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2024年12月21—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共同举办“中国神话学与中国古典学”工作坊，旨在探索中国古典文明的起源与特点，挖掘民族文化基因，丰富中国古典学学术资源。

　　起源研究视野：中国神话与古典文明的发生发展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国古典学的发生发展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创造性。在学界如火如荼的讨论中，如何看待中国古典学和古典文明的起源问题，仍然值得深究。

　　对此，北京大学特聘教授王明珂在题为《神话的社会记忆本质》的发言中指出，人如何从社会中得到意义应该是社会记忆研究的主要课题，要把神话和历史放在一个界域中研究，通过对社会情境和文本语境的比较研究来反思历史和文明，反思神话的起源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原主任叶舒宪研究员在题为《比较神话学中国学派的古典学重建》的发言中指出，包括比较神话学在内的文学人类学，一直致力于深耕中华古典文明的起承转合，尤其擅于在四重证据法的自主方法论下，找到从非文字到文字文明的文化传承。叶舒宪以“黄帝有熊氏”之所以然为例，说明了神话文本如何串联起文字出现前后的中华文化脉络，体现出中华神圣信仰的特征与传承。

　　结合人类学和科技考古前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文涛研究员在题为《理解人类文明的进程和意义》的发言中指出，170万年和55万年是人类登上世界舞台的重要节点，作为语言诞生时间，50万年前后是关键。因此，语言与符号的发展体现出人类始终要面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除了文本，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体现在语言、神话、器物各个方面，当下要围绕群的自由和个体的心灵特征两方面进行重点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谭佳教授在题为《中国神话能否成为中国古典学资源？》的发言中进一步指出，“中国神话学”是现代中国转型中形成的学术新传统。她以古史辨派为例，说明了中华文明独有的圣人崇拜和神话现象如何在对“信史”的构建中被踢出。她认为，当下对中国古典学的重视正好是中国神话学界自我反思，重新对话经史正统的好时机。

　　在个案研究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吴晓东研究员在题为《昆仑神话起源及其演变的日月两条路线》的发言中，以昆仑神话为例，结合吴楚方言、传世文献、出土铭文以及中国少数民族和南岛民族语言进行分析，展现了中国神话的发生发展如何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丁进教授立足神话学视野，在《中鼎铭“归生凤”与〈天问〉“逢彼白雉”》的发言中以《楚辞·天问》中的“白雉”之问为线索，探讨了《天问》中的“逢彼白雉”与中鼎铭文中的“归生凤”之间的关系，讨论了历史事件与神话叙事之间的关系。

　　多民族研究视野：多元一体与中国古典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多元一体是中华古典文明的突出特征，如何在中国古典学的研究中体现并促进对这一特性的理解，这仍然是难题。

　　对此，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广西艺术学院徐新建教授在题为《再说“古典”》的发言中提出，在儒家经典形成之前，许多民族都有原典存在，汉语典籍的起源和传承经历了多元漫长的承接，在交叉演进过程中，并行体现出着重于“人事”与“神圣“的两条阐释路线，中国古典学的研究也应该对应此“双重属性”。

　　在具体的民族文化研究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研究员在题为《玉魂金魄：中华民族形成史》的发言中，以早期青铜之路为例，说明青铜时代已经形成了世界体系，中华文明的圣物崇拜既有本土特色，又受游牧民族文化影响，最终形成复合型文明的中华文化。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陈岗龙教授在题为《格斯尔在印度和希腊之间》的发言中，通过对比蒙古族英雄史诗《格斯尔》和藏文《格萨尔》，尤其分析其与希腊文化的相似性，认为要在更广阔的世界文明视域中进行民族文化与中国古典文明研究。

　　西南民族大学罗庆春教授在题为《中国彝族史诗〈勒俄〉中“居木三兄弟”传说与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渊源》的发言中指出，我国许多民族都有“三兄弟”主题的口传传统，彝族的“三兄弟”指汉族、藏族和彝族。彝族起源史诗《勒俄》体现了中华传统思想起源于多元一体的价值结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蓓副研究员在题为《过去的故事与现实的情景：作为历史叙事的藏文文体“仲”（སྒྲུང།）》的发言中，以对藏文“仲”（སྒྲུང།）的研究出发，指出“仲”（སྒྲུང།）在古今语境中的割裂，要警惕现代研究视角造成对民族历史文献的语意缺失现象，从而影响对中华多元文明的理解深度。

　　比较文学视野：文明互鉴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如何建构中国古典学学科自主的知识体系？

　　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在题为《文明互鉴与世界古典学研究》的发言中指出，当前西方古典学研究亟待加强对文明交流互鉴史实的重视，中国古典学研究应当有更为宽广的视野与胸怀，秉持全人类古典文明互鉴的广阔视野和比较意识指出并完善西方古典学的薄弱环节，为推动世界古典学研究开辟全新路径。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傅勇林教授在题为《文明、文明实践与文明互鉴——关于“重写文明史”的几则断想》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古典学应基于国家发展战略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重写文明史”就是重写区域或国别文明史，需要在多维表达的全球史界域下诠释。

　　在个案研究方面，浙江工商大学蒋承勇教授在题为《文明互鉴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的发言中，以欧洲文艺复兴为例，说明文明互鉴促成了近代欧洲的崛起，西方文明不仅受到各文明影响，也是不断效法古代经典的结果。只有坚持文明互鉴，兼容并蓄，才能建立更加完善的中国古典学知识体系。

　　河南大学文学院李伟昉教授在题为《中国悲剧观念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发言中，围绕中国悲剧观念，指出中国悲剧的大团圆精神是中国民族韧性和价值观的体现，无法被西方悲剧观念涵盖。学术界围绕中国有无悲剧的争论，充分体现了在西方中心论的惯性作用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困难所在。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李伟荣教授在题为《出土文献与中国古典学的重构》的发言中，结合上博简、安大简、楚竹书、马王堆帛书等出土文献，指出出土文献是重构中国古典学的不可或缺资源。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李伟荣/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