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要闻动态 > 动态
中古墓葬壁画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顺利举行
作者: 来源:“人大考古文博”微信公众号 时间:2024-06-03

  2024年5月19日下午,中古墓葬壁画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202室顺利举行,来自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云冈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京内外高校与科研机构的近20位学者参加了活动。此次研讨会为“灵岩巍凝——云冈石窟历史与艺术展”的一部分,旨在探寻中古墓葬壁画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新观点,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梅田教授发起并主持。

  上半场伊始,首先由云冈研究院壁画保护修复中心高平传老师做《大同市七里村M29北魏墓葬壁画保护修复》专题报告。2020年8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对平城区永泰南路与开源街交汇处西南角发现的七里村北魏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壁画墓M29未经盗扰,保存完好。高平传详细介绍了墓葬壁画的保护修复方法,以及M29壁画墓的整体概况、现场保护流程、实验室修复工作以及阶段性修复成果。

  目前国内墓葬壁画有两种保护方式,以异地搬迁保护(实验室保护)最为普遍,原址保护相对较少。异地搬迁保护包括整体搬迁、揭取保护两种技术手段。M29的墓门、甬道及墓室的四壁和顶部均绘有壁画。墓门内外均绘制壁画,门内保存较好,门外上部、中部残损,门外侧在起券处以上抹白灰,内凹部分以黑彩绘制忍冬纹,枝干处施红色圆点,忍冬叶以红、蓝色相间晕染,两侧及上部外凸的部分以黑彩绘莲花、莲蕾装饰。甬道两壁的壁画脱落严重,依稀可辨有披甲武士形象。墓室西壁壁画保存较好,可见出行仪仗、杂技乐舞、庖厨生活等场景;北壁、东壁壁画有部分残留,北壁主要为庖厨宴乐场景,东壁掉落的壁画残片可见山水林木及奔走的动物,应为狩猎场景;南壁甬道两侧壁画全部脱落,内容不明。墓顶绘有一朵大型莲花图案。

  目前国内墓葬壁画的保护有异地搬迁保护(实验室保护)和原址保护两种方式,M29采用的是最为普遍的异地搬迁保护。第一部分工作是现场保护,包括对M29壁面壁画的揭取保护和对地面壁画碎块的提取保护两部分。壁面壁画揭取保护共分七步:揭取材料筛选→数字化信息提取→壁画表面清理→画面烘干→表面加固与贴纸、贴布→壁画揭取→壁画运输。每一步流程都是为之后的修复工作做准备。地面壁画碎块提取时,为了记录碎块的位置、方便之后的拼接,通过建立坐标系划分地面区域,分层、分区提取碎块并记录坐标参数,现场不做任何拼接。第二部分工作是实验室修复,包括保护修复材料的筛选、揭取壁画的保护修复、破碎壁画的保护修复三部分。在地仗层修补材料筛选试验中,经对比1:1的灰泥膏加10%的沙子做成的灰泥膏为最佳配比,不仅开裂不明显而且与原地仗的强度、硬度、颜色最为接近。揭取壁画的保护修复共分四步:拆除外包装→壁画背部处理→画面揭布及揭纸→画面保护修复。破碎壁画的保护修复共分五步:壁画碎块处理→壁画预拼接→壁画支撑体制作→壁画碎块粘接支撑体→画面修复。壁画背部的支撑体使用轻便的蜂窝铝板,铝板与壁画之间用软木、碳素纤维布等材料制作缓冲层,若出现问题可以进行揭取。

  最后,高平传展示了M29甬道、北壁、西壁壁画的阶段性修复成果。甬道东、西两壁上各绘有一名镇墓武士、一人面兽身的异兽及一黑色家犬。北壁壁画为在室内进行的宴乐庖厨场景,墓主夫妇居中并坐于榻上,两侧为供养人、侍者和乐伎等。西壁壁画左侧为牛车出行场景;中部上方为一栋房屋和三座粮仓,粮仓下方有日常生活和备食场景;右上侧为庖厨和喂猪、汲水等场景;右下侧为杂技乐舞场景。M29墓葬壁画的一些色彩、纹饰、形象、场景在敦煌石窟、云冈石窟中可见相似内容,暗示了两者的密切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梅田对高平传的报告进行了评议。他指出,近年来平城墓葬壁画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是唐代以前墓葬壁画发现最为丰富的地区,每一次发现都会刷新学界的认知。平城不仅拥有墓葬壁画等大量图像资料,还有石窟、寺院等众多佛教遗存,对于中古时期的墓葬研究和美术考古来说是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地区。随后,李梅田分享了自己对“墓葬美术”的一些思考。他指出,在中古墓葬壁画的研究中,巫鸿先生提出的“墓葬美术”思路非常值得重视。他强调“墓葬美术”的研究目的是透物见人,即透过“墓葬美术”观察古人的丧葬行为和生死观念,墓室壁画归根结底是一门关于“死亡的艺术”,反映了古人处理死亡的方式和对待死亡的态度。他还谈到了自己对墓室空间内不同媒材的互动、壁画主题的解释模式、外来佛教与传统丧葬的关系、特定历史时期壁画的宣传功能等议题的研究体悟,并就其中的疑问向与会学者们请教。

