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历史理论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系列的重大论断、重大命题、重要指示，既事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也是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引起了学界广泛讨论和切实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设24项“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创新项目”，各期刊杂志纷纷开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专栏，围绕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大历史视域下中外历史理论等展开了热烈讨论，推出了不少创新性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理论思考。“第25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济南）、“第三届新时代史学理论”论坛（长春）、“全国首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青年论坛（南京）、“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解析和批判”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等重要学术会议陆续召开，推动了全国历史理论研究的热潮。可以说，2023年是历史理论研究大发展的一年。
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史学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总结了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突出特性，提出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史学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命题，探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考察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中外文明比较视野下探索中华文明发展道路，具有鲜明的理论自觉和现实关怀，展现了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新时代历史学繁荣发展的新领域和新方向。
（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探索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但它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命题，植根于党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长期探索。学界考察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渊源和理论积淀，呈现了中华文明连续发展、走向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历史脉络。
学者们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探索，纳入近代中国寻求现代转型的整体视野中加以考察。面对西方冲击，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迎来了从古典形态向近代新形态转型的历史任务。“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等方案竞相登场，但都归于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中不断推进“两个结合”，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历经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推进“第二个结合”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创新，最终明确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走出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正确道路。相关研究也关注到这一历程中的关键节点和重要人物，如认为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嫁接东西文明、创造“第三新文明”，瞿秋白要求以无产阶级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文明”等，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最初呼唤；毛泽东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文化条件，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党对发扬文化主体意识、推动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初步理论总结，为从历史角度把握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探索历程奠定了基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旧邦新命”。如何跳出古今中西非此即彼的对立，是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历程和发展方向的关键问题。学者们强调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重视现代转型的中心地位。中华文明实现现代转型和重建文明主体性的任务相交织，关键是要理顺近代文明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党早期批判和去除了传统文化中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消极因素；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的过程中，党逐步将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纳入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正确处理了民族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将中华现代新文明定位为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具有深厚民族根基和民族特色的现代新文明。在这里，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它内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并由此获得了新的形态。康震指出，文化主体性与国家、民族的主体性密不可分，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身就是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这些研究表明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促成中华文明永续传承的必由之路。
（二）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历史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一理论总结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内在特质和思想内涵，准确把握了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和文化精髓，对历史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2023年，学界关注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同时，重点探究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统一性和包容性。
