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自近代以来开始将历史视为人类的创造物，并且将历史创造的基础追溯至以古希腊罗马为基础的古典文明，以此产生出蔚然壮观的资产阶级历史编纂。但本文的研究旨在证明，将古典文明作为人类历史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现实诉求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所致；而马克思通过史前社会研究，深刻剖析了资产阶级为何要在近代社会重返古典文明、古典文明是否为人类社会确立了历史基础、史前文化如何在历史基础上超越古典文明等重要问题，最终将史前社会确立为人类历史的新奠基。这不仅揭示了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而且还开启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类学指向。
马克思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创立之初就挑战了资产阶级将现代文明奠基于古典时代的历史观，进而提出了四个内在统一的判断：一是古典时代起源于史前社会，二是资产阶级社会必将被共产主义社会所超越，三是史前时期与未来共产主义时代具有内在关联，四是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按照物质生产的组织形式先后经历了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四个阶段。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不仅通过史前社会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极点扩大了资产阶级历史叙事的范围，而且在人类历史的视域下完整勾勒出历史演进过程。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人类历史图景内含了对资产阶级历史观的批判与重构，其历史根源和理论合法性都指向了以往研究中较为薄弱的史前社会，而这正是马克思晚年关注社会人类学研究成果的思想动因。本文的论述将力求证明，马克思把历史创造的基础从古典文明往前追溯至史前社会，实现了对人类历史研究工作的新奠基。
一、资产阶级为何要在近代社会重返古典文明？
（一）政治化诉求回答人对人的统治何以是正当的
宗教改革之后，上帝对人事的干预即便不是被“因信称义”的原则削弱了，也是被自然神论的设定给最小化了。自此，神意不能再作为现实世界的直接依据。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现代自然法理论家将古典时代关于“人天生是政治性动物”的论断彻底实现出来。相较于古典时代的德性政治而言，现代政治的基础不再是作为强力的权力，以及位于权力顶端的统治者，而是以正当性为基础的自然权利，以及通过转让权利的契约所缔结的国家；这样的结果是，国家成为了统治人类社会的最高权威，即霍布斯意义上的“利维坦”，而统治者在其中仅仅扮演着代理人的角色。
（二）自然化诉求说明人性的实现即是历史与自由
如果说政治化代表着现代社会自觉的人化，那么自然化则进一步探讨人如何实现自身的问题。在他们眼中，现代社会所要实现的自然目的是人之本性，因而他们指认人的本性（即自由）的实现过程就展开为人类历史。对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本。他认为，人类历史在外观上体现为民族国家通过政治关系而形成世界历史的进程，同时在内涵上又表现为杂乱无章的历史事件通过绝对精神而呈现合理化的过程，因此人类历史在本质上是以一种自然本性的方式来实现自身，并且自然实现为历史的过程就是自由的展开过程。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时代通过将古典文明从潜能到现实的 “实现”思维置入人类社会之中，从而开辟出作为人自我认知的历史意识。
（三）理性化诉求论证私有制作为人类秩序的基石
在证明了政治秩序及其自然人性基础上，资产阶级时代提出了人为自然和自身立法的理性化目标。随着自然的发现与人的发现，人类世界的秩序主要由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大部分的运转所推动；其中，人与自然的关联点构成了人类立定法则的关键枢纽。对此，以洛克为代表的现代自然法理论家认为，确保个人对其劳动产品的占有权，以及保障由此形成的对它物或他人的支配权就可以建构一整套理性化的社会秩序。后来，卢梭和康德从主体的意志角度回应说，由人立定的法律必须体现内在的自由意志，即人只应当遵守自己立定的法律，因而自律与自由表达的是同一个含义。最终，到了黑格尔系统反思这一过程时，他将外在的法律制度和内在的自由意志统一于人类的伦理实践当中，从而融通了法律的外在强制性和主观意志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资产阶级对私有制的辩护实则是对一整套理性化的自然秩序和社会规则的守护。
二、古典文明是否为人类社会确立了历史基础？
（一）马克思通过政治批判提升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化诉求