  沙龙下半场为自由讨论环节,学者们围绕此次云冈石窟历史与艺术展、高平传的专题报告和李梅田抛出的问题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研究心得。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衣丽都(YI LIDU)指出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展览。她建议年轻学者们在参观完此次云冈石窟历史与艺术展后回馈一篇展评,不仅可以与策展人交流心得、形成辩论,促进展览的改进,也有利于提高展览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参与度,加强展览的宣传。衣丽都还谈到自己对云冈石窟研究现状的思考,认为云冈石窟窟顶寺院遗址的发现非常重要,让考古学家重新认识了云冈石窟不同区域的功能问题,使得云冈石窟的整体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目前还有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如云冈石窟营造与昙曜译经的关系问题等。此外,将墓葬与石窟的研究相结合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陈悦新指出,石窟研究面临着与墓葬研究相同的困境,目前分期工作已十分完善,亟待进行方法论上的突破,将石窟艺术与墓葬美术相联系即为切入点之一。七里村M29墓葬壁画中的帷帐、车马、山形、墓顶莲花、镇墓武士等均可在云冈石窟中找到相似因素,对于怎样建立两者之间的联系,陈悦新建议从考古材料出发进行实证研究,从材料中提炼问题、解决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付阳华将墓葬壁画研究与卷轴画研究进行了比较。首先,墓葬壁画研究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壁画具有真实性,而卷轴画很容易作假,很多传世作品真假存疑,需要进行鉴定。其次,墓葬壁画处于一个大的礼仪空间之下,可以与墓内的陈设、俑群乃至地面的寺院、石窟等产生广泛联系,包含的信息十分丰富,而卷轴画只有印章、题跋等信息来源,并且不排除作假的可能,给相关研究带来了很多困难。

  付阳华指出,美术史与考古学的研究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一方面,美术史着重关注的线条、画法等问题,比较容易被考古学所忽视。中国古代画家将各种线条的描绘技法概括为“十八描”,是美术史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付阳华注意到七里村M29墓葬壁画中的一些线条遒劲有力,似乎具有“十八描”之一“铁线描”前期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缺少流传有序的传世卷轴画,北朝及以前的著名画家在美术史上基本缺席,而考古美术不仅可以对材料进行补充,还可以与美术史的研究相互印证。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赵俊杰基于考古材料谈了自己的几点认识。他发现,七里村M29墓葬壁画中的鲜卑人形象比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更多,墓葬时代比沙岭壁画墓更晚。

  关于壁画与其他美术品的关系问题,赵俊杰指出,北魏早期墓葬中似乎以壁画统领一切;至沙岭墓阶段,壁画与画像漆棺共存,可能有两套表达系统;至七里村M29阶段,壁画尚存,但漆棺上已不见画像;再往后发展出了三种不同的取向,第一种是只有漆棺、没有壁画,第二种是有屋形或房形葬具、没有壁画,第三种是只有榻、没有棺椁。屋形葬具中放置棺椁的情况十分少见,屋形葬具最初为木制结构,此后经历了从木制到石制的转向。壁画从墓葬中消失以后,其要素转移到了其他美术品上,一部分可能投射在漆棺或石葬具上,一部分可能物化为了陶俑群。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韦正指出,七里村M29墓葬壁画以大量莲花作为背景,墓顶也绘制大型莲花,与以天梯山石窟为代表的河西石窟之间有明确的关联,可以在此基础上将河西地区与平城地区的互动切实地建立起来,图像上的高度相似是两地交流联系的强有力证据。