一是通过考古发掘和文献材料的综合研究，进一步明晰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连续过程。有学者通过考察柳林溪遗址的出土器物和文字刻画、八卦符号刻画及其观念的发展线索、二里头文化出土器物与商代“器物字”的形态对比等，认为从新石器时代到殷商王朝，文字传统、礼乐文明、宇宙观等中华文明的核心要素处于连续、有序的发展之中。学者们还着力梳理了中华文明由农耕聚落到都邑国家再到一元化帝制国家的发展脉络，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继承发展，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提供了大历史视野下的宏观叙事。关于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原因，学界提出了值得注意的四个因素，即承载着族群认同、祖先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礼乐制度，“中”与“中和”的文化基因及其塑造的国家认同，聚合了中华文明多重核心价值和实践传统的“民本”理念，以及有利于文明独立延续发展的地理环境。还有学者认为统一、创新、包容的文明特质，共同造就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二是梳理历史源流，深入探讨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重要特征、历史进程及形成原因。邢广程指出，建立了向内凝聚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重要表现。刘正寅提出，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凝聚、发展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民族共同体；统一性不断增强，成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学界集中考察了历史上各民族认同中华文明、形成并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事实和文化逻辑，认为司马迁对五帝时代的叙述中即已包含政治一统与文化一统相互促进的文明演进模式；春秋战国时期，内外夷夏在交流融合中逐步形成了跨地域、跨文化的共同祖先意识，逐渐走向了华夏族和华夏共同体；即使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也秉持“天下”理念、趋向中原传统，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整体性特征；清代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嵌入互动格局，展现了巩固“大一统”国家的治理智慧。关于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历史进程，有学者以10世纪为限，认为此前是中国各文化—地理板块的区域性整合，此后则进入跨区域整合；有学者指出“大一统”秩序的演进，包括秦汉的“中国一统”与元明清的“华夷一统”两个阶段。至于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原因，在思想上，是以礼乐文明为中心的“王道”“王化”思想和“大一统”理念及其实践为中华民族一体化奠定了基础；在经济上，是古代游牧社会必须与农耕社会建立联系才能实现发展，构成了“大一统”的深层逻辑；在政治上，是以礼乐为基本架构的国家权力构成了中华文明德治传统的制度化准则。可见，中华文明的长期统一是诸要素有机结合的必然产物，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底色。
三是立足多元族群文化视角，强调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有学者考察了二里头墓葬中的不同人群、三星堆的器用现象和商代金文族徽的传播，提供了中华文明早期族群文化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新证。中华文明既包容多元族群文化、又巩固发展中国认同的具体机制也受到关注。例如，《史记》对华夷一统的炎黄共同体的书写、元代士人构建“大一统”政教秩序所援引的儒家思想资源、“天下”观念对“王者无外”“天下一家”的追求等。李大龙指出，在讨论“历史上的中国”时不应纠缠于内地和边疆“谁代表中国”，而应采用“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视角，强调二者都是“天下”的有机组成部分，为超越单一族群文化视角，充分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三）中外文明比较视野下的新探索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发展壮大和包容创新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外文明平等对话、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罗新慧指出，以二里头为代表的中原青铜冶铸工艺明显不同于近东冶金技术，具备本土色彩；而早期中国西北地区的青铜器在工艺、器型方面与中原青铜器不同，显示出欧亚草原的影响；中国青铜冶金技术又随着人员交往、迁徙，与东南亚诸多地区产生关联，通过青铜冶金技术反映了古代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王献华认为，辐轮马车是青铜时代中后期欧亚草原的标志性技能，三星堆未见辐轮马车出土，说明三星堆的大量异域符号元素并非来自欧亚草原；其可能是通过红海、非洲之角、南亚乃至东南亚的“季风带海上文化互动区”传入成都平原；三星堆的异域符号元素是其先民针对商王朝的差异化身份建构；神树纹玉琮的出土恰恰说明三星堆先民的中华文明底色，因而三星堆文明和商文明都属于中华文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一部分。海力波认为，秦汉之际华夏文明和欧亚草原文明频繁互动，政治神话与后者多有联系也说明了这一点。杜永卫的《敦煌传：四大文明汇流之地》，记述了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的存在使中原政权将汉民族文化不断向西拓展延伸，也承接佛教文化及西亚、中亚文化向内陆传播发展。庄亚琼认为，欧美学者在研究《史记》《汉书》史表过程中，并未深入分析中西古代史表书写异同，而西方中世纪史表秉持基督教神意史观，没有《史记》《汉书》史表追求理解历史的丰富类型。
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之间的差异不应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成为文明进步的动力。例如，克里斯托弗·埃赫雷特反思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方将世界人民划分为“文明”与“野蛮”的做法，指出这种做法忽略了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种显著发展，这些发展对人类整体物质成就以及现今状况都有很大的贡献。中国学者李希光与巴基斯坦学者埃贾兹·阿克拉姆认为，刘易斯与亨廷顿从西方视角构建“文明冲突论”背后的一个思路在于防止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形成联盟，这种思路来自于西方的分而治之与零和博弈的文化，但传统意义上的伊斯兰文化在精神内核上与儒家文化有相通之处，包含了统一和平、融会贯通的团结思想。陈赟提出以多元一体的共生意识替代“文明冲突论”，提倡一种与“历史终结论”截然不同的“历史生生论”。亚历山大·斯塔特曼就针对欧洲启蒙运动往往被视为现代时期的开端、以科学为标志和保证的进步理念经常被视为西方对启蒙运动的继承的传统观点，指出中国科学塑造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标志性遗产即西方的进步理念。这就是文明间互学互鉴、共同发展的典型体现。
其实，透过中外文明比较视角，反而更容易看清中西现代化道路、中西文明的根本性差异。周文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老路，展现了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历史新趋势。李滨、陈子烨考察了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式现代化在物质满足的包容性、实现物质满足的方式与手段、制度和文化方面都有本质区别。刘须宽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全面超越。田文林提出，西方借助“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为其现实政治服务，这是“反文明的文明观”，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文明观的思想资源，也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途径。
