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2022年12月8日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以下简称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的贺信中，表达了对国史学会全体同志和全国广大国史研究者的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肯定了国史学会30年来为新中国史研究、宣传和教育事业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并对国史学会进一步团结全国广大国史研究工作者、更好凝聚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提出了殷切希望。贺信为新中国史研究事业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正确方向，也对国史学界进一步提高自身能力、发挥社会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于国史研究者来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贺信精神，既要体现于政治方向，也要体现于学术工作。2016 年，习近平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特别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基础学科和学科体系不够健全的新兴学科。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新中国史研究要加快推进“三大体系”建设，重要前提之一便是确立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定位。同时，这也应当是习近平总书记贺信要求国史学界“提高研究水平”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正确解决，新中国史研究的“三大体系”建设便无从谈起，新中国史研究水平也难以提高。
事实上，新中国史编研与新中国历史发展几乎是并行的。早在1951年，由胡乔木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就有题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果”部分，论述了新中国成立至1951年的历史。此后，中央宣传部门和高等院校也在不同时期编纂出版过有关新中国的历史著作。然而，严格意义上的新中国史研究，应当说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后兴起的。在此之前，胡乔木于1977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时，曾提出过建立“中国现代史研究所”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的建议，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直到1990年，经党中央决定，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行政代管、专事编纂和研究新中国史的“当代中国研究所”（以下简称当代所）终于成立。当代所先后创办了以出版国史论著为主业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和发表国史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建立了联系全国国史学界学者的社会组织国史学会，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设置了培养国史专业人才的国史系，标志新中国史研究作为一门史学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登上了学术舞台。
进入新时代，新中国史研究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空前重视。习近平每当谈到党史，几乎总是与国史并提，“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学习党史、国史，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习近平强调，“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思政课老师的历史视野中，“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的发展史，要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史，要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习近平特别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印发通知，增加学习党史和国史的内容。后来，他又把新中国史与党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合在一起，要求加强对这“四史”的学习教育。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要求在全社会开展“四史”宣传教育，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持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一切说明，新中国史的地位已经被提至与党史并列的高度。
然而，自登上学术舞台，关于新中国史的学科定位就一直存在种种不正确的认识和做法。早在当代所成立之初，就有人提出国史与党史内容差不多，既然有了党史研究机构，就没有必要再设立国史研究机构。还有人以“当代人不写当代史”是“古训”为由，反对把新中国史作为一门学科，认为不是学术，而是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后来，培养新中国史研究生的国史系成立，但在国家学位学科中目录却迟迟不见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开端的“中国现代史”专业，只有以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为现代史起点的“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经反复交涉，学位学科目录方才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国当代史”放入“中国近现代史”的括弧里。这种在不改变“现代史”原有定义的前提下，就把国史和当代史放入“中国近现代史”的做法，不仅在学术上不合适，而且在政治上也不妥。再后来，经过国史学界一再要求，终于在“中国史”这个一级学科下面设置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两个并列的二级学科，并取消了“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新中国史研究从此有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又出现了把国史研究要么放入马克思主义学科，要么归于对策应用类学科的现象。就在最近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国史学会贺信期间，又有人提出将国史纳入“党史党建学”，把它作为这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的主张。可见，新中国史尽管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尽管有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尽管被列入国家学位学科目录，设立了硕士、博士授予点，形成了日益壮大的研究队伍，产生了众多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但对其学科属性、学科定位，仍然存在各种不科学、不严肃的认识和做法。
