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在言及他的老师钱穆治学时曾说，先生治学的重心在学术思想史上，制度史和历史地理这两项学问“只是他治史的两只脚，藉以站稳而已”。严氏所言大体不差。不过钱穆对制度史、历史地理的研究也曾深下过功夫，在制度史的研究上，写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书；在历史地理方面，他早年不仅写有一系列考辩古史地理的文章，后来汇成《古史地理论丛》一书，而且还撰有《史记地名考》一专书，成为他治古史地理的总结之作。目前学界对钱穆古史地理的研究，或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切入作扼要叙述，或就他治古史地理某一方面作专门分析，全面研究其治古史地理及所运用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职是之故，本文拟对钱穆的古史地理研究，尤其是他治古史地理的理论与方法作一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治古史地理的得失作一些思考。
一、治古史地理的历程与成就
钱穆治古史地理，始于1922年秋。当时他在厦门集美学校任教，读《船山遗书·楚辞通释》。读到《九章·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句，受船山注的启发，方知屈原曾放居汉北，于是“兴趣骤开，遂知留意”，撰成《屈原考证》《漁夫（父）》两文刊载报端。次年秋，始撰《先秦诸子系年》（以下简称《系年》）“于屈原行迹多所考订，并旁及春秋、战国时之地理。”1931年春，钱穆完成《周初地理考》一文，发表在当年《燕京学报》第10期上，这是他进入北平任教后最早写成的一篇考证古史地名的长文。1932年秋，钱穆在清华兼课，讲秦汉史，清华学生吴春晗（吴晗）、夏鼐编《清华周刊》，谋出一《文史专号》来征文，钱穆作《秦三十六郡考》交专号发表。秦始皇二十六年从廷尉李斯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汉书·地理志》载有三十六郡郡名，所列九原、南海、桂林、象郡四郡，其实均不在始皇二十六年定天下为三十六郡之列。自清以来，考订秦郡不下数十家，其中以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所得为最多。钱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史记》《汉书》记载，旁参《水经注》诸书，得出秦初分郡36，后增加广阳、楚郡、黔中、闽中、东海5郡，共41郡。1937年5月又续撰《秦三十六郡补考》，刊《禹贡》半月刊第7卷上。后来谭其骧作《秦郡新考》，与钱穆考证略同，又补入常山、济北、胶东、河内、衡山五郡，共得46郡。自清以来三百年来的秦郡之争，至此大体得到解决。
1932年底，钱穆在《燕京学报》第12期上发表《古三苗疆域考》一文，力辩吴起所言三苗故居不在江南而在江北。因文中有论“洞庭不在江南”一节，遂引发了他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1933年5月，钱穆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战国时洞庭在江北不在江南说》，稍后在此基础上扩充成《楚辞地名考》一长文，1934年2月发表在《清华学报》上，中有“屈原放居汉北考”“《楚辞》洞庭在江北说”“《楚辞》湘澧沅诸水均在江北说”“宋玉赋巫山高唐在南阳说”“再论湘澧沅诸水”“释九江”“释鄂渚”“释汩罗”“屈原卒在怀王入秦以前说”等考证。该文与《周初地理考》《古三苗疆域考》是钱穆早年考证古史地名的用力之作，他晚年在编《古史地理论丛》时，将此三文列为该书之甲部，集中反映了他这一时期考论古史地理的成就。
1934年3月，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倡导历史地理研究。以后又成立禹贡学会，钱穆被推为学会理事，他这一时期所写的一系列考辩古史地理的文章，如《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西周戎祸考》（上、下）《黄帝故事地望考》《子夏居西河考》《雷学淇〈纪年义证〉论夏邑邿酄》《中国史上之南北强弱观》《水利与水害》（上、下）《秦三十六郡补考》《再论〈楚辞〉地名答方君》等皆发表在《禹贡》杂志上。