总体而言，学界围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理论问题，考察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及其形成原因、丰富内涵、发展道路等，并通过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的视角，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史学繁荣发展的时代方位、研究重点、使命任务。但是，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思考大多集中于政策和理论层面，鲜少回归历史现场，以揭示其历史和文化逻辑；对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阐释，大多流于表面，深层次、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较少，同质化、低水平、重复性研究较多。即使通过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的新探索，也仍有不少值得继续深化和拓展的学术空间。因此，完整、准确、全面地研究与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仍是学界未来的重要任务。
二、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探索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重要论断在2023年持续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而焦点就是新时代中国历史学的主体性研究，目的是从传统史学中汲取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与方法。
（一）巩固新时代中国历史学的主体性
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巩固中国历史学的主体性，是当今史学界颇为紧迫的一项重要任务。高翔指出，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杨艳秋认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史学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未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发展的方向。只有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提炼富有启发性和阐释力的本土化概念、理论和观点，揭示中国道路特殊性的同时，才能为世界贡献有益的经验和智慧。因此，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巩固中国历史学的主体性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济南大学学报》从2023年第1期特设“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专栏，组织学者持续探讨这一问题，推动新时代中国历史学的主体性研究。
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破除其思想束缚与制约，是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巩固中国历史学主体性的前提与基础。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历史叙事模式，“西方中心主义”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扩大版，即盲目地把欧洲或西方置于世界历史的中心，无视甚至否定其他地区人民的历史，它是西方殖民主义的理论基础，集中反映了西方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地域主义。反思“西方中心主义”，主要是围绕“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演变、理论错误、表现形式、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负面影响等问题深入探讨、反思和批驳。《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5期“圆桌会议”专栏，组织了以“欧洲中心主义再思考”为主题的系列文章，从不同角度反思与批评“欧洲中心主义”。崇明认为，欧美哲人的若干启蒙思想，最终成为“欧洲中心主义”谬论的暴力工具，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赖国栋指出，20世纪以来法兰西民族的特色是决定其史学理论发展的主体因素，而非受到“欧洲中心主义”影响的结果。韩家炳认为，美国教育史中多元文化主义是主流，不断消解着“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其实，民国时期中国学界便有人注意到“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试图破除其对中国学界的消极影响，但效果不彰。
只有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巩固中国历史学的主体性。路遥指出，研究中国历史问题，一定要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学术话语，并锤炼和坚持自己的学术风格，这样才能在国际学术界赢得尊重并把握话语权。在西方史学东渐的时代大潮下，中国史家总能在浩瀚的传统文献和学术思想中找到与之对应的近代因素，接纳西学的同时建立以中国本土史学为主体的近代史学体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这是典型的人类社会的纵向新发展推动横向发展，即在全球范围推动互联互通互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断构建。邓峰、干成俊指出，“只有采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才能冲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危害。”真正巩固中国历史学的主体性，筑牢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
（二）坚持唯物史观与传统史学方法相结合
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吴英认为，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新的解释体系，实现唯物史观与时俱进的发展，是必须完成的一项前提性工作。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为我们提供了思想营养。因此，我们要处理好三种关系，一是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关系，这是由中国传统史学的独特价值决定的；二是与外国史学的关系，这是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尤其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决定的；三是与现实实践的关系，这是中国史学的最终评价标准。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学者在理论研究上的前瞻性，主要表现在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分析阐发中国全球史和国际关系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基础，这也是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的现实进程。李振宏指出，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最本质最重要的方法论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方法、从经济必然性角度看待社会历史进程的思想方法、从历史联系性角度观察问题的历史主义方法和相互作用方法论。这四个层面的方法论思想，是需要化到历史学家思维中去而变成思维习惯的历史思维要素。
