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度，农业不仅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部门，也是民众衣食与国家税收的最主要来源，同时还是施行民众教化、建立良好社会秩序、保证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所在。因此，历史上不论帝王、官员还是普通民众，对农业生产都极为重视。与此相适应，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资料记载，具体如农事政令、农书与劝农文等，此外农耕图像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类别。作为古代重农、劝农传统的产物，这些农耕图像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每种图像均承载着多样化的历史信息、社会内涵与文化符码。由此，以农耕图像为切入点，可深刻“再现”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思想文化、政治运作等各方面的“实况”与信息，故不论对学术研究还是社会发展来说，这些图像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不过，受长期以来重文字、轻图像传统的影响，目前不论在搜集、整理还是深入研究层面上，这些农耕图像都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借鉴图像学、艺术学、农史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方法与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的内涵与类别、研究现状、可进一步探讨的思路与内容等做一初步论述与分析，以期引发学界对相关话题的讨论与关注。
一、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研究的理念与方法
何谓农耕图像？有研究者认为，农耕图像就是关农耕文化的图像。不过，这一定义过于宽泛，因为受“以农为本”传统的影响，整个中华传统文明都是农耕文化的产物，也都是农耕文化的相应表现。因此，从学术操作性的角度来说，有必要对“农耕图像”的内涵与外延做进一步压缩与明晰：所谓农耕图像，就是指与农业生产及其相关活动紧密相关的图像形式，具体如各种大田劳作图像、丝麻棉等纺织图像、各种农具图像、农用役畜饲养图像、农作仪式活动图像等。此处所谓之农耕图像，也即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广义的耕织图。
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古代产生了大量与农业生产活动紧密相关的农耕图像。这些图像，类型多样，内容庞杂，涉及时代范围广。大体来说，这些图像可分为五个主要的类别，即画像（砖）石与墓葬壁画类、体系化耕织图类、农书类、日用类书类、风俗类。画像（砖）石与墓葬壁画类，主要指墓室或墓地祠堂、墓阙等建筑上雕刻的相关农耕图像，与“丧葬”“祭祀”等主题紧密相关，本质上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具体如陕西米脂、绥德与江苏睢宁等地汉画像石牛耕图，山东滕州黄家岭汉画像石耕耱图与耕地图等。体系化耕织图类，即传统狭义上的耕织图，指通过系列绘画的形式将耕与织的具体环节呈现出来的图绘形式，具体如南宋楼璹《耕织图》、元代程棨《耕织图》、明代宋宗鲁《耕织图》、清代康熙《御制耕织图》等。农书类农耕图像，即农书中所载之农耕图像，具体如《王祯农书》中的犁、耙、翻车等农具图像，以及沙田、籍田礼等农田类型与农事仪式图像。日用类书类农耕图像，即日用类书中所载的相关农耕图像，比如南宋末《事林广记·农桑类》中的“井田之制”“耕获图”“平糶仓”“蚕织图”。风俗类农耕图像，多种多样，如年画农耕图像，具体如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男十忙》《女十忙》；寺庙壁画、洞窟壁画农耕图像，如山西新绛稷益庙明代壁画“耕获图”、甘肃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耕作图”“打场图”等；“百苗图”“滇夷图”等描绘少数民族风俗图像中的农耕图像。此外，兴起于18世纪中叶、用以出口欧洲等地的外销画中，亦有诸多表现农耕题材的图像，如现藏大英图书馆外销画中的“解丝线”“溜丝线”“理丝”图像等。除以上五大类农耕图像外，还有一些零散的、与农耕活动相关的图绘形式。如青铜器农耕图像，具体如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宴乐射猎采桑纹铜壶”上的“采桑图”、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的“采桑纹铜壶”盖上的“采桑图”等。此外，在一些表现隐逸题材的文人绘画以及风俗绘画中，亦有表现农耕活动的图像存在，具体如唐代张萱《捣练图》、宋元时代屡有创作的《豳风图》、明代吴伟《渔樵耕读》图等。
