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石家河遗址、城河遗址、屈家岭遗址开展了关于水资源利用的探索。2023年，相关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收获。城河遗址入选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研究进展，屈家岭遗址入选2023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与“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深入解读江汉地区水资源的利用及相关问题，促进考古学者与历史学者之间的交流，深化学科融合，3月7-9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学者们聚焦“江汉地区水利社会的形成及意义”，先后考察了马家垸、龙王山、城河、石家河、屈家岭等遗址，并进行座谈研讨。

　　参加此次活动的学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新伟研究员、孙靖国主任、张兴照副研究员、孙景超副研究员、张煜博士，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时龙研究员、刘建国研究员、彭小军副研究员、孙宇峰博士、范梓浩博士，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方勤院长、罗运兵副院长、陶洋副研究员、朱世乾副研究员、张德伟队长。

　　3月7日，学者们考察了马家垸、龙王山遗址。刘建国介绍了马家垸城址地理环境和水利系统，指出城墙主要功能为防洪挡水。李新伟解释了考古学者如何科学发掘城墙遗迹以判断其年代。彭小军介绍了马家垸城内台地功能和龙王山遗址2007年的发掘概况。学者们在现场讨论了城墙堆土方式、社会组织与城墙关系等问题，就古人居址选择、生活方式等话题进行交流。

　　晚上，彭小军向学者们汇报了屈家岭文化的研究概况及城河遗址近年发掘收获，包括城垣年代与水系结构、聚落营建与演变过程、重要遗迹的空间分布、王家塝大型墓地的发现与墓葬葬仪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特别强调了新近开展的关于水利设施的考古成果。

　　3月8日，学者们考察了城河遗址、石家河遗址群。方勤介绍了2022年以来对石家河城墙结构以及城址总面积的新认识；学者们讨论了王家塝墓葬与良渚大墓表现出来的文明化路径差异、墓内的石钺与军权的关系、大口缸的出土情境及功能、水稻灌溉沟渠的位置及水坝功能、三房湾密布红陶杯的现象、谭家岭多间式房址的结构等问题。

　　3月9日，学者们来到屈家岭遗址，考察了郑畈水坝与熊家岭水坝，参观了屈家岭遗址博物馆以及屈家岭遗址文物库房内的遗物。陶洋介绍了屈家岭遗址所在的地理地貌特征，特别解释了大型建筑中“磉墩”结构的形成过程。学者们与陶洋探讨了郑畈水坝的功能问题，推测可能与熊家岭水坝蓄水灌溉的功能有异。

　　考察结束后，学者们以“江汉地区史前水利社会的形成及意义”为主题进行研讨。活动由李新伟主持；陶洋首先介绍了屈家岭遗址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包括遗址在各文化阶段的聚落布局、多组较为齐备的水利设施、大型建筑F38中的“磉墩”结构等。多学科研究成果为理解屈家岭遗址的生计模式、饮食结构、手工业生产和水坝营建行为等问题提供了线索。屈家岭遗址的发掘极具学术意义，为深入理解长江中游文明化进程肇始，与其路径、方式提供了实证资料。

　　随后，学者们纷纷发表观点；孙靖国强调学科融合的重要性，特别是将第四纪环境、考古学研究融入历史地理研究。他分享了历史城市地理与考古学的关系，并提出了对城市概念、城市的判断标准等问题的思考。他还表达对今后学科融合活动的期待，希望能更深入了解考古成果。

　　张兴照结合自己的学术背景分享了商代水利的研究心得，强调了多学科交融的必要性。他指出，水利研究需要与甲骨文、考古资料等结合，此外，实地考察对于水利研究而言极其重要。他以商代都邑选址为例，探讨了南方和北方在水利问题上的差异，突出了水利研究的多维性。他还强调了学科融合能够解决许多以往难以解决的问题。

　　孙景超强调了江汉平原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差异，并提出这些差异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他在中国历史时期水利技术的连续性和创新性方面提出思考，强调了水利技术的代差不明显。他还分享了对水利技术与农业技术、水利技术与社会形态、水利技术和城市卫生等问题的一些思考。

　　张煜梳理了过去三十年江汉地区水利社会的研究成果，并提到新水域史的观点，即在水利设施形成之前，复杂的社会形态可能已经形成了。若从新水域史的视角考察马家垸遗址，则应思考历史时期的人如何利用史前阶段留下来的水利设施，叠加起新的社会机制。他提出了一些疑问，如江汉地区史前水利设施建设需要的人力，以及人力、农田面积、水利设施三者之间是否能实现平衡。

　　李新伟总结了历史地理学者们的发言，并邀请考古学者们提出问题。范梓浩指出在田野发掘过程中需要理解堆积的文化过程，希望能向历史地理学者请教有关水坝建筑技术、水利社会关系、政治组织层级与结构、精神信仰等方面的细节。学者们逐一回应了问题，并推荐了可供参考的历史文献与近人研究专著。

　　孙宇峰分享了科技考古对植物遗存的研究方法及成果。随后，他补充了世界其它地区关于稻田的研究成果，着重介绍了巴厘岛苏巴克灌溉系统。此外，他还提出了个人对城市概念的理解。最后，他认为既然玛雅文明存在玉米神，中国文明也可能存在稻米神。

　　彭小军提出了水利社会与水利共同体概念是否适用，兴建水坝是否推动了从油子岭文化向屈家岭文化的发展，遗址面积、聚落面积和居住面积是否相同等问题。孙靖国、张煜、李新伟、刘建国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回应，肯定水利社会或水利共同体这两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能提供一个研究文明化进程的视角。

　　进入自由讨论环节，诸位学者讨论了城外小型聚落的生活问题，城址的选址与城墙功能等问题。刘建国总结出长江中游聚落选址与水利建设的核心问题在于两点，一是防洪，二是抗旱。

　　最后，由陈时龙作学术总结。首先，他认为研讨活动促进了历史学者与考古学者的交流，对于融合历史与考古学科而言极具意义。其次，他表达了关于水利共同体及水利社会的概念问题的一些思考，认为在明清时期，水利共同体的概念是可以理解的，但水利社会的概念更强调水利在社会关系的形成中的关键作用。

　　在此次活动中，学者们在田野中考察了江汉地区的史前水利设施，在学术沙龙中交流了历史学与考古学在治水研究概念上的异同，深入探讨了城的概念、水利设施建设技术以及相关社会组织等学术问题。他们一致认为，江汉地区史前先民能因地制宜实现治水策略，成功改造出挑战大自然生存限制的人文景观，以大型水利工程实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

　　作为推动学科融合系列研讨的首站，此次活动充分展现了历史与考古学科相互融合的重要性与美好前景。历史学者们强调，实地的田野考察以及与考古学者的对话，将有助于他们在研究中运用考古资料、开启新的研究视角或补正文献研究。从考古学者的角度看，如果要实现“透物见人”，则需深入理解史前人类的行为。与水利设施建设相关的技术、社会组织及象征意义等议题，都离不开历史文献记载，以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启发。双方一致认同今后应持续举办类似活动，为彼此提供相互学习借鉴的机会，推进历史与考古学科的进一步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