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要论》是李大钊在史学理论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最早面世的史学理论著作之一，该书奠定了李大钊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的基础。白寿彝等学者曾评价说：“（《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跟一些具体的史学工作相结合的著作，是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著作。”对于该书的传播和影响，有学者认为：“在旧中国，《史学要论》因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受到抑制，不可能得到广泛流传。”实际上，该书在民国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
一、《史学要论》的传播主体和媒介
哈罗德· 拉斯韦尔在分析传播行为时，首先强调的是“谁在说”。德弗勒、丹尼斯等人认为，大众传播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职业传播者利用机械媒介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发出信息，目的是使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受众分享传播者要表达的含义，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们。因此，考察文本的传播，首先就要分析传播主体。传播主体不仅决定信息的发出，同时，在传播过程中，人们往往还根据传播者本身的可信性对传播内容的真伪和价值做出判断。所以，传播主体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传播内容的接受程度，即决定了传播效果。因此，考察《史学要论》在民国时期的传播，首先必须分析其传播主体。
（一）《史学要论》的传播主体具有较高的可信性
民国时期，《史学要论》的传播主体既有机构组织，也有个人，这两类传播主体都具有较高的可信性。
第一，商务印书馆致力于《史学要论》的出版和传播。传播主体本身的信誉和专业权威性，直接决定了传播者的可信性。霍夫兰指出，传播者的可信性越高，其说服效果越大；可信性越低，说服效果越小。可见，传播主体能够对传播效果产生直接影响。首先，作为《史学要论》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的声誉为该书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商务印书馆创立于189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在近代中国知识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国人提供了教科书、工具书、大众知识读物、外来文化读物等系统的、高质量的文化资源。叶圣陶曾说:“凡是上过学的，没有不知道商务的，凡是念过书的，没有未曾读过商务的书的。”在近代中国出版界，商务印书馆的影响力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这决定了其出版物在当时的传播力。商务印书馆于1924年第一次出版《史学要论》，两年后再版，说明该书在当时得到了较广泛的传播。其次，商务印书馆承担了传播中 “把关人”的角色。库尔特·卢因认为，在群体传播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把关人”是传播主体承担的主要角色之一。在《史学要论》的出版、传播过程中，商务印书馆发挥着“把关人”的作用。商务印书馆将《史学要论》纳入“百科小丛书”系列之中，并对纳入丛书的著作进行了把关。关于丛书的适用读者，丛书主编王云五指出：“本丛书就高级中学普通科而扩充之，凡中等学生、小学教员应具之普通智识无不具备。”这一规定，实际上说明纳入丛书的著作，必须适合高级中学学生，以及中等学生和小学教员阅读。商务印书馆对这套丛书的介绍进一步说明了入选丛书的条件：“本丛书用浅显的文字，兴趣的方法，介绍必要的智识。编辑者均为各科专家，深入浅出，精当无伦，包括各科各料最合于图书馆备置之用。”可见，商务印书馆既从丛书读者涵盖范围方面，也从入选丛书的论著质量方面进行了把关。
