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既是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创新的必由之路，是时代赋予社科工作者的崇高使命和责任担当。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回答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以何展现、如何推进四个基本问题，才能实现以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基础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进一步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
为进一步展开和推进中国历史学自主学科知识体系的研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2023年7月9日—10日在成都举行“中国历史学自主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等全国多所高校的二十余名知名专家、学者就中国历史学自主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的理论与方法展开了讨论。
李德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在介绍会议缘起时指出，本次学术研讨会到会的各位学者都是在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耕耘多年的专家，对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学科知识体系均有深入见解，希望各位专家在此次会议畅所欲言，发表创见。
主题报告
报告人：杨学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报告题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历史地位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影响逐渐增大并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主流学派，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传统史学的复兴、西方一些史学流派理论和方法引进，也包括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研究成果的反思，引起了公众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重新评价，而在重新评价中，否定性意见比较多，认为他们讨论的都是假问题、伪问题，他们也不是以学术的方式在讨论问题。杨学功认为学者们有必要重新回顾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对其历史地位有一个重新的确认，同时本次会议的主题，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讨论这三大体系都绕不开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当然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能有很多分歧，接下来杨学功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介绍其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看法。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史料和史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关于历史理论的著作如刘知几的《史通》等，足够我们皓首穷经，但是中国传统的史料、史书、史学理论等著作，在现代学术体系面前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它的现代转换，即它必须要像现代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实现一个话语的转换。它作为史料来讲，毋庸置疑是有永远不败的地位，但是史学不等于史料。历史学科由四大因素构成：史料、史书或史著、史论、史观。
第一个是史料，第二个是将史料整理成含有一定线索或揭示带有规律性的，譬如梁启超所讲公理性质的内容，即对史料加以考订、梳理，然后构建出自己的一套叙事框架，这就叫史书或者史著。第三个就是史论，即历史理论，什么是史学？史学要干什么？怎样来研究史学等。第四，史观，实际上就是你的历史观，历史观应该是最高的一个层次，历史观它内在地规定了你史学理论的具体主张，它可以是一些带有可操作性的基础主张，但是从根本上讲，它就是看历史是怎么回事。
稍后侯旭东教授所讲的“事务”、“事态”，存在意义上，“事态”能否成为历史学的一个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这种属于史学理论的问题。但是要把“事态”当做史学研究的新视角，它背后有一种史观，你怎么来看“事态”，它又不是单纯的一个历史事件。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从四个要素来讲，杨学功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在史料、史学两个方面，成果丰硕、叹为观止，而且具有很大的优产。但是在史学理论，特别是在历史观，如果放在现代知识体系里面来考察，显得相对平弱，特别是由于近现代的中国历史处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也就陷入了一种深刻的危机。因此历史学科面临着一个知识转型问题。
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社会大转变的时代，一个是春秋战国的时代，一个就是清朝末年中外交通的时代，即我们现在讲的近代。在这两个时代，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起到根本性的变化。这一看法应该有普遍的共识。秦汉时期的历史变革就是从封建到帝国，而近代时期要从帝国变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大的历史转型，都带来了中国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深刻变化。如果用马克思的历史观来观察，亦如此。全球扩张不仅给中国带来了中华民族深重的民族危机，而且引发了中国传统历史观的深刻危机。