对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属性和定位，之所以总有这种或那种模糊认识，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一些同志头脑中，关于国史研究与党史研究究竟是否同属一个学科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正确解决。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到，党史在新中国成立后同新中国史的确有很多内容上的重叠和交织，而且，这部分党史已经占到了迄今为止全部党史的三分之二强，这一比重随着时间延伸还会越来越大。但是，同样应当实事求是看到，这种情况不能成为国史研究与党史研究是同一个学科或国史研究属于党史研究分支学科的理由。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领导力量，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决策，必然会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产生决定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史是国史的核心，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走向决定国史走向。另外，国史与党史都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二者很难在这个领域截然区分。但党史研究毕竟属于法学门类，而国史研究属于史学门类。即使从史学角度看，党史研究也属于专史研究范畴，国史研究则是整个国家的历史，属于通史研究范畴，是中国通史的接续。因此，无论在编研角度、范围、重点，还是在学科理论和编研方法上，党史研究与国史研究都有很大不同。
第一，在编研角度上，党史研究是从政党角度看待自己的历史，要研究和阐述的是我们党作为新中国的执政党，如何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并把它们变成国家意志，领导国家各领域的建设；如何开展群众工作，处理与各参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外政党打交道；如何进行党的自身建设，以及总结党的执政经验；等等。国史则是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待历史，要研究和阐述的是国家政权机关如何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组织各项事业建设，如何开展外交活动，如何进行自身建设；以及人民群众和各参政党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各项建设事业和参政议政的。
第二，在编研范围上，党史研究主要阐释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范围超不出党自身及其作为执政党影响所及事务。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历史“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历史包括这个国家的自然史。而自然界有些内容，如天象（日食、彗星等）、气候、地质、洋流等的变化，与党史并没有关系，不在党史编研范围内。但对于这些内容，国史编研却不能不加记载，不能不研究它们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至于自然界受人类活动影响而造成生态环境的变化，如森林覆盖率的大小、荒漠化和盐碱化的进退、空气污染的强弱等，与党史或多或少有一定关系，党史研究也会涉及，但不可能设置这些领域的分支学科。而国史研究对这些领域却可以也应当设置分支学科，如当代林业史、当代治沙史、当代空气治理史等。另外，社会领域中疆域、政区、婚姻、家庭、民俗、服饰、饮食、语言、娱乐方式、人际交往等的变化，也与党史之间或多或少有关，党史研究也要涉及，但同样不可能在这些领域设置分支学科或研究方向。例如，在党史研究中不可能设中国共产党疆域史、中国共产党政区史、中国共产党婚姻史、中国共产党民俗史、中国共产党服饰史等专业，因为不存在这样的历史。我们党虽然有自己的经济思想史、法制思想史、民族政策史、宗教政策史、环境政策史、人口政策史等，在党史研究中应当设置这方面的分支学科或研究方向，但并没有自己的法制史、民族史、宗教史、环境史、人口史，新中国成立后也不再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史。然而，所有这些都是国史研究的内容，都可以也应当在国史研究中设置分支学科。概言之，国史研究范围要比党史研究宽广得多。如果把党史和国史比喻为一座宝塔的话，党史可以说是塔身，而国史则是宝塔的基座。
第三，在编研重点上，党史研究的重点应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制定与出台的过程，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的会议和文献、领袖人物和英雄模范以及执政的经验总结等。国史研究对这些内容虽然也会涉及，但更多应是记述和阐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决策过程，法律的制定和变化过程以及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监察机关的重大活动和举措，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进展和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国家机关自身建设及其经验总结等。
第四，在学科理论与编研方法上，党史和国史编研都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都要充分收集、慎重选择、严谨考证各类史料，对问题进行阶级分析、历史分析、系统分析、辩证分析；都要对中国传统史学和国外史学的有益成分加以吸收，对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科学方法加以借鉴。然而，国史编研主要运用的是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党史编研则需要更多运用政治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史书编纂方面，国史书除了章节体外，还需要借鉴我国古代史书编撰的体裁体例，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方志体、史地体等，创造性继承和发扬我国史书编纂的优秀传统。
总之，国史研究与党史研究各有各的学科属性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谁也代替不了谁。现在一些国史书与党史书之间存在内容雷同或近似的现象，并不表明国史研究与党史研究是一回事、一个学科，而是因为国史书过多地写了本该由党史书撰写的内容，而党史书过多地写了本该由国史书撰写的内容。这一问题恰恰应当通过加强两个学科的建设逐步来解决，而不应当成为模糊二者学科区别的理由。否则，只会妨碍各自学科的发展。