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要坚持唯物史观，又要从传统史学中汲取智慧与方法，更要将两者结合起来。中国史学的历次重大变革，均以历史编纂为载体，因而系统考察中国传统史学和史学传统，可为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益借鉴。汪高鑫指出，中国传统史学中“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思维、求真与求道的二重性思维、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念，均是中国史学思想史的优秀经验。历史研究既注重实证，也强调理论思考。若只注重史料梳理，忽略历史的分析与批判，不懂得如何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就不能适应新时代史学研究的需要。有的学者指出取法旧史学、私淑旧史家和整理旧史料是理解中国近代史家赓续传统、建构新时代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三条路径。周文玖等学者把民国史学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系统梳理了民国史学在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特殊位置。20世纪初，学成归来的中国史学精英将世界最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带回中国，对中国现代的史学学科体系建设与史学规范的形成有开辟之功，推动了新史学范式的成型。
（三）探索构建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的路径
构建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需要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学术支撑和智力支持。有学者建议，借鉴乾嘉考据学的求实方法、求真精神和批判意识，构建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其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形成了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独特优势”“深厚基础”和“源头活水”。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继续巩固唯物史观指导地位成为学界共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史学理论研究深度融合，提炼了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的新概念、新问题、新话语，成为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三大体系”的基本趋向。
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呈现多学科融合研究的新特点。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联合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于2023年4月23日至25日在苏州大学召开了“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学术论坛”，就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目标与科学内涵、历史学各学科中的话语体系建设、中国历史学与世界历史学的学术交流、加强宏观史学与微观史学的融合研究等方面展开深入讨论，可谓内容丰富，方法多元。徐志民、李政君主编的《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系统梳理了历史理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边疆学、世界历史六个学科关于“三大体系”建设的前期理论成果，专题特色鲜明，学术前瞻性较强。需要指出的是，新时代历史理论“三大体系”建设受到空前重视，享有前所未有发展机遇。我们必须结合传统优势学科、新兴交叉学科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全方位发力，乘势而上，加快构建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
总之，学界在2023年主要围绕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展开讨论，重点是如何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与制约，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巩固中国历史学主体性的智慧和方法。坚持唯物史观和传统史学方法相结合、加快构建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是一条光明大道。因此，如何加快构建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也是学界近年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但是，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同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一样，也存在泛化、虚化和碎片化的倾向，如何避虚就实地进行宏观的整体性研究，提供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和建构其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路径与方法，仍是学界的努力方向，从而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体系创造条件。
三、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与时俱进、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是科学进步的历史观。加快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思想内涵，均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阐释与运用。2023年，学界围绕唯物史观研究的话语创新、唯物史观的生成逻辑、唯物史观应用及实践意义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
（一）唯物史观的话语创新
推进唯物史观研究，促使其理论内容更加丰富并得到新的发展，需要对唯物史观进行话语创新与阐释创新，这是唯物史观与时俱进的重要途径，也是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重要途径。然而，如何从历史经验出发提炼唯物史观的新话语，并在话语创新的基础上探讨构建学科话语体系，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新时代唯物史观的话语创新，势必指导新时代伟大实践取得重大成果，“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出场就是其具体反映之一。当然，唯物史观的话语创新，也离不开对其理论阐释的深化认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拉布里奥拉，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历史发生的内在逻辑，并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中阐释了无产阶级形成的原因、条件和道路，最终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一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对今天的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唯物史观的生成逻辑