1939年秋，钱穆离开西南联大回苏州省亲侍母，此后一年间隐居耦园，完成了《史记地名考》一书。他在回顾该书写作缘起时说：“窃念前人治古史地理，或专考《禹贡》，或遍考春秋、战国地名，下至《汉书·地理志》，何啻数十百家。《史记》一书，上始轩辕，下迄天汉，集古史之大成，而考地者于此独阙。余无锡乡居，幸犹存古史地理书二、三十种。遂取以来，昕夕握管，越一年而成书。”该书是钱穆治古史地理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治古史地名的集大成之作。
从钱穆治古史地理的历程中不难看出，他研治古史地理最先缘于对屈原放逐地的考证，继之有《周初地理考》《古三苗疆域考》《楚辞地名考》等长篇考证论文，最后以《史记地名考》一书为结穴。他治古史地理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周族起源地及其迁徙路线的考证。根据《史记·周本纪》等传世文献记载，周人始祖活动中心在陕西西部泾渭流域，周人最先居住于陕西武功境内的邰地，公刘时迁豳于今陕西邠县，太王时迁徙于岐山、扶风一带的周原，这种说法自古以来皆无异议，两千年来，人们皆在泾渭之地追索先周地望，至钱穆发表《周初地理考》一文，提出周人起于晋地之说，才颠覆了传统看法。钱文认为，周人起于冀州，在大河之东。后稷封邰，公刘居豳，皆今晋地。及太王避狄居岐山，始渡河而西，然亦在秦之东境，渭洛下流，自朝邑西至于富平。至王季、文王，廓疆土而南下，则达毕、程、丰、镐，乃至于谷、洛而止。
周人起于晋地的新说一经提出，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李峻之对钱氏新说不以为然，在《清华周刊》上发表《评钱穆先生〈周初地理考〉》一文，对钱文考地之原则、姜姓初居河东说，周民族初居河东说，公刘居豳地在汾域说，太王迁岐地在咸阳说，淮夷即犬戎、山戎在太原说一一加以辩驳，并对钱文所用材料和方法进行检讨，认为周人起于晋地，其势力由东西渐不能成立。比如对《诗·大雅·绵》“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的理解，李峻之认为钱穆“将‘自’解为from之意，而以‘沮漆’两水为其目的语，这句诗就简直讲不通了。”并释“土”为“杜”，“土”乃凤翔之杜水、杜山、杜阳川、杜阳谷。又以“沮”为“且”，解为“往”，即为周人从陕西凤翔去往漆地。丁山也质疑钱穆的新说，认为周人迁徙之迹，不窟居于泾水上游，公刘沿泾水而南，历豳渡渭而至京师，太王则由泾而杜、漆至于岐下，王季以后始以丰、镐为中心，其展转迁徙，终不出渭水沿岸，他以宗周铜器铭文证之《诗》《书》传说，认为“旧说未可非，钱考未必是”。但支持钱说的亦复不少。最早支持、采纳钱说的是他的老师吕思勉，其后有陈梦家、邹衡、王玉哲、李民、许倬云、杨升南等人。
吕思勉在《先秦史》第八章“周先世事迹”中说：“邰旧说谓今陕西武功县，豳为今豳县，岐为今岐山县，钱穆《西周地理考》谓邰即台骀之地……居汾、涑之域也……汾即邠，亦即豳。然则公刘旧邑，实在山西；大王逾梁山，当在今韩城；岐山亦当距梁山不远也。予案虞、夏之间，吾族以避水害，西迁河、洛，更渡河而入河东，说已见前。山西之地，三面皆山，惟自蒲津渡河入渭域为平坦，钱氏之言，衡以地理情势，固无不合矣。”陈梦家述周初地望大体采纳钱穆之说，他把武丁时期甲骨卜辞中的“周”方列入“晋南诸国”之中，指出“公刘之豳，以及周在今山西南部之新绛、稷山、河津、万泉、滎河一带，当大河之东、汾水之南、盐池西北的涑水流域……自古公而周始去晋南而至于陕。”但又说“此说之是否正确，还待证明”，以示谨慎。考古学家邹衡也部分认可钱穆的说法，认为《诗·大雅·绵》“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中的“土”为甲骨卜辞中的土方，在今山西西南部石楼一带，这是周人来自山西的直接证据，并从考古学角度为钱氏新说寻找证据，认为先周文化来源于山西光社文化。王玉哲是钱穆北大、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晚年写有《先周族最早源于山西》一文，从山西汾水流域自商至西周一直留有周族的根据地、姬姓古国以山西为多、姜姓之族原亦在山西、古有易与先周的关系、周原一地原在山西太原、先周族的迁徙是自东而西六个方面来进一步申论其师之说，认为钱氏先周民族最早源于晋地，绝非孟浪之言。许倬云在其著作《西周史》第二章“周的起源”中，运用地下发掘考古材料为钱说作证，认为周人来自山西的假设具有相当的说服力。杨升南对钱穆关于邰之地望说进行补充论证，经过陕西说与晋南说对比分析，结合史籍，发现晋境之洮水多水患洽与台邰以治水为功相符，骀邰音同且异字相通，故周先祖弃活动之地——邰位于晋西南，当更合于事实。
