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学术源远流长，经历了“千年积累，百年探索”，近代以来已形成“三次研究高潮”。前两次即晚清与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分别以西北史地学和边政研究为代表，构成了中国近代边疆学术的主体内容，也是今日构建中国边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第三次则是指20世纪80年代至今方兴未艾的边疆研究。目前学界的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北史地学和边政研究这两个“代表”上，导致这段学术史虽然线索清晰、“主干”凸显，但“枝叶”扶疏之处多被忽略。中国近代边疆学人、学术、学科及其应用等相关专题研究颇为零星，不利于掌握中国近代边疆研究的全貌，也不利于系统传承其学术精神和思想资源。在当下“中国边疆学”学科建构呼声正高情势下，需要全面梳理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的相关事实和思想，厘清中国边疆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及边疆学学科建构过程，发掘近代学人对边疆发展、边政改良与中华民族整体性建设的艰辛探索和卓越见解。由此，笔者不揣谫陋，拟对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之旨趣与路径问题略作探索，敬祈方家指正。
一、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之概貌
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既是中国边疆学术史，又是中国近代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放在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来考察其断裂与延续，也需要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全球国际秩序重组场景中来考察其互动与演进，还需要放在边疆工作理论与实践中来考察其脉络与理路。正如张海鹏所言：“影响中国现实政治、周边关系甚至国际关系的一系列边疆问题，几乎都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有关，都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关，认真研究这些问题，既与学科建设和发展紧密相关，也与国家的现实需要紧密相关。仅仅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看作是与现实无关的学术研究，是缩小了研究这些问题的意义。”
欲明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之旨趣与路径，必先明了其既有研究之概貌。须在近代语境下理解何谓“边疆”，方可确定其论域。近代国人心目中的“边疆”概念前后有别，早期较多强调其地理、政治意义；后期则兼顾其文化意义，较为侧重中国边疆属性的界定，特别强调其历史继承性与非殖民性。民国时期政学两界研讨“边疆”概念，亦多取其复合含义。从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个层面来考量，中国内部都有相应的中心和边缘，不同层面的边缘区域或重合或交叉或互不统属。本文所谓“边疆”，采用时人言说中边疆类型和范围的最大合集概念，如此则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即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所涉相关机构、制度、人物、刊物、学科及其应用等事实、思想及其影响的总和。
马大正是中国边疆研究学科体系建设最重要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所著《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是最早阐述近代边疆学术史的著作，所论时域虽为20世纪，实则贯通古今，专门讨论了“本世纪前中国边疆研究的历史遗产”，且专设章节“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思潮、群体、学者和著作研究”，是为对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较早的鸟瞰式论述。关于晚清西北边疆研究的系统性专著有侯德仁《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群言出版社2006年版）、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三联书店2007年版）、贾建飞《清代西北史地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对民国边疆研究学术史做了较为系统研究的专著主要有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孙喆《江山多娇：抗战时期的边政与边疆研究》（岳麓书社2015年版）、段金生《学术与时势：民国的边疆研究》（中华书局2020年版）。相关论文甚多，恕不枚举。