从史观的意义上讲，中国传统历史观，代表性的大概有以下四种：第一种是春秋公羊学派所讲的“三世”说，“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周而复始循环；第二种是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主张的“五德终始”，五德指五行，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五行之间周而复始循环。第三种，就是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的“三统”说：黑统、白统、赤统，他也认为是循环的，每一个朝代，改朝换代以后它的统序就变了。第四种是宋明理学家邵雍根据先天象术学和佛教的轮回说，创立的“元会运世”说。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历史观，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一是循环论的历史观，就是用循环论来解释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而复始。因为传统社会，特别是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地在周而复始的循环中。人们的生活，甚至是下一代人和上一代的生活都没有大的变化。
传统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主要特点是简单再生产。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个人和家庭的直接经济需要，而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交换，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使用价值而非生产价值，所以说简单再生产是传统社会的一种基本经济形态。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时代到来以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使扩大再生产变成了这个社会生产的常态，所以传统社会形态下，人们用循环的观点去看待传统社会形态基本是符合事实的。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讲的“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所以它是一个变化万端的时代，而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意味着要夺得整个全球市场，即当这种经济形态形成以后，它的历史逻辑就是要向全球扩张，而中国近代就是在西方全球扩张的这个背景下展开的。那么面对新的历史格局，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便不太适用。现在所面临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观在面对近代大的历史变局时，中国传统历史观的解释力逐渐缩小，甚至到最后就完全没有解释力。于是引起史观的革命，从魏源、龚自珍到洋务派、维新派，然后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的民生史观，最后到陈独秀、李达等人传播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在20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兴起，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开始壮大，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就在中国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一大批优秀的成果。例如李大钊的《史学要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等等。当时是群星璀璨，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极大地推动了现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但是新时期特别九十年代以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否定的倾向慢慢抬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地位岌岌可危，而且影响日渐式微。比如说有些人批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是一种服务于战争年代的战时史学，也说它是教条主义的史学，是把马克思研究西方社会的那一套理论套用到中国；还有人批判它是坚决斗争的史学等等。甚至认为它所研究讨论的问题，比如说中国史学的“五朵金花”，包括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认为这些用中国的史料与事实来印证西方历史模式或理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的某些论断，将西方模式视为不证自明的前提，而将中国历史和史料置于被动、消极乃至从属的地位，不具有真正的学术价值。