对于中国古代农耕图像，已有来自不同学科的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做过一些讨论与分析。首先是对农耕图像的整体性研究，数量不多，具体如农耕图像的范畴、分类、作用与价值等。但这些研究，要么并未真正涉及多少图像的东西，要么在农耕图像的类别认知上存在很大混乱与误区。相比于整体性研究，更多讨论则是针对不同类型图像分别展开论述与分析。具体来说，画像石、墓葬壁画类农耕图像研究，更多是对图像的内容呈现及其所体现的农业发展状况、特点、技术水平等进行描述与分析，以探讨其所反映的时代农业状况。体系化耕织图研究，或是对其起源、发展、流传等进行考证与讨论，或是对其所反映的古代农业生产技术及其作用进行描述与分析，或是从艺术学角度对艺术风格与形式等进行分析与探讨，还有少量研究重在关注耕织图背后的社会、政治与文化问题。农书类农耕图像研究，主要集中于《王祯农书》《天工开物》等几部重要农书上，重在对艺术价值、创作手法、历史地位等进行探讨与分析。其他类型的农耕图像，则多侧重于艺术形式、物象造型、功能价值、技术体系等层面的论述与讨论。
纵观目前有关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其大体围绕三个路数展开进行。一是传统历史学路数，即将图像作为一种如同“文字”的史料记载，就其中所体现的不同时代农业生产发展状况、技术水平等做描述与分析，以印证、补充或弥补文字史料之记载或不足。这一研究路数的学者，基本都来自中国古代史研究各领域。二是农业史（科技史）研究路数，以农史（科技史）领域学者为主，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将农事图像作为如同“农书”那样的资料来看待，重点对不同农事图像所“记载”“反映”的农业技术等问题进行讨论与分析，强调其对于记载或传播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价值意义。就实质而言，这一路数与“传统历史学路数”在理念上并没有本质区别，亦是将图像作为一种如同文字的资料来看待。三是美术史（艺术史）研究路数，主要以美术史（艺术史）领域的学者为主，重在讨论各类农耕图像的“本体”“形式”等问题，比如艺术风格、画面表现、构图形式等；而在论及不同农耕图像“美术史”之外的价值意义时，则又往往如农史学者那样强调其在记载、传播农业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功能与价值。不过，虽然目前已有许多研究对中国古代农耕图像做了多层面的分析与论述，但不论是从相关研究理念还是具体研究实践来看，目前研究还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
首先，在研究理念上，传统历史研究中重文字、轻图像的观念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将农耕图像作为一种可补充、弥补文字史料之不足或印证文字史料的理念仍旧根深蒂固，而并未将农耕图像作为一种可单独“发声”的主体来看待。事实上，图像即“历史”，很多图像本身就是历史“事实”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各种体系化耕织图的绘制。另外，每一幅或一套图像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存在“语境”与“场域”。也就是说，总有其具体的创作动机、创作者、赞助人、功能用途、传播路径、社会反响等——虽然并非每幅或每套图像都会具备这些要素。正因为此，图像绝不仅仅只有画面呈现所承载的相关历史信息，其被创作与应用的过程更是承载着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文化符码与象征意涵，故是可以单独发声的主体，可以之透视出国家运作、社会运转、民众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历史实况”。而目前已有的关于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的研究，除个别研究外——如韩若兰关于体系化耕织图的讨论，基本未关注到这一层面的内容。
其次，在研究的深度与内容上，一方面，大量的研究仍停留在单纯的搜集、整理与简单的介绍、描述层面上，结合历史“语境”的深入讨论与研究还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在研究内容上，更为重视的是对农耕图像的本体艺术特色或单纯画面内容呈现的讨论。其中艺术史重在讨论农耕图像的艺术形式与风格特色，科技史、古代史诸领域则强调农耕图像的“写实性”意义，重在探讨其对于中国古代农耕技术记载与传播的功能价值。但这些对农耕图像性质、意义、功能的认知都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诸农耕图像本质上是“以农为本”语境下“重农”“劝农”传统的产物，其被创作的主要目的，并非在于记载或传播农耕技术，而是有着更为深层次的社会教化、政治象征、观念体现等目的与意义。
