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胡乔木与党史研究的论题，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侧重于胡乔木对中共党史理论的推进研究。有学者指出，胡乔木基于自身对党史的了解与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对科学认识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的确立、分析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二是从胡乔木参与党的两个历史决议的制定、注重党史文献学科的建设、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等方面，阐述他的党史研究思路与脉络。以上研究系统总结了胡乔木的治学方法与党史研究特点，为进一步研究他对中共党史书写的理论思考奠定了基础。笔者拟从历史书写视角探究胡乔木对中共党史书写的学术思考与理论建树。
一、为科学的政治建设服务
胡乔木从1941年开始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参与党内许多重要文件及党史著作的编撰。19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的《共同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川西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以及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胡乔木都是重要的起草者和撰写者之一。改革开放后，胡乔木参与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在参与起草重要文件、编写党史书籍的过程中，胡乔木对党史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思考。
（一）总结回顾历史
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汲取智慧、深化规律性认识的一项优良传统。胡乔木认为，在党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与教训，深化对历史的认知，为中共党史的书写确立了基本方向。1945年4月，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团结全国人民和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史上的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清算，为夺取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参与该决议撰写的胡乔木认为，“因为我们克服了教条主义路线，我们的党现在在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的时候，才有可能比较地少犯一些错误。”党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深刻剖析历史上的错误，看清前进的方向，为自身的进一步成熟与壮大提供鉴诫。195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反映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事业胜利的伟大历程，胡乔木受党中央委托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对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进行回顾总结，突显了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艰辛努力。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行回顾总结，这不仅是书写党史的重要任务，也是解决党内不同看法的需要。胡乔木说，从党的七大到八大，党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与过去经验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与政策，“有些同志对不同的地方曾经有过一些不同的看法，需要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个确定的解决……所以总结过去经验是有重要意义的”。因此，党的八大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总结过去经验、统一全党的看法，达到团结一致的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胡乔木在总结回顾历史的思路指导下书写中共党史，主要侧重于分析评价以往的错误，总结过去的经验，为党的未来发展提供经验借鉴与方法指导。历史的书写应呈现阶段性与时代性，特别是当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阶段发生转换之时，新的社会实践会对历史的书写提出新的要求。
（二）党史书写为科学的政治建设服务
对如何处理好中共党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胡乔木指出，中共党史的书写不仅要对过去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还要为科学的政治建设服务，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指明方向。改革开放初期，胡乔木的这一提法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与书写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事件作出科学总结，尤其是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统一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认识，很有必要。1980年11月，胡乔木在致邓小平的一封信中谈道：“党内外种种形势已不容许我们再行延迟。这样性质的问题党中央不拿出一个正式通过的决议而拿一个草案去在全党讨论，势必等于全民讨论，等于对外表示党内的不一致，党内外国内外各种思想影响纷至沓来，很难避免引起政治上的动乱，很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胡乔木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提出，应将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原则贯穿始终。他认为，这个“决议”要兼具现实与理想的力量，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指明中国前进的方向。中共党史的书写要为现实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最根本的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毛泽东同志重视调查研究、尊重群众经验、有长远的战略眼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其思想蕴含着对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主张，对大力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党只有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才能有坚实的理论支撑。