杨学功非常不赞同这种观点，尽管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研究确实存在一些简单化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对于构建中国现代历史学的知识体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拓展了中国史学的学术视野。中国人的天下观不等于马克思讲的世界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一种人类史观，用一种世界的、全球的、人类的眼光讲整个人类的历史，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历史观，通过把中国历史放在大历史的视野中，能够明晰中国历史的演变脉络，探知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2、重构了中国历史的叙述体系。中国传统历史观的概念体系，在普通理性层次上似乎还很有说服力，而且在民间影响还很大，但是面对近代历史变革，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的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国传统史观对于面临并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没有直接的帮助。在这情况之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是有些简单化，但是即使该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受到了挑战，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也没有被打倒。马克思讲社会形态是关于生产方式，而不是政治国家，政治国家是派生性质的，因为过去对马克思历史观理解有些简单化，中国也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套用过来之后解释力不够。但是这一套体系提供了很多历史的概念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的经济关系、所有制关系，有助于大家重新构建中国历史。
3、建构了中国史学的话语体系，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概念被运用到史学研究中，形成了传统史学中完全不具有的一些新的概念。那么用这样新的概念也可以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史研究有了一个方法论基础。
4、开辟了中国历史学的新领域。总体上讲，中国传统历史学对经济史、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是相对不足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在这些方面开辟了新的领域。尽管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文献翻译方面也有受到一些局限，但其开创性的贡献是无法磨灭的。
因而，不能简单地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报以否定的态度，只有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贡献，才能客观评价其历史地位。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变化中的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能力，包括观察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复兴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复兴，但这其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附带效果。假如说中国不是赶上了20世纪八十年代的全球化的浪潮，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了国际经济循环，而且借助于资本主义所开创的现代文明，彻底地革新了国内产业体系，建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体系，文化与文明的复兴是无从谈起的。这种客观的力量激活了中国的传统文明，进而伴随着文明重新发掘和整理，而不是简单的传统文明复兴。
其次是历史演变的过程，马克思根据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将共同体形式分为“自然共同体”、“虚假共同体”和“真实共同体”，这三个历史阶段正好分别对应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的原始依赖性状态、基于物质依赖性的独立性状态以及个体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性状态。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就是在不同历史时代变化的人性，人类最终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使物质生产领域真正符合人类学意义上的生存状态，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和经济要素，在这种状态下，人们超出了肉体的必然性和经济必然性，人类可以真正实现解放与自由。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当时限于各方面的条件、时代的背景和历史文献，不可能从这个马克思的思想中发掘发扬出来，因为任何时代对于历史文献的选择和接受，实际上都有遮蔽，不可能一下子全面展开。在新的历史时代，大家应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弘扬其成就，并重新发掘马克思历史观经典，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可以开辟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第二个春天。
报告人：侯旭东（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报告题目：“事务”能否成为史学研究的概念与视角？——从存在论思考历史与史学
侯旭东认为，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宏远的目标，实现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方面需要学者不断推进具体的研究，另一方面，则需要从最基本的方面入手，从概念出发重新思考，自下而上地建设知识体系。
