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科是陕西师范大学最具传统优势的学科之一，隋唐史又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特色专业，80年来涌现了史念海、黄永年等一大批驰名中外的隋唐史研究大家，为我国隋唐史学术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陕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卢胜利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中国唐史学会与陕西师范大学渊源深远，1980年学会在陕西师范大学宣布成立，秘书处设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今历史文化学院）。当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又面临着新形势，要解决新问题，希望中国唐史学会的各位专家能继续对陕师大历史学科建设提供支持和帮助。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李秉忠教授说，隋唐史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科中占据非常特殊的地位，发挥着“领头雁”的作用。经过几代历史学人的共同努力，在国内外专家鼎力支持之下，前辈学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尤其是隋唐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唐文明包容开放、高度繁荣，具有世界影响力。因此有关唐文明与异域文明的交流、互鉴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也非常契合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学科发展的要求。2019年第9期《求是》杂志刊发了《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这是习近平主席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在文章中，习近平主席多次运用各种典故，深刻阐明文明的“多彩、平等、包容”特质，为绘就人类文明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画卷凝聚了新共识。我们正在致力于将陕师大历史学科的丰厚积淀与国家重大战略方向结合起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学理支撑。
中国唐史学会名誉会长杜文玉教授介绍，中国唐史学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陕西师范大学和历史文化学院的大力支持。学会有着尊重老一辈学者决策的良好传统，使得学会工作保持了长期的稳定。近年来中国唐史学会越来越年轻化，很多青年人加入到学会中来，新当选的理事也大都是优秀的中青年学者，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变化，让人感觉到振奋。
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拜根兴教授说，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2日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进一步阐发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这就是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科学地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论断。唐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促进唐朝社会的繁荣发展。对唐文明交流互鉴的研究，绝不是一次两次会议就能够达成最终目标，这应该是中国唐史学会较长时段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拜根兴表示，中国唐史学会自1980年成立以来，组织全国各地唐史研究者，举办形式多样的学术研讨会、组织各种学术考察和研习，并积极与海外各地唐史工作者密切合作，对涉及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诸多方面，出版标志性的专著，发表各个方向里程碑式的研究论文，在海内外形成研究唐代历史文化、唐文明的热潮。感谢学会的初创者唐长孺、史念海、郭琦三位先生为学会创立所作贡献，感谢唐长孺、胡如雷、郑学檬、朱雷、张国刚、冻国栋、杜文玉诸位会长领导学会潜心学术建立的功勋。本次理事会是学会最新换届以来的第一次会议，不忘初心，传承弘扬中国唐史学会先辈们的优良传统，使学会工作再上一层楼，是本届理事会不可推卸的责任。
唐代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在长久性、绵延性和浸透性的交流长河中，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性。唐人以兼容并蓄、广纳百川的胸怀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亦以开放的姿态将唐朝的文化向周邻流布，主要表现在文化制度、艺术审美、服饰、乐舞百戏等方面的输出。唐代中原地区与边疆及东亚、中亚、西亚地区民族或政权的交往是多层面的、持续的、双向互动的，有力推动了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唐代社会的发展。在主题报告阶段，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薛平拴以《史念海先生与唐史研究》为题，系统梳理了著名学者史念海先生在唐史研究领域作出的许多开创性贡献，以及对国内、陕师大唐史研究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李鸿宾以“旧作新读”的方式重读了查尔斯·彼得森的博士论文《安史乱后河北诸镇的自治》，借助书评的形式对有关唐朝藩镇问题近60年的研讨和考察进行了一个主旨脉络的梳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剑光以《何处是归宿：唐五代南方城市民众的墓葬环境——以扬州为例的探索》为题，系统探究了这一时期民众的丧葬问题及其与城市生活之间的联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永平以《庙堂内外：唐代社会孔子信仰的多重面相》为题，认为唐代是一个开明宽松的时代，儒家思想虽然仍处于正宗地位，但并未取得“独尊”，而是形成了儒佛道三教并重、多种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共存的局面。唐代社会的多元文化格局，造成了孔子信仰的多重面相。人们在顶礼膜拜孔子的同时，又不乏非圣薄孔之举。这种神圣与鄙薄之间多重身份与角色的不断变换，折射出唐代社会开放包容的时代特色。拜根兴以《新见<明威将军刘君墓志铭>考释》为题，将唐罗战争中一个出自下层、奋战疆场的鲜活人物展现在我们面前。
唐代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交往互动，还表现为冲突、选择、适应与融合、共处与共进等形式，并最终表现为内化与外化并行的特殊状态。内化主要表现为一个文明的消化消融能力，是一种文明进化生命力之所在；外化主要表现为商贸、战争、迁徙、文化传播等形式，它既可激活一个文明的创新活力，使自己革故鼎新，也可能因外化而失去自己文明的民族性，从而被同化。在这个交互发展的过程中，文明交往、文明互鉴始终是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动力，衍生出文明的区域性、协同性、多样性，以及民族结构的多元一体和对中华文明的高度认同感。这不仅影响了不同文化、区域和国家的发展变化，也对以唐朝为核心的整个国际体系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分组讨论中，一些学者从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角度观察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关系变迁，这一研究唐代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现状与未来更有穿透力的独特视角，引起众多学者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