总体而言，既往有关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的相关专题研究多以区域为主线，虽然有利于学界“拼图”式了解概况，但容易忽略一些超越“区域性”的面向，如有关思想、学科、话语等层面的内容；也容易割裂在不同区域“流动”着的学人与学术及其思想的轨迹。下文将从近代边疆学术史之事实，边疆学科之形成发展及其学术与话语体系之构建等方面来展开对既有研究的简要回顾。限于篇幅，本文仅是“以点带面”，以陈述其特点与趋势为主，故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相关专题研究情况当另文专论。
关于中国近代边疆学人与学术的研究。西北史地学既有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祁韵士、徐松、张穆、何秋涛、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及其著作，多赞其“经世致用”。民国边疆学人众多，涉及学科领域广泛。顾颉刚是民国边政研究的重要倡导者和参与者。学界对其1939年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引发的学术论争研究较多，并对该文表达的学术思想“前史”“后史”也有所揭示。吴丰培、任乃强、方国瑜等边疆史地学人受到学界瞩目，聚焦点分别在藏学与边疆资料整理、康藏研究、西南边疆民族史方面。杨成志、徐益棠、李安宅、凌纯声、林耀华等民族学家的边疆研究及其边政思想近年探讨渐多。
关于中国近代边疆学术机构及期刊的研究。学术社团及研究机构是推动中国边疆研究从传统边疆史地研究向现代专门化学术研究转型的主导力量。边疆研究团体大多办有刊物。学界对边疆研究机构的研究，一般兼及其刊物，成果集中在禹贡学会、新亚细亚学会、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反观中国边疆学会、中国边政学会、中国民族学会等“国字号”社团组织边疆研究的情况，既有研究寥寥无几，有些区域性边疆研究机构更是无人论及。实际上近代中国开展边疆研究活动持续较长、影响较大的学术社团及机构至少有数十个，但大多隐没在历史烟尘中。抗战时期部分高校组建边疆研究机构，开设边疆研究课程，设立相关系科，培养边政人才，成绩颇为显著，但既有研究较少。再如边疆研究期刊，史学家主持的期刊受到关注，其他学科学者主持的刊物相对研究较少。在具体研究中，对边疆刊物所刊发文章内容做归纳概括分类梳理的多，对刊物背后的人与事所体现的党派、阶级、学派等多种“幕后”关注较少，对“发刊词”“编者的话”“编读往来”等专题文章以外的内容较多忽略，换言之，大多数研究停留于“台前”和纸面，对于“幕后”及言外之意关注不足。
关于中国近代边疆学科发展及其体系建设的研究。这可能是中国边疆学术史研究中最为薄弱的部分。前文所述相关专题研究，虽有若干缺失，尚属多少之分，详略之别，但学科发展史大多只是在讨论当下的边疆学科建设中以近代为借鉴顺带提及。直接对边疆研究如何成为一门学科，边疆研究的学科性等问题进行研究，开展较迟，为数较少。马大正《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虽明确表明了学科旨趣，但主要陈述那时边疆研究的发展脉络，对其学科性的论证并不充分；且因其涉及时段长，内容多，讨论多是点到为止。相关论文对中国近代边疆学科发展做了粗线条勾勒。笔者梳理了近代中国边疆学的五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学科建构努力，包括顾颉刚的“边疆学”、杨堃的“边疆教育学”、杨成志的“边疆学”和“边政研究”、吴文藻的“边政学”、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学”。其中唯有“边政学”得到学界较为系统梳理。拙著《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重建了民国边政学产生、发展及演变的历史事实，概述其学术面貌与特征。吴楚克、罗崇敏关于民国边政学的论述，只是立足“当下”的“前情回顾”。新世纪以来，不少学者探讨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建设和话语体系等问题，因不在本文所论时域内，暂不延伸。中国边疆学术在民国时期初步形成学科和学术体系：具有体制性组织化的学科队伍和学科平台，具有发表边疆研究成果的学术期刊，具有培养边疆研究和边政人才的相关学校院系以及相关课程与教材，对边疆学科的性质及构成等问题也有了框架性思考。目前学界对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的相关事实已有一定研究，但对近代中国边疆学科构建中关于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讨论几乎还是空白。
总体而论，目前学界关于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的研究虽然论著渐多，成绩不少，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尚未充分凸显梁启超所言“过渡时代”的学术转型特征，也未充分体现区域差异和政学互动，对相关制度、机构、事实与思想的展示，尚存在关注热点、聚焦“代表”，部分题目被反复研究，有的题目意义重大却无人问津的现象，尚存在较多关注学术论著而较少关注学人的现象，学术史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知识史。对其学科史的研究，还不足以呈现一个学科的形成、发展的历史，也没有充分呈现多种学科的中国化的历程及其丰富表现。
毋庸讳言，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仍然相对边缘。边疆史研究者较多关注区域边疆史地或边政，较少回溯近代学人关于边疆的考察研究与系列论述。我们需要从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中获取前人对边疆建设、边政改良和中华民族整体性建设的艰辛探索和卓越见解。近年来一些中国近代史的通论性著作或丛书都单列了边疆研究的章节或专著，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边疆研究资料整理工作亦取得较大进展。各种边疆研究论著和期刊的重新刊印，为深化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之旨趣
