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杰出的作家、诗人和剧作家，他学识渊博，才华卓著，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孝古学、古文字学、书法艺术，以及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外国进步文艺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一、诗人·军人·史学家

　　在“五四”运动时期，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旧道德、旧文化，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振聋发聩的响亮口号。鲁迅以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郭沫若以第一部白话诗集《女神》，教育了千百万青年，给他们以反抗旧世界的力量和勇气。郭沫若本来旧诗根柢很好，少年时代留存在作业本上的诗歌60余首，已由乐山市文管所编辑出版。其中一些诗篇，表现了少年诗人的极幼稚的自我陶醉；另一些诗篇却洋溢着深厚的民富国强的真诚祈愿和强烈的反帝爱国的激情。“耽耽群虎犹环视，岌岌醒狮尚倒悬”，这些诗句显示出郭沫若少年时代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忧国忧民的广阔胸怀。他少年时代的这种旧诗根柢，并没有使他株守成规，而是走在时代潮流的前面，勇于创新，写他从来没有写过的新诗。新诗集《女神》不仅在思想上反映了新时代的新精神，而且在艺术上也是不拘一格，大胆创造，完全打破了旧诗格律的桎梏，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女神》的问世，诗坛上才算出现了真正意义的新诗。《女神》气势磅薄，豪情激荡，洋溢着渴望自由、追求光明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理想，强烈地表现出“五四”时代那种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精神。郭沫若热烈地希望灾难深重的祖国在烈火中得到新生。《女神》是雄壮激越的战斗号角，是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的澎湃声，是我国新文化史上第一部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新诗集。它的问世，开创了一代诗风。郭沫若是我国新诗运动的奠基人。

　　郭沫若不仅以诗歌为武器，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而且一旦革命需要，便奔赴战场。1926年夏，郭沫苦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作为一个革命军人，他从广州到武汉，到南昌，踏遍关山险阻，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就在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郭沫苦3月底在朱德的家里，满怀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奋笔疾书《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随后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南下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蒋介石通令缉捕郭沫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于1928年2月东渡日本，开始了10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五四”时期的诗人，北伐时期的军人，在被迫逃亡日本之后，几年的潜心钻研，却变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二、在生活的重压下闯入艰深的学术领域

　　郭沫若亡命日本期间，国内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这次大论战，看似学术之争，实际上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正如郭沫若所说：“对于未来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这就是说，这次论战，是大革命失败之后面临的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这是一场关系中国前途的大论战。基于对这次论战的认识，郭沫若以惊人的毅力，披荆斩棘的垦荒者的姿态，在极端困苦的生活条件下，参与了这场论战。

　　郭沫若对论战中涉及的一系列的问题都是从未研究过的。但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凭着满腔热血、一颗忠心，加上他青少年时代就具备的中国古文献根柢，勇敢地参加了这场陌生的大论战。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大论战，完全不同于硝烟弥漫的北伐战争。这里需要的是可靠的资料，冷静的思索，和严密的推理。但是，北伐战场上那种不畏艰险的勇气，血战到底的气慨和克敌致胜的信心也是绝对必需的。郭沫若正是保持着这种高昂的战斗激情，从一个战场走上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战场。一开始，他想到了小时候就背得烂熟的《易经》，觉得那里所包含的宇宙观是很值得研究的。于是写了《＜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接着又写了《＜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及《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写作之际，郭沫若即感到旧有文献之不足，且难征信，认为须得“找寻第一手的资料，例如考古发掘所得的，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

　　1928年8、9月间，他首先在东京上野图书馆借到了罗振玉编的《殷虚书契前编》。从《序言》中得知这是从安阳小屯殷王朝废墟中出土的甲骨文，正是他寻找的第一手资料，但这部没有释文的拓片集录使他无从解读和使用，于是，转向求索甲骨文的入门书籍。不久经专卖中国古书的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的介绍和日本友人的引见，一座藏书丰富的私人图书馆东洋文库向他敞开了大门。在这里，开始阅读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和一批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著作。