  韦正注意到M29西壁壁画中部上方的房屋建筑十分特殊,正面左右各有一双开门,居中上方开有一方形窗户,可以作为古建筑学研究的新材料,有利于丰富对北魏建筑的理解。此外,北魏邢合姜墓出土的石椁绘满佛教壁画,其功能与意义一直是困扰学界的重要问题,韦正认为如果从古建筑学的角度对石椁进行探讨,或许可以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进。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子奇认为,石窟寺、洞窟与壁画研究的方法论十分相似,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例如,宿白先生论述的石窟寺考古学的四个研究程序同样适用于墓葬壁画研究,巫鸿也将自己提出的墓葬美术研究方法应用到了对敦煌莫高窟的研究中。

  另外,王子奇指出,历史时期考古与史前考古相比具有文献记载上的显著优势,尤其是宋元时期大量的文献为墓葬图像、寺观壁画的考证带来了很多帮助。目前很多研究在对不同区域、不同题材乃至不同领域、不同类别的墓葬图像之间建立联系或进行考证时,都缺少中间环节的支撑。这种中间环节可以是一种材料、一个理论或一种方法。近年来宋元墓葬图像研究的两个热点问题是神煞和二十四孝,两种主题均有陶俑、壁画、砖雕等多种表现形式,并且有相应的文本与之产生联系,而这会引申出很多不同层面的问题,包括如何从观念中生成文献或图像、文献与图像的文化媒材关系以及不同图像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实际上,从观念生成图像和从观念生成文献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图像研究和文献研究的方法论也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此外,图像生成以后会涉及到粉本的使用、图像程序的组织、跨类别材料的互动关系以及不同层面观念的表达程度和所受限制等问题。北朝壁画墓的发展演化实际上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该过程与墓葬空间对观念表达的限制息息相关。最后王子奇总结到,同一观念指导下的文献、图像、实物资料具有相通性,在建立这种跨类别材料的联系时需要使用中程理论来进行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沈丽华高度赞扬了工作人员为壁画修复工作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并指出科学的考古发掘、系统的材料整理和及时的信息公布缺一不可,是做好考古学研究的前提基础。

  关于壁画与陶俑的关系,沈丽华注意到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的墓道壁画与陶俑之间存在延续性,但邺城地区与平城地区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在研究该问题时要注意区域差异。他还指出,墓葬壁画是现实世界的折射。一方面,墓葬壁画包罗万象,生动展现了古代的衣食住行,对于考古学研究古代实物遗存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考古学对古代遗迹、遗物的发掘和研究可以增进对壁画内容的理解。例如,近年来发掘的东魏邺城西城门与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的门楼图之间就有不少对应之处,两者的研究可以相互促进。墓葬壁画研究作为考古学研究的一部分,其目的应当是复原古代社会历史,不能仅停留在简单的题材考证阶段,还要有对物质之上的思想观念层面的揭示。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练春海从美术史的角度对七里村M29墓葬壁画的绘制技巧和构图水平进行了评析。用色方面,M29墓葬壁画中有些画面色彩浓郁,而有些画面色彩清淡,除了褪色的原因外,也可能是画工在使用色彩时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用笔方面,画工先用朱砂起笔,再用墨色勾勒,两遍即可基本完成一座房屋建筑的绘制,表现出了熟练而高超的绘画技巧,可谓成竹在胸、意在笔先。构图方面,与习惯留有空白的汉墓壁画不同,M29墓葬壁画画面非常饱满,人物之间使用了大量的忍冬纹和莲花纹做点缀,几乎不留空白。墓顶的莲花图案做了朱砂、墨线、墨色块的三层处理,层层递进,中间的莲蓬颜色最淡,似有光从中透出,莲蓬周边的墨线明显加重,到花瓣尖部有意使用墨色块进行了突出。如此恰到好处的画面处理体现了画工对于形式美感的高超驾驭。