马克思与唯物史观的生成逻辑及其对唯物史观的贡献，是2023年学界关注的重要对象。马克思在与唯心主义的论战中实现了对唯物主义史的初步考察，并将现实个体的人作为研究出发点，奠定了唯物史观的逻辑基础。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通过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从社会发展方面阐释了唯物史观的生成逻辑，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历史性思维也反映了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即以把握特定时代的社会历史特质和世界发展趋势为基本前提，据此建构起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整体性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在批判宗教，以及对各种“宗教批判”理论和方法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形成的，它天然带有批判宗教的内在逻辑，宗教批判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切入点，这种特性甚至影响了唯物史观的形成与发展走向。有学者重回传统文本，从物质生产活动、“现实的个人”等角度论证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体现的唯物史观的内在逻辑联系，对质疑《德意志意识形态》价值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同时，唯物史观的生成逻辑与其形成路径有重要关联。在对物质生产基本逻辑的探讨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传统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的二元论思维进行重构，形成了主客间辩证统一的实践观念，重塑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观。这种对二元论思维的破解和重构构成了唯物史观的形成路径，对后来的哲学、历史学科影响深远。在唯物史观生成逻辑和形成路径的构建中，唯物辩证的“历史分析方法”是唯物史观形成、运行、生效的方法论依据，也是唯物史观正确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根本所在。
恩格斯在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生成逻辑方面也做了突出贡献。恩格斯从工业革命的视角认定“物质利益”是现代世界发展的决定力量，从“物”的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颠倒关系，从社会发展视角阐发了人的自由实现。孙民、赵峰通过考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主要思想，认为恩格斯在书中对唯物史观的发展使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具有总体观的广泛视野，具有普遍性意义。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完善和具体化，进一步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逻辑链条，是理解经济制度与生产力偏离的关键钥匙。他反对机械的经济基础论，相信上层建筑并非“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状况”，还有可能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这些重要论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地认识社会演变规律和推动社会实践工作。
（三）唯物史观的实践意义
2023年，学界把阐释唯物史观与运用唯物史观解决现实问题相结合，重点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第二个结合”等进行讨论，再次验证了唯物史观的强大生命力和广泛应用性。
一是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实质意义。我们只有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才能正确认识唯物史观的理论形态和它的应用范式。中国式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破解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悖论，回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问，为人类文明进步和制度探索做了原创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对“跨越论题”的雄辩证明，又是关于“历史合力论”的科学验证，还是“历史科学”的现实展开和“两个必然”的生动诠释。
二是从唯物史观视角出发解读人类文明新形态，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相关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认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具有显著的五大特征，在历史规律中实现了“逻辑证成”，在社会形态中实现了“历史生成”，在历史规律和社会形态展开的逻辑中，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这是社会主义文明在实践领域的展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视角来看，唯物史观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根本遵循，即社会生产力是人类创造和推进文明形态的根本力量，生产关系是区分人类文明形态的内在依据，二者的矛盾运动是文明形态得以发展演进的动力源泉。
三是有助于深刻领悟六个“必须坚持”、“第二个结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和重大意义。六个“必须坚持”既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们只有深刻体悟六个“必须坚持”的核心要义和价值意蕴，才能更好地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同时，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重要意蕴的关键，是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明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分析并回答文化与文明的相关问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非常契合唯物史观的视野，是蕴含历时态与共时态双重向度的复合文明，是彰显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高级文明，是体现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新型文明。
（四）“两个结合”的历史阐释
2023年，学界重点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契合、接触磨合、渐进结合的辩证过程。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即与“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相联系而获得了本土形式，并未与传统文化出现明显冲突。党成立之初，批判传统文化成为主流，“结合”尚未成为共识。抗战爆发后，党对中华民族特性和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结合”占据支配地位。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左”倾错误造成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之路出现严重曲折。改革开放后，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深入推进“结合”。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关于“结合”的理论体系日益完善。也有学者将“第二个结合”的历史道路分为四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批判与继承阶段，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适应与调整阶段，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恢复与发展阶段，新时代十年的守正与创新阶段。总之，“第二个结合”虽然是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却建立在党长期因时因势探索处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正确方式的基础之上，经历了从自为到自发、再到自觉的过程，为进一步深化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搭建了理论框架。