再次，在研究的重视程度与研究广度上，一方面，出于对农业生产的“习而不察”与农耕图像创作、分布零散等方面的原因，目前学界虽然出现了一些有关古代农耕图像的研究成果，但若与其他图像形式做一横向对比，比如文人画、壁画、年画等，传统农耕图像所受到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这从目前已出版的各种图像合集中就能明显看出来，而这与传统中国“以农为本”的传统严重不符。另一方面，目前有关传统农耕图像的讨论与研究，主要是针对画像石与壁画类、体系化耕织图类、农书古籍类三类展开进行，相比之下日用类书类、风俗图像类（如年画、外销画、各种描绘少数民族风俗的农耕图像等）所受到的关注则相对甚少或根本就没有专门的讨论。
二、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研究的理念方法与主要内容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已有诸多针对中国古代农耕图像展开的相关研究，但受研究理念等的影响，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而要改变目前农耕图像研究的不足，首要的一点是改变对历史图像的固有看法并转变研究认知与理念，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突破单纯将图像作为文字资料之补充与辅助的传统学术理念，将图像视为一种与文字资料同等重要的“发声”主体。一方面，“图”“文”同源并同性，都是历史信息的记录者与承载者。另一方面，图像有其具体的创作、传播等社会语境，是历史“事实”或社会“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背后均隐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正如葛兆光所说的那样：“图像也是历史中的人们创造的，那么它必然蕴涵着某种有意识的选择、设计和构想，而有意识的选择、设计与构想之中就积累了历史和传统，无论是它对主题的偏爱、对色彩的选择、对形象的想象、对图案的设计还是对比例的安排，特别是在描摹图像时的有意变形，更掺入了想象，而在那些看似无意或随意的想象背后，恰恰隐藏了历史、价值和观念。”由此，将图像作为可单独“发声”的主体，以之为切入点探讨其背后所蕴含的丰富内涵是完全可行的。基于此一研究理念与认知，笔者认为，要开展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研究，可针对如下方面的问题展开与进行。
首先，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的广泛搜集与整理，这是开展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研究的基础所在。最近几十年来，受文物保护、“图像转向”及传统文化保护运动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历史图像被加以整理与合集出版。这其中以汉代画像石图像整理、出版的成果最为突出，全国几乎所有重要的画像石分布区都整理、出版了自己本地区的画像石图像集。年画、壁画、外销画及百苗图等少数民族图册，亦有相关的汇编与出版。这些图像整理与汇编合集，都多多少少收录了一些与农耕活动相关的图像。然而，专门收集、整理农耕图像的成果或出版物却极为少见，目前所见仅有四部。但中国古代农耕图像不仅仅只有汉画像石、墓葬壁画以及体系化耕织图，还有大量其他形式的图像形式，汉代画像石农耕图像亦远比现在已专门合集出版的多得多。因此，搜集、整理各种门类的中国古代农耕图像，仍有其必要性，这也是其价值所在。从操作性的角度来看，虽然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种类繁多，收藏、分布分散，但好在已有大量的相关图像合集或相关出版物，为开展农耕图像的搜集、整理提供了线索与前期基础。
其次，不同类型农耕图像创作与传播的“历史语境”分析，这是开展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研究至为关键的一环。每一类型的农耕图像，都有其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语境”。因此，要深入开展农耕图像研究，就必须要将每一套（或幅）农耕图像放到其具体创作与存在的语境中去，才能真正明白这些图像的具体功能、价值与意义。为此，必须要尽可能全面地“重建”“复原”与农耕图像相关的历史信息。正如哈斯克尔所说：“在历史学家能够有效利用一条视觉材料之前，不管（这材料）多么无关紧要、多么简单，他都必须弄清楚自己看到的是什么、是否可信、是何时出于何种目的被制作出来，甚至还要知道当时人们是认为它美还是不美。在任何一个时代，艺术所能传达的东西总是受控于特定社会背景、风俗传统和种种禁忌，对于这一切，以及造型艺术家在表现个人想象时所能采用的技术手段，他都必须有所了解。”若非如此，很容易就会犯“想当然”、误读与过度阐释的错误，陷入以“所知”来解读“所见”的误区。