　　他对甲骨文一字不识，第一次看到甲骨文的拓片，除了那上面有些白色的线纹可以推断是文字以外，差不多是一片墨黑。但他坚信通过地下出土的古代文字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是一条正确的途径。他以异乎寻常的勤奋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从入门书看起。没有老师指导，全靠自己摸索。“且以遁迹海外，无可与谈者，甚苦孤陋。”住在乡间，图书资料奇缺，天天要跑东京借书。因为要参考《殷虚书契前编》，“每查一字必须奔走东京，殊多不便。”没有职业，生活困难，全靠朋友们接济。或搞点文学、搞点翻译，挣些微薄的稿费糊口。“生活的压迫有时候几乎令人喘不过气来。”有时连一支毛笔都买不起，要向朋友求助。郭沫若1931年10月26日致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一封信，信中说：“请惠假常用毛笔一枝，仆处所有毫皆秃矣。”在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一名著时，郭沫若“手头只有一本花一角钱在神田的夜店里买到的《诗经》”在这样困苦生活的条件下，从事艰深莫测的古文字学的研究，而且还要标新立异，独树一帜。这样的研究成果，在社会上能否得到承认予以出版，而且可以肯定在经济上得不到报偿。当时出版郭沫若古文字研究著作的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曾受到内藤湖南先生的赞赏，说“当时在日本出版这种卖不掉的书，是一种义侠之心”。当《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脱稿后，郭沫若把原稿交给东洋文库主任石田干之助，一个月后，石田回答说：因为稿子“太难懂了，在日本方面恐怕没有办法出书”。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从事这种难以出版的著述，需要特别刚强的决心，坚韧不拔的毅力！他每天从住处跑到东京，把藏书颇为丰富的东洋文库所藏的一切甲骨文、金文著作，全部读了一遍。那时候，他废寝忘餐、不分昼夜地读书、研究、写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病了也不休息，甚至发高烧，也没有停止研究和写作。《甲骨文字研究》中的《释支干》一篇，有一段字迹写得特别粗大，就是在发高烧的时候书写的。

　　通过古代文字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这种工作，看起来是很迂阔的，但舍此即无由洞察古代的真相。”在他以前，也有不少专家学者研究过甲骨文和金文，并在资料的收集和考释方面作出过有益的贡献。但对于资料的收集整理，是不系统的，整理的方法也很陈旧，更没有人进行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研究。郭沫若仅用了两年左右时间，便完成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以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有关篇章，这是他研究甲骨文、金文的第一批成果。而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一部著作。

　　三、勇于创新，善于创新

　　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的《卜辞中之古代社会》和《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是郭沫若利用甲骨文、金文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初次尝试。他决心继续深入下去，彻底揭开其中所包藏的秘密。郭沫若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先后完成了《甲骨文字研究》和《殷周铜器铭文研究》。两书经李一氓努力交涉，均在1931年初由大东书局影印出版。《甲骨文字研究》收集作者1929年所写的考释甲骨文字的论文17篇。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郭沫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把甲骨文研究同古代史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收集了作者1930年所写的考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的论文16篇。这两部论文集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有关篇章，是郭沫若研究甲骨文、金文的第一批成果。因为是草创时期的探索，免不了有许多不成熟的甚至是错误的说法。但是，郭沫若正是在探索中不断前进，在前进中不断探索。这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而是由郭沫若同志开创的史学研究的新天地。在10年的旅居生活中，出版了很多有关古文字的论著。

　　一九三二年一月，《两周金文辞大系》影印出版；同年八月前书的姊妹篇《金文丛编》问世；一九三三年五月《卜辞通纂》出版；同年十二月《古代铭刻汇考》出版；一九三四年春，《古代铭刻汇考续编》出版；同年秋，《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出版；一九三五年编出《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出版；一九三七年四月《殷契粹编》出版。一九二九年秋，郭沫若对甲骨文和金文，还是一字不识的文盲。经过三年顽强的努力，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一部接着一部出版问世，使得当时的古文字学权们也感到是不可理解的奇迹。