其二，对古三苗疆域的考证。有关古三苗疆域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古籍言三苗疆域者，以《战国策·魏策》吴起对魏武侯所言最为有名。吴起云：“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由于吴起所言左彭蠡、右洞庭与今彭蠡、洞庭之地的实际方位恰好相反，使得后世学者对吴起这段话颇感疑惑。司马迁综合史籍记载，把三苗故居定位于“江淮、荆州”， 在《史记·吴起传》中依据江域彭蠡、洞庭方位直接把吴起言三苗之居改为“左洞庭，右彭蠡”。关于汶山之地，传世文献皆以汶山作岷山，在江南。至于衡山为何地？历来众说纷纭，或谓今湖南衡山，或谓河南雉衡山，或谓安徽霍山，均与吴起所言“左彭蠡，右洞庭”相冲突。吴起所言的“左彭蠡，右洞庭，南汶山，北衡山”地望究竟当作何解？钱穆重新审定旧说，认为“吴起所言三苗故居本不在江域，汉后人强以江域地理为附会，宜其枝梧难通也。”经过他的考证，古三苗所居汶山在南阳鲁阳境，衡山在河东，彭蠡指黄河龙门以下的河段，洞庭即河南北部的古荥泽，此四地俱在大江之北而不在江南。如此，则舜禹之窜三苗，春秋时河东之茅戎、河南新城蛮氏，其地望与吴起所言三苗居土正好吻合。钱穆自言：“余考古籍言及三苗，若以《魏策》吴起所言地望，以余说推之，其情事皆较旧说为允。”童书业对钱穆此文甚为推崇，称这是“一篇研究古史地理的权威文字，影响于学术界极深”。吕思勉对钱穆的考证也深以为然，在所撰《先秦史》“尧舜禹与三苗之争”一节中采纳了钱说。当然，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如饶宗颐等人。
其三，关于《楚辞》地名的考证。关于屈原放逐之地，历来看法迥异。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云：“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宋代章如愚《群书考索》、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皆沿用王逸之说。自汉迄宋，人们基本上都是在江南沅湘一带寻找屈原的放逐之地。自宋以后，有人把屈原放居之地与汉北联系起来，提出屈原放居汉北说，以王夫之等人为代表。如前所述，钱穆主张屈原放居汉北受过王夫之的启发，但王氏认为《九章》中《抽思》篇所言的“汉北”，乃为顷襄王时屈原被迁江南后的追述，依王氏意，屈原被放逐约有两次，在楚怀王时退居汉北，到顷襄王时则迁逐江南沅湘。钱穆早年撰《屈原考证》，与王夫之看法相同。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又另创新说。在《楚辞地名考》中，提出“屈子沉湘，实在汉北，不徒与湘楚无关，亦与陈楚不涉”的新论，钱氏自言：“余早年读《楚辞》，即信屈原居汉北之说，而洞庭沅湘诸水亦在湖北，则得之甚后……屈原不当死襄王时，此清儒亦言之，余论《楚辞》之创说，惟洞庭亦在江北一义耳。”
以钱穆考证“屈原沉湘”为例。旧说屈子沉湘地在湘南，多以《史记》“贾生为长沙王太傅……及渡湘水，为赋以弔屈原”为证。钱穆认为“屈子沉湘”不在湘南，乃在汉水，故对屈原“投湘”之地重作考订。他引《水经注·沔水注》：“一水东南出，应劭曰：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是水当即襄水也。城北枕沔水，即襄阳县之故城也，王莽之相阳矣。”由此认为襄阳即相阳，则《楚辞》之“湘”，即“襄”之异体字。钱穆又疑湘与沧浪本为一水，谓“沧浪即襄之声缓，故渔父歌沧浪，而屈子则曰‘宁赴湘流，葬江鱼之腹中’。今鄂人犹呼汉水下流曰襄河，然则襄湘沧浪，皆汉水也。”他再引《太平寰宇记》中有关襄州风俗的记载，谓“屈原五月五日投汩罗江，今俗其日食粽，并有竞渡之戏。”则屈子投湘之遗闻亦盛行于襄阳汉域。所以钱穆认为屈原自沉之地必不在长沙洞庭，而在襄汉之域。向长清对钱氏之说不以为然，撰《〈楚辞〉洞庭仍在江南辩》加以反驳，钱穆在回应向氏驳文中进一步解释说：
余对湘水之即为沧浪即为襄水，已论之矣。（《先秦诸子系年》三五六页）顾于湘汉同名，犹未有以说也，顷读《旧唐书·地理》而得之。按《旧唐书》：“秦州天水郡，州前有湘水，四时增减，故名天水。”今按“汉”亦“天河”之称，故《诗》曰：“维天有汉”，又曰：“倬彼云汉”，然则汉水得名，正因其水骤增倏落，如自天而降耳。因其势盛，襄驾山陵，故亦曰襄水，又曰湘水。秦州天水之称湘，正犹襄汉之称湘矣。
天水为汉水之发源地，“因此地水涨时，浩浩沸腾，其来势甚为急骤，若来自天上，则称汉水”，汉水亦称襄水，则湘水即为今湖北之汉水。钱穆自言“湘汉同名”一条，道前人所未道，“可以开前说之所为达也”。 当代历史地理学家石泉再补一证，《史记·秦始皇本纪》谓始皇南巡，“浮江，至湘山祠。”他释其中的“湘山祠”云：“近‘江’（汉水），今汉江中下游两岸较为高大，足以与泰山、嵩山等名山相提并论者只有大洪山，疑古湘山即今之大洪山。”石泉指明了“湘”的具体位置，对钱穆之说作了进一步补充。