关于“第二个结合”的历史逻辑，学界分两个层面进行了考察。一是现实层面，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的科学理论，要得到中国人特别是普罗大众的接受，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沃土；“结合”的具体实践始于抗战时期，则源于当时开展文化统战、实行文化动员、掌握文化话语权的客观需要。二是理论层面，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观”“三世说”“大同”理想、“民本”思想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度契合，可以相互成就。因此，卜宪群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度契合，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和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必然选择。
其实，毛泽东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理解改革开放前党探索“第二个结合”的重要参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要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包含了以马克思主义方法学习、批判、吸收中国历史遗产的向度，开创了“第二个结合”的先河，奠定了“第二个结合”的基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批判封建旧思想、旧习俗的基础上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金民卿指出，毛泽东青少年时全面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树立了救国救民的理想。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把“圣贤救世”的道德追求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黄令坦提出，我们要善于从毛泽东史学思想中继承中华传统史学精髓、汲取史学繁荣发展的智慧。这些研究成果既深化了对“第二个结合”的历史认识，也展现了以“第二个结合”解释历史的方法取向。
总体来说，2023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虽然聚焦于唯物史观的话语创新、生成逻辑、实践意义和“两个结合”的历史阐释，但在其他相关领域也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这也反映了各学科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不断宣传、研究、阐释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学术新景象，改变了此前唯物史观一度被弱化、边缘化的窘境，彰显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学术研究重归坦途的广阔前景。
四、大历史视域下的中外历史理论研究
近年来，史学研究中出现了碎片化现象，许多大的结构性问题被搁置，一些历史学者陷入“短期主义”窠臼，弱化了应有的宏观视野和公共责任，缺乏对现实的观照。因此，史学界重新呼吁一种新的宏大叙事的到来，将众多被割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再次整合。2023年，中外历史理论界做了以下努力：以总体性和长时段为分析框架，一方面持续推进大历史视域下通史编纂理论与历史叙事的研究，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重塑对民族、国家概念的理解；另一方面从史学“经世致用”的角度，在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日益增强的今天，中国的国家治理史经验的总结与理论构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反思等，成为历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工智能与历史学研究的关联和发展、历史虚无主义的“智能化”和“软性化”等历史思潮新动向，也是本年度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历史思潮研究的新动向
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和信息科技的发展，历史思潮日益活跃，逐渐呈现各种新变化、新趋势，反映了时代发展大势。
一是数字技术与史学研究的互动成为关注焦点。数字人文主义的兴起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为文明与文化、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新的路径与方法，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2023年3月14日至16日，哈佛大学举办了以“业界工具：通往未来”为主题的数字人文国际会议，从东亚数字人文工具的视角切入，对语言素材、史料的可持续开发、自动化处理、深入挖掘等做了探讨。国内学界对这一趋势同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评价》开设“ChatGPT与知识生产”专栏，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便捷性及可能带来人类对工具的过度依赖，以及自身堕化的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能力与边界、ChatGPT的技术特征及其对知识生产方式的革命性改变等问题。有学者认为计算机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出现标志着数字替代文字的新时代来临，而数码虚拟时空则成为人类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和社会生活交往的平台。其实，历史地理学较早地就与数字技术发生碰撞、交融，2001年开始建设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项目就是例证。大体说来，学界对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关注达成了某些共识，即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技术变革，且会对历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二是历史虚无主义“智能化”和“软性化”。2023年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年，历史虚无主义也“与时俱进”，利用新技术呈现“智能化”新样态。有学者指出历史虚无主义借助智能生成内容技术，遮蔽政治立场，批量化生产历史虚无主义信息；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和智能推荐算法，制造虚假民意和“信息茧房”，操控舆论。郑士康指出，通过巧设生活议题和妙构通俗叙事等方法，历史虚无主义出现了向日常生活话语渗透的倾向，这也是“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特征之一。在叙事手法和风格上，历史虚无主义叙事样态产生了贴近生活、融入日常的新变化，叙事对象聚焦广大青少年，叙事内容更加碎片化，叙事手法更为隐蔽。历史虚无主义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因此，我们必须对历史虚无主义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批驳，从而激浊扬清、固本培元，传递正确的历史观和党史观。2023年12月21日至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主办的“历史虚无主义解析与批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内外的学者重点揭露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本质，批驳了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和社会反响。
