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明，即研究“因”（论证理由）的学问，是我国“冷门绝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狭义的因明学作为佛教五明之一，指的是公元2—6世纪以论辩术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立破之学。借助玄奘的汉译工作，这一传统在东亚地区发展出了悠久的注释体系。《瑜伽师地论》《阿毗达磨集论》《显扬圣教论》的“七因明”，以及玄奘译《因明入正理论》、窥基的《因明大疏》和清代吴树虚的《因明入正理论后记》等，都是这一狭义因明传统的重要代表。

　　广义的因明学不仅包括上述论辩术传统，还涵盖了公元5—6世纪形成的以知识论与逻辑学为核心的量论体系。陈那的《集量论》、法称的《释量论》、寂护的《摄真实论》，以及藏传佛教中的种种量学著作，均属于这一谱系。论辩术与量论构成了因明学的二元视角。我们可以将因明学的发展视为从强调论辩的传统逐步向知识论与逻辑学发展的历程。

　　论辩术与量论：文献的双重视角

　　从论辩术和量论的双重视角考察因明文献，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关键事实。其一，早期论辩术性质的因明作品在古代汉译中得以保存，例如龙树的《方便心论》和世亲的《如实论》。这些文献的梵文原本已佚失，藏译本亦无存，仅存汉译本，为我们研究早期因明发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资料。然而，由于这些汉译文献语言晦涩、缺乏平行文本，其研究难度极高，我国学术界至今对此关注较少。其二，与丰富的论辩术文献相比，绝大多数量论文献未被汉译。例如，公元5—6世纪的陈那完成了因明的知识论化与逻辑化，被誉为“中古印度逻辑学之父”。其所著的《集量论》一书奠定了佛教因明的基本框架，对正理派、弥漫差派、耆那教等产生深远影响。玄奘大师在印度留学时就曾学习过陈那的这部《集量论》，但回国后，玄奘仅译出以立破为核心的陈那早期作品《因明正理门论》与陈那弟子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义净继承玄奘的翻译事业，曾译出过四卷《集量论》，然而这部译作最终并没有流传下来。继陈那之后的因明学高峰——法称的因明体系，同样未留下古典汉译本。因此，可以说，在近代以前，汉语知识界对陈那、法称及其后续体系的了解非常有限。

　　近现代的复兴与国际比较

　　到了20世纪，随着汉藏佛教交流的加深，吕澂、法尊、杨化群、韩镜清等前辈硕学重振沉寂已久的译业，通过藏译本部分转译了陈那《集量论》、法称《释量论》《正理滴论》《诤理论》等量论文献。这既是汉藏佛教交流史上的一桩美谈，也极大地促进了作为“冷门绝学”的因明学在近代的复兴以及汉藏因明传统的比较研究。时至今日，我国的因明学研究依然非常倚重玄奘的古典汉译与近代从藏译本转译而来的新汉译。

　　然而，从全球视角来看，我国因明研究仍有发展空间。在过去的一百年间，诸多因明文献的梵文本不断被发现、校订并出版，如今，几乎每年在国际学术界都有新的因明文献的梵文本被发表、公开或修订。与活跃的国际学术界相比，我国的因明研究尚在起步阶段，主要依附于逻辑学的学科框架之下，更关注因明、古希腊逻辑学、先秦名学和《墨辩》的三大逻辑体系的比较研究，乃至从现代逻辑学出发重新诠释因明的研究路径。如何接续起吕澂、法尊、杨化群、韩镜清、王森等先辈硕学的翻译事业并与国际学术接轨，是当下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当今国际学术界对因明的关注，主要是受到了新文本新材料的刺激。20世纪以来，尼泊尔与我国西藏自治区所藏梵文写本进入国际学术界的视野，以日本学者兼僧侣河口慧海、印度学者罗睺罗、意大利学者图齐为代表的国际学者相继进入尼泊尔与我国西藏自治区进行梵文写本的调查与拍摄。例如，罗睺罗在1929—1930年第一次入藏，寻找法称《释量论》的梵文写本，在1934年4—11月第二次进藏期间，他在夏鲁寺与努尔寺拍摄了包括法称《释量论》以及慧藏护与意喜的注释等在内的诸多因明梵文文献照片。意大利学者图齐在1933—1949年间数次进入尼泊尔和西藏地区，收集了许多梵文写本和写本照片，其中就包括法称《释量论》等因明文献。

　　以这些梵文写本以及耆那教寺院所藏的梵文写本等为基础，法称的《正理滴论》《释量论》《诤理论》、阿阇陀的《因滴论注》、法上的《正理滴论注》、寂护的《摄真实论》与莲花戒的《摄真实论注》、慧藏护的《释量论庄严疏》、意喜的《释量论注》、胜敌的《诤处论》、智吉祥友与宝称的因明作品集、明藏寂的《论理阶梯》、解脱藏护的《说论理》等众多梵文因明文献被校订出版。近年来，在我国藏学研究中心与奥地利科学院等学术机构的合作推动下，陈那《集量论》第一章与第五章梵文辑佚本在2006年与2015年发布，胜主慧《集量论注》梵文本在2006年、2012年与2023年分章出版，法称《定量论》梵文本在2007年与2011年相继出版，法称《因滴论》梵文本在2016年出版，法上《定量论注》第三章的梵文本在2020年出版，法称《对关系的考察》与弟子天主觉的《注释》梵文本在2022年出版。最近，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叶少勇发现并识读了陈那的早期因明作品《正理门论》，并将于近期公开发表。除了这些备受瞩目的因明文献外，宝藏寂的《内遍充论》、宝称的《对遣除的论证》以及迦湿弥罗量论大师骨锁喜的一系列短篇因明文献梵文本的发现与校订出版也不断引起国际研究者的兴趣。这些因明梵文文献绝大多数没有被汉译，相当一部分尽管保留在西藏自治区，却从未有过藏译本，其中的孤本比比皆是。曾经只在印度教或耆那教文献的转引中得以窥见凤毛麟角的因明文献逐渐变得唾手可得，新的因明文献不断涌现，令研究者目不暇接。可以说，当前国际因明学正处于文献爆发的新时代。从长期的学术发展来看，如何尽快消化这些材料，并在学术研究中将其充分利用，已成为我国因明学的当务之急。

　　翻译与学术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曾通过“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形象比喻来强调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性，在学术研究中，这个道理同样适用。在唐代，正是因为有了玄奘大师对因明文献的精良翻译作为基础，窥基、文轨、神泰等法相宗门人乃至朝鲜半岛的元晓与日本法相宗才能创造出深厚悠久的因明传统，进而影响东亚佛教各宗派。近代因明学的复兴，也建立在唐疏的回传以及吕澂、法尊等硕学的翻译基础上。翻译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连接传统与未来的重要桥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当下，我们更需要在新材料的基础上，以扎实的翻译与研究工作实现因明学的跨越式发展。

　　作为我国文化战略中的“冷门绝学”，因明学不仅是学术研究的课题，更应成为知识传承与文化传播的重要一环。在全球化时代，以开放的姿态与国际接轨，通过系统的文献整理与深入的学术探讨，因明学有望为“推动文明传承发展，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全球文明对话”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王俊淇，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