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中，吕振羽素以耕耘领域广阔而著闻于世。自20世纪30年代初进入史学研究领域，以不到20年的时间，他就在中国史前史、社会史、通史，及经济史、政治思想史、民族史等专门领域，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和一系列颇具开创性与影响力的著述。其勤奋治学、勇于开拓的精神，更为后人治学提供了诸多启示。
贯注深切的现实关怀
吕振羽晚年谈及自己的史学研究时说：“回顾五十年来，我从选题到著述，每每是感于历史使命。”简短的语言，真切地表达了他学术生命的根基所在。
吕振羽早年有感于国弱民贫，一度怀着“实业救国”之志，于1921年考入湖南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攻习电机。但不久他就发现，在豺狼当道、军阀混战的条件下，此路难通！要振兴中华，必当先从改造不良社会入手。在李达等影响下，他日益关注社会现实政治问题。1929年，他接连发表《中国外交问题》《乡村自治问题》等，提出对外争取民族主权、对内注重民生和建立乡村自治等具有改良倾向的主张。在这些希望相继破灭后，他遂于30 年代初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治学，初期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领域。1933年春，经李达推荐，他赴北平入职中国大学，承担社会科学概论、农业经济学、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多门课程，并积极参与当时思想界正如火如荼开展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由此将学术研究重心转向历史学领域。同年6月，他完成《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次年发表《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并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其后他再接再厉，转战多个历史学专门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吕振羽各时期的史学研究，无不贯注着深切的现实关怀。在他看来，历史学的作用在于“鉴往知来，正确地把握历史的规律性，认识现社会的客观动向，指导群团、民族、人类努力的方向，提高人类的创造作用”，作为史学工作者，理应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去实现这一目标。吕振羽30年代之所以致力于探究中国历史发展特点和古史分期等问题，目的不仅在于推进这方面的学术认识深度，更重要的是响应时代召唤，“为解决民族出路之一现实的任务”，亦即为判断现阶段中国社会性质和要不要继续推进民主革命等现实诉求提供理论依据。
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后，面对新的形势，吕振羽所撰写的一系列史著，同样饱含鲜明的经世色彩。其中国通史的编写，是为了使一般青年明了今日的中国“是通过了中华民族的祖先数千数万年的斗争，即民族的群团生存斗争的历史过程而来的。这是祖宗遗给全民族共有的遗产，我们不只要共同来承继，更须一体坚持我们不侵犯他人一寸土地一分权利，也不让他人侵犯我们一寸土地一分权利的原则来保障它”，以激发人们奋起抗战救国的勇气。《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的发表，旨在批判各种错误的中国社会史观点，特别是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御用文人秋泽修二等散布的种种“侵华有理”论。书中强调：“抗战建国中的民族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都要依据历史作决定，依靠历史作指南；当前一切实际问题，只有历史给予正确的回答，能指示我们实践的方向。所以在目前，对本国史的科学研究，是迫切必要的。”而其民族史的研究，则是出于“抗战胜利结束，进到和平民主事业的斗争，国内民族问题，立即就要全面地提到行动日程上”的迫切需要。
可见，在那风雨如磐的革命救亡年代，正是这种忧国济民的情怀，始终支撑着吕振羽的学术理想，使他无论是在三尺讲坛上，还是戎马倥偬的征途中，都始终不渝地坚持着历史研究和写作。
奋力开拓史学新域
吕振羽的史学始终饱含着淋漓的创新元气。其初入史坛，正值社会史论战趋于高潮、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逐步形成之际。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研究中国社会史方面，此前虽有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但总体上看，这一领域仍亟待深入耕耘。
为此，吕振羽首先把学术主攻方向定在了社会史。他结合历史与现实，努力阅读文献和最新考古及甲骨金文资料，潜心研究，十余年间，先后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等力作，在批判马札亚尔等对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曲解、陶希圣和胡秋原等所谓春秋战国特别是秦以后中国已进入“商业资本主义”观点的基础上，系统提出自己的中国社会史观，认为中国历史发展遵循了一般社会的通例，大致以殷商以前为原始社会、殷商为奴隶社会、周至清中期以前为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独创性在于：一是开辟了中国史前社会的研究；二是纠正了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有关殷代尚处于原始社会的判断（郭沫若自己后来也改变了看法）；三是首创“西周封建论”，此说后经翦伯赞、范文澜和吴泽等进一步阐发，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内与郭沫若“春秋战国封建论”齐名的古史分期学说。
1937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完成，是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又一开拓性贡献。政治思想史研究，20世纪以来渐受国内学术界重视，谢无量、梁启超、陈安仁、陶希圣等都撰写了相关论著。吕振羽认为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不少论述概念模糊，尤不符唯物辩证法。为抵制其对读者的误导，在李达建议下，吕振羽开设了一门同名课程与之对垒，不久将授课内容整理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吕著最显著的特点，是注重阶级与阶级关系的考察分析。这是一部当时最具规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通史，出版后，不仅受到延安中共领导层重视，也颇得学术界好评，被誉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划时代之巨著，为研究史学、国学、哲学、政治学者均不可不读之书”。
抗战开始后，吕振羽先是奔走联络国共合作抗日事宜，卢沟桥事变后又回到湖南参与创办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和塘田战时讲学院。1939年8月起，在党组织安排下，他先后到重庆、苏北抗日根据地、延安、冀热辽根据地和东北解放区等地工作。在繁忙的抗日宣传、政务和教学之余，他仍不忘拓展新的史学领域，这集中反映在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研究上。