史学是研究“做事”的学科，“事”与史、吏、使字同源，含义丰富，是沟通各方的接口，可做动词、亦可做名词，分化出“事件”“事物”“事情”“事故”“事实”“事物”，历史上，事还可以指事奉、文书、职掌、制度等，“事务”约等于例行化工作，相当于英语的routine。
侯旭东将“事务”作为观察历史的概念与视角，首先是因为研究对象的启示，出土文书简牍与文书档案中大量重复性事务工作的记载引发的对反复进行的文书编制、事务性工作的关注，以及20世纪以来社会史、经济史研究对四民职分内涵与意义的再发现。其次是因为传统史观的限制，新史学虽然标榜要关注普通人，但最终落实到具体研究上，还是更多地关注精英人物与事件，“事务”作为有别于史学传统研究对象的日常性活动，往往受到忽视。另外，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了人的实践活动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与研究做事的史学实质上是相通的。同时也受到20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启发，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其强调了社会学是研究人行动的普遍模式，他所建立的社会学的概念体系立基于人的社会行动而非制度。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以人的例行化活动作为起点，打通人和结构之间的对立，研究整个社会如何构成，建立一套新的解释。
侯旭东赞同赵汀阳在《论可能生活》中提及的“存在无非做事”的观点，“做事”乃成人后生活的常态，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与状态。从历史上看，“做事”包括人驱使人或动物来做事、人使用工具或机器来做事，将来会出现机器按照人设定的程序自主做事。按不同的做事方式可以分为几种状态：第一是无所事事、虚度光阴；第二是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按部就班（即常事、常态/例行化行动、惯习）以及盘踞周边的懈怠、挖墙脚与抵抗等；第三是有为，即主动模仿或借用过去或他处的范例开展超出例行活动的行动；第四是反思性行动。
以上是做事的种种方式与状态，“事”一词本身可进一步细分为事件与事务。尽管一直以来更为常见的是“事务”，而非“事件”，但以往史学多关注产生重要后果的事件，而事件其实只是少数，且往往不是连续性的。史学是研究过去人如何做事，与实践的哲学对应，注重事实性的重构，因此史学应将重心转到事务上，并将“事务”提炼为分析概念与观察视角。现在也具备了研究“事务”的资料条件。
“事务”一词最早见于《管子》，三国与南朝时即已在典籍中使用，远早于成词于宋代的“事件”一词。事件、事务都是“事”的分化和词化，甚至是概念化，但也带来了含义上的衰减。“事件”与书本、船只、纸张、马匹、车辆、枪支等词一样，构词上是名-量结构，可数、可分、有始有终、内在的关联与外在边界，暗含着实体性。“事务”则往往是不可分、不可数的，反复且无名的、不易确定时间位置的，与“事件”相对，带有解构“事件”的实体性与后设意义的潜力。“事务”更接近“事”的内涵，与人的存在状态更接近，体现了人存在的展开状态，且没有目的论的色彩。
因此，基于现在关于制度、文书行政等领域的研究积累，可以将“事务”从看似充满了差异的的、暧昧的、复数的研究对象提炼为一个概念工具，来衔接人、事件、物品、关系、制度等，进而构成观察过去的一个视角。具体而言，事务（人做事）的延续和反复，构成了长时段的结构性存在，形成为秩序，并支撑着秩序的再生产，“变”是在其背后的延续和反复的基础上生成的，这些“变”往往显现为具体的事件。将“事务”作为概念与视角，可以观察事务与事件的关系，揭示历史中的不变与变的辨证过程。
对“事务”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对“事务”的简单描述，而要深挖反复出现的事务过程，对事务类型、做事方式、存在机制进行解剖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秩序如何建立与维系、如何崩解、又如何再造？其中的连续性体现在哪里？延续与变迁如何互动？不同位置的人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时人眼中与后人眼中，哪些构成了关键的“事件”？可以对当下在进化论视角下形成的一些历史事件与观点进行再理解，进一步可能重建新的历史演进机制，从而有助于构建历史学科的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
这既是对传统史学中“常事不书”的反思，也是对20世纪以来的“事件史”的反思。“事件”一词在20世纪以后进一步与结果、影响等联系起来，成为基于历史结果而被拣选出来作为叙事对象，进而又在不自觉中被接受下来作为现代学术的研究对象，与历史目的论之间有割不断的联系，使得现代史学在一种更精细的层次上成为传统历史目的论的升级版。
侯旭东认为，事务的反复与具体的目的性的持续可以消解事件史或事件序列分析所无法避免的“线性史观”与总体上的“目的论”的建构方式。从宏观历史发展的结局构建线索中跳脱出来，重新对历史上的复数行动者的言行作切近且顺时的观察与梳理，以一种“近身”的方式来把握时人的选择、困惑与行动，注意其意图与结果之间的复杂关系，而非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
按照何兆武先生的思考，史实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可能性亦是历史中的重要部分，需要重新将可能性与选择，甚至盲目召回史学分析的舞台。因此还需重新确定研究的重心所在，将传世文献中对制度的描述以及精英人物的描述与“事务”的分析并置，在比较分析中
打开认识过去的新可能。以“事务”为视角，也可以和大量发现的考古资料结合，透物见人，由各类事务性工作的产物去反观事务性工作，以及完成工作的众人和众人的组织方式。
如果“顺时而观”地并置事务/事件，可以分析事件、事件序列何以形成，承载上述内容的历史叙述是如何形成的，哪些才构成了改变“结构”的事件？由事件返回事务，再基于事务反观事件，可跳出宏大叙事，理解过去是如何形成的。容纳多种演进的可能性，是敞开或展开的状态，而非基于结果倒叙而形成的目的论叙述。
另一方面，尽管“事务”这一概念与研究视角是从哲学与社会学的理论中申发而来，但与“行动”、“实践”仍有区别。“行动”、“实践”是不及物、无宾语的抽象活动，更便于构建理论分析体系，但将对象和行动者分隔开来思考，造成了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人）做事作为分析对象，“事”是需要且可以具体化的，“事务”作为概念与视角，结合了人、做事与秩序，且可以呈现历史的丰富性、延续（结构关系的建立、维系、再造）与变化。