钱穆的屈原未放江南说，屈子沉江乃在汉北，深得其师吕思勉的推赞，称“其说甚谛。此是战国前事，至秦汉，则其说渐移于今之洞庭。”钱穆对《楚辞地名考》的考证也颇为自信，自称这是他“研考古史地名的大发现”，直到晚年仍说“余之所论，虽引端于船山，而凡所发现，则实为古今所未及”，对文中的结论仍“深信不疑”。
其四，对《史记》地名的考证。《史记地名考》是钱穆“治古史地理最后一著作”，该书大体依照《史记》原有篇目编定，如录《五帝本纪》中地名为上古地名卷，录夏殷两本纪为夏殷地名卷，录齐鲁以下各世家为诸国地名，录封禅书为郊祀封禅地名，录汉兴以来封侯各表为汉侯邑名，录匈奴传为匈奴北胡地名，录大苑传为西域地名，录朝鲜传为东胡朝鲜地名等。也有会通各篇变例编列者，如中国与四裔、梁宋地名、豫章长沙地名、关中地名、秦汉宫室陵庙名、西北边地名、蜀地名诸卷皆是。从书中地名编排的次序，也可观其时代之先后，如夏地名以前6卷，除《禹贡》3卷外，大体皆属上古地名。周秦以下至燕，共14卷，自西周下历春秋，迄于战国之末，属中古之地名。自关中地名以下至汉侯邑名共7卷，多为秦汉时代之新地名，在《史记》一书中，可称当时近古地名。此书所列中古地名特多，盖因华夏文化为当时发展的中心地区，亦即中国历史向后绵延伸扩之基础所在。凡列一地名，即录《史记》各篇中之语句一一附注其下，又列《史记》三家注附于此地名之下。对于三家注之地名，不墨守盲从，亦详加考证，权衡取舍。对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的研究成果也有吸收，“采其注地名者一一增入”。如此，上下数千年，自黄帝尧舜以下迄于汉武之世，每一地名之兴废沿革，皆一一考订无遗，实为他早年治古史地名的总结之作。
钱穆治史大体可以1949年为界分为大陆前期史学和港台后期史学两个阶段。在钱穆前期的治学中，古史地理是他深感兴趣的一门，他在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和辛勤开拓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当时学术界的认可。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沿革地理的研究与成绩”一节中说：“沿革地理的研究，以钱穆、谭其骧二先生的贡献为最大”。
二、治古史地理的理论与方法
钱穆早年治古史地理，尽弃旧说，独标新义，一时引起了治古史地理者的疑辩，除李骏之反驳《周初地理考》外，还有方授楚、向长清、游国恩、饶宗颐、齐思和等人著文质疑。方授楚、向长清写有《洞庭仍在江南屈原非死江北辨》《〈楚辞〉洞庭仍在江南辩》，游国恩撰有《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齐思和撰有《西周地理考》，饶宗颐先写《魏策吴起论三苗之居辨误》，后撰《楚辞地理考》一书，对钱穆的新论深不以为然。钱穆也写有答辩文章，仍坚持己说，对自己的考证深具信心。
钱穆研究古史地理，尤重古史地名的考证。在回应反驳者的文章中，他对这些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逐渐形成了一套研究古史地名的理论和方法。他后来在《我如何研究中国古史地名》的文章中对自己治古史地名屡有新解的原因作了这样一番解释：
椐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所述楚国疆域，实未尝到达长江以南。即到战国屈原当时，楚人重要据地仍在湖北。我乃注意到《楚辞》中之“洞庭”二字，使我发现一新开悟。因我是江苏人，在苏州太湖中有洞庭山，而《续古文辞类纂》所收吴敏树一文，曾讲及古时传说湖南洞庭湖水，乃由地下潛通至江苏太湖之包山，故包山亦名洞庭。其说实非始自吴氏，而远有来历。而由此使我注意到古史上异地同名之一事实。
异地同名，其例甚多。在我家乡无锡，有一镇名东亭，一镇名荡口。东亭为大族华氏世居，小说中唐伯虎三笑点秋香，其时华家即居东亭。此后华氏有一支迁至荡口，于是荡口镇上之地名，颇多与东亭镇上者相同。如东亭有杨树港，荡口亦有杨树港；东亭有“卖鸡桥”“卖鱼桥”，荡口亦然；其他，两镇地名相同者尚多。此盖华氏族人由东亭迁至荡口以后，即以东亭之旧地名来作荡口之新地名。我幼年居荡口镇，因此种种，使我领悟地名迁徙之背后，尚有民族迁徙之踪迹可寻。由此想到中国古代甚多异地同名，其中实暗藏有民族迁徙之蛛丝马迹。此一开悟，使我治中国古代史，获一新领域。
1934年，钱穆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1937年，在该杂志第7卷第1、2、3合期上发表《再论〈楚辞〉地名答方君》等文，对他早年考证古史地名的方法作了理论上的总结，正式提出了一套探检古史地名的原则和方法。