第二，个人对《史学要论》的介绍，客观上发挥了传播主体的作用。民国时期，多位学者在相关著作中介绍过《史学要论》，如卢绍稷的《史学概要》。除直接介绍外，还有部分学者在介绍李大钊时明确将《史学要论》列为其代表作，如郭湛波的《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等书将《史学要论》列为李大钊的首个代表作，贾逸君在评述李大钊时将《史学要论》列为其主要代表作之一，王森然评价李大钊“兼治哲史，取证极确”，将《史学要论》列为李大钊史学论著之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不仅国内学者十分重视《史学要论》，国外学者如日本的实藤惠秀在评述李大钊时也将该书列为其代表作之一。在探讨近代中国史学理论时，学者们也强调《史学要论》是唯物主义史学理论的代表作。徐浩强调《史学要论》作为以唯物史观研究史学的开创性论著的地位：“近人更有以唯物史观之理论研究史学，其说始于李守常之《史学要论》。”张好礼批评了周予同忽视李大钊在中国唯物主义史学上的贡献，指出：“然而他竟完全忘掉了李大钊，实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漏。李氏因为死的太早，留下的著作并不算多。据我所知，似仅有《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百科小丛书》，第五十一种，一九二四年五月初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再版）一书与十余篇论文。然而他在唯物史观派内所应占的地位，恐亦不在胡汉民先生之下。”
民国时期，上述介绍、评述《史学要论》的学者及其论著，都有比较大的社会影响。如，姜义华等人指出，卢绍稷的《史学概要》一书，给“初学历史的人一个基本的指南，让他们了解什么是历史和历史学，学历史有何意义等”。20世纪30年代，郭湛波则因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而闻名，其《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被日本学者神谷正男翻译为日文，以《现代中国思想史》为名出版。王森然的《近代二十家评传》，“在当时史学界、文学界和青年学生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中《李大钊先生评传》是在李大钊烈士被害后，他挺身而出，公开发表的正气凛然的传记。”可见，这些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及其论著对《史学要论》的肯定也促进了该书的传播、影响。
（二）《史学要论》的传播媒介具有先进性、多样性
第一，通过印刷媒介进行传播。传播载体、传播媒介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代中国，在电视、电影、广播等传播媒介出现、普及之前，最先进的传播媒介和载体是印刷媒介。知识传播主要通过书籍、杂志、报纸等印刷媒介进行，而《史学要论》的传播基本上涵盖了书籍、杂志、报纸等各种印刷媒介。
在近代中国图书出版业中，商务印书馆扮演着重要角色。《史学要论》得以传播的首要原因就是商务印书馆于1924年5月将其印制为独立的著作，1926年11月又再版发行。两次以独立著作形式出版发行《史学要论》，促进了该书的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商务印书馆在发行时将《史学要论》纳入了“百科小丛书”系列。商务印书馆于1923年出版“百科小丛书”后，就加大了宣传、推广力度，特别是新的一辑出版后，都会在当时主要报纸刊发广告。《史学要论》作为“百科小丛书”第五辑之一种出版后，商务印书馆以广告形式进行了宣传、推广。有关传播主体也都将《史学要论》作为“百科小丛书”的一种进行整体推介。1924年11月3日，《益世报》刊登“百科小丛书”广告，其中包括《史学要论》一书；1926年6月6日、9月7日，《申报》刊登“百科小丛书”广告，在第五辑中介绍了《史学要论》；1926年9月8日，《新闻报》刊登的商务印书馆30年纪念广告中，刊载了“百科小丛书”广告，在第五辑中介绍了《史学要论》。此外，报纸刊载的有关图书馆、学者、教师对“百科小丛书”的整体推介，也对《史学要论》起到了宣传、传播的作用。1925年4月1日，《京报》副刊刊载了梁问天推荐的青年必读书目，其中包括“百科小丛书”系列。
《史学要论》除了以专著形式传播外，还以被引用、介绍的形式，通过其他书籍、报刊传播。民国时期介绍、引用《史学要论》的书籍、报刊，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将《史学要论》列为相关史学课程的参考书。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教务处编的《社会学科学程纲要》在“高中史学概要学程纲要”中将《史学要论》列为参考书之一；1928年朱谦之《历史哲学》一书所列的参考书目也包括《史学要论》。二是部分中学、大学在国学和史学理论教材中引用《史学要论》的观点、内容，前者以王敏时编著的《国学概论》、叶北岩编的《学生国学问答》、谭正璧编的《国学概论讲话》为代表，后者有朱翊新编的《初中外国史指导书》、曹剑光编的《世界史表解》、左复编的《中国史表》、周容的《史学通论》、李则纲的《史学通论》、杨鸿烈的《史学通论》等。
第二，以图书馆为媒介的传播。威尔伯·施拉姆等人将人类传播视为“由个人和机构组成的宏大的社会网络”，图书馆则是这个传播网络系统中的众多放大器之一。图书馆的主要功能之一是文献、信息、知识、文化的传递、传播。可见，在知识和文化传播过程中，图书馆是一个重要的媒介、载体。
