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历史时刻，召开一场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术会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25年4月11—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和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十二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在苏州召开，来自国内2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与会。开幕式由苏州大学社会学院院长黄鸿山教授主持，苏州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宫向阳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夏春涛研究员先后致辞。宫向阳书记指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本次研讨会的召开，有助于我们深刻总结历史，展望未来，在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夏春涛所长讲道：“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抗战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树立正确的抗战史观和二战史观。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硝烟散尽，抗战精神永存。今天更需要全体中国人民弘扬抗日战争精神，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阔步迈向民族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
本次会议共收到投稿180余篇，最终遴选出30篇论文参会。研讨会以分组讨论的形式进行，围绕“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日本侵华”“战时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军抗战”“沦陷区”“战时经济、社会、文化”“战后问题”7个主题展开。
一、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针对该主题，本次会议主要围绕中共抗战的战略战术、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共抗战的舆论宣传三个方面展开探讨。
第一，中共抗战的战略战术。南开大学郭宁《从豫鄂边到鄂豫边：战略变迁与中共经略中原之经纬（1938—1941）》深入考察了中共在华中地区战略重心的变迁过程。中国人民大学文瑞钦《“刺刀见红”：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军队白刃战研究》指出，白刃战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军队的重要作战形式。中共对白刃战的重视不独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战术问题。
第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北京大学许俊拯《疑人仍用：山东根据地对外贸易中的商人（1940—1949）》指出，山东根据地对待外贸商人的政策因时而变，受思想、政策的影响，在实践中一方面以实际利益吸引外贸商人，一方面也通过教育、组织等手段加强对商人的管控。
第三，中共抗战的舆论宣传。中山大学胡锐颖《抗战时期<东南日报>与共产党在浙江的地下网络（1937—1942）》通过考察中共在《东南日报》的秘密网络，揭示了出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在报社争取生存空间与话语空间的各种努力，探讨了战时中国报业在国民党文化统制语境下的另一种特殊面相。
二、日本侵华
日本侵华一直是中国抗战史研究的重要主题。围绕该主题，本次会议主要从日本侵华的战略实施、日军兵站线的运营、日军因应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三个方面展开深入讨论。
第一，日本侵华的战略实施。南京理工大学朱时宇《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陆军的“重庆作战”计划》深入考察日军1942年春提出的“重庆作战”计划并分析其破产的主要原因。湖南师范大学姚江鸿《征服的迷梦：抗战时期日军进攻四川的战略计划及其实践》认为，研究抗战期间日军进攻四川的战略计划及实践，有助于解释日军在中国战场一系列战略实施的逻辑。
第二，日军兵站线的运营。郑州大学鲁犇《长衡会战期间日军的兵站线运营与国军应对》深入考察了日军兵站线的运营情况后指出，长衡会战期间中方对日军兵站线的持续性打击，不逊色于前线第十军的奋战，应给予新的认识与评价。