就对政治解放的批判而言，马克思首先指出它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是一个重大突破。但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解放不是彻底的人的解放形式，因为它在人类社会内部造成了新的统治；与此相对，人的解放必须诉诸于以普遍的人的解放为旨归的社会解放。在此需要注意，马克思的社会解放思想是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提升，二者具有明确的历史关联：其一，社会解放是在政治解放的基础上消除人对人的不合理统治，进而在政治意识的推动下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其二，社会解放需要以资产阶级时代实现的个体解放为前提，而不是退回到此前的类解放状态，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就对政治国家的批判而言，马克思始终着眼于国家的现实而非国家的理念。通过对比，马克思认识到现代政治国家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在其中，国家获得了解放，但人并没有因此获得自由。所以，马克思国家观的实质是指向一种阶级国家——其中，国家不执行教化或伦理功能，而只是一套阶级统治的工具和机器；如果说到现实的资产阶级国家，那么它们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二）马克思通过哲学批判改造了资产阶级的自然化诉求
一方面，马克思指认德国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本性必将在迅速展开的现代社会面前失去话语权，进而沦为解释世界的词句。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马克思认为变革世界的行动应该同现实世界本身作斗争，而不是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同观念世界作斗争。马克思之所以得出这一判断是因为目睹了英法两国已经远远走在德国前列的现实，并且深刻意识到支撑英法两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基础是关注感性世界的唯物主义哲学。所以，马克思主张哲学应该观照现实、反映 现实、引领现实，从而将自身实现为一种变革现实的力量。
另一方面，马克思提出必须将德国古典哲学的自然化基调锻造为历史性科学，从而为人类社会的自我革命提供精神武器。通过英法唯物主义哲学的洗礼，马克思认识到风起云涌的现实世界需要理论对现实的反复把握。这即是说，在人类社会中只存在历史的真理，而没有永恒的真理。所以，马克思不相信对于人类社会问题拥有一劳永逸的解释，于是便转而追求对现实问题的历史性解答，即历史科学。由此可见，历史科学是始终面对现实开放的历史性真理，它服务于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
（三）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调整了资产阶级的理性化诉求
其一，经济规律必须是对历史过程的正确反映，而不能沦为外在于人的抽象教条。马克思立足现实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理性化的社会制度不能带来现实的人的自由。关于这一矛盾，我们很容易从古典经济学的人性论和最大效益原则两大假设找出问题的破绽。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诉诸经济规律的理性表达是外在于人的，人只有偶然符合外在规律，或者获得外在规律保障才可能是自由的。对此，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应该揭示人的规律，这种规律没有独立于人类社会的基础和来源，它们本身只是对人类社会中本质性和必然性趋势的反映。
其二，经济规律必须揭示秩序与危机的动态平衡，而不能非批判地预设社会和谐。在古典经济学的创始阶段，作为个体的理性经济人的活动如何保障经济秩序在整体上的有序运转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借助历史比较不难发现，马克思观察到的整体经济现象与古典经济学家有质的不同；在他眼里，秩序与危机的治乱交替才是资产阶级时代的现实，而和谐与自由 的永恒图景不过是经济学家的美好愿景。以此反观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下半叶的发展，我们看到的正是一幅彻底丧失了批判性的理论画面。最终，马克思与同时代这批“资产阶级的庸俗辩护士”走向决裂，转而以政治经济学批判论证资产阶级时代的历史性，并以此探索人类通往自由与解放的共产主义道路。
三、史前文化如何在历史基础上超越古典文明？
（一）氏族制构成家庭的历史前提，因而共产主义的社会基础是现实的人的共在生活