其一，地名来历。凡地名最初都有意义可释，其先本是一通名，后来才逐渐变成一专名。如“衡山”只是一排横列的山，凡是山形横列，皆可称衡山；后来逐渐成为专名，一见“衡山”二字，使联想到湖南的衡山上去。又如彭蠡为水流湍回之统称，彭为盛大义，蠡为旋螺义，凡水势回旋成大螺形处，皆可称彭蠡，后来才成了江西鄱阳湖的专名。
其二，地名迁徙。古代民族迁徙甚剧，这一地迁往另一地，却爱用故地的旧名来呼新地，如商人的亳，楚人的郢。所以异地同名，必有先后。具体说来，人文开发较早者得名在先，人文开发较迟者得名在后，绝非异地不谋而合，同时各称此名。
其三，地名演变。钱穆认为地名的沿革变迁亦有规律可循，一般而言，在人文开发较早的地域，因人事变动，常常有后起之新名掩盖旧名，久则旧名渐致遗失，而后人惟知有新名。而人文开发较迟的地域，因人事较少变动，原有地名比较的易凝定而渐渐成为专名。
后来，钱穆在《史记地名考·自序》中把如上探检古史地名的方法概括成了“地名原始”“地名迁徙”“地名沿革”三大原则。
一曰地名原始。其先地名亦皆有意义可释，乃通名，非专名，《尔雅》释山、释水诸篇可证……凡属异地而同名者，因地名本属通义，可以名此，亦可以名彼也。
二曰地名迁徒。地名迁徙，必有先后，决非异地同时可以各得此名不谋而合也。地名迁徙之背后，盖有民族迁徙之踪迹可资推说。一民族初至一新地，就其故居之旧名，择其相近似而移以名其侨居之新土，故异地有同名也。
三曰地名沿革。大概腹地冲要，文物殷盛，人事多变之区，每有新名迭起，旧名被掩，则地名之改革为多；而边荒穷陬，人文未启，故事流传，递相因袭……故考地名沿革，先起者反多晦灭，后人移用者反多保留，并历久而益显，此又一通例也。
钱穆自言他考证古史地名实根据上述三原则、三通例会通而得。他根据这三原则、三通例对先秦时期的地名进行了新的解释，的确弄清了上古史中许多“骤看似乎不近情理”的问题。比如，齐桓公西征白狄“涉流沙”，流沙一名，一见便似远在甘肃塞外，其实古代中国内地河道有不少以流沙命名的，齐桓公所涉流沙实在山西（太行山以西）。又如，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一见西河之名便联想到山陕的龙门西河，这就与魏文侯的都城，子夏的家乡，以及当时各地域经济文化的情形皆不相合。其实齐西卫境黄河，古人即称西河。后来河道迁徙，这一地名便渐渐湮沉，不为后人注意，其实子夏所居西河实在东方河济之间，如此则子夏、魏文侯这一段历史便觉合理，就讲得通了。
再举一例。《战国策》庄辛对楚襄王说：“蔡圣侯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饮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拥嬖女，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此文高诱注“高蔡即上蔡”，此外无说。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把高蔡注在今湖南的武陵，湘波高陂注在湘阴之南。如此蔡国的疆域，包环洞庭之外，远较楚国为大。春秋时期的蔡国乃弱小之国，那能有如此广袤的疆土。钱穆认可高诱注“高蔡即上蔡”符合蔡国地望，以古地名迁徙沿革之例推之，上蔡附近当时另有巫山、湘水之名，再以宋玉《高唐赋》和刘向《新序》《说苑》诸书互证，认为庄辛所说的巫山与宋玉所言的巫山同为一地，地近上蔡高唐，而非远在西边的夔州，巫山是近于淮水的一个山，庄辛所言的湘水自然也就不在湖南境内了。如此，庄辛对襄王所言的巫山、湘水的地望，揆之当时的地理情势，便大致可信。
钱穆辩《楚辞》地名洞庭沅湘诸水亦是作如是解说，认为洞庭沅湘诸水乃异地同名，湖南、湖北均有。“大抵皆湖北人迁徙湖南，而挟其故乡旧名以肇锡兹新土，非湖南之山水土地自始即有此名，与湖北所有者暗合。”“以古史大体论之，湖北人文开发先于湖南，湖南之人文即由湖北移植，湖南地名固可由湖北来而较后于湖北也”。以此论之，洞庭沅湘诸水最初起于湖北当有据。其他地名，如会稽、衡山、汶山、彭蠡等皆可作如是观。这样一来，古史中有许多极难解答的问题，骤看似乎不近情理，而用钱氏总结的这一套古史地名的探检方法便可得到相对合理的解释。
钱穆研究古史地理之时，正处在传统的舆地之学（沿革地理）向现代历史地理学转变的时期，他在长期的考地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地名原始、地名迁徙、地名沿革三原则，对于探讨中国上古时期地名起源及发展演变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钱穆在《周初地理考》“总说”中开篇即言：“盖古人迁徙无常，一族之人，散而之四方，则每以其故居移而名其新邑，而其一族相传之故事，亦遂随其族人足迹所到，而递播以递远焉。”这是他治古史地理三原则中“地名迁徙”原则的最初表述。