　　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所确立的中国青铜器研究体系，特别是这部巨著所开创的一整套崭新的铜器断代方法，是他在考古学领域最重要的建树，奠定了金文研究的基础。这个重要性，郭沫若曾以周代青铜器为例，作了剀切的阐发：“……周代年限太长，前后绵亘八百年，在这儿仅仅以‘周器’统括之，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浑沌。因而周器的断代研究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时代性没有分划清白，铜器本身的进展无从探索，更进一步的作为史料的利用尤其不可能。就这样，器物愈多便愈感觉着浑沌，而除作为古玩之外，无益于历史科学的研讨，也愈感觉着可惜。”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就是凿破这一浑沌的名作。过去对金文的研究，虽然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但自北宋以来的大多数学者，却是根据个人收藏的器物或拓本，汇编成铭文集录，或兼收器形，或考释文字。著录的方法则又大都是按器物分类，同类则以文字有无多寡为序，对于器物的年代和国别仍然是模糊不清，完全不能作为历史资料使用。郭沫若在从事中国古代社会探讨的过程中，“深感周代彝铭在能作为史料之前，其本身之历史尚待有一番精密之整理”。于是便在当时所能掌握的资料条件下，用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对两周金文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于是他从传世的几千件有铭文的铜器中，先寻出一些自身表明了年代的器物作为标准器，再就人名、事迹、文辞的格调、文体的结构、器物的花纹形式等作综合考察，精选出铭文较长而史料价值较高的铜器323件。“据此等器物为中心以推证他器，其人名事迹每有一贯之脉络可寻”，分别断定其它器物的时代或国别。这样就把混沌不清的两周八百年的铜器，整理成为“有历史系统之条贯”，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必不可少的史料。把铜器上的铭文变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必不可少的史料。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所确立的中国青铜器研究体系，特别是由此开创的一整套崭新的铜器断代方法，经过六十多年的检验，证明是科学的方法，为中外学者所公认，一直延用到现在。

　　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方面的高深造诣，使他在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古代史时，处于强有力的地位。郭沫若是利用甲骨文、金文对中国古代史进行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开拓者。

　　“我们现在也一样地来研究甲骨，一样地来研究卜辞，但我们的目标却稍稍有点区别。我们是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以破除后人的虚伪的粉饰阶级的粉饰。本篇之述作，其主意即在于此。得见甲骨文以后，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灿然如在目前。得见甲骨文字以后，《诗》、《书》、《易》中的各种社会机构和意识才得到了它们的泉源，其为后人所粉饰或伪托者，都如拨云雾而见青天。我认定古物学的研究在我们也是必要的一种课程，所以我现在即就诸家所已拓印之卜辞，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

　　四、中外学术界公认的成就

　　郭沫若自1928年秋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三年以后，研究成果一部一部地出版问世。这使得当时的许多人目瞪口呆，迷惑不解。“五四”时代的著名诗人，北伐期间的著名军人，怎么也会去染指“国故”、涉足古董呢？有的人几乎以为郭沫若疯了。但是在辉煌的成就面前，不论是信仰马克思主义还是不相信、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为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方面的成就惊叹不已。

　　何干之评述道：“郭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其他著作，是以《易经》、《书经》、《诗经》、甲骨文字、金石文字等等史料，来追寻中国历史的开端。他的新史料和新见解，的确使无成见的人们叹服，确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日译者藤枝大夫在他的《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一书中说：“王国维、罗振玉、孙贻让、商承祚、王念孙、王引之以至日本的林泰辅等诸人的注解（指甲骨文和金石文字），到了郭沫若先生，以新史学的方法再整理一番，对古代社会给了一幅鲜明的图画。郭先生也说过这一次新尝试，只是一条羊肠小径，只是在丛林中砍了第一次的刀斧。结果并不是一些缺点也没有。然而对于这个一向未开垦的，被人遗忘了的中国社会，尽过一脚一拳的，不论如何也应归于郭先生。将来在郭沫若的批判和反批判中，一定可以使问题更加透彻。”