第三，日军因应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南京大学马海天《日本华北方面军对八路军游击战的因应（1937—1945）》提出，日军无法战胜八路军的原因之一在于，日军始终未能认识到游击战背后的群众基础，其短视的战术应对和对中国民众的暴行进一步加深了华北人民的抗日情绪。
三、战时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
当前，外交档案的解密与运用大大拓展了青年学者的学术视野，使得抗战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得到进一步的重视与加强。针对该主题，本次研讨会主要涉及战后英国对日索赔、抗战时期的苏日关系、抗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三方面内容。
第一，战后英国对日索赔。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钊《战后初期英国对日本索赔政策的制定与演变》考察战后英国对日索赔政策的制定及其演变的全过程，分析其对日索赔政策形成的原因、目的及其产生的影响。
第二，抗战时期的苏日关系。南开大学吴启睿《苏日关系阴影下的中苏复交交涉》对1932年中苏复交这一历史事件进行细致梳理，认为国民政府话语权极其有限，日苏有关《互不侵犯条约》的交涉对中苏复交产生了重要影响。上海社会科学院陆昆《苏日缓和与中国抗战（1939—1941）》指出，面对1939—1941年间的苏日关系缓和趋向，中国在确保苏联对中国抗战根本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保持了高度的战略定力，最终与苏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友。
第三，抗战时期的国际关系。西南大学马振波《1943年平等新约后中国政府关于外商监管的探索——以英美在华职业团体为中心的考察》通过对英美在华职业团体的考察，指出战后外侨大量涌入，国民政府迫于国内工商界的压力重审外商加入同业公会政策，并最终制定了“自由主义”外商政策。浙江工商大学徐亮《筹建飞虎队：鄱雷、中央飞机制造厂与美国志愿队的前期运营》关注鄱雷与中央飞机制造厂协助陈纳德组建美国志愿队及其前期运营情况，指出陈纳德与鄱雷在美国志愿队组建过程中的地位之争，不仅影响志愿队前期的运营情况，更影响战后对于志愿队组建叙事的回溯。
四、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军抗战
关于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军抗战问题，本次研讨会的论文主要涉及战时国民政府的经济活动、边疆建设、舆论抗战三个方面。
第一，战时国民政府的经济活动。湖南师范大学虢啸虎《资源与支援抗战——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黄金开发研究（1937—1941年）》探讨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黄金的开发问题，指出“跃进式”开发存在通货膨胀、资金短缺、环境制约、利益纠纷等多重问题，致使实际开发结果远不及国民政府预期。南开大学潘岩《维护生命线：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湖北地区的公路维持与物资运输》提出交通在现代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政府、湖北省政府及湖北境内的主要军事单位纷纷采取措施，试图从运输工具、运输道路、运输人员等方面进行调剂规范，从而保障战时前后方物资运输畅通。
第二，边疆建设。苏州大学傅亮《“树国威于边土”：全面抗战后期新疆关的筹设（1943—1945）》探析新疆关成功设立的来龙去脉，强调国民政府设立新疆关的主要目的不是征收海关税收，而是出于国家声誉和国际尊严的政治考量。
第三，舆论抗战。湖南师范大学尚伟《舆论的进击：中国政府对日本“南进”的政治演绎与对外宣传（1939—1941）》指出，对中国政府对于日本“南进”的符号化宣传及政治演绎有其先见性，然终未能实现其试图通过外力介入远东局势的政治期望。
五、沦陷区
关于沦陷区问题，本次研讨会的论文主要涉及中共在沦陷区的活动、沦陷区的社会组织、日伪基层政权、日伪在沦陷区的粮食掠夺四个方面。
第一，中共在沦陷区的活动。中国政法大学冯鹤《灵活与顽强：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南京青年对“奴化教育”的抗争》探讨了中国共产党针对日伪在南京推行的“奴化教育”所采取的诸多灵活而顽强的工作举措。文章认为，由于策略得当，中国共产党领导南京青年沉重打击了日伪“奴化教育”的图谋。
第二，沦陷区的社会组织。首都师范大学涂冰玥《华北沦陷时期俄侨防共委员会的成立及活动（1937—1944）》指出，“俄侨防共委员会”在华北沦陷时期开展的各项企图令俄侨服从日军领导的工作，不仅没有奏效，且导致俄侨与“俄侨防共委员会”、“俄侨防共委员会”与日本特务机关之间逐渐离心。
第三，日伪基层政权。苏州大学徐鹤涛《日伪统治时期河北大乡制研究》以日伪在华北统治时期的大乡制为研究对象，指出大乡制对河北基层组织体系和地方行政有影响但不应夸大，其实行对伪政权强化基层控制作用有限。
第四，日伪在沦陷区的粮食掠夺。厦门大学秦文博《亦军亦商：抗战时期日伪对广东沦陷区的粮食指定商征购制度与实施》认为，抗战时期日伪在广东沦陷区推行粮食指定商征购制度，但因其势力无法渗透至各县的乡村，削弱了伪政权对基层区域的汲取能力与粮食征购的实际效能。
