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刘光临本来是中国史专业的学生，后来转到我们世界史专业，说要学习世界史的一些方法，以研究中国史。我当时也尝试着研究世界中世纪的农业经济，但并没有什么方法，只是设法了解西方的一些经济史的理论、思路而已。提出学习方法这个问题，表明他在求学过程中，已经先声夺人，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中国史学从梁启超提倡“新史学”，就提出了学习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改造和推进我国史学的问题，其后王国维、傅斯年、陈寅恪、胡适诸名家，都在这方面有所发明创造，中国的史学已经大有进步。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学习苏联史学成为风尚，应该说也有一定成绩。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史学的新理论、新方法，更大量涌入国内，流派纷呈，目不暇接。那么，光临这时提出的学习世界史的方法，又有什么意义呢。

　　从此书可以看出，作者不是简单地介绍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而是要深入其中，融会贯通，了解它们的长处与短处，结合自己的研究，批判地吸收其成果，也扬弃其不足，用实证研究，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以成一家之言。

　　此书首先是比较详细地考察了西方经济史的理论。西方经济史理论，主要是古典的斯密型成长理论，亚当·斯密根据他当时所处欧洲、主要是英国情况，认为经济成长的动力就是工业化、经济增长、市场扩张，把经济增长的动力放在生产力增长上；另外一种就是马尔萨斯主义，主张经济成长的动力归根结底是人口，人口增加导致农业生产上升，但人口上升到一定限度，就会出现土地供应不足以养活上升的人口，于是生活水平下降，人口减少，经济倒退。经过一段调整，人口又复上升，经济又复增长。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论，则认为经济的不断增长应该归功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动力，就是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上述这些理论，大都可以推衍出商品经济的较早发展导致西方实现工业化，而古代东方各国自然经济长期统治，缺乏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落后，沦为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后来日本学者提倡唐宋变革论，主张唐宋之际，中国经济已经逐渐走向近代。伊懋可则更进一步说宋代已经有五大革命变革，不过却陷入高技术平衡陷阱，无法继续前进。最近的加州学派，认为直到18世纪，中国江南地区和西欧相比，在市场发展、人均消费水平等方面都不相上下。这时双方在发展中都遇到资源紧张、生态退化的问题，欧洲，特别是英国，大量的煤炭提供了生产资源，而新大陆的资源更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西欧才阔步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作者对这些理论、方法，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本书的理论框架。

　　此书虽然名称上是“市场经济”，但是时间包括1000～1500年，所以他的框架是对比市场经济和管制经济这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下，各方面的不同之处。其市场经济理论，一共包括五个方面：一，人口增长；二，商业化程度；三，税收结构；四，人均GDP；五，农业生产力。作者用这五个方面来考量市场经济的水平，核心是要对比宋代和明初，由于市场经济和管制经济造成的这几方面的不同情况。而且理论框架中每一项目，都有扎实的经济数字为后盾。这些数字，都是经过仔细审查、推算出的，对引用的别人的数字，也经过自己的详细校核或改正。

　　作者认为不是人口增长促使农业生产力提高，而是市场的作用，因为宋代农民可以自由择业，自由流动，当时地权确立，农民对市场的信息也相当灵通，所以农民的生产兴趣很高，不断设法提高生产水平，同时从事各种副业、工商业生产。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表现在宋代长江下游地区，亩产稻米可达266斤，而清代的1800年，亩产稻米为255～375斤。即宋代已经达到六百年之后清代的水平，这时世界上是西欧国家生产力大踏步前进，走向工业化的时期了。他还估计，980到1195年，人口从6418500户增加到19526273户，达到三倍增长。人口的增长是农业生产力增长的结果，这期间粮食增加，足以供应三倍人口。其中2/3来自耕地面积增加，1/3来自亩产量的增加。这样就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驳倒了。

　　由于市场经济发达，宋代的工资比去市场化的明代要高出很多。他用军人的工资作为估算标准，算出北宋军人工资是每月3百公升粮，南宋因为兵士数量增加，下降为每月100～200公升。可是1125年之前，宋代军人工资比明代军人工资高1~2.5倍，1125年之后，仍然高50%~80%。光临更从人均GDP和国民收入来估算宋和明的不同。宋代的1080年，人均GDP合7.5石（粮），折合银7.5两，国民收入为6亿7千3百万两白银；而去货币化的明代的1400年，人均GDP为3.8石（粮），折合银仅为0.73~0.95两，国民收入则为8千1百万两，只是1080年的12%。

　　作者特别比较了宋、明两代税收的不同，以说明商品经济和管制经济之不同。中国古代国家长期征收人头税，把人口控制在土地上，以征收实物和劳役，这样控制户籍是第一要务。检刮户口，大索貌阅，是常用的手段。所以不允许人民自由流动。宋代商品经济发达，税收主要是流通税，人头税很少，而且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客户（无地农民）不纳税，主户按地产多寡纳税，数量也不大。他计算出的宋代1077年土地税收入为20213万贯，占税收总数的32.2%；而间接税（包括各种流通税、工商业税）为42484万贯，占比为67.7%。即国家税收主要依靠间接税。到了明代，朱元璋又把税收放在人头税上，主要收入是土地税，劳役（无偿征发），即使非农业户的税，也是以实物形式交纳的。

　　作者计算出宋、明两代长途贸易额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宋代1077年，长途贸易额为1亿贯，而国民收入为6亿6千2百万贯，占比为15.1%；而明代1381年，长途贸易额为6670000～8580000贯，国民收入为1亿4千万～2亿3千万贯，占比为2.9%～6.1%。这反映了明代长途贸易的衰落。他还估算出，1077年国内贸易额为1亿两银，而1381年，跌落到只有5.3百万～8.58百万两银，为1077年的5%～10%。这些也都折射了市场经济和管制经济的不同。

　　作者还分析了造成市场经济和管制经济的原因，宋代执行重商主义政策，国家保证货币充足供应，保护私有财产，法律保证契约的执行，大力促进外贸发展，财政方面也货币化，政府大量实行货币采购和和雇政策。而明初去货币化、去商业化，倒退向一切都以农业为中心，国家几乎所有工作，都以征发无偿劳役完成，农民要向不同的地方交纳各种实物，自行运输；而军人在驻屯地进行生产，自给自足，断绝了所有的流通。结果是生产倒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使中国的发展大为落后。我觉得，这方面的分析还可以更进一步，宋代社会环境比较宽松，大臣敢于提出各种不同意见。皇帝了解到这些意见后，就会实施合乎实际的政策。这是当时能够执行重商主义政策的一大原因。朱元璋推行专制统治，对经济严格控制，重农抑商，他按照自己的设想管理国家，独断专行，主观上也许是想为农民谋幸福，结果却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阻碍。政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还是不容忽视的。

　　此书围绕着对比市场经济和管制经济的不同情况，论述了宋代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在中国经济史的论述中，开辟出一个新思路、新方法，为此略作介绍。我的专业是世界史，对中国历史略知一二，所以介绍可能不全面，不准确。此书英文版早已发行。现在译成中文出版，便于让国内更多治中国史、中国经济史同人阅读，相互交流、相互对话，共同促进我国史学的发展，是为序。

　　（作者马克垚，系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