中国通史的编写，因内容广阔，知识复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出现相对较晚。抗战中，为提振民族精神，引导人们认清历史趋势，急需编写观点正确而又通俗易懂的通史著作以应社会之求。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家纷纷致力于此，吕振羽便是其中的引领者。1940年6月，他拟就《本国史研究提纲》，开始着手此事。由于多年从事社会史、经济史和思想史研究打下的坚实基础，不到一年，就编成出版了《简明中国通史》上册。此后，由于事务繁剧，直到1948年，才利用间隙时间完成下册。书中虽保留了传统王朝的时间叙事线索，但将之纳入相应社会形态发展架构；在历史人物、事件评价上，更是突出人民本位和阶级分析方法；论及民族关系，则力倡平等、团结和共御外侮的观念，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由于上册是国内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完成的中国通史著作，出版后十分引人注目，加之语言通俗易懂，颇受大众欢迎，至1959年，全书发行已达40万册。
紧接着，吕振羽又把研究目光投向民族史领域。中国境内民族众多，历史上的关系也比较复杂，加之遗存的史料不平衡，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史研究，除文献外，还须注意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新学科的成果，故该领域的研究向被视为一大难点。实际上，吕振羽在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写中，就十分注意民族问题，鉴于《简明中国通史》受篇幅等条件限制，有关少数民族的内容仍嫌偏少，遂另撰《中国民族简史》以为扩充，并于1947年出版。作为一部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民族史的垦荒之作，其叙事虽简要，但在观念和方法上都显示出新气象。与以往国内的民族史研究偏重习俗和军政等不同，吕振羽更为重视对各少数民族所处社会形态和经济状况的考察，更为注重揭示历史上民族不平等的根源及其改进之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形势需要，吕振羽在工作重心转向教育行政的同时，仍十分关心史学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即使在身陷囹圄的十余年间，吕振羽仍未放弃学术追求，曾咏诗明志：“脑力衰颓羡岁华，倔强犹欲看锥花。近今史事须雕续，往旧哦吟待选拔。民族余编胸有数，哲人补述尚多家。卅年假我殷勤学，夫妇同窗愿不赊。”他希望天假以年，完成对毕生述作的系统修订，并在近代史方面展开新的研究。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他还利用身边的废旧报纸挥笔不休，写下了20多万字的《读报随笔》。
此种永不气馁的开拓者精神境界，是何等可敬！
坚持求实求精的科学态度
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因强调史学研究应具现实关怀精神，颇为民国时期的科学实证派排抑，以为这种理念违背了所谓“为学问而学问”的“现代科学”宗旨，是导致“史观派”徒重“主义宣传”而轻史料工作的原因，吕振羽也受到过这样的“待遇”。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应当看到，历史研究中出现的缺陷或不足，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从史家的主观因素审视，关键是看其研究是否出于公心，理论与方法是否科学，有无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和知错即改的精神。从客观因素看，则取决于文献资料能否齐备等条件。故从根本上说，倡导学以致用与重史料、求科学并不矛盾。
吕振羽的史学固然倡导“致用”，但他又要求这种“致用”必须以“求真”为基础，“不仅要占有史料，还要对这些史料进行选择和审查……反对任何只凭各别现象主观的臆想和轻率武断，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绝不使用未经批判审查的第二手材料”。吕振羽的史学固然推重“主义”，但同时又反对把理论当成公式，“任意裁割史料，或只罗列一些个别历史事例去填充他们现成的公式。这就是历史公式主义……他们不是对不同国家、民族的具体历史作具体研究，而是妄图用千篇一律的公式去硬套各国历史。从形式上看，他们好像是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性，只是稍微忽视了不同国家的特殊性；但在实际上，由于他们抽去了各别国家历史发展的具体内容，因此不只不能重新复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生动、具体的历史面貌，并使历史科学变成没血没肉的僵尸。因而他们丝毫也不能揭发历史的共同规律性”。这样来把握两者的关系，显然是科学的。
当然，由于吕振羽的史学论著大多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长期居无定所导致文献资料搜集不便，使其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但平心而论，这些不足多因客观条件受限所致，并且只要一经发现，他从不惮改正。他的不少著作往往多次增订再版，原因也在于此。如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一度采纳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并认为殷商奴隶制属种族奴隶制，但在认识到其中的错误后，即作了自我批评和纠错。1950年，柴德赓在《光明日报》刊文指出《简明中国通史》存在的一些错讹，吕振羽在给《光明日报》回信中表示诚恳接受，并说自己当年写作此书确实比较匆促，编下册时，在大连带病赶写，“连二十五史及年表之类的书报也找不到手，仅能凭日文材料和极少数的中文书籍作参考”，以致留下了一些遗憾，今当“据以改正”。他在1951年、1953年和1955年对该书连续作了三次修订，内容涉及调整完善“西周封建论”、修正以往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看法及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些论述等。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也先后作过多次修订。在1943年所作的修订中，除文字有所增减外，还改正了“发现的一些错误看法。但自己仍感觉太草率。我胆敢把它付印，意在贡献给读者作为研究中国哲学史乃至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一种参考资料；同时，抛砖引玉，我也可借以获取读者的指教，以便重行删订”，可见态度之诚恳。直到晚年，他仍在考虑进一步修订的问题，希望能弥补“不够细致全面的地方”。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出版后，颇受学院派人士讥讽，认为其中引用的上古传说既不可靠，史前考古材料复歧说难一，不足征信。但事实表明，经历多年风风雨雨，此书价值依然不减，有些观点历久弥新。即便如此，他也未尝自满，而是继续注意搜集可靠材料加以充实。该书1961年的增订本，就据“解放后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和全国各地地下发掘的丰富资料”，增加了《我国若干少数民族的原始公社制或其残余》和《地下出土的远古遗存和我国原始公社制时代的历史过程》，从而进一步增强了该书的实证性。
这种求真、求实和求精的治学态度，无疑值得后来者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