再次，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的起源与发展、内在脉络与艺术风格等描述与分析，这是开展农耕图像研究最为基础的层面。一方面，结合不同类型农耕图像的创作语境等，对农耕图像的内涵外延、形式类别及历史发展脉络等做具体描述，以对农耕图像做整体性的理解与认知。整体而言，目前除已受到较多关注的体系化耕织图外，其他类型的农耕图像，尤其是一些特殊的、相对不常见的、地方性的农耕图像，需要对其起源发展与类型等做充分的个案性讨论与研究。另一方面，需对不同类型农耕图像的形式特质，如材质、色彩、线条、构图等，给予充分重视与关注，正如哈斯克尔所认为的那样，“正是这些技艺从根本上影响了他一直试图解说的那些图像的本质”。作为一种具有“艺术”性质的作品，即使再写实、逼真的农耕图像，也不可避免会受到其所采用的表现手段的影响而发生一定的变形甚或扭曲，进而对其“历史呈现”带来一定的影响。实际上，各种类型的农耕图像，在创作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一定的“程式化”倾向，比如画像石图像与各种寺观壁画，即有相对固定的“粉本”（即画稿）存在。因此，要深入开展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研究，就首先要对农耕图像的“程式化”艺术风格与特征有透彻的认知与了解。
第四，农耕图像背后内涵与功能价值分析。农耕图像都有其特定的创作、传播与存在语境，这背后即隐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故能够以之“再现”该图像所创作、运用、传播时代的社会生活、思想观念、国家政治等方面的丰富信息。对农耕图像来说，绝不是只有画面表现所承载的那点儿历史信息，而是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比如，作为一种墓葬用品，画像石类农耕图像，即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死亡”的认知与观念。正如杨爱国所说：“这些墓室建筑装饰与墓中的随葬品一起共同营造了一个当时人认为理想的死后世界。”体系化耕织图，深刻体现出中国古人的重农、劝农理念，同时对中国古人的时空观念、王朝正统观、政治运作等亦有具体体现。再比如“百苗图”等图像，实则体现了国家试图了解与控制边疆民众的愿望与行动实践，深刻体现出古代王朝的“大一统”理念。就中国古代农耕图像来说，其重点绝不在于记载、宣传、推广农业生产技术，而是重在表现重农、劝农、教化、象征等理念。即使看似重在装饰功用的年画类农耕图像，其实也有明显的教化意义，正如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男十忙》题字所说的：“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开春先耕地，插耧把种翻，芒种割麦子，老少往家担，四季收成好，五谷丰登年。”
第五，农耕发展与传统中华文明关系探讨，这是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研究的最终旨归所在。人文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对具体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与分析，而是“通过”这一研究对象进行分析与研究。因此，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研究的最终旨归，不是针对农耕图像展开研究，而是通过农耕图像进行研究，以期探讨与理解图像所“映现”的社会诸面向，进而在此基础上加深对中华传统文明的整体理解与认知。传统中国以农为本，虽然我们都承认并强调其“农耕文明”特点，但却基本只是将“农业”作为一个先验的前提与基础，对其究竟是如何塑造与影响中国传统社会的却并没有展开详细而深入的讨论。而农耕图像，作为古代重农、劝农传统的产物，深刻体现出“农业”在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即使对画像石、墓葬壁画类农耕图像来说，虽然其被创作的主要目的在于营造一种如“生前”的彼岸世界景象，相对来说教化、象征意义并不十分明显，但这一做法的背后，仍旧体现出的是强烈的“以农为本”与“重农”理念。因为若农业不重要，也就没必要采用与农业相关的主题了。因此，以农耕图像为切入点，可深刻透视出农耕生产与传统中华文明间的深刻、密切联系。实际上，不论民众日常生活、社会组织，还是文化表达、社会教化、国家政治运作，都渗透着农耕生产及其相关理念的深刻影响力。如仅以传统中国政治运作与国家治理来说，由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所以历朝历代都奉行一种重农、劝农的国策，由此使“劝农”成为中国古代“政府的哲学理念和治理技巧的核心所在”。