历史上同名异域的例子，几乎触目皆是，过去治舆地之学的学者，虽然也曾在这些个别的地名上，花了不少功夫研究，考证出某水当在某处，某地当在某省，但却很少有人立下一条概括的假设，足以解释这个普遍的现象，使我们从这个现象里看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来。钱穆从古代族群流动注意到异地同名这一事实，进而看到了民族迁徙的蛛丝马迹，由此总结出地名迁徙这一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考地通例，可谓是慧眼独具。他把治古史地理视为“治古史者一大纲目”，提出“治古史，考详地理实是一绝大要端。春秋以前，年代既渺茫，人事亦粗疏，惟有考其地理，差得推迹各民族活动盛衰之大概。”为此，他极力强调把先秦古籍所载的古史地名具体落实到地面上，从古史上异地同名来探究古代各部族迁徙之迹，从地理条件方面来解说当时各氏族的活动地域以及各民族间离合消长的情势，进而论证各地区经济、政治、人文演进的古今变迁，的确可为上古史的研究提供一些“至关重要”之证据。钱穆提出地名最初本是一通名，后来才逐渐演变成一专名的“地名原始”一原则，从异地同名、地随族迁来探讨古代族群的活动轨迹，在当时的学术界的确也产生了不小影响，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和共鸣。一些研究者指出：“现代地名学将地名结构分为地名通名和地名专名两大部分，地名‘通名’、‘专名’的概念实肇始于民国年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钱穆、金祖孟、徐松石三人”，认为钱穆的这一理论虽然着眼于考史，“但关于地名通名与专名关系的阐述，实为地名学上的不刊之论。”
如前所述，钱穆的古史地理研究实以古史地名考证为重点。当他提出考证古史地名三大原则之时，正处在中国地名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时期。整个民国年间，现代地名学取得了重大进展，初步建立了地名学的理论体系，中国地名学由此逐渐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演变历程。中国地名学在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转换中，钱穆自觉运用他在长期考地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考地原则和方法，对上古时期历史地名产生、发展、演变规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舆地之学的藩篱，对于解决上古先秦时期诸多重大历史地理问题，对于中国现代地名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的确可为当今的中国地名学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值得当下重视和做进一步总结。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钱穆治古史地理重视理论的概括、总结，但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仅从理论出发作推衍，而是将理论与事实结合，与古籍文献相证，从文献内证上求得问题的解决。他在《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一文中指出：“治古史的应该看重考地的工作，而考论古史地名尤关重要的一点，即万勿轻易把秦以后的地望来推说秦以前的地名，而应该就秦以前的旧籍，从其内证上，来建立更自然的解释，来重新审定更合当时实际的地理形势。”他在考证《楚辞》地名时也说：“余论《楚辞》地名洞庭沅湘诸水皆在汉北，本诸古史地名迁徙之通例，会之楚国人文演进之大势，核诸《楚辞》之本文，旁推之于《山海经》、《国策》、晚周诸子及《史记》之所载”而别起新途，“所获结论，驟视之，若怪诞不经，好事凿空，然既有古代典籍文字可证，而据此以推阐史迹，又皆通明无碍，远胜旧说。故敢毅然翻积见，标新得。苟有好学深思之士，平心比观，当知余言之非苟然也。”
三、对钱穆治古史地理的几点思考
钱穆是民国时期研究古史地理成绩卓著的一位学者，他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提出了一整套探检古史地理的理论和方法，并自觉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去从事考地工作，取得了不少富有价值的成果，创获颇多。但是由于受当时疑古思潮和中原文化中心说的影响，加之过分重视地名转移理论，扩大考地“三通例”的适用范围，泛用声训、训诂，其研究的结论不免也会有诸多可商榷之处。下面就其古史地理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几点看法。