胡乔木认为，在中共党史的书写过程中，坚持正确思想的指导，就是要严格区别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他指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但他犯的错误并不能否定其思想的科学性。这样的书写思路不仅忠于历史事实，还能通过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地位，促进党内的思想统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通过这个，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改革开放后，中共党史的书写秉承为科学的政治服务的理念，为未来社会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并通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实现了党内的团结与统一，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初期，胡乔木提出中共党史的书写应成为思想斗争的有力武器，这是党史为科学的政治建设服务的又一表现。他指出，要写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一方面要对党的历史做总结性的回顾，有肯定，有评价，有批评；另一方面，要答复青年中间一些重要的跟党史有关的思想上的问题和一些错误的、歪曲的看法”。在胡乔木看来，中共党史的书写不仅要发挥资政育人的功效，还应成为批判错误思潮、增进党内团结的有力武器。改革开放之初，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及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严重威胁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安全，歪曲和污蔑党的革命历史。胡乔木说：“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反对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内政进行干涉渗透、企图在我国实行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斗争，成为摆在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长期的、严重的任务。”他认为，科学研究党史、准确叙述和解释党史，不断总结国内历史的经验教训，才能对现实问题作出系统的、全面的判断，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国外反动势力的渗透提供有力证据。
胡乔木指出，中共党史的书写应当阐明，中国的革命历程宣告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在中国，哪一个政党能够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全国95%以上的爱国人民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同时为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这个政党就一定能够领导中国，使祖国走上富强文明民主之路。在这两个问题上，中国国民党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都成功了。”同时，中共党史书写者要据理力争地发声，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实践经验与辉煌成就宣告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与必要性，“社会主义使得中国的经济得到很快的发展……使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上升到世界第八位……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根本的保障和巨大的改善，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这一切都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确实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因此，党史研究不仅要有力地驳斥错误言论，还要防止错误思潮泛滥给改革开放带来消极的影响，不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歪路、走邪路，这是中共党史书写成为思想斗争的有力武器、为科学的政治建设服务的核心所在。
二、运用“三个科学”
改革开放初期，胡乔木明确提出中共党史研究应更加注重党史研究的科学性，他说：“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有关我们党的历史的各种根本的问题。”胡乔木以忠于历史真实的科学态度、历史主义的科学方法、辩证主义的科学论证（以下简称“三个科学”），为中共党史的书写指明了一条科学的研究路径。他运用“三个科学”阐释中共党史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书写历史的科学认知与素养。
阶级分析法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按照这一学说，中共党史研究应研究和考察阶级矛盾的发展，把握历史发展的本质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改革开放后，胡乔木提出，中共党史的书写要分清界限，不能把党内的一般争论上纲上线，造成党内生活的紧张状态，“就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名词也可以很好，但如使用时没弄清它的界限，就不能成为有助于我们前进的武器”。在研究1957—1966年的历史时，胡乔木指出，对这十年间的政治斗争要进行客观分析，“如反彭德怀，就不能说是阶级斗争。批判吴晗等等都是诬陷，一方面说是政治诬陷，另外又说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不是忠实于历史”。他认为，当时社会存在许多政治矛盾，但不是阶级斗争。如用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一词语，将历史的真实面相歪曲化，这不仅是事实错误，而且是政治错误。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胡乔木强调，不能专从阶级斗争方面找根源，如果这样寻找，我们不但无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反而会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关于中共党史的书写，在胡乔木看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应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讲阶级斗争，要立足于科学的分析基础，一定要讲究客观性。