另外，新中国史研究与史学其他学科相比，虽然具有更加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宣传功能，更加突出的学科综合性和交叉性，更加接近当今社会，但不等于说它就是宣传工作，就可混同于其他学科，或放入现实对策类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现有学科多多少少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一门学科是否为科学研究，并不取决于是否具有意识形态性，而在于追求的是否是客观真理，反映的是否是客观规律，具有的知识体系是否完整系统，遵守的学术规范是否被公认为科学。只要尊重历史的真实性、连贯性、继承性，注重揭示历史事件的原因、总结历史成败的经验、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并致力于构建符合学术规范的学科体系，新中国史研究就是地地道道的学术工作，就是一门科学，就要把它当成科学、学科、学术、学问来对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与政治领域的战争一样，也需要武器，也有阵地和战场。只不过，国史研究者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所使用的武器是学术，要守卫的阵地是党领导的学术阵地，与敌对势力展开较量的战场是学术战场。至于说新中国史的宣传和教育，本身都是国史研究成果的转化。因此，搞好新中国史的宣传、教育，也要首先搞好新中国史的学术研究，使战斗力、说服力建立在史料更充实、分析更深刻、论述更创新的学术成果基础之上。
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不仅在客观上与许多学科有着很强的交叉性，而且史学工作者在主观上也很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史学这一特点，在新中国史研究中尤显突出。然而，与不同学科之间有交叉关系，不等于可以混淆不同学科。例如，新中国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不可能不研究当代中国的问题；在新中国史研究中，也不可能不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然而，马克思主义研究是理论学科，新中国史研究是历史学科。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当代中国基本问题的研究，新中国史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研究，就把新中国史学科放入马克思主义学科。
新中国史是现代史、当代史，因此，新中国史研究与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相比，自然会与现实之间距离最近。现实中刚刚发生的事，很快就会成为新中国史研究的内容。同时，新中国史研究中的问题，很多也是当代中国对策研究中的问题。但这同样不意味着新中国史研究就是对策研究，或属于应用对策类的学科。新中国史研究与史学其他学科一样，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属于基础类学科。它所研究的当代问题，无论距离现实多近，都只能是从历史角度而不是从对策角度去研究。新中国史研究当然要为现实服务，但这种服务只能体现于对某个历史问题发生发展的过程阐述、原因分析、经验总结、趋势预测，而不能要求它拿出具体对策。就是说，面对当代问题，它只负责说清楚问题的内容、原因何在、经验教训有哪些、今后可能如何发展，而不负责回答应当怎么办、采用什么对策。原因在于，这门学科的史学性质决定了它不承担对策的责任，也不具备对策研究必须具有的那些研究条件。如果硬要它拿出对策，结果只能是打乱仗，只能是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而且，别人的田也肯定是种不好的。
至于有人仅因为新中国史研究比较薄弱，资源较少，研究成果很难在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学界中进行学术交流等，就主张把它纳入党史党建学科，这种理由就更加站不住脚了。任何一门新兴学科，总有从基础薄弱到逐渐成熟的过程。当初，党史研究也很薄弱，但党史学界就不赞成把它并入其他学科。另外，隔行如隔山，同属一个大学科下几个分支学科之间难以进行学术交流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近代史研究中的问题，就很难拿到古代史学界进行交流。至于说目前党史党建学已被确立为一级学科，有的高校设置了党史党建的独立学院，因此，将新中国史教学放入其中，有助于这一教学的发展。这种考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必须明确，这只是一种行政措施，并不涉及学科归属。当然，如果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能把新中国史（中国现代史、当代史）也提升为史学门类的一级学科，那就更好了。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这就是说，任何科学门类都有自己质的规定性，如果只注意学科之间的联系，而忽略或抹杀它们之间质的区别，任何科学研究都无从着手，也不可能搞好。时至今日，我们如果连“新中国史”姓“什么”，是什么学科都弄不清楚，都要拿出来反复讨论，又如何能集中精力加快构建作为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的新中国史研究的“三大体系”，如何深化新中国史编研工作、提高新中国史研究水平呢？
在习近平向国史学会发出贺信的当天，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庆祝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大会，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发表讲话，要求充分认识新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意义，牢牢把握新中国史研究的正确方向，不断开创新中国史研究事业繁荣发展的新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在讲话中表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举全院之力，加强新中国史研究工作，努力把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国史学会建设成为顶尖的和具有广泛国际引领力的新中国史研究重镇和学术交流平台。他们的讲话表明，党和国家有关部门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已经在着手为国史研究事业大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国史研究资源相对少的问题也一定会逐步得到解决。
当前，国史学界和相关部门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贺信精神。国史工作者应当珍惜、爱护和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借助这股东风，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牢牢把握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以及提高研究水平、创新宣传方式、加强教育引导上多下功夫，在加快构建新中国史“三大体系”建设和抵御、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上多动脑筋。我们要站稳新中国史史学属性的脚跟，在新中国史尚未被国家学位学科管理部门认定为史学门类一级学科之前，安于其作为中国史分支学科的地位，“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聚精会神推动新中国史研究、宣传、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积极主动地发挥国史研究的资政、育人、护国功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国史工作者的智慧和力量。
（作者朱佳木，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