站在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的立场上，对应我们研究所欲达到之目标，既有研究尚不餍人望。学术史研究需把握大势、注重学理，对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之事实和思想层面做长时段、多专题，既有描述、又有解读的深入研究，使其主线突出，枝干分明；避免粗线条、单打一，看似一览无余，实则网漏吞舟。
对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必须囊括三个对象：事实、思想和影响。其中厘清边疆学术史的基本史实是基础，把握边疆学人的边疆观念和治边思想是关键，而研讨时人边疆研究的影响，则是判断近代中国边疆研究之政学互动效果及边疆学术之应用及其价值高下的重要途径。
事实部分的研究对象是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中的个体和团体，包括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以及学者群集的高校院系、学术社团、研究机构，以及发布边疆通讯、发表边疆研究成果的刊物和出版社。这些机构和人物及其学术、政治及社会活动，构成了中国近代边疆研究的人员基础和组织基础，是边疆学术和学科存续的实体支撑。
思想部分的研究对象是中国近代边疆学术的成果及其所反映的思想，包括论文、著作、研究报告、游记等各种文体，包括近代学人在边疆研究相关问题领域的理论创新、资政建议，包括近代学人对边疆研究学科、话语建构的探索。这些构成了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的核心要素，是体现边疆研究学术贡献的主要载体。
影响部分的研究对象是近代边疆学术之事实与思想的效应，是对边疆学术成果及其传播与接受史的考察。对其与当时边疆建设、边政改良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互动的拓展性研究，是为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注入价值尺度，找准中国近代边疆研究在学科知识脉络中的位置。
研究学术史，除了研究学人，还应研究学术生产过程及相关事实。同时，学科发展及其体系建设，也是近代学术史所应关注的内容。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必定是落实到对近代中国这一时空范围各学科学者及其边疆学术生产行为和成果的研究，必定是落实到边疆学术相关机构、平台或载体的研究，必定是落实到边疆学术如何走向科学化、学科化的研究。由此，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必定要研究近代中国从事边疆研究有作为的学人，必定要研究近代中国边疆学术领域所涉机构、制度、社团、刊物，必定要研究中国近代边疆研究学科建构过程中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
在此基础上，我们要从纵向与横向两个角度完成对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的整体勾勒：纵向上梳理中国近代边疆学术从晚清到民国、从传统到近代、从文史之学走向科际整合之学、从个体自为之学走向群体组织之学的演变历程，分析在不同时期边疆研究的关注重心和政学反响；横向上分门别类，按区域、学科等要素，对中国边疆学术史相关机构、制度、人物、社团、刊物及相关论著等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和类编，并按边疆研究学科建构之学术、学科和话语三大体系维度进行解析，对中国近代边疆学术成果如何应用于边政建设和中华民族国家建设进行梳理。
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之旨趣，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展开。
首先是发掘和重建中国近代政学两界共同致力于研究边疆，增强国家认同和促进边疆地区发展稳定的重要史实。杨成志曾言：“政治是设施，非根据科学原理与现实环境的可能性，断不能开展其伟大的政绩；值此全国俱注意到边疆开发与建设的热潮中，若能本研究结果来指导边政的措施，或许是‘计划政治’的一种新的表现。”严明也主张：“要有学术政治，才能有计划政治；计划政治的达成，深赖学术政治的建立。”政治需要计划，学术可以救国，不少学者即以此立场从事研究，并参加蒙藏委员会、中国边疆学会、中国边政学会等边疆机构工作。不少学者虽无从政愿望，但仍努力以其学术成果贡献于边政。
其次是深入考察近代中国两次边疆研究高潮的承继与发展，梳理边疆研究的近代转型和“西学东渐”的本土化实践。“西学东渐”语境下，许多新学科进入中国，并在边疆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既使其学科的本土化落到实处，又提供了边疆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视野。边政学是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中国化最为重要最具成效的学术领域，也是中国学者首次将人类学、民族学应用于国族构建与边政建设的有效尝试。