其一，钱穆治古史地理，受过当时疑古思潮的影响。钱穆治古史地理，信古与疑古并存。比如他考先周地理，对文献中传说的记载甚至神话材料均持审慎的态度，力图通过对神话传说材料加以合乎情理的解释，借此去探索传统古史系统的真相，这与李峻之等人完全基于疑古的立场，称“尧舜禹稷倘真有其人，可靠的古史便无从说起”的见解明显有异。不过，钱穆在考证古史地理时，受当时疑古风气的影响也是有明显的踪迹可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疑古思潮极盛的时期，受当时疑古风气的影响，学界对黄帝地望、《禹贡》《楚辞》地名、屈原生平事迹等问题多持怀疑态度。钱穆早年考证古史地名，常出奇论，翻积见，标新得，提出周人起于晋地、屈原沉江乃在汉水、三苗所居之彭蠡、洞庭俱在大江之北而不在江南等创说，把周人的起源地全都搬到山西，把屈原的活动范围放在湖北，把《楚辞》中一些水名、地名如洞庭、涔阳等移到了河南，甚至说三苗故地在河南、山西附近，这其中不乏有“疑古过勇”之作。当年曾撰文与他辩论的饶宗颐称，钱穆考证古史地名常作翻案文章，实受顾颉刚《古史辨》中关于“古史地域扩张理论”的影响。丁山也说钱穆考证“邠为滨汾之邑，岐为狐岐者，未免勇于疑古矣”。一些研究《楚辞》的学者指出，由于受当时疑古思潮的影响，“在《楚辞》研究中，产生了以廖季平、胡适为代表的屈原否定论；而在《楚辞》地理研究上，钱穆提出的屈原未放江南说，将屈原作品中提到的江南地名作了一次彻底的北迁，这也有着疑古思潮的背景。……钱穆完全否定了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对屈原生平事迹的记载，正是疑古思潮在《楚辞》地理研究上的反映。”这种观察，应当说是有道理的。
其二，受中原文化中心说的影响。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最早发生在北方黄河流域，是在黄河两岸的大平原农耕地带发展、生长起来的，然后再向四周推拓、辐射，其他地区的文明，尤其是南方地区的文明，都是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钱氏自言早年读清人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深受其“春秋时楚地不到湖南论” 的影响，常常隐含着以北方中原文化为中心的地域意识，不免把这种地域见解和文化意识融入其古史地理的考证之中。
钱穆认为春秋战国时，华夏诸族活动范围，颇少有南达今湖南江西洞庭、彭蠡的记载，其实洞庭、彭蠡之名，“最先起于大河两岸，渐及大江以北，后乃移其名而被于大江之南也”。他认为中国古史传说，如黄帝登崆峒，舜葬苍梧，禹会会稽，“此等地名，其实皆在大河两岸华夏人文开发较早之中原区域。”根据他的考证，黄帝故事最初传说盛行于河南、山西一带，即黄河之西岸，舜之故事流传，多在汉水流域，夏禹传说之地望，在今山西南部，北极于黄河北岸。后来“因中原人事多变，新名继起而掩故名，而边鄙四夷，因于中原文化传播，而地名亦有移植。于是空同在甘肃，苍梧在湖南，会稽在浙江，中国古代圣帝名王，其活动传说乃尽在边区。”钱穆把屈原的放逐之地放在湖北汉水流域，提出洞庭本在江北、屈原不死湖南的新论，是因为在他看来，湘江流域地既僻远，当时被人视为猿狖所居之地，这里的文化落后，不可能产生出《楚辞》中《湘君》《湘夫人》那种文采飞扬的民歌。为此他反驳质疑者道：“自王逸以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说之，近人乃有主《九歌》为湘江流域之民歌者。湘域在两汉时，尚为蛮陬荒区，岂得先秦之世，已有此美妙典则之民歌哉？”显然，钱穆对楚国从春秋至战国时期由北而南的地域拓展缺乏应有的认识，对楚国江南地区的文化成就缺乏客观的判断，也与近几十年来这一地区地下出土的考古材料所发现的事实相悖。
其三，关于“三通例”的适用范围问题。钱穆运用“地名原始”“地名迁徙”“地名沿革”三原则、三通例来考证古史地名，的确提出了不少创辟之论，发前人所未发，值得重视。但过度强调和使用这些通例、原则，也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钱穆用“地随族迁”的通例探讨周族起源于山西，然后由东西渐，山西的地名由此传到关中。但反驳者也会有此疑问：是先有后稷的故事，而后有稷地和稷山呢？还是先有了稷地和稷山而后联想到后稷的故事，把这件故事附会上去的呢？李峻之在驳钱穆《周初地理考》中说：