胡乔木认为，中共党史的书写应谨慎看待中共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他指出，革命时期发生的“左”倾错误，不能都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来解释。19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在革命斗争过程中犯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剖析。从社会历史根源层面讲，该决议认为，抱着小资产阶级思想到党内来的人没有改变原来的思想，因此产生了“左”倾错误。在胡乔木看来，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展开研究，“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原因，也有的不能用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原因来解释。如果没有详细的历史分析，就轻易地运用这么一种分析方法的话，就很可能犯一种实用主义的错误，把它当作一种工具使用，哪个错误要分析，有一个现成的解释的方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根源”。小资产阶级要分很多集团与不同的阶层，同一阶层中又细分为许多小阶层，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在分析“左”倾错误时不能随便贴标签，因为这样容易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庸俗化。在党史的叙述与书写中，应看到历史事件发展的主要方面，以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作为衡量事物发展的准绳，“不能认为阶级斗争比之于生产、生产力的发展是更为根本的东西”。这样不仅能够把握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还能深刻感知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不易。胡乔木指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运动，应该看其主流，不能因部分工作出现的“左”倾做法与错误行为而认为它们毫无合理性。“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进行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进行了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前奏的三反、五反运动。这些是完全适合历史需要的，生产力并没有受到破坏，而且保持了基本的社会政治安定。”通过准确把握党史发展的主流本质，加强党史研究的科学性，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才能丰富中共党史的书写内容。
胡乔木认为，研究党史要有科学的态度，运用科学方法对相关问题进行科学论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科学书写党史的基石，置身于客观环境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是科学书写党史的重要条件，辩证分析的论证过程能将科学书写党史推向更高水平。
科学的态度要求忠于客观历史，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与书写党史。忠于历史的科学态度不能拘泥于党的文献与历史决议，而要还原当时的实际状况。1987年8月1日，胡乔木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讲习班上指出，中共党史的写法好像历来就存在这样一个规矩：“那一时期开了什么会议，作了什么决议，然后就怎么样；然后又通过什么决议，然后又怎么样。”胡乔木认为，中共党史写会议和决议固然是重要和必要的，但这样做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的实际状况，因为党的实践活动经常超出决议范围。党的历史应该全面记录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尽管在错误路线时期，“广大的党员、干部、解放军的指战员，广大的革命工农群众的斗争不能够抹煞。他们仍然是艰苦奋斗、英勇牺牲。这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在党史里面生动地、真实地记录下来，不能够因为当时的领导是错误的，我们就把党的群众性的斗争都给否定了”。除了还原历史事实外，胡乔木还强调，采用科学态度书写党史不是简单地罗列历史现象，而是通过解读可靠的材料揭示党史的复杂面相，弄清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研究本质规律、探求问题。例如，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研究，从现在来看，当时的档案资料很少，主要通过还原现场活动来反映当时的历史场景。胡乔木指出：“要写好这篇东西，需要访问很多人。档案材料不会很多，甚至可能没有，因为完全是现场活动，没有什么电报往来，毛主席会下与作家的谈话也没有正式记录。”因此，口述访谈成为研究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重要形式，整理好口述访谈资料是还原文艺座谈会真实场景的重要环节，有利于推动历史真相的揭示。
科学的方法是研究党史的基本工具。历史主义方法是书写中共党史的科学方法，即在历史环境中考察党史事件。针对有人提出的“作为总结经验，可以说新民主主义时期也许宜于较长一些”这一问题，胡乔木认为他们没有把问题放在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尤其“没有着重考虑到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间所发生的实际经济变化（主要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日益强大和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制度），以及在此期间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本身的发展怎样日益与整个国计民生发生矛盾，最后不能不求助于公私合营以摆脱困境的客观过程”。对历史下结论不能只靠逻辑推理，更重要的是结合历史发展的过程去分析问题，这样才能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延长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一问题的提出离开当时的经济形势而总结经验，违背了用历史主义看待问题的原则。党史的叙述与书写不能脱离历史环境，更不能脱离政治形势。在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思想形式都不能离开客观政治。1962年3月，周恩来、陈毅在广州的讲话提出了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对此胡乔木认为，党中央虽然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正确的政策，但思想还是笼罩在“左”倾的政治氛围中。党史的书写要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这样才能看清楚事件发展的前后脉络。