基于上述研究理念，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研究必须要坚持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来说，就是以历史学为基本学科本位，以图像学、农史学相关理论方法为基本指导，紧密结合美术史学、民俗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学科理论、方法及相关知识，对所研究问题做多方位的深入分析。中国古代农耕图像是历史时期的创造物，因此要对其进行研究，必须要以历史学为基本学科本位、以文献分析为主展开进行，加强“图像文献”与“文字文献”间的有机联合。文献分析外，实地的田野考察与访谈亦非常必要。一是回到“历史现场”，加深对某一类型农耕图像创作背景的认知与了解；二是通过实地访谈等，可加深对年画等农耕图像创作、应用的深入了解。而在研究的具体开展过程中，则要充分吸收、借鉴图像学的研究路数与方法。图像学是产生于20世纪初叶的一种艺术史研究方法，强调将图像作为可发声的主体，将其放置于具体的历史存在“语境”中去，通过描述、分析、阐释等路径，解读其背后的文化符码与象征意涵等。这与传统艺术史研究重在关注“本体”“形式”“文本”的研究路数有很大不同。其次，要广泛吸收农史学、艺术学、民俗学等诸学科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因此，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研究，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局限于历史学学科内部的话题，更是一个需要多学科合作的综合研究体系。
传统中华文明是在农业时代奠基与形塑的，农业对传统中国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正如英国著名中国农业科技史家白馥兰（FrancescaBray）所说的那样：“中国是一个拥有漫长农业社会历史的农业国家……中国农业还不仅仅是一种物化活动，而且同时也是政府实行社会管理和伦理思想统治的基础。中国人本身对农业的界定，是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本’和兴国之‘基’的。”农耕图像，作为传统中国重农、劝农传统的产物，关联着传统中华文明的各个部分，故可以之为切入点，深刻透视中华传统文明与农业生产之间的紧密、有机联系，进而加深对传统中华文明的理解与认知。
图像在意义表达与知识传播方面，具有文字无可替代的功用与价值。正如南宋郑樵所说的那样：“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非图，不能举要”；“非图，无以通要”；“非图，无以别要”。固然如此，就实际的历史研究来说，长期以来却都是以“文字”研究为主的，历史学家们“宁愿处理文本以及政治或经济的事实，而不愿意处理从图像中探测到的更深层次的经验”，“即使有些历史学家使用了图像，在一般情况下也仅仅将它们视为插图，不加说明地复制于书中。历史学家如果在行文中讨论了图像，这类证据往往也是用来说明作者已通过其他方式已经做出的结论，而不是为了得出新的答案或提出新的问题”。也就是说，图像更多只是作为文字资料的辅助与补充而被加以关注与应用，并未被视为可单独发声的主体。而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研究，目的之一就在于突破这种研究理念与实践。今天，随着电影、电视、摄影等数字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我们已进入到一个史无前例的“读图”时代，“读图”日益成为一种流行与风尚。因此，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研究，契合了读图时代的社会需求。充分挖掘中国古代农耕图像背后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涵，有助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服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作者王加华，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