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传播思想史研究思路
数字媒介的迅速更迭重构了人与媒介的关系,智能生成内容等新趋势持续对人的思考方式产生影响。在人与媒介的关系中,如何让人重回主体性位置,新闻传播学研究如何在媒介形态的变与不变中追寻根本,引发与会专家的思考。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主任黄旦强调,历史研究从来不是为历史而历史,总是有着现实的刺激。智能时代如果是一个时代的命名,意味着我们对新闻传播现象、对媒介与人的关系的新的理解,也就是在传播范式意义上的一种颠覆性的变化。思想史研究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思想文本的排列,而是要从“思想”之变来透视传播之变,从传播媒介之变来捕捉人们的传播观念和思想之变,从而为更好地理解传播、理解传播与人的关系提供启示和借鉴。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吴予敏认为,智能时代,人们所有交流方式伴随媒介形态的转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研究新闻传播思想史时,更应注重机制问题,把宏观史学和微观史学结合起来,从微观史学的角度进入宏观史学,从机制的角度进入结构,将交流作为一个自变量,从而回到社会和文化因变量的结果上来。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芮必峰从古与今、中与外、史与论、人与物、通与专五个关系探讨了新闻传播思想史的视野与路径。“史从论出,没有理论观照的历史是麻木散乱的历史,研究任何历史都会有一定的理论观照,在研究路径上,史和论也应该结合起来,不能偏向某一方面。”他说。
在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孙玮看来,数智时代的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是清理理论预设。她谈到,当前需要重置人类主体与技术的关系,反思思想史研究中的人文叙事传统。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尤其须关注传播、媒介意涵的重构,拓展传播、媒介与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连接点,超越文本研究的既有模式,增添日常生活实践的考察维度,以启发当前的传播学研究。数智时代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正在经历范式的变化。
关注信息传播领域新变革
与会专家表示,身处当前科技大变革的时代,尤其是信息传播领域的变革日新月异,传播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核心表达与演进驱动。
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赵振祥表示,媒介技术进步,不仅拓展了媒介空间,也拓展了我们的精神和思想空间。人工智能可能会凌驾于人类社会之上,反过来驯化人类社会,导致思想智慧逐渐被众生喧嚣所淹没。因此,传播人应肩负起传播科技革命的责任和使命,让科技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发展。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黄典林表示,当前学术界对媒介技术与实践发展的思想研究存在滞后性。现实环境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往往超出了现有概念的范畴,研究者需要更多关注实践逻辑本身,尤其是在理解年轻一代和他们的文化现象时,应当真正融入年轻群体的文化语境中。思想史研究需要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以产生现实感和价值,避免学术话语的自我循环。
“生成式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既有的传播问题重新理解和阐释十分必要。”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王金礼认为,传播的过程是将实体世界去物质性而后又再度实体化,也就是将象征世界重新建构为实体世界。但进入智能时代,媒介在很大意义上成为未来世界的原型。在今天,“什么是媒介”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关于媒介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世界的问题。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操瑞青认为,当前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对思想观念的全球互动问题考察不足,在观照思想和基本史实间关系的研究中存在重思想、轻史实的现象。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这一概念存在一定的逻辑缝隙,针对其中时空关系的模糊性、新闻与传播关系的兼容性与不同思想类型的混合性,仍有待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夯实新闻传播学科基础
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化想象、话语形态和思想形式的交叉、生命哲学与生存环境的激变等命题,与会学者提出,应以主动姿态面对新闻传播正在经历的转型和挑战。
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思想史专业委员会创会会长陈卫星表示,在面对媒介现实发生重大变化时,一个快速正确的做法为夯实学科的学理基础。从人文社科发展的宏观角度整体把握,重视学科命题的多样性建构,形成动态的创造性认识图景,建设性地重构人类的信息评估能力与抽象思维能力。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谢宗贵谈到,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给新闻传播学带来前所未有的颠覆性影响,因此,在智能化语境中探讨媒介形式与思想方式的关系变革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域。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胡翼青提出,要学会适应快速变迁的社会,提高学术创新能力,重新评估新闻传播学的价值。莆田学院副校长刘明华表示,要深入思考新闻传播学的本质与使命,同时关注数字媒介时代的现实问题,坚持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要以思想史的全观性视野追问现实,从媒介的生成逻辑中探索创造的可能性,从精神的超越逻辑中凝聚自由创造的共识意向,最终将媒介之“技”与思想之“道”合和于智能化时代的生存实践。
会议由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思想史专业委员会、福建师范大学、莆田学院等单位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