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齐泽垚）1月12日，“《何以中华》多语种图书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何以中华》多语种图书正式发布。
《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由中国民族博物馆编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郑茜主编，四川民族出版社以中文、中英双语、汉藏双语、汉彝双语等多语种版本出版。该书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考古文物、历史遗存、民族文物等资源，通过一百件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的文物，呈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程，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内涵。
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郭卫平，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司长郭建民，四川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马飞，中国民族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顾群，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周青，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总工程师、研究员曹兵武，首都博物馆原副馆长高凯军等领导专家与会。四川民族出版社社长泽仁扎西主持会议。
与会领导专家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的出版意义、在新时代如何更好地利用历史文物资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研讨。
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追求“大一统”，不断巩固和发展多元一体格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郭卫平在讲话中强调，民族出版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出版导向，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和引领，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要树牢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把握历史叙述权和话语权，讲清楚“四个共同”，讲透彻“大一统”，讲明白“多元一体”；要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巩固文化主体性，让文化自信成为民族出版的雄厚底气和强大动力，让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要主动服务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点围绕“四个大力宣传”和“三个讲清楚”，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提振精气神，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马飞指出，《何以中华》多语种图书的出版是民族工作系统、宣传工作系统以及学术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精神的应时之作、切实之举，不仅能吸引和帮助更广泛的读者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深切感受中华民族何以伟大、中华文明何以不朽，而且创新了文化“走出去”的表达方式，能更好地拓展民族外宣工作，服务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进程。
《何以中华》揭示文物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
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一百年间，不断积累的考古学成果已经基本重建和还原了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把中华文明的形象用物证的形式，完整地构筑了出来。遴选那些见证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见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汇聚历程的物化见证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何以中华》揭示了文物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何以中华》主编郑茜介绍编纂过程
座谈会上，郑茜介绍了编纂过程。她说，自从“中华民族”概念一步步从沧桑震荡的近代历史巨幕中浮现出来并逐渐清晰凸显，关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客观的民族实体形成发展的历史阐释，就面临着“物”“史”互证的任务；中国民族博物馆确立“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实证体系”研究课题，通过长期努力，初步构建出一个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的物像叙事体系，通过遴选一百件对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具有高度表征力和叙事性的历史物证，一层层揭示出文物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最终集合性呈现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演进场景。
四川民族出版社副社长唐怡介绍了《何以中华》多语种出版情况。《何以中华》多语种图书是首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普及类出版物，具有填补市场空白的意义，其内容精湛、翻译精准、装帧精美、印刷精良。2023年10月，《何以中华》中英双语版一经出版，就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和宣传效应，市场反馈积极，目前已成功向巴基斯坦输出版权，并入选“2023年度四川省版权走出去专项补助资金项目”。去年12月，汉文版、汉藏双语版、汉彝双语版正式出版，目前汉壮双语版也正在酝酿启动之中。
参加座谈会的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何以中华》，一致认为这是一部“物”“史”互证、用文物讲述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史的精品力作。
曹兵武谈到，《何以中华》是以考古发掘成果为基础，同时又超出了考古学研究的范畴；如果说“何以中国”的概念偏重于对早期国家和中华文明起源的探讨，“何以中华”的概念则更加宏大，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还体现了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大转型，直到现在其内涵还在不断发展和丰富。
高凯军认为，《何以中华》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学术价值以及广阔的商业推广前景，其编纂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和提高，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有利于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关凯提出，《何以中华》讲述了“何以中华文明”、“何以中华民族”，呈现了中华民族如何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进程，达到了很高的高度，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历史书写提供了一个案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易华说，《何以中华》准确选用具有很强代表性的文物，呈现出了中华民族完整、立体的形象，呈现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副主任田苗提出，《何以中华》对于一百件文物的选择是平衡、丰富、全面的，不只反映了中央王朝，也不只是对单一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呈现，而是特别注重体现各族群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并且涉及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族群及其文化，其整体性视角值得称道。
座谈会上，顾群和周青分别代表编纂单位和出版单位，向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民族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捐赠了《何以中华》不同版本的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