科学的论证是书写党史的必要过程。“写文章首先要讲辩证法，同时还要讲形式逻辑，两样东西并用。”运用辩证主义方法书写党史就是要有客观的分析。胡乔木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党史研究如果缺少客观分析，很可能犯实用主义错误。比如，在他看来，1947年党中央留驻陕北的确带有“冒险性”，但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陕甘宁边区地形险要、回旋地区大、群众基础好、安全有保障等客观条件，在转战过程中两次化险为夷。因此，他说：“党中央留在陕北并非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是盲目的冒险行为，而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英明决策。”胡乔木认为，当代领导人客观分析党史事件，也为运用辩证主义方法书写党史树立了榜样。他指出，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评论就是客观分析党史的典范，“对于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每一方面（即令是求成过急这样的缺点也在内），无不详细说明有关的各种现象是怎样一步步形成而又互相影响的；即令急于求成必然会带来损失，也说明这些损失是暂时的、局部的，总起来看还是既有所失又有所得的。”薄一波在占有详细史料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改造做了辩证的分析，得出的结论让人信服，这是科学论证党史事件的典型例子。客观分析党史不能用现在的标准评判过去，胡乔木指出：“对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这一段历史，只能根据当时已经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上的实际活动和经济基础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变化来评价，而不能任意进行逻辑的推演。”最后，一分为二地评价历史，也是运用辩证主义方法的重要体现。1958年1月，党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的议题是总结“一五”计划的建设经验，讨论和研究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及长远规划的相关问题。胡乔木对南宁会议做了公允的评价，既肯定南宁会议总结经验教训、解放思想、突破条框的积极方面，又指出会议消极的一面，“把经济恢复以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丰富的、宝贵的、成功的经验踢开了。创造性的东西，不能把原来的基础撇开。这不是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三、回归党史本身
以论代史是研究者书写历史发展进程的一种方式。改革开放后，胡乔木对过去“以论代史”的书写方式进行了反思，他指出，中共党史的书写要厘清历史发展脉络，用生动史实说明问题，在此基础上展开必要的论证，“党史著作中抽象议论太多，过于逻辑化，人们就不想读了，就像在长江上航行，如果不断遇到大坝，这个航行就没有兴味了”。他强调观点要通过叙述事实来表达，不能把观点的表达与事实的叙述完全隔开，史论结合，写出的文章才能更生动丰富，进而增强可读性与耐读性。同时，胡乔木强调，中共党史的书写要突出党自身的特点，以共产党执政史和建设史为研究内容，党史书写的目的是让人看清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样一个党，这是叙述党史的主要意义所在。胡乔木指出，回归党史本身的书写，不是建立一种可以放弃理论反思的纯粹历史知识，而是通过明晰党史发展的主线与脉络，在对中共党史理论系统的不断阐释中建立对历史的理解，要以党的意志表达为灵魂，重新探究被以往视角遮蔽的历史过程，突出正面的力量，让人们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一）明晰中共党史的发展脉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是书写中共党史的主线理论，揭示了本学科的发展规律。胡乔木认为，回归党史本身书写历史，就要通过党史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发展过程，这样才能准确地抓住党史发展的脉络与主线。1991年6月25日，胡乔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纪念建党70周年作》一文，总结了党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程。他说：“中国人民所走过的道路，中国革命所取得的胜利，中国现在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这些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这种胜利又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在胡乔木看来，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阶级斗争理论、经济理论、统一战线理论等。
中国共产党用无产阶级革命观点看待中国革命问题，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既不能通过民主制度合法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和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又不能通过组织城市武装起义夺去政权。这种形势要求党非把主要的力量转向反革命势力相对薄弱的农村不可。”当时，无产阶级既无法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又不能组织武装力量夺取政权。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发现了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拒绝了党内教条主义的指导，他逐渐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发展规律。在这一正确规律的指引下，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创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权。1936年冬，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系统总结了近十年的革命斗争经验，批判了“左”倾和“右”倾分子的军事路线错误，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的规律，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论》也是毛泽东研究革命理论的光辉著作。胡乔木指出，《新民主主义论》探讨了一定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性与自身特点，对民主革命性强但经济力量薄弱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作了回答，“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地解决了革命发展阶段问题，揭示了革命的发展历程与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强调，党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推进了革命进程。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社会各阶级进行了深入研究，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从地主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在胡乔木看来，“只有正确认识这些区别，利用这些矛盾，才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取得胜利。”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把大资产阶级改称为官僚资产阶级，并与民族资产阶级区分开来。胡乔木认为，这一阶级分析的细化过程就是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典型例子，对中国革命方针、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丰富和发展了阶级斗争理论。