再次是借鉴历史经验教训。边疆地区的治乱得失，直接关系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巩固。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的研究，对于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和睦、文化发展、理论建设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最后是对中国学术遗产的继承与发展。要研究前辈学者如何与时俱进推动边疆研究，如何提出中国边疆研究原创性观点，提出边疆建设与改良的中国方案；要研究中国边疆研究如何应急而生，如何应需而强，又如何与世沉浮，从而更加理解中国近代边疆学术的语境；要寻找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历史经验，探寻今日中国边疆学的性质和宗旨、目标和任务、内容与形式、理论与方法、学术与话语；等等。我们应从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中汲取中国边疆学一级学科建设的经验与智慧，发掘中国边疆学的思想和话语资源，从而进一步推动当下正在努力的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构筑。
三、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之路径
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本质上是对中国近代进行的边疆知识生产及其学科建构和学术应用情况及影响的研究。其中关键问题是中国近代边疆知识生产的过程、内容及其特征，边疆学科建构的成效及其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情况，边疆研究如何促进了边疆建设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笔者认为，应抓住学人和学术两个重要环节，把握近代边疆学术服务边政之主旨，深化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
（一）以人为本：以学人为中心的边疆学术史
梁启超1902年发表《新史学》，提出旧史四弊：一是“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二是“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三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是“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这只是对中国史学特征之“大体而言”，决非全然如此，比如“《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由上可以得到三点启示：一是史学要注重国家与国民；二是史学要把握历史与现实；三是史学要关注事实与思想。换言之，学术史要注重人事，要特别关注学人，同时也要注意学术之事实与思想及其应用。
学人既是知识和思想的生产者，也是知识和思想的传播者，还是各类学术机构和传播平台的创立者和运营者，组织了知识生产和思想传播的全过程。中国近代边疆研究的学者构成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学科背景多元，既有旧学出身的，也有新式教育出身的，后者又广泛涉及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语言学、教育学等学科；二是身份构成多样，既有政界精英人士，也有学界知识分子；三是中外学者兼具，国内学者为主力军，外国学者是积极参与者，如拉铁摩尔、葛维汉、叶长青、陶然士、史禄国、颜复礼等。
目前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中个案研究不均衡的现象非常突出。学界对西北边疆史地学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祁韵士、徐松、何秋涛、张穆、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对沈垚、俞正燮、李文田、李光廷、丁谦等，其他学人研究甚少。侯德仁提出：“这种个案研究的不均衡，限制了我们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因此，全面加强对那些所谓的非重点个案的学术研究，才能进一步把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推向深入。”侯德仁所谓“非重点”学者并非“不重要”，虽综合影响略逊，但在特定领域也许更为值得关注。
民国时期边疆学人众多，大致可以分三种类型：一是主要身处学界，如顾颉刚、谭其骧、胡焕庸、王桐龄、柯象峰、卫惠林、李安宅、于式玉、李有义、黄国璋、吴泽霖、方国瑜、江应樑、任乃强等，他们大多将边疆调查研究视为学术行为；二是主要身处政界，如石青阳、黄慕松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朱家骅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他们是民国边疆政策的参与制定者和具体实施者；三是横跨政学两界，如张廷休曾担任教育部蒙藏教育司首任专职司长后担任贵州大学校长，凌纯声接替张廷休担任教育部蒙藏教育司（1947年更名边疆教育司）司长，吴文藻曾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上述分类只是大体而言，部分学人行走在政学之间，身份时有游移。目前学界对后两类学人研究较少，实则其边疆思想更接“天气”，边政实践更接“地气”，牵扯了边疆与边政的战略决策和政策执行等环节，其言行有时超越文本直抵历史现场，但总体而言为学界所关注者不多。即使是第一类，也多聚焦在顾颉刚、费孝通、林耀华等少数学者身上。寥寥星星闪耀，显然并非民国边疆学术史的完整夜空。