　　“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说：“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的，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这本书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到二十一年十月五版时，三年之间已印了九千册。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1947年，国共两党进入决战阶段，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对立地位的胡适、傅斯年不约而同地提名郭沫若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对郭沫若在考古学及古文字学上的成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傅斯年推荐的著作是：《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1948年上半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开会，郭沫若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人文组中从事考古专业的同时当选的还有李济、董作宾、梁思永。

　　五、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

　　郭沫若之所以在短期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除了他的勤奋、天赋、敢于创新等条件外，十分重视新的科学方法、密切关注最新学术动态、重视并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这些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

　　1929年郭沫若翻译出版了德国人亚多尔夫·米海里斯的《美术考古一世纪》，初版采用日译书名《美术考古学发现史》。在译者序中，郭沫若指出：“受着这些外来的激剌（引者按：指受西方近代考古学的影响），中国内部也有一部分的有志者起来从来于考古学的检讨了。如像一两年来的殷墟发掘，便是这种例证。”

　　在1948年重新出版时，他在《序》中进一步写道：“我的关于殷墟卜辞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主要是这部书把方法告诉了我”。“作者不惜辞句的教人要注意历史的发展，要实事求是地作科学的考察，要精细地分析考证而且留心着全体”。“假如没有译这本书，我一定没有本领把殷墟卜辞和殷周青铜器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因而我的古代社会研究也就会成为沙上楼台的。”

　　郭沫若虽然身在异邦，但时刻关注着殷墟的发掘。依靠国内朋友，特别是燕京大学的容庚先生。1929年10月31日郭沫若写信致容庚，闻李济于安阳发掘文物，说：“李济安阳发掘是否即在小屯，发掘之结果如何？可有简单之报告书汇否？仆闻此消息恨不能飞返国门也。”容庚先生及时给他提供小屯发掘的最新信息。郭沫若对殷墟发掘的成果，给予极高的评价。“靠着殷虚的发现，我们得到一大批研究殷代的第一手资料，是我们现代考古的最幸福的一件事。就这一发现，中国古代的真面目才强半表露了出来。”

　　对于以往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先驱者，对于他们在探索中作出的贡献，都有给予充分肯定。他说：近五十年来研究这项学问的人才辈出，如吴大澂、孙诒让、王国维、罗振玉，都是很有贡献的。

　　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考释》和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是郭沫若研究古文字的启蒙读物。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即用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结合《史记》、《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等书，有力地证明了《殷本纪》所载殷王朝的世系是可信的，并订正了先公先王的位次。郭沫若受王国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此时对殷周社会性质的认识了。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关于“中国政治与文化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的论断，则成为郭沫若以“殷周之际当即所谓‘突变’之时期”的出发点和依据，从而认为殷代是原始社会末期，周代是奴隶社会的开始。郭沫若评论道：“王氏在卜辞研究之余有《殷周制度论》之作，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是一篇轰动了全学术界的大论文，新旧史家至今都一样地奉为圭臬。”又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

　　对“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雪堂），在古文字方面的成就也作了很高的评价：“他不仅蒐集有文字的骨片，并还亲自到安阳小屯去探访过一次。”又说：“甲骨自出土后，其蒐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居第一，而考释之功亦深赖罗氏。

　　郭沫若对“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彦堂）的成就评论说：“大抵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1933年2月8日，作《〈卜辞通纂〉后记》，说本书付印后，承董彦堂“以所作《甲骨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深感“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庆幸“所见多相暗合”，亦有“大相背驰者”，特录出“与董氏及究斯学者略略商榷之”。1933年1月，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发表，郭沫若说：“王国维死后，殷虚的科学发掘使卜辞研究进到断代研究的一步。卜辞是由武丁至殷末的遗物，绵延二百年左右，先年只能混沌地知其为殷，近年我们可以知道每一辞或每一片甲骨是属于那一王的绝对年代了。这样便更增进了卜辞的史料价值，在卜辞本身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发展了。”郭沫若对董作宾远道向他提供有关资料，特在《〈卜辞通纂考释〉书后》中，“对于彦堂之厚谊深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