我以为汾阴一带，确有后稷教稼穑这个故事流行的可能，而晋人祠稷，也是或当然的事实；河东的稷地和稷山，是先有了后稷的故事，而后才生出来的。因为稷是周民族神话中的祖先，而晋之始封为成王底弟弟叔虞，于周为嫡亲，初封的地方，当在闻喜一带，因而后稷的故事，便随着流传到那里去了，不久稷山、姜嫄墓，也就在那里出现了……有些地名，虽然在山西也可以找出来，但若见于陕西者，时代较早，我们便很难相信姜、姬两姓先居河东。
可见，在直接材料极为缺乏的情况下，使用地名迁徙原则去考察古代族群的活动之迹不失为一种有用的方法，但运用这种方法也有一个适用度，如果过度使用，其推证的结论难免会大打折扣。日本学者青山定男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变迁》一文中称：“钱穆氏撰《周初地理考》《古三苗疆域考》《楚辞地名考》等，或以会稽山（为禹会诸侯之地）为山西省安邑县东北之方山，以岐山（传为周之先祖所居之地）为陕西省泾阳县北之峨山；或推定古三苗之地为今之河南南部、湖北北部；或求《楚辞》所载之洞庭湖、沅水、澧水等地名于扬子江以北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的地方，树立种种新的见解”，“其在古代历史地理的研究再吟味上，大有参考的价值。”但对钱穆过度重视地名转移的理论也颇有批评，称“钱穆氏所论，是检索《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所载的同名或有关连的地名，依据这个来试行比定古书的地名，大体是在黄河流域，即是在中原方面。谓从来的考定地，多半是依地理知识的发展而转移的同名异地，这些未免过于重视地名转移的说明法，且有滥用之嫌。”钱穆在致顾颉刚的信中反驳青山定男时说：“彼所举弟论岐山、论洞庭诸节，弟乃就古书原文‘内证’说明旧来说地望者之误。《周初地理考》三七、三八、三九、四○、四一、四二，四三各节皆论岐山，即如《史记》周避犬戎东徙，秦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赐之岐西之地以下一大段记载，明明岐山在东不在西，此所谓就古书原文求内证也（论洞庭亦然，原文均甚详）。青山氏乃谓弟只检索《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地名相比附，岂非大笑话。”不过钱穆考证古史地名，的确有扩大“三通例”适用范围之嫌，推证之处甚多，青山定男的批评，也并非全然无的放矢。
其四，以古迹征史、以音似证地的方法使用问题。
在具体的古史地名考证中，钱穆常常使用以古迹征史、以音似证地的方法。比如在《周初地理考》中，钱穆认为后稷之邰、公刘之豳，皆在山西，举山西闻喜县西有稷山，《太平御览》引《隋图经》“稷山在绛郡，后稷播百谷于此山”，并举后稷之母姜嫄为有邰氏女，即台骀氏，其墓亦在闻喜为证，他在这里采用了以古迹征史的方法。
钱穆在考地中还常常运用音韵学知识，采用“音似证地”的方法进行考证。他在《周初地理考》中运用古文字学结合《史记》与《逸周书》推论豳、邠为古今字，“豳”即为“邠”，“邠”从分从邑，改水旁为邑旁，当为靠近汾水的都邑。考炎帝烈山氏所居，“厉之与烈，界之与厉，皆以声转相通”，得出山西介休之界山，“即厉山、烈山也，其地本在近晋之随城，后乃误而移之于德安之随。”在《古三苗疆域考》中，根据史料中“彭衙”“彭戏”的记载，发现其与“彭蠡”之名颇为相似，以古韵学推论“衙从吾声，古鱼吾同音，彭蠡之转为彭衙，是支鱼之相转也。‘戏’与‘蠡’同属支韵，则彭衙、彭戏皆彭蠡也。”以大河两岸之彭衙、彭戏诸名可推证古者河流有彭蠡之称，进而论证吴起所说的彭蠡并非今日之江西鄱阳湖，在江北而不在江南。他考《楚辞》地名，认为“屈原沉湘”，“湘”通“襄”，湘水即襄水，即今湖北之汉水，进而认定屈原行踪，根本未到达今日湖南之洞庭湖。可见，以“音似证地”也是钱穆考论古史地名常常釆用的方法。
不过无论是以古迹征史，还是以音似证地，过度使用也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当年齐思和在反驳钱穆周人起于晋地说时称：“钱氏以汾释豳，盖求之音近；以稷山释骀，且举姜嫄墓为证，则征之于古迹，似皆不足以成立”。“夫世传古迹，十九出于后人附会。如黄帝战蚩尤古迹，今河北之涿州，察哈尔之涿鹿，皆有之。又若陕西之桥山，河北之涿州、平谷，山东之曲阜，皆有黄帝陵，果孰为真陵乎？又如史称舜耕于历山，今山西河东、山东历城，皆有舜亭。他若仓颉之墓，今可考者有十处，帝尧之冢，亦逾十所，其不足信，极为明显，以古迹征史，宁足信据？”至于音似证地，则“尤为危险。夫古今建置，屡经兴废，往往一地而有数名，同名者未必一地。且初民居处不定，每至新地，仍用旧名，毫地有九，郑地有三，盖以此矣。同名者且非一地，况求知之于音近乎？又阴阳对转之说兴，古音几无不可通。以之证地，则极危险矣。”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