老辈学人的学术史研究，常与关注“重要人物”的思想史纠结在一起。当前方兴未艾的社会史，关注的往往并非众人皆知的大人物，更多具有目光平视或向下的视角。学术史研究也应注意此点。梁启超就说，讨论“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必须述及所有“在其时代占势力”而“可以代表一时代一地方之思想者”，不必计其“思想之为良与否、为完全为不完全、为有条理为无条理”。他还强调：“伟大人物是作专史的主要对象，但所谓伟大者，不单指人格的伟大，连关系的伟大也包在里头。”这些论述为我们在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中要让众多学人“榜上有名”提供了思想支持。
中国近代边疆学人，在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在关注和评论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我们要注意考察边疆学者如何治学及其所治之学如何影响学界，特别要注意政学两界的互动。既有的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多侧重学人如何表述，而很少研究其为何如此表述，或者其如此表述之语境及其心境。我们有必要更多发掘各类学人的生平与学术、思想与贡献，尽可能进入学人内心世界，省视其研究历程与心境，考察其学术与政治的微妙互动。知人论世以论学，应成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的基本轨则。
（二）以学为体：以学术为主体的边疆学术史
学术史研究要以学术为主体，这里的“学术”包括事实层面和思想层面，也就是既要研究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历程及活动，也要研究不同区域和学科的边疆学术成果，还要研究边疆研究的学科成长及其学术和话语体系。
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从纵向时段上讲，包括晚清和民国。如果细分，还可以划分更多阶段，边疆研究的阶段性发展及其特征清晰可辨。我们应从历时性维度梳理近代中国两次边疆研究的基本情况，注重二者学理和道义的传承与创新，还要从学科史角度梳理其学科体系的酝酿和初步建设与发展。
19世纪中期是中国边疆研究向近代转型的前奏。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西力的东渐、“天下”的倾斜、“开眼看世界”，国人对边疆认识的视野、思维，关注的空间范围等开始产生明显变化，这是中国边疆研究近代转型的重要分界点。中国边疆研究从初具“外向”意识到形成“世界地理”意识，从王朝国家的天下观到主权国家的世界观转变，边疆研究的空间范围不断扩展，边疆研究的内涵亦有转变。19世纪60—90年代，从夷务到洋务，从边防到海防，从“师夷之长技”到“以制夷”，西方学理知识传播及政治实践感受，逐步延伸了国人的边疆意识，扩大了边疆研究的范围。甲午战争之后，百日维新、晚清新政接踵而来，内外形势不宁，边疆事务增多，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国人对筹边问题更为重视，思考趋于深入。清末新政时期，清廷重视对边疆的经营和治理，不少驻边官员深入边地，促进了边疆研究的发展。民国时期可分为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政府层面及社会各界虽表现了对边疆问题的关注，但是当时高校数量少，学术氛围淡薄，留学生归来较少，边疆研究仍属相对零散状态，建树不多。后一时期则学界崛起，表现为各类高校增多，边疆研究学者规模扩大，边疆学术机构和期刊纷涌而出，边疆考察蔚然成风。全面抗战开始后，边疆地区成为关系国家生死存亡之大后方，边疆研究成为显学，各科学者乐从，边疆研究走向学科化和科学化，出现了边疆学、边政学等学科建构的努力。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在发展趋向上具有一致性及前后承接性，但也存在较大差异。20世纪3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大部分研究成果尚处于对边疆地区概况的介绍阶段，在理论与方法上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未提出相对完整的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20世纪40年代，关于边疆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有了根本突破，一方面重视边疆研究方法的探讨，另一方面也重视边疆研究的学科理论建设。
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从横向来讲，可以有两个维度，一是分区域的研究，二是分学科的研究。就区域而言，晚清边疆研究主要是在西北，但我们不可忽视内蒙、东北、西南等其他区域。民国时期边疆研究则主要包括西南和西北（也有东北研究、海疆研究），大致有重庆、成都、昆明、兰州、西安等多个研究中心。我们应对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地图做出动态考察，全面梳理有关边疆研究学科的高校（院系、专业、课程）和机构（学会、学术机关、刊物），并对各地代表性学者、论著进行系统梳理。就学科而言，晚清边疆研究的参与学科较为单一；而“抗战之顷，各科人士皆谈边疆”。对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参与情况做出动态考察，可从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语言文学、博物学、艺术学等多学科视角梳理中国近代边疆学术相关领域的代表性学人和成果，可以看到以历史学和民族学为基础学科，其他为支撑学科或辅助学科，共同建构和丰富了当时颇有声势、卓有成效的边疆学术。
