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囿于苏联传统教科书体系的一些片面影响和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曲折往复，学界在考察唯物史观时为了凸显科学取向，往往偏重于从物质角度出发展开逻辑思考，似乎一旦沾染了价值性描述，就或多或少地与形而上学的“幽灵”发生纠缠。然而，这种致思路径存在相当大的思想隐患，极易导致对唯物史观理解的僵化甚至歪曲，正如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结果“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事实上，价值取向作为与科学取向遥相呼应的唯物史观另一重要维度，在唯物史观的整体构架中发挥着潜在的重要作用，并无时无刻不与科学取向交叠纠缠。对唯物史观科学取向与价值取向本然定位及相互关系的揭示与澄明，有助于更好地全面认识与系统把握唯物史观，继而更好地发挥两种取向的合理作用，最终真正达到历史认识与历史实践的内在融贯。

　　唯物史观的科学取向内嵌价值性前提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发展过程，就是经典作家在对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潮流进行尖锐批判的基础上，充分汲取德国古典哲学之精华后逐步建立完善的。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广大无产阶级生活境况的关注与同情，逐步创立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同时，他们并没有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简单停留在理论中，而是身体力行参与并融入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同时高举，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贡献了毕生力量。作为马克思耗尽一生心血的鸿篇巨制，《资本论》聚焦于资本主义社会，力求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分析揭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在开展严密科学论证的过程中，马克思不吝使用大量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表述。比如，谈及剩余价值率时，他指出，“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谈及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时，他指出，“从英国工人那里不付等价物而窃取的、逐年都在增长的剩余产品的一大部分，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其他国家资本化的”；谈及资本的原始积累时，他指出，“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等等。这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的运用充分表明了马克思倾注其中的浓烈个人感情。事实上，马克思不仅仅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科学批判和对共产主义进行科学论证的过程中，在其整体思想形成的每一个环节，都没有一刻放弃唯物史观科学取向的价值前提与其自身的价值认识和情感倾向。正是价值性前提的存在，为唯物史观科学取向的合理运用提供了范导性原则。

　　唯物史观的价值取向蕴含科学性标准

　　作为经典作家笔下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与描绘，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不是黑格尔，不会在概念的自我运动与自我完成中实现自身理论的最终证成；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也不同于乌托邦，并非空想，而是奠基于社会主义社会之上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诚然，马克思、恩格斯不是预言家，身处19世纪资本主义深刻变革发展的世界潮流中，无法指出实现共产主义的明确步骤，但他们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幻性，摒弃了把资本主义看作一种普遍的、永恒的制度形式的理论态度，并通过贯穿于实现共产主义宏伟目标中的一次次科学论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提供了理论支撑，开辟了现实道路。比如，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就集中阐述了其国家观，并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转变时期提出了精辟的看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可见，历史行动的深化拓展绝不仅仅源于共产主义憧憬的内在驱动，还在于这一憧憬并非空想，其作为一种超越性的精神范畴蕴含着对抵达理想彼岸之科学说明，以及在这种科学说明指导下不断探索铺就的正确实践道路。这种价值取向只有建立在科学原则的坚实基础上，才能为历史科学起到合格的导向与引领作用。

　　科学取向与价值取向的协调统一

　　唯物史观的科学取向与价值取向分别具有各自的内生性结构。在科学取向中，价值性是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价值取向中，科学性同样是题中应有之义。二者的同步作用集中体现在历史认识与历史实践中。就历史认识而言，作为人对已经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以及涉及的历史人物的外部性反思，科学取向决定了标准与方向，而价值取向决定了程度与尺度；就历史实践而言，作为“现实的人”，既要立足客观条件服膺客观规律，还应基于主观考量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盘考虑科学取向与价值取向，不执其一端而罔顾全局。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取向表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规律、原则标准与理论基础，是历史认识与历史实践的根本性、方向性、决定性力量，是透过唯物史观考察衡量历史发展的基本标尺与准绳；价值取向则表征了唯物史观的心理动机、价值认识与情感倾向，是历史认识与历史实践的从属性、间接性、次生性力量，无时无刻不在以一种潜在渗透的方式发挥作用，并对科学认识进行反馈。对二者进行客观与合理把握，最终就能形成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合力。从历史认识与历史实践的关系看，人基于现实境况所进行的历史实践，无不是基于前期的历史认识，而在全部或阶段性完成后进行外部性反思时，则又会形成新的历史认识填入人的思维结构中，进而影响人的历史实践，推动人在历史的发展流变中不断前行。在二者的转化中，出于时间、条件、环境等复杂原因，各类要素未必能形成一致的合力，我们必须兼顾好科学取向与价值取向，充分考虑到先前历史实践的客观条件、外部环境、主要矛盾与核心利益，特别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该历史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实状况，综合考量当下和长远利益、局部和整体利益、个人和国家利益，防止历史认识与历史实践的肤浅与失真，推动科学取向与价值取向双向融通，焕发唯物史观的蓬勃生机。

　　（作者张柯，系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