六、战时经济、社会、文化
近年来，有关抗战时期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问题越来越引起青年学者的关注与重视。针对该议题，与会学者主要围绕战时社会组织、战时社会心理、战时社会经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战时社会组织。华中师范大学王昊仲《乡村工业的基层载体：全面抗战时期两湖地区县营民生工厂研究》对全面抗战时期两湖地区的县营民生工厂发展历程进行细致考察，认为县营民生工厂在抗战时期从战前的救助性机构转变为生产性机构，且并不十分依赖商人这一社会力量的参与。
第二，战时社会心理。南京大学周瑞瑞《抗战与国际宣传：一个中国记者的战时轨迹与对外书写》以孟长泳对中国抗战的国际宣传为研究对象，以微观形式呈现出抗战时期国家、政府、社会的起伏变化，中外关系的复杂交织。
第三，战时社会经济。苏州大学杨峻懿《近代日轮侵渔背景下江浙渔业秩序的危机与应对》运用大量日文档案材料，分析近代江浙渔业秩序失衡的内外原因，并强调为应对危机，江浙沿海地区采取政府监管下的渔民武装自卫方式来应对海盗、恢复渔业生产。电子科技大学刘岩岩《华北抗日根据地货币印制及对红色金融现代转型的推动——基于技术扩散与制度构建的考察》主要探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红色金融发展之路。文章认为，华北抗日根据地各印钞机构实现了知识分子工人化、职工队伍知识化、军事化和企业管理的融合，推动战时红色金融事业逐步向现代化转型，为新中国银行事业发展奠定了技术和制度基础。
七、战后问题
本届研讨会的参会论文还特别关注到战后问题，探讨了中日洽降、华侨索赔、战后国民政府的国防安全、对日文物追索等议题。
第一，中日洽降。南京理工大学郭洋《“流产”的洽降：1945年中共争取和平接收日军谈判始末》梳理了芷江洽降前中共与日军间洽降活动的具体经过。文章认为，中共与日军这次不成功的洽降展现了国共双方着眼战后之角力，以及美、苏、国、共、日五方关系错综复杂的多重历史面向。
第二，华侨索赔。鄂尔多斯高新区管委会孙航《从“辅车相依”到“背盟败约”：国民政府参与菲律宾华侨二战损失赔偿研究（1944—1949）》认为战后菲律宾华侨对二战损失的索赔之所以会陷入泥淖，主要是由国民政府既定的全面内战错误政策、盟国之间相互掣肘以及美国主导下的国际地缘战略转变所致。
第三，战后国民政府的国防安全。中央民族大学李俊杰《战争、地缘政治与集体安全：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战后国防安全构想》指出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提出了战后集体安全构想和睦邻方针，倡议建立国际集团会和签订太平洋各国互助条约，其中国际集团会设想也为联合国的成立提供了一种蓝本。
第四，对日文物追索。故宫博物院白杨《抗战胜利后的对日文物追索——以张三畬堂缂丝刺绣为例》以张三畬堂缂丝刺绣为个案研究，聚焦于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文物追索问题。文章认为，考察“张三畬堂缂丝刺绣”的追索过程有助于还原国民政府对日文物追索的更多历史细节，同时也映射出时人在文物保护与管理领域的理念、行为及局限。
结 语
会议综合讨论暨闭幕式环节由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武向平教授主持。在场资深专家高度肯定《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通过青年学者研讨会培养抗战史研究后备人才的重要意义，并对青年学者提出殷切希望。苏州城市学院高士华教授鼓励青年学人今后应尽量提升参会论文的成熟度。南方科技大学江沛教授建议，抗日战争史研究不仅要不断加强深度和广度，更需要回到历史的场景中进行深入研究。苏州大学朱蓉蓉教授指出，与会青年学者在学术研究方面应努力做到求真务实。南京理工大学陈钊教授表示，抗日战争史研究除了重视政治、经济、军事等研究外，更需要加强日语、俄语等外语的学习，多方利用外国档案非常重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洁研究员指出，抗日战争史研究除重视对战争本身的研究外，要从更高维度去探讨战争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变革。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徐志民研究员提出，在新的历史机遇下，应该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抗战史学科的三大体系，加强抗战史学科的建设。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高国荣研究员对研讨会内容进行总结。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是一个紧绕抗战史研究主题开展的学术研讨会，自举办以来已培养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提高了中国抗战史研究的整体水平。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来临之际，广大中青年学者应抓住契机，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