“做事”剥离了亚里士多德“实践”观的伦理学取向和思想者的精英取向，而成为对一般人存在状态的描述，回到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在这一点上，和社会学所立足的“行动”更为接近。不过，这种“做事”又不是基于西方近代社会中市场关系、理性均值人而产生的，是在政治体的等级秩序下基于不齐的人而展开的。
海德格尔曾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真正的科学“运动”是通过修正基本概念的方式发生的，这种修正的深度不一，而且或多或少并不明见这种修正。一门科学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承受其基本概念的危机，这一点规定着这门科学的水平。在科学发生这些内在危机的时候，实证探索的发问同问题所及的事质本身的关系发生动摇。
黄宗智曾提出“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找最强有力的概念”的观点，即是要在人的存在状态中去寻找最强有力的概念，通过对这些概念、判断、形成因果关系与机制关系的再发现，解释部分实然、形成理论，进而构建学科体系。
所以，可以把“事务”作为史学概念与研究视角，希望在实证研究之上，从最基本的概念出发，重新思考精英人物的作用、事件的作用，包括制度是如何运作等结构性关系，让史学能够更贴近历史过程中多元性与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也会对中国历史有更全面的理解，同时也可能在过程中建立起中国史学科自主知识话语体系。
与谈人：汪朝光（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
汪朝光从自身历史学习与研究的经验谈起，其求学时曾阅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范文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运用辩证法和唯物论，重新认识传统经史典籍。同时《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通史著作，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成果。汪朝光认为范文澜的书籍在语言表达上与当时的八股文完全两样，对自己深有启发，同时范氏《中国近代史》的论述中有较强烈的满汉意识，例如书中着重介绍了林则徐在满汉斗争中的地位以及其被流放新疆后的再出山，这在其他同时期的近代史书籍中是罕见的，这应该和范文澜的浙东学派传承有关联，而大部分读者都忽略了这一点。现在部分史学家建构的中国史学史似乎从1949年以前的民国史学直接跳到了1980年代后的史学，但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后的史学，对前一时段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有所继承。历史研究本身看重传承，不宜跳过这一段时期的历史研究，而去建构一个完全新的史学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有其发展中的不足，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历史地位，这才是应有的科学认识。另一方面，侯旭东对“事务”的研究，可以从浩如烟海的“事务”中去发掘事件的意义，从而获得更深层次的理解。当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边界日渐模糊，学科交叉或者融合研究得到提倡，很多重复性的事务可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历史研究如果能有效结合大数据，就可能会发现事务其中的意义，从而探索出一条新路。例如80年代的报纸征婚广告，其内容相当淳朴，仅限于个人基本信息，而当下的征婚广告内容则丰富许多，涉及资产等，如果利用大数据技术将这40年的征婚广告进行分析，其背后的意义则可能得到凸显。最后，对事务的观察不仅需要一定的基数，还应在长时段下进行，而当下的科学手段很便利史家进行这样的研究，希望学者们今后能在这方面做出新的探索。
专题报告一
主持人：李晓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
报告人：李晓杰（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报告题目：新时代郦学研究的探索与实践
李晓杰主要从科研经历出发，介绍了自2011年起，其率领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水经注》研究团队所做的工作。在我国古代记载河流水道的著述中，《水经注》拥有“不可无一，不容有二”的地位，甚至被称为“宇宙未有之奇书”。《水经注》的研究工作不仅可以重建公元六世纪的中国水道体系和人文景观，而且对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服务国家相关工作，都有广阔的应用价值。该团队从校、笺、释、图四个方面，通过梳理典籍版本，利用相关传世文献、考古资料以及GIS数据分析手段，展开了对《水经注》中部分流域的实地走访和深入研究。
因传统郦学研究中存在技术陈旧、直观呈现程度低诸多局限，李晓杰带领研究团队致力于发掘新时代郦学研究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受到胡适先生晚年复原《水经注》“古本”构想的启发，提出“古本系统”与“今本系统”的观点，选用了29种有代表性的《水经注》版本，逐一进行深入探究，并加以相互比较。在传统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其团队对“精准复原”力求开拓创新，通过GIS技术将古代河流呈现在现今版本地图上，新的《水经注图》在1:25万的地形图上绘制的，每一条支流、每一处自然人文地理要素都非常清晰。李晓杰提到，一张地图，只有让它“好用”，后续才能被“用好”。
迄今，该研究团队已完成渭水、洛水等四条河流流域的研究，《水经注校笺图释》（渭水、汾水、涑水、洛水等流域诸篇）、《古本与今本：现存水经注版本汇考》等代表性研究成果均已出版。李晓杰团队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对《水经注》所提各条河流流域进行数字化和可视化，从而为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提供便利。