《史学要论》出版后不久就进入图书馆，开始以图书馆为媒介向公众传播。首先，依托“百科小丛书”通过图书馆传播。鉴于“百科小丛书”的高质量，20世纪30年代，众多图书馆采取了整体购进的方式入藏，《史学要论》因而得以依托“百科小丛书”进入各类图书馆。《广东国民大学图书馆馆刊》1934年第2、3期对该校图书馆馆藏的“百科小丛书”介绍道：“本丛书系商务印书馆聘请各科专家编著而成，盖欲以显浅之文字，与兴趣之方法，介绍必需智识于一般社会人士也。书凡十四辑，每辑分十二册。兹篇书目，系就已购入者录之，未购者悉付缺如。”湖北省立图书馆、复旦附中图书馆、中国大学图书馆等，也都将该书作为“百科小丛书”之一如以收藏。
其次，作为史学著作进入各类图书馆传播。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史学要论》一书得到史学界的较大认可，被认为是中国史学理论方面的代表作之一，由此以史地类或史学理论类图书入藏各类图书馆。通过整理《史学要论》出版后部分图书馆出版的图书目录可知，该书至少被以下五种类型的图书馆选购：其一，公立图书馆，如安徽省立图书馆、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山西公立图书馆、南京特别市市立图书馆、浙江鄞县县立图书馆等；其二，私立图书馆，如私立浙江流通图书馆、景堂图书馆等；其三，中学、大学图书馆，如燕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江苏省立无锡中学图书馆、私立澄衷中学校图书馆；其四，军校图书馆，如中央军校图书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图书馆等；其五，商会图书馆，如香港华商总会图书馆、上海总商会商业图书馆。可见，《史学要论》基本上入藏了近代中国所有类型的图书馆。
二、《史学要论》的传播内容
文本的传播，不仅取决于传播主体和媒介，而且也有赖于传播内容的价值。拉斯韦尔在分析传播构成时提出“说了什么”是构成传播的要素之一。“说了什么”，即传播内容的价值取向、观点等与传播效果是直接关联的。麦奎尔提出：“要判断大众传播如何发挥作用，最容易获得的证据来自他所传播的内容。”在传播初期，传播主体的可信度是影响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随着传播的进行，传播主体的作用逐步下降，传播内容对于传播效果的影响逐步提升。因此，考察《史学要论》在民国时期的传播，不仅要考察其传播主体和载体，更要考察该书的哪些观点、内容得以传播。民国时期，《史学要论》的内容除了以单本著作形式得以整体传播外，从学界对该书观点、思想等所作的介绍、引用和评价中，也可以看出《史学要论》传播的内容。
（一）关于“历史”“史学”的含义
民国时期，《史学要论》关于“历史”“史学”等概念的定义被一系列重要论著引用。关于“历史”的定义《史学要论》指出，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叶北岩在《学生国学问答》中论述“历史”的含义时，综合了何炳松、杜威和《史学要论》的论述，提出历史就是人类社会演进的痕迹，亦可以说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可见，叶北岩对历史定义的理解，特别是关于历史与社会关系的认识，直接受到了《史学要论》的影响。关于“史学”的定义，《史学要论》提出，史学是研究人生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叶北岩综合卢绍稷、《史学要论》等论述提出：“（史学）就是研究社会衍进的痕迹和衍进的产物之因果之一种科学。”这一认识显然受到了《史学要论》的直接影响。谭正璧在《国学概论讲话》中论述什么是史学，以及史学的目的时，将《史学要论》中关于史学的定义与刘知幾、梁启超的论述并举，并指出《史学要论》提出的史学的涵义，与刘知幾、梁启超的有关论述“字面上虽互有岐异，而实际的意义却并无不协”。《初中外国史指导书》在论述“史学的要义”时，完全援引了《史学要论》的相关论述：“史学既与其他科学在性质上全无二致，那么历史科学当然可以成立。史学的要义有三：(一)社会随时代的经过发达进化，人事的变化推移，健行不息。就他的发达进化的状态，即不静止而不断的移动的过程以为考察，是今日史学之第一要义。(二)就实际发生的事件一一寻究其证据，以明人事发展进化的真相，是历史研究的持色。(三)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东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影响与感应。”曹剑光在《世界史表解》中综合了《史学要论》、鲁宾逊、杜威、何炳松、卢绍稷等关于历史的定义后提出，历史是叙述人类社会过去赓续活动的事实，使吾人知其沿革变迁、因果相承的关系，然后可以应付现在与推测将来而为吾人所必须的一种学识。周容在《史学通论》中不仅列举了多种关于“历史”定义的观点，而且提出：“我觉得这些定义都有缺点，比较妥当的历史定义要推李守常先生的解说。”李则纲的《史学通论》一书则直接引用了《史学要论》关于“历史”“史学”概念的演进和“活的历史”的思想。此外，吴先文编的《国文复习》在“国学之部”的“史学”部分，列举了《史学要论》关于“史学”的界定。卢绍稷在《史学概要》中，将《史学要论》中关于“历史”“史学”的定义作为当时的代表性观点加以介绍。左复《中国史表》中关于“历史”的定义部分则将《史学要论》中的定义作为代表性观点。