作为一个共同女性始祖的后裔，氏族反映了历史上最自然和最原初的人类社会组织，这一点对资产阶级提出的原子化个人或理性经济人都是釜底抽薪的批判。针对资产阶级时代的自然理性秩序，马克思始终秉承历史批判的原则。他指出，独立的理性个体是资产阶级基于市民社会规则反过来对人性的塑造，而只要揭示独立个人的历史产生过程，资产阶级的历史观 就不攻自破了。对马克思而言，物质生产的首要意义是维持人类生存和代际延续，而不是追求最大化利润。正是基于这种超越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视角，马克思认为不论是原初人类社会，还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其社会基础都是一群人的共在生活。因此，现实的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现实的历史是由人的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历史。同时，马克思在这里还提示我们，未来共产主义将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力高度发达这个现实的社会基础之上。
（二）公有制构成财产的历史前提，因而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是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
通过揭示公有制向私有制的历史转换，马克思不仅消解了私有制的人性根基，而且确证了公有制或共产制的历史存在，从而让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获得了现实历史基础。但是，人类文明经历了两千多年的私有制发展历史，在现代社会重建公有制不可能是简单地返回原始共 产主义，或建立某种平均主义的公有制。对此，马克思做出两个重要的前提论证。其一，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马克思始终重视财产作为人类劳动产物的主体本质，因此为了让劳动者通过劳动产品确证自身，就必须保证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所有制可以弥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其二，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与古典经济学假定理性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物质生产资料稀缺等前提不同，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领域反映的只是人类生活的必然王国，在此之上还有以自由劳动和精神生产为基础的自由王国。所以，马克思相信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必然会造成物质资料极大丰裕，进而实现按需分配，资产阶级时代之所以做出私有制天然永恒的判断实为意识形态局限所致。
（三）共同体构成国家的历史前提，因而共产主义的政治基础是自由个人的自我管理
在西方历史进程中，政治统治和公社自治是两种源远流长、并驾齐驱的管理方式。但是法国大革命之后，政治国家迅速崛起为占据绝对权威的统治力量，受其影响大大小小的公社运动在西方社会逐渐销声匿迹了。如果做一个横向比较，公社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个体自愿联合为共 同体，其中个体与共同体处于未分化的内在统一；但是国家与此不同，它是在一定的地域基础上以公共权力保障私人权利，其中公共性是私人性之上或之外的一种强制力量。法国大革命的成功经验为现代社会的秩序化和制度化提供了强大推动力，并进而重申了国家乃自然人性的实现这一古典政治学的基本论断。但是，正当现代社会在原则上欢庆国家是自由的实现以及理性的化身之时，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开始反复遭遇工人运动的重创。
既然国家并非根植于人性，而是历史上出现的阶级统治工具，那么在资产阶级时代激烈的阶级对抗中，无产阶级就可以合乎理性地消灭阶级国家，进而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联合重建一种新型共同体，即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对此，我们同样需要站在资产阶级时代的历史成就上加以理解。首先，自由的个人及其自由意识需要在资产阶级时代开辟的市民社会关系中进行培育，因为只有在以物的依赖性为中介的人的独立性社会中，个人才有可能获得现实的自由，进而习得自由的理念；然后，自由的个人需要有计划地参与并调节社会化大生产，让充分发展物质生产和生产力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最后，自由的个人需要在尽可能少的时间内完成必要的物质劳动，从而获得尽可能多的自由时间来丰富和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在此基础上，社会的解放便是由每一个个体的解放来推动的。
通过上述环节，马克思不仅确证了共同体作为国家的历史前提，而且指出了扬弃资产阶级社会中国家与个人矛盾的方向依然是共同体。按照历史辩证法的理解，人类社会原初的共同体是自发形成的，而未来社会的共同体则是通过无产阶级意识自觉建构的。所以，全部人类历史归结为一点，人是自己生活和历史的创造者，人对自己的生活世界和历史规律必将拥有清楚的把握和无可争辩的说明，此即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状态。
（作者王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