（二）中外历史叙事的新思考
一是中外学者关于中国通史编纂及其理论研究的深入推进。有学者从中国通史体例、架构、史观、编纂理论等方面，考察刘知幾、梁启超、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撰述观念，以对历史编纂学基本问题的认识为导引，探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理论构建问题。还有学者重点考察海外学者的中国通史编纂及范式的启发。例如，孙越考察了20世纪早、中、晚期法国汉学界的三部通史性著作，认为三部著作在范式上经历了“王朝史”“总体史”“王朝史—总体史”融合的演变历程，分析了法国学界的中国通史编纂的理论与方法。也有学者以《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和日本讲谈社的《中国的历史》为参照，评述俄罗斯十卷本的《中国通史》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方法与撰写范式。
2023年是古史辨运动100周年，古史辨运动与古史研究受到关注，其中古史重建与历史分期问题，可为中国通史古史部分的编纂提供参考。王震中认为，古史辨派以打破旧史学体系为主，破有余而立不足，今人无论在古史辨派贡献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还是通过对其局限的反思而向前迈出一步，都是走向重建中国上古史。他之所以如此定论，是因为现今整合多学科并在诸多具体问题研究上取得了新进展，做出了理论创新，且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重新撰写中国上古史。李禹阶指出，我国传统经典所载上古史正是“历史记忆”在“层累式整合”中完成的，它既使史前丰富多彩的各区域文化融入早期中原国家礼乐文明的历史中，同时也在这种历史书写中保留着中国上古真实史迹的痕迹。其实，在重建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上，胡厚宣以新汉学的学术立场，利用新出的考古材料，结合甲骨金文考证，就回应了社会史论战及古史辨运动的不少学术争议问题。
二是西方历史书写的方法、理论与视野的开拓创新。一方面，学界越来越趋向深究西方历史理论与普遍历史书写的关系。例如，他们或讨论种族更替模式、生物生长模式、文化进步模式和历史循环模式，以及世界帝国更替模式在普遍史书写中的运用；或关注中世纪盛期普遍史书写中的历史分期的转型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史学观念的变化；或探讨西欧“普世史”的历史空间；或关注历史距离与现代历史意识之间的关系，分析近代以来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或关注具体区域国别的普遍史书写及近代百科全书式世界史书写的衰落与历史意识变迁之间的关系。还有学者以“记忆研究”和“记忆转向”为研究重点，探讨历史叙事中记忆研究在国家和民族建构方面的作用。
另一方面，学界不断拓宽研究视野，以全球史为研究方法，关注史学著作、史学流派的跨语际传播与互鉴。例如，日本学者古田拓哉关注英国史家西利（JRSeely）的著作在日本的翻译与传播。亚历山大·纳赫曼（Alexander Nachman）考察了剑桥学派在伊朗的传播，认为剑桥学派的思想史研究方法给伊朗思想史学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淡化了伊朗思想史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国内也有学者从跨国史的视角考察了史学观念的流变，如兰普莱希特史学在欧美及东亚地区的传播。近年来，随着跨国视野研究的兴起，也使一些史学史研究者追溯跨国史研究的起源和路径。例如，奥拉夫·布拉施克（Olaf Blaschke）与西蒙·波特哈斯特（Simon Potthast）以20世纪30年代法伊特·瓦伦丁（Veit Valentin）的《1848—1849年德意志革命史》为例，分析了瓦伦丁如何用一种跨国的视角来研究1848年革命，进而探讨跨国史研究路径的旧与新。
（三）国家治理史研究的新趋势
2023年是“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命题提出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刊物，均开设国家治理史研究专栏或组织笔谈文章，集中讨论历代国家治理的体系架构、主要特点、经验教训，取得了明显进展。
一是树立大历史观，系统梳理国家治理的历史根源、发展轨迹和基本规律，探寻古今国家治理的内在联系及现实价值，再现历代国家治理中的“共性”现象和“一般”特征，深刻揭示历代国家治理中的“异性”现象和“特殊”情势，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治理史研究从“思想”到“价值”、从“措施”到“体系”、从“过程”到“效益”的创新性转变，集中反映了国家治理史研究视阈日益宏阔、旨意日益宏远的总体趋势。其中，夏春涛主编的《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系统梳理了历代国家治理的体系架构和演进轨辙，深刻总结了其主要特点和经验教训，集中彰显了其总体成就和时代意义，是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马平安主编的《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丛书》，紧扣历代王朝独特的政治文明形态和治理生态，生动再现了历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策略和突出特点，整体考察了历代国家治理的主体脉络和丰富意蕴。展龙提出“国家治理文明”这一重要概念，并从认识维度及核心问题、突出特性及深层意义、架构体系及现代转化三个方面，揭示了“国家治理文明”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之间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联系。还有学者从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城市治理史等多维度总结国家治理的历史逻辑、治理体系、治理机制的深层内涵及彼此关系的变化。
二是加强国家治理史料的挖掘与整理，在交叉综合、比较联系的研究理路中明确国家治理史研究的范畴，创新国家治理史研究的方法。2023年，学界围绕“仁政”“民本”“一统”“天道”“天命”等儒家核心治国思想，或整体阐释历代治国思想，或专门解析孟子、真德秀的治国思想。这些成果从不同侧面呈现了国家治理思想的核心意涵、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需要注意的是，探讨国家治理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关系，总结与分析国家治理经验的影响，也是国家治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2023年3月18日至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承办的“大历史视阈下的国家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分为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中国历代治理、世界变迁与中国治理等专题，探讨了古今国家治理的生成逻辑、运作机制和实践效益，分析了中外国家治理的时空差异和历史联系，讨论了国家治理史研究的范畴、方法和时代价值。
（四）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特色