（二）关于“史学”的意义和史学体系
第一，关于史学的目的和意义。《史学要论》在最后一章指出，现代史学研究可以培养人们的科学态度和脚踏实地的人生观。孙寒冰主编的《社会科学大纲》直接继承了《史学要论》的这一观点。关于史学对人生的意义，李则纲的《史学通论》直接引用了《史学要论》关于科学态度的阐述，论述了史学精神：“所谓科学的态度，有二要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史学家即以此二者为可宝贵的信条。凡遇一种材料，必要怀疑他，批评他，选择他，找他的确实的证据；有了确实的证据，然后对于此等事实方能置信，根据这确有证据的事实所编成的纪录，所说明的理法，才算比较的近于真理，比较的可信。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关于史学对于培养乐观人生观的作用，李则纲继承了《史学要论》的思想，提出：“我们现在认定历史的活动是进步的，我们的人生观当然亦是肯定的乐观的。”杨鸿烈的《史学通论》也肯定了《史学要论》的这一观点，认为历史能使我们认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第二，关于史学体系。《史学要论》在第三部分论述了历史学的体系，提出最广义的历史学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记述的历史；一是历史理论，即吾人之所谓历史学。严正的历史科学，乃是指此历史理论一部分而言。在记述的历史中，又可分为个人史(即传记)、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六大部分。在历史理论中，亦可分为个人经历论(即比较传记学)、氏族经历论、社团经历论、国民经历论、民族经历论、人类经历论六大部分。此外，《史学要论》还论述了历史理论与历史研究法、历史编纂法之间的关系等。一些教材也直接继承了《史学要论》的这些论述。刘剑横在《历史学ABC》中参考《史学要论》论述了历史学的系统，在吸收《史学要论》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删去了氏族史。赵吟秋的《史学通论》完全继承了《史学要论》关于史学体系的划分。李则纲的《史学通论》一书不仅详细介绍了《史学要论》中关于史学的分类，而且指出：“李守常对于史学的分类，虽然还是理想中的史学，然由他提示我们一个治史学的道路，果能由此方面探求史学前途，或有不少裨益。”周容的《史学通论》借鉴了《史学要论》将史学分为记述的历史和历史理论的观点，又对这两部分的具体内容进行了修订，提出将记述的历史分为通史、专门史，历史理论分为形而上学、经济史观等观点。
（三）关于史学科学化、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第一，关于史学科学化。《史学要论》在论述历史学的发展时，梳理了欧洲史学经过孔道西、圣西门、孔德、韦柯、马克思等人的努力实现科学化的过程。王敏时在《国学概论》中参考了《史学要论》第二章关于“什么是历史学”的论述，指出建设科学化的新史学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步须于过去历史，加以严密的考订，次须能秉笔直书，有绝对的客观的精神；其次更要再进一步，要注重历史上的普遍的事实，求发现同应用天然的定律。换句话说，就是要将史学，从特殊的研究进而为普遍的研究，同时更自事实的研究进而为推理的研究。这便是建设历史科学的企图。”这是对《史学要论》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赵吟秋的《史学通论》、李则纲的《史学通论》也充分吸收了《史学要论》对史学科学化进程的分析。
第二，关于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史学要论》在第五章提出，与史学相关的学科有言语学、文学、哲学、人种学、土俗学、考古学、金石学、古书学、古文学书、关于自然现象的诸种科学，以及其应用诸科学(包含医学工学等）等。孙寒冰主编的《社会科学大纲》充分吸收并直接援引了《史学要论》中关于史学与哲学关系的论述。对于《史学要论》列举的六类学问，以及其论述的史学与文学、哲学、社会学的关系，李则纲的《史学通论》在充分吸收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进一步论述了史学与文字学、地理学、经济学、古物学、统计学等学问的关系。杨鸿烈的《史学通论》在论述史学与社会学的差异时，也援引了《史学要论》中关于二者目的相异的观点。
（四）关于唯物史观
