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钟义见 通讯员 夏子媛）5月10日-12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历史系和《中外关系史研究》编辑部主办，《东北亚学刊》编辑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山东师范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东亚历史研究中心、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协办的“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路径、方法与进程——2024年东方外交史研究前沿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举行。

　　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历史系主任何立波、天津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哲、澳门城市大学副校长叶桂平、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院长叶农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兴分别致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外交学院、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云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澳门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师范大学、人民出版社等三十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论坛。论坛开幕式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奉林主持。

　　何立波指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是全国首批确立的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也是全国首批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重要基地，在史学研究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东方外交史研究前沿论坛的召开，对于推动国内的外交史、国际关系史、区域国别史及其相关研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刘哲认为，多年以来，东方外交史在核心概念、研究范式以及学科价值和方法论上都有很大创新和学术成果，并且实现了三个跨越。第一，跨越了学科体系，囊括了政治史、思想史、教育史等多门学科知识，是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第二，跨越了古今时空，要理解当下国际关系，需回望历史，从中重新寻找理解当下国际关系的方法、视角和国家崛起的历史文化根源；第三，跨越国别之际，贯穿东方外交史之中的主线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交错，不同国家在疆域、族群、信仰和国家认同等问题上虽然存在差异，但也有相似之处，最终会服从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向“合”的方向发展。

　　叶桂平表示，澳门高校积极欢迎和响应内地学界对于东方外交史学科的探寻。作为澳门学者，深知澳门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它有许多关于东方外交史的历史素材，值得进一步挖掘。从华人华侨史到区域国别史，澳门可以作为历史学研究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地域。

　　叶农指出，中葡与中西（西班牙）关系属于中外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6世纪初，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所开辟的外交关系，是中国与欧洲国家的第一次海上交往，也是研究的重要范畴。

　　李兴认为，古代的中外关系主要是朝贡体系与中国及东方其他国家的关系；近代以后，随着殖民体系的发展，西方条约体系与朝贡体系开始发生碰撞和交流，此时的中外关系主要体现为中西关系史；现当代国际法体系成为主流体系后，真正体现了全球意义上的中外关系史。我们要做好世界历史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循序渐进，重点挖掘世界历史学科“三大体系”建构中的中国元素和中国内涵，深入研究世界历史学科体系建构中的东方因素。

　　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教授金国平指出，日本的发展离不开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改造，以葡语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也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分论坛上，与会学者围绕“东方外交史与区域国别研究”以及“东方外交走向近现代的曲折历程”两个主题展开讨论。

　　陈奉林对近20年来国内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构建及其主要成就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他认为，将东方外交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加以长远规划，是当前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在具体行动上的开展。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李其荣指出，构建东方外交史崭新的学科体系，不仅拓展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而且直接关注到了国家和社会的现实需求，为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良好发展提供决策咨询和政策建议，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任国征提出，东方外交史学科的传播、尤其是国际层面的东方外交史学科传播工作，迫切需要提升国际话语权，建立东方外交史学科的传播范式。建立具有创新性的东方外交史学科传播范式，就必须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国际话语，夯实东方外交史学科传播基础。

　　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员田庆立提出，当下研究需深入探索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依托合作来凝聚离散的民族国家力量，以期提升区域的影响力及话语权，进而阐释全球治理在遭遇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及“资源民族主义”逆风的不利条件下，提炼和归纳全球治理的新动向、新特征及未来走势。

　　北京科技大学副教授张梅提出，华侨华人学科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诸多学科门类中的一门，也应是一门综合性与多学科交叉，兼具国际性和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科特征。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夏子媛认为，日本政府通过南洋华侨侨汇与中国经济的关系、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等调查，企图争取南洋华侨对战争的支持，反 映出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对海外华侨调查的特殊政治目的，囊括了其对日政府的政策建议和重要决策，其实质仍是日本军国主义南进的产物。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毕世鸿认为，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霸权主义者的武装干涉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越南社会主义国家的构建进程，严重影响了越南经济与社会发展，但却点燃了越南人民的民族主义热情。

　　重庆市档案馆研究员温长松认为，中越通邮是一战之后中国同法属印度支那经贸发展的缩影，中越之间通邮,实质上受到了当时中法、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关系、法国对法属印支管理政策、在越南的华侨、国际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邮汇业务自开办以后发展速度较快，而邮政业务则时断时续，其原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复杂的国际形势使得中法两国、中国与法属印支之间通过通邮而维护自身利益，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局面。

　　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葛建华指出，“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和战略价值凸显，越来越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对象。地区区域政策越来越多的由地区力量决定，对于过去处于从属地位的国家来说，现在是改变现状、摆脱监护的时机。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袁指挥提出，埃及作为北非外交代表，与西亚的外交模式存在显著差异。西亚国家也在某些方面对埃及作出妥协，以促进双方的外交往来。

　　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郑军军认为，柬埔寨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和平稳定，为其发展创造了外部环境，拓宽了寻求外援促进国家重建与发展的选择空间，还为东方小国提供了借鉴经验。

　　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师李伟华认为，正是因为斯当东与生俱来的散文气质，获得乾隆皇帝的赏识，这为他后来的汉学研究铺平了道路。不过，当中英产生利益冲突，他的汉学研究开始与英国殖民主义相结合，走上了另一条具有东方学视野的汉学研究之路。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程爱勤基于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一书，指出书中关于《汉书·地理志·粤地》所载“海上丝绸之路”应是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历史事件。

　　泰国朱拉隆大学讲师张颖运用了大量泰文相关文献资料，从泰国诗琳通公主所撰《从文学看中国社会》入手，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从作者的视角了解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

　　深圳大学讲师田苗分析并总结了深圳高校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策略，为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深圳高校的发展提供了思考与建议。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思齐以崔致远《补安南录异图记》为文本，将文献分析法与历史学研究相结合，探讨了《补安南录异图记》所蕴含的史学价值。

　　青海师范大学副教授梁霞从唐代入印求法僧入手，讨论了中印之间交通路线的转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