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还要特别关注中国近代边疆研究学科形成与发展中的三大体系建设问题。一是学科体系建设问题。边疆研究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与发展，是近代中国边疆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也是传统学术近代转型、西学东渐及其本土化、“为政由学始”观念普及等因素综合的产物。对边疆研究学科的发生、发展过程做出动态考察，应从学科平台搭建、学科队伍聚集、学科方向凝练、学科成果产出与发表机制等方面来考察该学科的形成，探讨时人构建该学科的多种思路及其主要思想和成就。二是学术体系建设问题。学术体系事关一个学科内部体系结构、理论与方法等的建构。我们要对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内部体系结构、相关参与学科对边疆研究学科发展的作用及在其中的地位、边疆研究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形成及其特殊性等问题进行探讨。三是话语体系建构问题。话语体系是在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之上建构的一套独特的知识与概念体系。话语体系要解决中国近代边疆研究是什么，做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要体现中国近代边疆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终极目标。“中国”以及“中国的边疆”既是中国边疆研究的对象，也是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话语体系中最重要的概念。我们应梳理中国近代边疆学科构建中有关“中国”“边疆”“中国边疆”“民族国家”“国族”“中华民族”“边疆性”“边政”“边民”“边官”“边疆民族”“边疆社会”“同化”“涵化”等概念、关键词的解读和论述，做出符合语境的思想史、文化史的解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学科话语体系提供历史底本。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阐释清楚中国近代边疆研究的学科建构从单一学科到多学科再到交叉学科的转变，从传统学术到近代社会科学的转型。
（三）以政为用：以边政为旨归的边疆学术史
研究边疆，不可避免要涉及边政。研究边疆之目的，在谋边政之改良。历代边政问题反映了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三个方面利害关系的互动。有效处理边政问题，维护边疆地区稳定，成为历代中央经略边疆的重要任务。古代中国之边政，在天下视野中基本上是内部问题，华夷之别不过是文野之分，大多只需怀柔政策，即可保一时安宁。近代边政问题所涉之“政”更为复杂，既有内政，也有外交。古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华夷之别，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华洋矛盾，筹办夷务之后被迫搞洋务运动，主要目的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清廷覆灭，民国建立，边疆问题有增无减，边政内外并举。边防即国防，边务即国务，边民即国民，边族即国族，理应当然，但实际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近代边疆研究之肇因，多在对边疆问题之谋变。清代西北史地研究，民国边政学之兴起，莫不如是。今人评述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多以“经世致用”概括其特点。民国边政学，更是全方位以改良边政促进国族融合为目标。民国边疆研究大多具有组织和协作的特征，一是纵向的政学合谋，二是横向的学界合作。前者体现为政府倡导、扶植、组织边疆研究，如卫惠林即指出，“中国边疆研究，最近已获政府机关的扶植，与一般社会之赞助，而学术界的表现，反有赶不上前两方面的要求之感”，“我们应加紧努力，迎头赶上，才能配合边疆政治，经济与文化建设的需要”。后者体现为学界组织以边疆研究为志业的机构和学术社团，编辑边疆研究刊物。
吴文藻认为中国边疆应同时包括政治和文化这两种意义，政治的边疆是一国的国界或边界，故也是地理上的边疆；文化的边疆指国内许多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故亦是民族上的边疆，故其提出从政治学与人类学同时着眼研究边政学。“边政”一般可理解为“边疆政治”的缩写，“边疆”是“政治”的限定性词语，确定其“政治”的施行空间及其特殊性。而在中国语境中，“边疆”与“民族”的亲缘性，又使边政研究离不开民族问题的探讨，而且“民族”还决定了“边政”与其他“政治”的显著差异，也决定了边政研究与普通政治学研究不可等量齐观。换言之，边政学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端赖“边疆”“民族”二词所蕴涵的政治和文化。时人所言边政，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所能囊括，最典型的表述就是杨成志在《边政研究导论》中所言，“所谓边疆政治者，就是管理边疆一切边民的事”，边政问题“亦即人民、政府、领土三者的国家问题”。在吴文藻看来，研究边政学，在理论上可以增进人口移动、民族接触、文化交流、社会变迁等“专门智识”，在实用上“可使边疆政策有所依据，边疆政治得以改进，而执行边政的人对于治理不同族不同文的边民，亦可有所借镜”。他认为“在目前提倡边政学的实用研究，意义尤为重大”：一是“建设一个民族国家”，“促成民族国家的组织”，“一部分就有赖于边政学的贡献”，二是抗战胜利后，在国际上融汇各国民族政策，构建大同世界，是“边政学在比较研究时最大的贡献”。可见吴文藻论述边政学意义，并非只着眼于国内及当下，而是胸怀世界和未来。因此，我们研究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理应关注边疆学人所关注的“以政为用”问题。