一是海外中国学研究从分散走向联合，成立了总部设于北京的世界中国学研究联合会，旨在促进中国学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中国同世界的沟通与对话，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2023年7月3日，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召开，主题为“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携手绘就现代化新图景”。习近平总书记向这次大会发出贺信，指出：“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和标识的文明。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将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指引。”11月24日，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主题是“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向此次大会发出贺信，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强调海外中国学研究在沟通古今中西和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意义。在本次会议上，世界中国学研究联合会正式成立，从此海外中国学研究有了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和彼此交流的重要平台，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11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海外中国学研究室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济南联合召开了首届海外中国历史研究前沿论坛，既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前述两次贺信精神，又交流了海外中国历史研究的最新动态。
二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学科建设、学术反思等越来越受到重视。《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的“圆桌会议”栏目，以“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为主题，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宗旨、对象、方法、学科特性和学科建设。其中，张西平指出，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求真与务实的批判精神是审视海外中国学的基本立场，严肃科学的分析方法是辩证把握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双重品格的关键。侯且岸坚持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对美国中国学研究转向的历史过程作了学术史的反思，以期丰富对美国中国学的认知。周武认为，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的背景下，中国研究日益呈现世界性百家争鸣的盛况，在此过程中，“本土的中国叙事与海外的中国叙事的交流互鉴日益频繁，并在这种日益频繁的交流互鉴中逐渐形成中国研究的第三种叙事，即以中外交流互鉴为主要形态的世界中国叙事”。吴原元强调，无论从海外中国学的学术属性及其发展取向，还是对已有海外中国学研究知识的挖掘利用，都要求我们保有“整体”的思想。唐磊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李学勤、严少璗等学者就探讨过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化问题，提出过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模式和学科特性，但从“学科性”理论而言，在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化过程仍需要对一些基础性问题，如该学科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等做出进一步澄清。在当前中国与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的背景下，如何打破学科壁垒，扩展中国研究的视野，启发海外中国学家从中国自身的历史逻辑出发去思考中国问题，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应有之义和迫切任务。
总之，大历史视域下中外历史理论研究，重在强调历史理论研究的宏观整体性、思想理论性、学术前沿性，也确实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无论历史编纂还是古史分期与古史研究，无论西方历史书写的理论、方法与视野还是以全球史为研究方法的史学著作、史学流派及其跨语际传播，无论国家治理史研究的新趋势还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特色，都顺应了历史理论研究的时代潮流，即借助信息科技的发展，开启技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更多地转向呼应现实、贴近生活。这一点在公共史学、信息史学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体现了历史思潮研究的新动向。需要注意的是，在我们强调宏观性、思想性、前沿性的同时，仍有不少研究成果仅仅止于实证和介绍，难以满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客观需要。展望未来，历史理论研究者仍任重道远，责任重大。
五、反思与展望
总体而言，2023年是历史理论研究颇为活跃的一年，学界重点围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大历史视域下的中外历史理论研究等展开深入研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具体而言有三：一是关注重大的历史理论与现实问题稍显不足。例如，宣传、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体悟“两个结合”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方面虽有一些历史理论研究成果，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相比仍然较少。二是真正有历史研究深度和理论参考价值的学术成果相对更少。三是历史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性，导致难以充分发挥其对历史研究的凝聚和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了中国历史研究院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的重要职责和使命，而发挥统筹指导效能既需要发挥行政指导作用，也需要发挥学术思想、学术方法、学术理论的引领作用。
历史理论研究就是总结与提炼历史研究的思想、方法、经验与理论，也是助力新时代中国历史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引力，因而我们期待着历史理论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一是重点关注重大的历史理论与现实问题，掀起“新时代五朵金花”的争鸣，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底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方位”“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两个结合’的历史理论阐释”，切实推进历史理论“三大体系”建设。二是深化传统历史理论命题研究，例如持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通史叙事理论、“大一统”思想体系研究，关注“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深化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三是继续打破学科藩篱，积极推动多学科融合的历史理论研究，加强中外历史理论研究的对话与交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和推出创新性成果，从而为阐释世界历史提供中国历史研究的经验、理论与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