  练春海还结合自己对汉代壁画墓的研究讨论了壁画与墓葬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壁画对于墓葬主要起建构作用。虽然在壁画完成之后和下葬之前,有的墓室会向公众开放参观,但供生人参观并非壁画绘制的最主要目的,由于墓葬建成后很快就会封闭,所以长眠于此的墓主人才是壁画最重要的服务对象。此外,练春海还谈到,七里村M29墓葬壁画中的很多元素可以与河西走廊联系起来。从该时期的壁画内容可以看到,早期追求死后升仙的观念已逐渐淡化,转而开始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描绘。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彭明浩提出了两个问题与在场学者探讨。第一个是墓葬壁画与石窟的汉化问题。彭明浩注意到,墓葬壁画中汉化因素的出现时间要比石窟早很多,例如沙岭M7墓葬壁画中的汉族服饰、七里村M29墓葬壁画中的汉族服饰和建筑形式等,都显示至少在云冈石窟开凿前,平城地区的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很多汉族因素。石窟研究中通常将汉化因素的出现与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联系起来,这样一来,石窟汉化的时间就要比墓葬壁画晚二十余年,造成这种时间差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第二个是壁画墓的空间设计问题。彭明浩注意到七里村M29中的漆棺遮挡了部分壁画的观看视角,进而提出:一些墓葬中的壁画与漆棺、俑群是否存在先后两次设计?一次是建造墓葬时对壁面壁画的设计,一次是入殓期间对漆棺和俑群的设计。两次设计对应了怎样的人类行为和活动?两次设计完成后如何在墓葬中进行统合?在场学者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单月英指出此次云冈石窟历史与艺术展实现了对学术研究成果的有效转化,达到了为学术研究服务的目的。接着,她谈到了墓葬壁画与宗教信仰的关系问题。墓葬壁画是墓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内容十分庞杂,既有反映现实生活的“实”的内容,也有表现思想信仰的“虚”的部分。汉墓壁画中流行云纹装饰,仙气十足,而以七里村M29为代表的北魏壁画普遍流行忍冬纹和莲花纹装饰,这种装饰的使用是否与墓主人的佛教信仰有关我们无法确定,从中可以引申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墓葬中的哪些因素可以作为墓主人佛教信仰的切实体现?哪些不可以?以镇墓兽为例,早期的镇墓兽反映的思想信仰更多与道教有关,而七里村M29北魏壁画中的镇墓兽表现的是多种宗教信仰的共存还是已成为佛教信仰的一部分,还需要再仔细研究。

  另外,单月英在梳理墓葬材料时发现,北魏时期男性与女性崇佛的程度似有不同。北魏时期,除夫妻合葬墓中会有忍冬纹、莲花纹等佛教的装饰纹样外,佛教氛围特别浓厚的墓葬似乎均为女性墓,如邢合姜墓的石椁绘满佛教题材,冯太后永固陵建有思远浮图等,文献记载中甚至有女性因为信佛而不与丈夫合葬、使用单人葬的情况,但男性墓葬中似乎没有佛教因素特别凸显的墓。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是否与北魏特殊的政治背景有关?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倪润安进行总结发言,主要讨论了七里村M29墓葬壁画的时代特征与文化融合问题。

  时代方面,在北魏壁画墓的发展序列里,七里村M29大致处于沙岭壁画墓、云波里壁画墓与梁拔胡墓之间的第三个位置上。倪润安从色彩、构图、空间布局、题材表现等方面总结了四个壁画墓的发展趋势。色彩上,沙岭壁画墓的画面发青发黑,从云波里壁画墓开始画面变红。构图上,沙岭壁画墓和云波里壁画墓的画面元素十分密集,到七里村M29画面已疏朗开阔很多。空间布局上,七里村M29中出现了部分题材的跨壁面表达,其北壁壁画为墓主人宴乐图,原本应该绘有百戏题材,但因为壁面容纳不下所以转移到了西壁壁画的右下角。题材表现上,七里村M29墓葬壁画中一些题材的内容有所减省。

  文化方面,七里村M29甬道壁画上的镇墓题材体现了汉文化与鲜卑文化的融合。M29甬道壁画中的镇墓武士呈跨步姿态,在洛阳地区的西晋壁画墓中可见类似形象;壁画中的镇墓兽为四脚站立,也在西晋壁画墓中常见,但该镇墓兽为猪蹄,与西晋壁画墓中的形象不同,可能是因为画工不知其原本形态,只能靠自己的想象进行创作;壁画中的黑色家犬属于鲜卑文化因素。此三者虽然有不同的文化来源,但表达的思想是相同的,即护卫墓主灵魂。汉魏南北朝时期,古人的生死观念发生了从死后升仙到魂归于墓的转变,导致墓葬壁画的主题也相应地从祥瑞转变为镇墓。在汉人的观念中,墓葬是灵魂的最终归宿,因此需要镇墓兽来守护墓葬,而在鲜卑人的观念中,狗会护送灵魂前往其最终归宿,所以两者放在同一画面中并不冲突。

  研讨会在热烈的交流声中落下帷幕,大家纷纷表示期待七里村M29墓葬壁画全部修复完成后再齐聚一堂,做更全面的讨论。

上一条:专家学者共议“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提供中国方案、中国经验、中国道路
下一条:“科学技术史在中国”浙江省历史学会科学技术史分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年会成功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