《史学要论》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最大的贡献是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该书既阐述了唯物史观提出的过程，也阐释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唯物史观与政治史观等其他史观的区别、马克思在实现史学科学化中的贡献等。孙寒冰的《社会科学大纲》全面继承了《史学要论》中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论述：经济是基址，法制、政治、宗教、哲学等是造在此基址的上层。基址有了变动，上层亦跟着变动。欲说明上层的变动，不能不顾到他的基址。所以，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
不仅如此，《史学要论》因其唯物史观的立场，更成为有关史学论著批判资产阶级史学的武器。这方面以刘静白的《何炳松历史学批判》最具代表性。《何炳松历史学批判》“是一部专门批判何炳松历史学理论的专著。而批判的矛头，是指向整个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包括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和中国的资产阶级史学。”在批判何炳松史学理论的过程中，《史学要论》的相关思想成为刘静白的重要理论工具。刘静白首先强调《史学要论》是近代中国新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并高度评价了该书史学思想的价值。刘静白认为，《史学要论》思想的先进性根本上在于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李守常到底是新一世纪底人，而且又受到过进步思想底熏陶，所以在各方面都表示出优越性来。”《史学要论》中关于历史、史学的分析和认识，“或有商量的余地，但他这种立于理论研究底意味上的这种精神底试探，把历史学高调起来，确实值得我们注意。最后提及史学研究及于人生态度底影响，更是一个革命家底信号，只有阶级觉悟了的人才能接受的”。刘静白强调，《史学要论》的这些珍贵思想，何炳松并没有充分接受。关于史学体系问题，刘静白在指出何炳松的观点存在“自相矛盾”后，认为李大钊提出的史学理论体系更加科学：“并不是一切史学家都是这样错误的，就在中国也曾有过正确的见解存在呢。最早的要算李守常。他底系统是很有理论意义的。大体也可为我们所承认；特别是记述的与理论的底确立，更是一种科学的贡献。”
上述引用、评论《史学要论》的论著，在民国知识界都有较大影响。“《学生国学问答》，商务印书馆1935年8月初版，至1939年9月印第七版，算来五年间就印了七版，实在是一本颇受欢迎的好书。”此后，1940—1941年又连续发行两版。《国学概论讲话》初版由光明书局于1933年9月发行，到1940年2月已出至第七版。1943年2月，光明书局再发行新版，1946年8月发行第三版。“李大钊的史学观念对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大量的史学理论著作中，大都包含史学史的内容，刘剑横的《历史学ABC》（1932年版）、周容的《史学通论》（1933年版）、刘静白的《何炳松历史学批判》（1933年版）、李则纲的《史学通论》（1935年版）等，都明显地接受和运用了李大钊的史学理论。应该说，他们都是属于李大钊学术系谱的学者。”由此可知，民国时期《史学要论》的诸多观点、理论、思想，经过相关史学和国学论著的介绍、引用得到了传播。
三、《史学要论》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发展诉求的契合
在传播过程中，受众并不是不加区别地对待任何传播内容，而是更倾向于选择接受那些与自己的既有立场、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内容。所以，传播内容与时代需求、受众需求契合的程度也直接影响传播效果。《史学要论》作为一部论述史学理论的书籍，其受众主要是历史学习者、研究者。因此，其内容与民国时期史学界需求的契合程度，是考察其传播状况的一个重要维度。民国时期，《史学要论》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传播，其思想、观点得到学界的认可，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史学要论》契合了20世纪初期中国史学界构建“新史学”的时代诉求。
20世纪初梁启超开始倡导“史学革命”，引起了学界共鸣，很快在国内外形成一股革新史学的浪潮，构建新史学遂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大主流话语。《史学要论》响应了梁启超关于推进史学革命、构建新史学的号召：“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随着人们史观和知识的发展进步，史学革命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史学要论》的这一主旨显然与当时史学界构建新史学的主题完全一致。《史学要论》从两个方面具体呼应了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诉求。
（一）批判旧史学