一是近代边疆史地研究与中国疆域版图的巩固。晚清西北史地学代表性著作如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徐松《西域水道记》、张穆《蒙古游牧记》，将蒙古、新疆、西藏等历来被视为“荒遐之地”的历史纳入“国史”范畴进行书写，意在建构一个“大一统”的知识谱系。钱恂《中俄界约斠注》、许景澄《帕米尔图说》、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等著作通过考察争议国界，寄望对清廷的对外交涉与边界谈判有所助力。民国时期，大批边疆研究学人亲赴边疆实地考察，为中国疆域的合法性提供历史与现实证据及法律支撑。如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叙述了自两汉至民国时期的新疆历史，大量引用西方、日本、伊朗等国东方学家的材料与成果，力图证明西域早就归入中国版图。
二是中国近代边疆政治研究与国家行政权力统一问题。中央及地方成立各种类型的边政机构，出台系列边疆政策，不过由于政出多门，政策效果不彰，时人多有评议并提出不少边政改良建议，议题主要集中在推动国家行政权力统一，增强民族国家认同。
三是近代边疆经济研究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开发边疆是中国近代边疆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发展交通、移民实边和开发民智为近代边疆开发中的普遍呼吁。在“开发西北”的呼声中，多数人主张便利交通是第一要务。为发展边疆农业经济，移民垦殖也是社会舆论关注、学界热议的重要话题。针对边疆地区观念落后的状况，不少边疆学者认为开发民智才是边政建设之急务，只有从思想上扭转其对现代化的偏见，才有助于边疆经济建设事业的开展。
四是近代边疆文化研究与中华民族文化融合。中国边疆辽阔，部族名称繁多，文化系别复杂，凌纯声、胡耐安曾对边疆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做了概论性的总结。中国近代边疆学人对边疆文化的关注又聚焦在一些具体问题，包括边疆人口问题、家庭与社会组织问题、民族语言问题、宗教问题等。如张汉光对边疆人口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提出了不少卓见，陶云逵指出边地汉人可在边疆建设中担当“枢纽人”的角色，罗常培强调推行“语政”可以维系中华民族的亲缘性，使各宗族间益加融合。如此种种，表明时人对边疆文化各方面的论述，实际上皆为凸显各民族文化的共生与交融。
五是近代边疆民族研究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形成。晚清民国时期，在现代化国家的政治诉求框架下，存在着“一元一体”的“单一国族”重塑与“多元一体”的“国族”重塑的争执。关于近代“国族”重塑路径，从晚清革命派与立宪派的争论就已经开始，一直到全面抗战时期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蒋介石“宗族论”的提出，再到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人“一体之下多元平等”中华民族观的形成，都可视为这一争论的延续。其间，有关民族问题的解决充斥着“同化”“汉化”及“国族化”等论调。这一持续性的争论，既是基于中国边疆民族的具体现状与内在学理相结合的认知，也是从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现实需要的意义上出发的，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念的生成与传播。
结语
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是中国边疆学术史和中国近代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二者的交集，蕴含了中国近代政学两界应对边疆危机的学术奋斗，也蕴含了近代国人构筑中华民族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艰辛实践。我们有必要对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所涉相关事实、思想和影响做通盘的研究，由此需要做到“三通”：一是“贯通”近代中国，对晚清民国边疆学术史做通盘研究，注意考察其演变与发展及阶段性差异，做到纵向到底，“与时俱进”；二是“横通”整个中国边疆，对时人理解的各种类型不同区域的“边疆”学术史做通盘研究，注意类型差异和区域异同，做到横向到边，“因地制宜”；三是“汇通”各科学者，构建以人为中心的边疆学术史，同时注重学人、学社、学刊、学科等诸多要素，注重学术与政治的互动与影响，注重学术界“朋友圈”的交游与互动和政学两界的融通与歧异，做到理解同情，“因人而异”。换言之，我们的研究，是一种长时段的全域研究，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全息研究，希冀将中国近代边疆学术所涉领域做一个全面梳理，为后续学界深入研究打好基础。
（作者汪洪亮，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