报告人：徐君（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报告题目：生态·环境与地方实验：本体论视野下的青藏高原三江源研究
徐君在研究中运用动物保护理念以及国家公园概念，同时关注到“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整体主义”的转变。三江源是一个特殊区域，三江源国家公园注重代际公平尤其是社区公平，重视赋予当地社区管护权。历史上设立生态保护区往往会对当地牧民生产生活造成多种限制，而三江源国家公园对内逐渐恢复宗教文化观，对外重新塑造了藏族社区自然和谐、保护生态的正面形象，让藏族社区不再被视为草原的对立面。同时，三江源保护区不再仅仅局限于发扬传统宗教的生态观，而是利用新技术，新的自然保护和教育理念来塑造新的生态观。
徐君认为，当下三江源地区面临的问题是原有自然人文生态系统能否可以、是否应该继续按传统维系？以及政府层面的施政力量、外来的生态保护机构带来的理念等如何与当地文化所具有的原生生态观有效结合，解决这一问题的探索之一是“卓巴仓理念”。同时，徐君还介绍了澳大利亚心理学家福克斯（Warwick Fox）在Arne Naess深生态的基础上，提出的“三种身份”理论，即个人身份、本体身份和基于宇宙的身份，这与藏族宗教传统中对待野生动物态度的平等观在本质上一致。
专题报告二
主持人：郭书愚（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
报告人：戴东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报告题目：黄遵宪《日本国志》改刻本考论
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是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的集大成之作，而《日本国志》从完稿到问世，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可谓是近代中国人对日认识由轻慢到重视历程的缩影。《日本国志》版本繁杂，大类有两种：一为初刻本，二为改刻本。最早的初刻本和改刻本均经黄遵宪亲手改定。目前，学界对《日本国志》初刻本的刊行问题颇有研究，对于改刻本的刊行情形则鲜有论及，但这是了解《日本国志》全貌，尤其是《日本国志》改刻本极其重要的一环，需作新的考察。
《日本国志》初刊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一时“为海内通人所宝”。但初刻本的编撰“悉以明治十三四年为断”，明治十五年之后日本改易新政各历史，暂付阙如。因而在戊戌变法时期，黄遵宪为了响应维新变法的需要，决定进行改刻《日本国志》。
黄遵宪计划在上海和广州两地同时推进《日本国志》的改刊。上海方面主要由《时务报》同人汪康年和梁启超协理，广州则委托梁诗五代办。改刻本最终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刊行，与初刻本并行于世。
目前，黄遵宪亲自改定并传世的改刻本只有“光绪十六年羊城富文斋刊版”本和“光绪二十四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印”本两种，现存的这两种主要改刻本均对初刻本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增订，不仅涉及序跋类增删，更包括对正文部分大量内容的增，而两种改刻本对初刻本的增订部分内容完全一致，传世的《日本国志》改刻本就内容而言，只有一种。
另一方面，《日本国志》全书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正文部分，另一是穿插在各卷卷首、卷中和卷尾的“外史氏曰”部分。《日本国志》改刻本对初刻本的增订集中在正文部分，不涉及“外史氏曰”。但戴东阳在研究中发现，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印本“外史氏曰”部分文字错漏不在少数，相当程度涉及文意理解，尤以“地理志”中的最显著，牵涉《日本国志》代表性论断，已影响到学界对黄遵宪日本观的把握和理解。而羊城富文斋刊版改刻本明显较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印本遗误少，因此其认为现代重刊本选择底本，则前者更佳。
报告人：曹赫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报告题目：《字林西报》《北华捷报》报道研究——以中日《马关条约》为中心
曹赫怡以中国近代出版时间最长、发行最广、最具影响力的外文报纸《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为研究对象，结合中日关系史的外交史视角，通过《马关条约》相关报道探索如何审视和利用报刊史料。
首先，采用文本对照的方法，将《字林西报》《北华捷报》中关于《马关条约》谈判的相关报道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中研院所藏有关《马关条约》档案进行文本对照，并结合相关文献史料对《马关条约》进行深挖；二是进行报刊间的比较：将《申报》《字林西报》以及《北华捷报》中与《马关条约》有关的部分进行对比，发现《申报》直接转载和间接使用了较多《字林西报》与《北华捷报》刊登的电报信息。据此，曹赫怡认为，不应只关注报刊文字表面的信息，报刊史料与其他材料进行比对，可以发现其中的倾向与其他内涵。同时，报刊报道中，信息来源如何、怎样传递也是研究者需要关注的问题。
报告人：李德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报告题目：三线建设口述历史：我们的实践与探讨
李德英介绍了近年来带领团队开展“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课题研究的进展与成果。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有着悠久的口述历史传统：20世纪50、60年代即开展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口述历史调查；2013-2017年，四川大学口述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带领学生在成都平原进行了长期的口述史调查，主题涉及近代四川政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线建设、成昆铁路、改革开放等多方面，共采访1000多人次，已形成3000余万字的口述资料；在2018-2023年间，承担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三线建设口述历史访谈对象十分丰富，包括政府及厂矿企事业单位各级领导干部、社队基层干部、工人、农民等，既注重系统性的企业史、个人生命史，又以学术问题带入，对工农关系、设计革命、“干打垒”、三线调整改造等主题进行专门访谈。