从逻辑上看，《史学要论》遵循了从“历史”“历史学”等概念切入批判旧史学，构建新史学这一理路。《史学要论》对于以往人们关于“历史”概念的认知进行了批评，指出：“从前许多人为历史下定义，都是为历史的纪录下定义，不是为历史下定义，这种定义，只能告我们以什么构成历史的纪录，历史的典籍；不能告我们以什么是历史。我们当于此类纪录以外，另找真实的历史，生活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李大钊提出了“活的历史”的概念，指出：“历史不是只纪过去事实的纪录，亦不是只纪过去的政治事实的纪录。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换句话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再换句话说，历史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那些只纪过去事实的纪录，必欲称之为历史，只能称为记述历史，决不是那生活的历史。”正是因为《史学要论》遵循着从概念切入批判旧史学的逻辑，其界定的“历史”“史学”概念具有了时代性、先进性、科学性，因而契合了构建新史学的需要，从而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并被大量介绍和引用。
不仅如此，《史学要论》还批判了旧历史观。《史学要论》指出：“旧历史观认历史是神造的，是天命的，天生圣人则世运昌明，天降鞠凶则丧乱无已……在这种历史中，所能找出来的，只是些上帝，皇天，圣人，王者，决找不到我们的自己。这种历史全把人们的个性，消泯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只有老老实实的听人宰割而已。”在此基础上，《史学要论》提出：“新历史观及本着新历史观编成的历史则不然，他教吾人以社会生活的动因，不在‘赫赫’‘皇矣’的天神，不在‘天亶’‘天纵’的圣哲，乃在社会的生存的本身。一个智识的发见，技术的发明，乃至把是等发见发明致之于实用，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社会上的人人劳作的结果。这种生活技术的进步，变动了社会的全生活，改进了历史的阶段。这种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可见，《史学要论》已经明确表现出要彻底抛弃英雄史观、神权史观等唯心史观，构建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价值取向。虽然构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当时并未成为学界主流，但《史学要论》对唯心史观的否定、批判，无疑与当时构建新史学，推进中国史学科学化的诉求是完全一致的。
（二）构建新史学
20世纪初期，中国史学界的史学革命不仅是对旧史学的批判，更以构建新史学为目标。当然，不同学者提出的新史学方向是不同的。《史学要论》以开辟马克思主义史学之路的方式，构建了新史学的方向。1919年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李大钊就集中精力进行唯物史观的研究，写成了一批唯物史观的论著。《史学要论》是李大钊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之路的系统总结，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之路。
首先，《史学要论》认识到唯物史观奠定了历史研究的科学基础。列宁曾明确指出：“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这就是说，唯物史观使历史研究真正成为科学。《史学要论》中也明确表达了这一思想：“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位置。”
其次，在历史研究范畴内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其一，阐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一派，则以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上层。故社会的生产方法一有变动，则那个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学艺等等，悉随之变动，以求适应于此新经变动的经济生活。故法律、伦理等不能决定经济，而经济能决定法律、伦理等。这就是马克思等找出来的历史的根本理法。其二，阐述了唯物史观对人民与英雄人物的认识。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史学要论》明确秉承了这一思想：“（新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唯物史观承认并肯定了历史上英雄人物的作用，但同时强调英雄人物是时代的产物。