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史学承担新使命、建构新史学，有所作为而不辜负伟大的新时代，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中国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恩格斯指出：“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先前的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 研究历史的目的，首先是阐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只有不断深化历史研究，才有可能清醒地洞察现实和未来，由此我们还可以清晰地认识到，辉煌灿烂的中国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切，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记忆，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自强不息、浴血奋斗的真实写照，也是指引中国人民满怀信心走向未来的明灯。

　　“中国史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持续探索，也有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100多年的实践，有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80多年的历史进程，更有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只有从这样的历史时空坐标中，我们才能深化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进而自觉担负起着力构建“三大体系”的崇高使命，彰显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和社会担当。

　　学习和总结历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党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方法。铭记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对中国史学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中国史学大繁荣、大发展的机遇。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自然，对中国史学也如是。

　　只有明确中国史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觉地投身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中，才有可能使中国史学既加强基础研究，在学术上精益求精，又关注现实、服务大局，努力做到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它表现出鲜明的历史阐释的现代取向：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瞻往可以察来。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是以现在为渊源。在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的历史研究中，我们应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史学真正屹立于国际史学之林。

　　在“两个结合”中加快构建中国史学“三大体系”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阐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时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同理，“两个结合”也是构建中国史学“三大体系”的必由之路。在“两个结合”造就的“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中国史学的“三大体系”是其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国史学“三大体系”的历史依据，也是它的现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还用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为中华文明“精准画像”，再次阐明了中华文明这一独有的内涵和特色，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些论断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构建中国史学“三大体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一个史学十分发达的国家。先秦两汉以来，世代相传而不曾中断的史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中国传统史学，是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特点，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往往融为一体。包括史学在内，几千年历史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其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蕴含许多超越时空的文化基因，并表现出“讲仁义、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时代价值。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道德观、社会观，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有高度的契合性和融通性。这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贯通，使中国的历史经验、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深度融合到中国史学的“三大体系”中，使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中国史学“三大体系”的构建过程，也是“中国史学主体性”巩固和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史学“三大体系”中，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史学主体性的本质内容。

　　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加快构建中国史学“三大体系”，使我们更加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主要体现为历史研究要凸显“中国特色”“中华民族的特点”，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寄希望于在西方的概念体系中得到阐释，不能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就寸步难行。中国史学“三大体系”的构建，将彻底结束历史研究对西方学术的跟跑、移植、临摹，摒弃和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这样，中国史学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将有新的作为，作出历史学不可替代的贡献。

　　在“熔铸古今、汇通中西”中加快构建中国史学“三大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习近平总书记从“大历史”到“大历史观”的重要论述给我们构建中国史学“三大体系”以深刻的启迪，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大历史”或“大历史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唯物史观的新的增长点，是构建中国史学“三大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国内学术界对“大历史”或“大历史观”并不陌生，但更多的是从国外的史学著述中了解的。近年来，“大历史”在西方史坛方兴未艾，大卫·克里斯蒂安等史家倡导的大历史（big history），是将自然史与人类史结合为一种单一且宏大的历史叙述。威廉·麦克尼尔等认为，这是一项可与牛顿的运动规律和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相媲美的伟大成就，是“世界史许多目标的自然延伸”。美籍华人黄仁宇笔下的大历史（macro-history）与克里斯蒂安不同，是相对于“micro-history”（小历史）而言，更多地是强调用“中前左后右”的综合方法去观察历史，黄仁宇的著作在国内也拥有不少的读者。

　　我们不拒绝“大历史”这一概念，但绝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而是“洋为中用”。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我们要秉承开放包容的态度，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赋予其新的内容。毋庸讳言，在构建中国史学“三大体系”时，我们要有自己的命名权、解释权。我们的“大历史观”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与大卫·克里斯蒂安、黄仁宇等的“大历史”截然不同，其理论要点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无论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还是从中得出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都赋予其时代的、民族的和学科发展的新内容，而不仅仅是历史认识领域时空的扩大或延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凸显“大历史观”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时俱化的新的增长点。首先，它是历史的整体性、连续性和发展性的辩证统一，表明它的“历史—现实—未来”是一个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大的有机整体；作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的内容之一，这一有机体同样存在着内在的规律性运动。其次，它自觉坚持历史认识主体的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辩证统一，这直接决定历史认识主体意识的实现程度。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结合得愈加完美，历史认识的主体意识也将实现得愈加充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作者于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