李德英提出，随着三线人的年龄增长，抢救历史记忆迫在眉睫，三线建设口述历史的进行存在必要性与紧迫性。口述历史材料能对其他历史资料进行补充和印证，让历史更加鲜活，但同时，口述历史材料也存在记忆的跳跃、修复与重构，以及不同采访对象间有互证性与互异性等问题，因此运用时也需要谨慎甄别。
与谈人：彭文斌（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彭文斌认为，李德英教授团队的口述研究路径从双流的中和场到新津再到三线建设，从一个场镇到共和国整体的规划项目，这是一个很好的拓展过程。川师有一个学生在峨眉山市汪家村做田野调查，那里地处平原与山地交界，汉族与彝族交界，工业与农业交界，是一个天然的田野场，当地的民众谈了不少对工人、彝族的看法，口述的互证性在成昆铁路沿线也有发现，当地民众也曾提到“成昆铁路修不好，毛主席要骑毛驴去攀枝花”的说法，但与历史学家关注口述材料的真伪不同，作为人类学家更强调体验与情感，将这看作具身和体认的情况，认为这也可引发一场运动。
圆桌会议
主持人：徐君（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王果（四川大学社科处常务副处长）：
介绍四川大学中国史学科现状及发展规划
王果介绍了将来川大中国史发展的总体战略：以先秦秦汉、近代思想史、社会史为总牵引，带动历史文献学、城市史、民族史、宋史等分支方向，实现交叉融合发展。发展方向为连续性与创造性、统一性与包容性。落地策略主要有三：进一步全方位深化与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战略合作；进一步拓展与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哈佛大学的合作；加强院内、校内学科整合。同时有三个主战场：连续性，比较互鉴中的先秦秦汉史；创新性，现代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统一与包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研究。但川大中国史在发展中也面临困难，如评价机制中需要探索职称评定新模式、期刊分类改革等，因此，希望各位与会专家提出宝贵意见，促进川大历史学科发展。
侯旭东（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四川大学中国史学科有几个优势方向：先秦史、中国近现代史、边疆民族史，这些都是川大在传统积淀基础上形成的自身特点，未来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但另一方面，学科框架本身实际上需要反省，可以跳出既有的学科格局，不以断代来划分领域。从世界范围上看，中国这样一个从秦汉持续下来的大一统多元一体国家，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国内各大高校现在基本都是以断代史的脉络研究，但其实中国史本身需要贯通，过去的研究中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这些延续性问题，但这至关重要。如何从总体上去思考中国，更好地认识中国，可以对高校历史学科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个历史性的思考或者一种历史性的参照，每个学校都可以走自己的路，建自己的高峰。
李晓杰（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四川大学一头一尾的研究，实际上能够把整个中国历史的脉络理清楚。目前川大先秦、秦汉史年轻一代的人才比较缺乏，人才问题是每个高校都会面临的问题。人文学科要靠拳头产品，前沿与高峰实际就是拳头产品。川大可以引进人才、结合自身历史的特点，舍得培育，同时可以采用新技术新手段，展现地域特色，来培育自己的拳头产品。
戴东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四川大学历史学科的深厚传统不能丢，诸多名师如蒙文通先生、徐中舒先生等，这都是川大历史的牌子与优势，当下也应该把握好文化传统。四川大学历史学科的国际合作交流很前沿，同时课题成员学生参与较多，有效促进了学以致用。在未来的发展中，四川大学在平台、传统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力，未来可期。
汪洪亮（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
不一定从学科的边界去自我约束研究，可能以问题、领域来展开研究是一种比较恰当的方式。注重一头一尾，可以表述为对中华文明源流工程的研究。西南民族研究，也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研究，现在讲五史研究，即中华文明发展史，例如三星堆这一举世瞩目的新发现，里面也包含了中西文明比较的研究。
李德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四川大学中国史学科需要自强，也希望在学科建设方面学校、学院能有更多的自主权，减轻评估体系带来的压力，使学科结合自身优势实现更加充分、自主的发展。
总结
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中的重要力量。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考量，关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长远发展。建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高校应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本次“中国历史学自主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学术研讨会，各位专家学者也强调学科知识体系建设需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多到实地调查研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深入推进中外文化交流融通，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