中国共产党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敌人封锁与农村经济的凋敝，毛泽东果断提出开展大生产运动。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必然出现社会分工，分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与自给经济相比，社会分工是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进步。毛泽东没有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他说：“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在形式上，我们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但是，在我们的条件下——国家贫困、国家分裂（这些都是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所造成的罪恶结果）以及分散的长期的人民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就是进步的了。”在胡乔木看来，毛泽东从当时根据地的实际状况出发，提出“只要以恰当的形式把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业生产中劳力不足的问题”，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表现。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又一表现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和平改造。胡乔木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实现对资产阶级的赎买，有一定的政治前提与社会基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统一战线策略，不断吸引民族资产阶级参入队伍，解放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与共产党达成政治共识，商讨和平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民族资产阶级拥护公私合营。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不是教条地照搬马克思的经济改造理论，因而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胡乔木对此评价道：“中国就得以在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中，完全以和平方式有秩序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思想有史以来先进的思想家们所提出的以赎买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
胡乔木指出，中国共产党能够认清革命进程中每一个矛盾的特殊性，独立自主地发展统一战线理论，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与历史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的“反共”，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用抄袭的方法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应当‘一切经过’与蒋介石的统一战线，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过一个反动的中央政权之下可以有一个革命政权，这个革命政权既不与反动政权破裂，又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发展进步努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口号，在建立统一战线过程中采取了区分原则，“党不但把中央军同地方军加以区别，而且对不同的中央军也采取不同的政策。对比较能接受抗日统一战线的如卫立煌，采取主要是联合的政策。在地主阶级中也把开明地主区分出来。”这些区分成为后来党制定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并不完全拘泥于统一战线的联合原则，而是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胡乔木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将自身对国民党的劣势变为对其实质上的优势，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成功地运用国际国内统一战线来制止国民党反共活动的一个范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是党史发展的脉络主线，胡乔木通过叙述历史事件，阐发了中共党史发展的主线理论，让读者感知党在关键时刻做出选择的重要历史过程，体会到党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选择，这是回归党史本身书写党史的重要内容。
（二）回归党史本身的书写内容
