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重视中国独特与恒久的传统、汲取中国传统的优秀资源，已经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但一些对于中国传统的论述，也表现出将中国传统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割裂开来的倾向，认为后者致使前者的“价值”遭到破坏，使诸多传统“美德”不复存在。这种看法不符合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发展既有延续也有更新的事实，不恰当地制造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二元对立。而吴承仕从一个潜心旧学的经生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演变轨迹，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文化延续与更新相统一的发展特征。

　　潜心旧学的经生

　　吴承仕（1884—1939），字检斋，安徽歙县人。他出生于缙绅之家，其同族堂叔伯中，多有从政之人，其父曾长期担任京师歙县会馆馆长。吴承仕自幼受到良好的旧学教育，广泛阅读经史典籍。1907年，废除科举之后的清政府在紫禁城保和殿举行会考，吴承仕被取为一等第一名并授予大理院主事之职。这让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清末的政治与学术，为之后的学术研究奠定基础。

　　辛亥革命之后，吴承仕就任民国政府司法部佥事一职。面对民初混乱不堪的政局，他对现实政治越发感到失望，于是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学术研究。他多次登门拜访当时被袁世凯囚禁在北京钱粮胡同的章太炎，与之讨论经学、小学与哲学问题。吴承仕将章太炎的讲述内容加以整理，形成《菿汉微言》一书。吴承仕的笔录简明且典雅，颇有章氏文章风采。章太炎与吴承仕往来通信讨论学术，涉及评价宋明理学、继承清代学术遗产、叙述古代礼制、考订经史典籍等诸多问题。1923年，吴承仕出版音韵学专著《经籍旧音辨正》一书，章太炎对此书评价极高。不久之后，吴承仕又撰《淮南旧注校理》《尚书古文辑录》等，皆为考订旧籍、研治经史之作。

　　由于在学术研究领域渐有心得，从1924年起，吴承仕离开了长期任职的司法部，转行至教育界，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的教职，开授“国故概要”、“经学史”、“三礼名物”等课程。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吴承仕的治学领域与旨趣，基本都在中国传统学术的范畴之内，可以说是一位比较典型的“经生”。

　　不过，吴承仕毕竟师从章太炎，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在章氏那里，一方面对于中国传统有着许多新的解释，比如新解道家与法家学说、重视历代典章制度变迁、阐发语言文字之学的内蕴，他将中国历史视为激励民德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他在清末有感于时势变迁、国力衰颓，为了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广泛阅览经由日本学者译介的各类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形成了较为开阔的视野。虽然章太炎在1906年以后开始反省认为西学具有普遍性的观念，但他依然受到不少近代社会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倾向于从中国历史自身脉络出发，总结规律性的社会与历史原理。也就是说，章太炎虽然表面上恪守古文经学的治学之道，但他的思想内涵绝非仅限于中国传统学术。深受章太炎学术思想影响的吴承仕，自然也不会排斥新学。

　　在民族危机中开启思想更新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族危机与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吴承仕深感焦虑。他希望以一种开放的眼光看待各种域外之学，使之既能成为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参考，又能指引国人救亡图存之路。在此期间，最能吸引他注意力的，大概就是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主义通过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剖析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世界现状，强调为了推翻不合理的剥削与压迫而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给予像吴承仕这样充满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极大的理论启发。据荣孟源回忆，范文澜曾对他说，当时已经身为共产党员的范氏，在吴承仕苦苦寻求解决时代危机之道时，向后者推荐阅读《共产党宣言》，吴氏读后对范文澜说，“这本书讲得很有道理，难怪你要参加共产党。”同时他还阅读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对古代社会进行全面考察之作。此外，曾是吴承仕学生的齐燕铭也时常向他介绍马克思主义相关论著。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加上自己对于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关心，吴承仕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

　　对于吴承仕的这一思想转变，与之熟识的杨树达并不觉得奇怪。他在日记中写道：“检斋近日颇泛览译本‘社会经济学’书，闻者群以为怪，交口訾之。一日，一友为余言之。余云：‘君与余看新书，人以为怪，犹可说也；若检斋乃太炎弟子，太炎本以参合新旧起家，检斋所为，正传衣钵，何足怪也？’”吴承仕此举，实与其师章太炎对于西学的态度一脉相承，这让吴承仕既有极强的历史感，又能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去接受新知。

