的会刊比《英国历史评论》创刊要早，但学会曾处于罗杰斯等人的控制之下，对会刊的管理不善，因此学会会刊学术水平较低。布朗宁等专业历史学家的参与才逐渐改善了学会会员的状况，提升了会刊所刊登论文的质量，提高了学会学术研究的水平，也促进了学会从娱乐性的业余组织转型为专业学术组织。
知识史学家约翰·怀恩·伯罗(John Wyon Burrow)认为皇家历史学会在本质上是一个传统的上流社会组织，与绅士俱乐部相差无几，他对皇家历史学会在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进程中的地位表示怀疑。但是汉弗莱斯认为，从1899年阿道弗斯·沃德成为主席开始，学会就致力于发展历史教育，培养专业化的史学研究人才。显然，伯罗对皇家历史学会的认知还停留在学会创立早期，汉弗莱斯的评价则更符合学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在1899年，为了追赶欧洲大陆和美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水平，沃德和其他人一起向皇家历史学会委员会提议建立一所高级历史研究学校(the School of Advanced Historical Studies)，旨在为未来的历史学家提供专业的学术方法和研究技能培训，包括文献解读、方法学(methodology)、目录学(bibliography)以及古文书学(palaeography)等内容，最终得到了伦敦大学的赞助。沃德被选为皇家历史学会主席，意味着专业历史学家成为学会的主要管理者。至此，皇家历史学会摆脱了业余历史爱好者的管控，其发展方向开始由专业历史学家主导。高级历史研究学校的建立意味着学会会员整体专业素养也有了很大提升，具有足够的能力为英国的历史研究者提供专业训练，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沃德推动成立的高级历史研究学校在创立之初遭遇了资金困难的问题。为了获得资助，他倡导将历史研究与国家的进步和富强联系起来，甚至从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考量来证明史学专业训练的合理性，呼吁个人和公共机构进行资金赞助，提供房屋供教学使用，以使得历史培训计划成功地付诸实施。显然，以沃德为代表的新一代皇家历史学会领导者充满了使命感和专业精神，他们希望借助社会力量来支持历史学专业人才的培养，这正是学术组织之于史学研究专业化的重要意义。随着史学研究专业化的发展，英国历史学家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像皇家历史学会这样的组织，应该成为对学者的历史研究水平做出评判的唯一主体。在沃德等历史学家的努力下，皇家历史学会成为联系英国历史学家的纽带，提升了英国历史学家的研究水平。同时，皇家历史学会也加强了历史学家之间的学术联系，增强了专业历史学家对学术共同体的认同，促进了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
在皇家历史学会之后，英国历史学家还在1906年成立了历史协会(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该协会最初的目的是单纯地发展历史教学，后逐渐致力于学术研究。历史协会由大学教师组成，负责校际讲座，逐渐引领了大学的历史教学。斯利博士认为，随着历史协会的兴起，出现了一种基于教学而非历史写作的历史学职业。由此，大学历史教师群体也有了其特定的专业性学术组织，有利于开展跨校学术交流。历史协会不仅促进了历史教学，也促进了大学历史教师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进一步推动了英国专业历史学家学术共同体的发展。
现代的“知识分子”、专业学者或科学家，在本质上是由他们自己在学科内创造的制度环境来培养的。英国历史学的学术期刊和学术组织成为培养专业历史学家的核心载体，而学术组织是由受过专门知识训练并对历史研究做出贡献的人组成的，他们共同制定学术标准并规范其成员的学术研究。而且“世界大同主义”——即忠于由自己学科的学者组成的“社交圈”——往往会取代“地方主义”，即忠于自己工作场所(通常是大学)的价值观和目标。学术组织能够将历史学家从大学内部的“地方主义”堡垒中吸引出来，与校外学者建立新的学术联系。皇家历史学会等学术组织是由专业历史学家组成的“知识分子”团体，为专业历史学家创设了学术交流的平台，以具体的方式表达了历史学家学术共同体的概念，是专业历史学家群体存在的依托。专业学术期刊《英国历史评论》以及皇家历史学会等学术组织的发展加强了专业历史学家之间的学术联系，塑造了他们的学术身份认同，促进了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现代专业史学研究的学术标准，培养了专业历史学家的专业精神，锻炼了他们的学术品格，建立了专业史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形成了严格的同行评议机制，这些成就标志着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已经发展到较高的程度。
19世纪的英国处于转型时期，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经济层面实现了从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政治层面完成了从贵族政治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转型。在学术层面，英国也实现了从传统学术向细分化与专业化的现代学术的转变。英国史学研究走出了传统史学的窠臼，开启了走向现代史学研究的专业化进程。斯塔布斯和牛津学派倡导在历史研究中重视原始档案文献，运用“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坚持“秉笔直书”原则，在历史研究中呈现历史真相，提升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可信度。这开启了英国史学与浪漫主义史学决裂，走向现代专业史学的发展进程，也创造了历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前提条件。以斯塔布斯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们推动了历史学在英国大学中成为独立学科，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历史学专业人才，促进了专业历史学家群体的形成，超越了英国原有的历史写作的精英主义传统，提升了历史著作对历史问题的解释力，开创了“科学的”专业历史著作的写作模式。学术期刊和学术组织为英国历史学家提供了专业化学术训练与合作交流的平台，确立了史学研究专业化的学术规范和学术标准，形成了完备的成果评价体系和同行评议机制，使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趋于完善。
以斯塔布斯为代表的英国专业历史学家群体在研究方法上超越了浪漫主义史学，推动了英国现代史学研究的“科学化”与“专业化”。然而，在历史观上他们却延续了英国辉格史学的传统，即充满古典自由主义色彩的英国宪政历史叙事模式；在研究范畴上继承了兰克的民族主义史学，重视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在浪漫主义史学之后，专业历史学家群体所坚持的民族国家历史写作进一步塑造了现代英国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强化了国家和民族的优越性，为后世“西方中心主义史学”的出现埋下了伏笔，这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现代史学专业化发展进程中的局限性所在。历史学研究包括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两个方面，英国专业历史学家群体在事实判断方面取得了斐然的成就，但在价值判断方面却受到了民族国家的裹挟，以至于他们既在历史研究中主张追求客观性，又在历史写作中为民族国家服务，而这两方面在本质上又是充满张力和矛盾的。英国专业历史学家群体正是在这一张力和矛盾中陷入了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漩涡。直到20世纪以后，英国的历史学研究才突破了民族主义史学的研究路径，世界史才从民族主义的世界史发展为普世性的世界史，西方以外的“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才得以进入英国历史学的研究范畴，英国的历史学研究才具有了普遍性和全面性。
（作者于洪, 系吉林大学文学院世界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