恩格斯曾指出：“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史学要论》也坚持了这一观点：“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其三，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道路的观点。唯物史观认为，历史发展并不是直线的，而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对此，《史学要论》也明确坚持了这一观点：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地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迟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
最后，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初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理论。其一，关于历史研究的对象。《史学要论》依据其对于“活的历史”的理解，指出：“史学非就一般事物而为历史的考察者，乃专就人事而研究其生成变化者。史学有一定的对象。对象为何？即是整个的人类生活，即是社会的变革，即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类生活及为其产物的文化。换一句话说，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也就是说，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的活动，这与马克思等人所强调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是完全一致的。其二，《史学要论》明确提出历史研究的任务和目的：研究史实，解释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曾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恩格斯也曾指出：“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这就指明，历史研究应该通过详细占有史料，在对史实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史学要论》也明确提出历史研究的目的，一是研究史实，二是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史学原以历史的事实即是组成人类经历的诸般事实为研究的对象，故调查特殊的历史的事实而确定之，整理之，记述之，实为史学的重要职分。就历史的事实为科学的研究，诚不可不基于就特殊情形所为事实的观察与征验；故特殊史实的精查，乃为史学家的要务。然史学家固不是仅以精查特殊史实而确定之，整理之，即为毕乃能事；须进一步，于史实间探求其理法。”其三，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一是强调从经济基础的角度认识、研究历史。“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的变革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二是既要注重对个人的研究，更要注重对群体的研究。《史学要论》指出：“人以个体而生存，又于种种团体而生存；故人生有为个体的生存，有为团体的生存。人的团体的生存，最显著的例，即是国民的生存;今日史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似为国民的生存的经历……史学不能全置个人于度外。”这里，《史学要论》虽然没有明确使用“人民群众”这一概念，但其使用的“团体”概念，实际上就是李大钊提及的“国民”。其四，探讨了历史研究者应具备的科学素养。《史学要论》强调史学具有培育人们科学精神的作用，同时更强调历史研究者必须具备科学求真精神，即“尊疑”和“重据”。
综上所述，《史学要论》由于其传播主体、传播载体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多样性和先进性，使其出版后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随着传播主体和载体在传播过程中作用的下降，传播内容对受众需求的适应性、满足度逐步成为影响传播效果的直接因素。《史学要论》因其思想、观点契合近代中国史学界构建新史学的发展方向，因而受到了史学界关注，大量论著对该书观点、思想、理论的介绍、引用，说明该书内容得到了很好的传播。从传播的角度看，《史学要论》在近代中国新史学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史学要论》最终得到广泛传播，并产生重大影响。
（作者韦磊，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