　　不过从更深层次来看，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政治参与者是否能克服一己之私利、具备天下为公的理想，乃是评判其政治道德的重要标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能够从自己生活的知识分子圈里走出来，超越本阶层的利益诉求，逐渐形成无产阶级的政治与经济立场，将视野投射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在话语权上处于“失语”状态、大量沦于赤贫境遇的无产阶级身上，分析改变他们现状的可能性。这一行为本身，较之时人眼里的民初官僚、资本家与依附于军阀的无良文人，在道德形象上已有天壤之别，彰显出一种新的“公”之意涵。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先进的理论武器剖析中国问题的同时，在价值观层面充分继承了中华文明的优良品质。

　　同样受过传统学术训练，并在清末与章太炎有过交往的吴玉章曾回忆，他之所以服膺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布尔什维克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必须粉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才能够巩固革命的胜利。这正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正如其言，从思想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正在于，它借助阶级、资本、帝国主义等概念，揭示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压迫与危机，以及在这种情势之下如何形塑、动员、组织新的政治主体。它使得中国人不再将救亡的诉求寄托在旧式武人政客或列强资助之上，而是由被动员起来的广大工人与农民，依靠严格的组织纪律，重新改造国家与社会，让广大群众摆脱孱弱贫穷的境地，同时获得巨大的政治参与感。这也让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民为贵”、“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理想真正有了实现的可能性。这是吴承仕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原因。

　　贯通地思考中国历史与现实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吴承仕对于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吸收与理解的，并且由于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的日子里思考救国救民问题，这种吸收与理解就更有针对性。在吴承仕看来，人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前者指的是“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的反抗方式和行动”；后者则是政治斗争的核心内容。而在斗争当中，少不了理论的指导：“人类因生产与分配的不平均，而要求解决，解决的手段，即所谓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将斗争的经验，做出比较接近的理论和比较有效的方法，这就是社会科学。”同时他坚信：“认识世界，认识历史，同时即认识自己对于世界对于历史的不容回避的义务。以认识促进实践，同时即以实践促进认识；假使认识自认识，实践自实践，那么，只好说是根本不认识，更谈不上实践。”在这里，历史不再仅仅是吴承仕过去所强调的考订古史，而是具有更为鲜活的时代意义，即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历史，认识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冲突、压迫的形成原因与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思考实践的可能性，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去改造世界，实现民族的救亡图存与广大民众的翻身解放。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只有深刻认识历史的流变与特点，分析历史与现实中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结构、阶级力量的对比，才能从基本实际出发，去思考改变现状的方法。而中国传统的“六经皆史”之论，无疑在思维方式上与这一点颇有契合之处。对此，吴承仕认为：“一切科学皆历史科学，一面是自然的历史，一面是人类的历史。”就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言，自然人类历史才是关注重点。他说：“既知一切科学皆是史学，于是欲治史学，必须先有历史观，欲有正确的历史观，必须先有进步的世界观。因此，乃排众难，破往例，创设《社会科学概论》一必修科，作为认识的基本知识。这意义显然是：必须认识世界、认识历史阶段，而后才能够认识自己对于世界应负的义务，才能够认识自己对于时代应做的工作。”

　　吴承仕相信，“史学是以社会的陈迹为根据，而求其变迁的通例，与胜败的所由，面面不同的无穷人事，具着面面相同的若定范畴，所以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都叫他历史科学也可以的。谈到它们的效用，则史学是以藏往知来为职，譬如见生产关系到了某一阶段，可推知未来的社会，将是如何的前进。”

　　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在旧学根底十分扎实的吴承仕看来，同样离不开对古代典制、名物、概念的深入考察，必须建立在熟悉中国传统典籍的基础上，方能真正深入地、客观地研究古史，使之成为理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认识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而研究历史正是认识世界的关键。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从中国历史出发进行理论探讨，是为了树立更为明确的时代任务与斗争策略。基于这样的理念，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研究了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家族制度、经济制度，使人们能够理解许多古代制度与学说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原因。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研究，必须对许多名物、制度、概念有清晰的认知，需要对中国古代典籍有深入的钻研，以及吸收包括清代朴学在内的古代学者的优秀成果。只有具备了这些积累，才能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进行深度剖析，对许多历史现象进行科学解释。更为关键的是，各种通论性著作，也必须建立在大量扎实的专题研究之上。如此这般，才能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学领域落地生根，才能使中国的历史经验成为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一环。

　　吴承仕的学术实践与思想遗产，是今天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时不应忽视的，也为思考中国传统与中国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思考中国传统在当前新的实践条件下的意义，提供了鲜活的例证与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