遵循宏观叙事的书写原则，把党史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置于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这是回归党史本身视域下书写党史的入手点。党史研究者抓住关系国际、国内形势的重要事件进行分析，才能确保在回归党史本身视域下叙述党史的完整性。首先，胡乔木指出，回归党史本身的书写要有国际眼光，要对关系国际局势的党史大事进行重点研究。抗战时期，苏德战争对国内抗战的影响很大。胡乔木特别指出要注重苏德战争的研究，他强调，“写这篇文章，一方面要反映出毛主席、党中央当时紧张、沉重的心情。毛主席当时是全神贯注于苏德战争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反映出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引起的世界格局的变化，有利于发展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苏德战争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相关政策的国际背景，加强对苏德战争的研究，有利于厘清宏观叙事的发展脉络。其次，胡乔木指出，回归党史本身的书写要有国内大局观念，要对关系国内重大事件的关键环节进行重点研究。上党战役是重庆谈判过程中出现的大事件。胡乔木说：“这一仗不仅打退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消灭了阎锡山的主力，而且鼓舞了人民的胜利信心，显示了解放军的实力，对谈判是很大的支持。”上党战役的意义不在于战争本身，而在于它是推进重庆谈判、争取国内和平局面的转折点。胡乔木在党史书写中，抓住国内重大事件的关键环节进行分析，让大家在历史进程中再次感知党领导力量的伟大。最后，胡乔木认为，从整个党史发展进程来看，回归党史本身书写历史，要关注重大历史事件的作用发挥。他指出，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导致严重失误的发生，但从总体上评价，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中国在50年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80年代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这两座里程碑”。在宏观叙事的书写模式中，胡乔木提出，把党史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置于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有助于大家全面了解中共历史发展的进程，从整体上把握党史发展的脉络。
回归党史本身的书写，不仅要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分析与考察党史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还要重新探究被以往视角遮蔽的历史过程。胡乔木认为，党史的书写要体现党的奋斗与努力是反映群众要求的，党是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书写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奋斗的历程，胡乔木说：“即使在错误路线占领导地位的时期，我们党的广大党员、广大干部、人民群众仍然是在为革命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党史对此应作如实的、生动的记录，不能因为领导的错误就把党的群众性斗争都一笔抹煞。”他指出，书写中共党史时，对于错误路线时期党员干部带领人民群众的斗争，要有形象的、真实的呈现，“‘文革’中对正面人物要大树特树，被迫害致死、坚贞不屈的同志（刘、彭、贺、张闻天、陶等），被结合的干部，大多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党为国家任劳任怨地工作（以周、邓为代表），还有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是真正代表党、代表人民的。”胡乔木特别强调，1970—1976年在长江以南各省协作中获得的杂交水稻成功试验与大面积推广的科技成就也要写进历史之中，进一步有力地说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党政领导也做过诸多好事。胡绳曾说：“对‘文革’总体上必须否定，但这个时期，党还是继续表现了它的生命力，不能说这段历史的主体就是两个反革命集团，真正作为历史主体的还是抵制‘文革’、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干部、党员和人民，才能纠正‘文革’的错误。”胡乔木与其持相同的看法，他也认为不能以“文革”的错误路线掩盖党和人民做出的努力与选择。揭示被以往视角遮蔽的历史过程，才能呈现党史的真实复杂面貌，才能真正回归党史本身的书写。
中共党史的书写必须始终坚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人民群众看完中共党史后，要感觉党是尊重他们的选择的，是把人民利益放在各项工作的中心位置的。胡乔木指出，党的胜利不仅是依靠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取得的，也是与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结果。作为胜利者来书写自己的历史，不能忘记党外人士。在书写抗日战争史过程中，胡乔木时刻关注党外人士发挥的作用，他强调：“在这一抗日运动中共产党是主体，但也有很多非党员，不仅有学生参加，还影响到民族资产阶级。救国会的前身，就有许多知名人士的抗日爱国活动，如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他们并不是到了一九三六年才开始活动的。”胡乔木在研究抗战时期南方局历史时也指出，“许多与我们保持联系、与我们合作的人，如宋庆龄，如民盟的领导人，如文化界的朋友们，他们的活动是在党的指导和影响下进行的，体现了党的领导，是党史的一部分。”民主人士在抗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的书信、回忆录都是书写南方局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解放战争时期，如果没有南方局在国统区建立的广泛统一战线，就很难把各民主党派和人士团结在我党周围，也就难以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团结一致的局面。因此，一部党史的书写不能离开党外人士，回归党史本身的书写要充分考虑党外人士发挥的作用。
余论
改革开放后，胡乔木深入党史研究，对中共党史的书写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指导意见，为以后学者研究与书写党史指明了方向。历史书写应有现实关怀，胡乔木提出，中共党史的书写不仅要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也应成为思想斗争的武器，如此中共党史才能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应用社会学科。胡乔木提出运用“三个科学”来阐述党史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等重大问题，为研究者书写党史指出了一条明路。胡乔木提倡党史书写要回归自身的研究，明晰历史发展的主线与脉络，不断揭示被以往视角掩盖的历史过程，才能真正反映历史发展的全貌。
在中共党史学科体系建设方面，胡乔木提出，党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树立抓主流、看重点的党史观，真正做到历史与政治的科学统一。一个学科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不可分割的。胡乔木将忠于历史真实的科学态度、历史主义的科学方法、辩证分析的科学论证融入中共党史学术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有力地推进了学术体系的创新发展。他提倡回归党史本身的书写，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研究主线，全面展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历史进程，为中共党史话语体系的建设提供了理论先导。中共党史学术体系的构建也只有通过站在人民群众立场的话语体系的创设，进而明确其发展方向，把握其发展脉络与主线，才能更好地总结党史研究的经验和规律。
（作者张连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